王海洋:像卡夫卡那样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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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海洋随身带着两个手机,一个接工作电话,另一个接私人电话。
  他在南京开了一家架子鼓培训学校,专门教各种年纪的小朋友打鼓。在他的那个朋友圈里,一个个家长都在晒娃。
  他的另一个身份,是知名摇滚乐队“野外合作社”主唱。在他的这个朋友圈里,有他爱恨情仇的生活,以及和音乐相关的一切。
  今年3月,“野外合作社”巡演到上海,万代南梦宫挤得水泄不通,空气里凝着热气。台下,是他们的歌迷,喊着歌名,喊着王海洋的名字。
  散场后,作为一个摇滚乐队主唱,他被合影,被表白,被赞美,被赠送着小礼物。
  第二天,他又回到了南京,回到他的教室,整理乐器,打扫卫生,等着小朋友们准点被家长送来上课。
  就像昨晚的一切没有发生过一样。
  我哥的抽屉里放满了许美静、张惠妹、王菲、王杰……
  2018年的专辑《台风》,为“野外合作社”赢得了业内的一片好评。演出时,被台下歌迷喊得最多的歌名,是那首《复活》。
  事实上,《复活》并不算是一首歌,但因为这首歌,王海洋被评价为“像一位诗人”。《复活》由王海洋作曲,并配上他一个人长达六分多钟的念白:“放心吧,爸爸,过不了多久,我就会把你的钱还上,连同你为我感到的羞耻,一起还上……”
  “我父亲的控制欲太强了,就像我一辈子都想走出的阴影。我很能理解卡夫卡,他以为结婚之后就可以摆脱自己的父亲,没想到却是越来越像自己的父亲。”王海洋今年32岁了,说话做事温温吞吞,远没有他写的歌词那么直接,直到他说起自己在《复活》里反复念叨的父亲。
  王海洋的家乡在北京房山区河北镇磁家务村,离北京市区很远,远到他都忘了自己也是一个北京人。
  他的父亲是煤矿上的高级电工,村里第一台广播,就是他父亲制作的。父亲在村口架起喇叭,整个村子的人都能听到他放的音乐。早在1980年代,王海洋的父亲就拥有了海鸥的双镜头相机,每天躲在自己的暗房里洗照片。家里的收音机、电视机,也全都是他父亲捣鼓出来的作品。《家电维修》杂志,他父亲一期都没拉下,几近痴迷。
  乡村闭塞,在幼年的王海洋眼里,父亲是英雄也是暴君。他只要比父亲规定的时间晚一分钟回家,就得挨一顿打骂。他的活动范围,是离家不超过300米。
  家里的另一位英雄,则是大他8岁的哥哥。因为兄弟俩相差的岁数大,他总觉得父亲、母亲和哥哥是一家人,他则是被排除在外的那个。是哥哥攒下的那两百多盒磁带,陪伴他度过了青春期。“我哥的抽屉里放满了许美静、张惠妹、王菲、王杰……我本来觉得自己最喜欢王杰和张信哲,后来才知道自己反反复复听得丢失了封面的,是Nirvana(涅槃乐队)。父亲管得太严了,我就想在这样的音乐里发泄。”
  初中时,王海洋和班里的班长交上了朋友。“他是那种对着一帮痞子单挑,阎王老子也不怕的那种人。那时,所有的男生都爱古惑仔,可他会和我聊小说,推荐我看了朱少麟的《燕子》。从此以后,我像变了一个人。本来我跟谁都玩得很好,看了小说,我觉得身边的人都特别幼稚。”王海洋至今还记得《燕子》里的句子,并当场念了起来:“他们的心里都有一双翅膀,有时比肩,有时单飞,但飞行从没停歇。”
  也是这个男生,教会了王海洋弹吉他,而他教的第一首曲子就是花儿乐队的《静止》。从那以后,一个又一个新的名字涌向王海洋:新裤子、阿弟仔、刺猬、简迷离……
  一个新的世界,就此向他打开了大门。
  我想离我父亲远一点
  高中,像是人生的一道分水岭。王海洋考上了北京市的重点高中,而他的那位好朋友则去了区重点中学。他们保持了一段时间的通信,朋友在信里写:“我们是挚友,不是伙伴。”
  王海洋在北京市区住校,有时会回房山,“见到初中的那些同学时,我一瞬间意识到,平台不同,资源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学校的那些老师就是高考出卷的老师,他们会直接告诉学生,这些不用看,高考不会考。可那些留在房山的同学,学得又苦又累,得不到指引。”
  父亲的严厉还是没有改变。王海洋的房间顶上有一扇天窗,父亲会爬到天窗上监视他有没有在学习,常常半夜两三点就逼他起来看书。王海洋唯一爱看的是与语文教材配套的课外读物,“这里面有很多小说的片断,比如《百年孤独》。我那时才意识到,文学是好玩的,小说很有意思。我最爱看的是《茶馆》,对王利发印象太深了。他左右逢源,见到上等人说官话,见到下等人则说土话。”
  《茶馆》让王海洋重新审视北京城,阅读各种杂书去了解这个城市。比如,为什么崇文门在左,宣武门在右。但即便如此,他還是在高考志愿表上义无反顾地填写了南京的大学,“我想离我父亲远一点”。
  2006年,王海洋背着一把吉他,拖着一个行李箱,去南京上学。很快,他就组了自己的第一支乐队。
  那是校园网风行的年代,时不时有人在网上分享一些看不懂的诗或者歌词。“我看到很多人在夸左小祖咒的词写得好,我却完全看不懂他到底在说什么。”于是,王海洋转身来到图书馆,开始研究起了诗歌。起先,他也和很多人一样,从海子看起。他最喜欢的是那首《半截的诗》:“他写‘你是我的,半截的诗,不许别人更改一个字’,海子对女人的控制欲太强了。当时,我喜欢一个女孩,我心里想的是,任何男人都配不上你,除了我。”
  他也看被称为“下半身诗人”的沈浩波,以及一些不出名的诗人,但最喜欢的是陈东东和朵渔。今年春天,在无锡的一场诗歌音乐节上,王海洋与陈东东在一场讲座上同台了,但他没好意思向诗人表达自己的喜爱之情。
  诗看多了,王海洋慢慢有了自己的偏好,“还是偏向于叙事性。所以我不想再写以前那种歌词了,不想像方文山那样辞藻堆砌。”
  王海洋自称是一个很晚熟的人,他承认自己看书的目的不单纯,说自己有一种“报复”心理:“我看书是为了学习如何写歌词,也是怕别人觉得我不懂。我想的是,他们有钱,但我有文化,我用这种特殊的才能来得到尊严。这与别人拼命赚钱肯定自我也没什么差别。我是曲线在救自己。如果一个男生帅一些有钱一些,可以直接得到女生。我需要不断看书、做乐队,才能在很多年后让那些离开我的女生对我另眼相看。”   我就是方枪枪本人,一样在懦弱中带着反抗
  虽然带着狠狠的“报复心”,但王海洋是真的喜欢上了阅读,常常一个星期看掉两三本书。除了诗歌,他在大学期间还疯狂地看小说,最喜欢的国内作家是王朔、王小波、阿城和阿乙,“王朔的那本《我是你爸爸》,和我从小生长的环境太贴近了。我看的时候,觉得他写的就是我爸爸,我就是方枪枪本人,一样在懦弱中带着反抗”。
  毕业那阵子,王海洋失恋了。带着种种失意,他回到了北京,在一家药厂当会计。然后有一天,他发现那是一家假药厂,因为他听见销售部经理对总经理说“这药过期了”;总经理异常平静:“把生产日期撕下来,再贴一个吧。”
  那时,王海洋每天需要花费六个多小时往返于北京市区和房山。他能用来消耗时间的,只有看书。他看波德莱尔、叶芝,格外钟情于金斯堡这样的“垮掉派诗人”,他还喜欢海明威的纪实类文学,“因为我更喜欢那种结实的触动。有一天,我再回过头去听左小祖咒,发现非常喜欢,比如《平安大道》《阿诗玛》《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
  他最终还是没有在故乡久留,又一次离开家,离开他的父亲,继续到南京做乐队。
  第一张专辑,是在极其简陋的环境下制作的。时隔一年,他们才开始得到业内的认可,很多人开始讨论王海洋的词,认可他写词的才华。“我不知道我的词好不好,我是在现实的基础上,写一些后朦胧的诗。不像海子,他是一个在诗歌语言里建立自己王国的人。”
  他的歌词甚至还被一些歌迷印到了自制的周边上。大家都很喜欢他在《南京之声》里的那句“星星依然挂在远方,我的头皮开始发痒”,有一种奇妙的通感;而他自己想到的,却是《诚实假日酒店》里的那句:“飞儿, 我们不能总是带着敌意交换身体。”
  王海洋的父亲曾经在他刚刚开始学音乐时嘲笑他,说他什么都不懂,也不让他做乐队。去年,第二张专辑《台风》发行后,王海洋还是送了一张给父亲。这也意味着,他父亲听了那首反复念着“放心吧,爸爸”的《复活》。
  他假意告诉父亲说这首歌写的是电影《楚门的世界》,“他应该把那张专辑都翻烂了吧。这依然是卡夫卡式的还债。”
  王海洋×他的书单
  王海洋可能是最常去书店听诗人或作家讲座的摇滚乐队主唱了。他常常戴着一顶鸭舌帽,背着一个很沉的双肩包,里面放着他喜欢吃的馕或烧饼,以及他最近在看的书。
  他喜欢边看书边在书上画线做笔记。最近被他涂得很厉害的那本,是《包豪斯剧场》。因为,他想在秋天的时候,做一场带有话剧意味的沉浸式不插电专场。
  《包豪斯剧场》 (奥斯卡·施莱默 、拉兹洛·莫霍利-纳吉、法卡斯·莫尔纳)
  它标志着现代设计的开端,涉及剧场、影院、造型的方方面面。王海洋去年在舞台上的突破,就是把自己扮成了一个希斯·莱杰造型的小丑。他想了解包豪斯对于舞台设计的理念,这本书对他来说,不枯燥,有很多配图,直观地看到了“打破第四堵墙”。
  《民谣流域》 (李皖)
  看《民谣流域》的时候,王海洋感到李皖是在用一种理科生的思维去梳理近现代音乐的脉络。他发现,在任何一个现代音乐發展的节点,都会出现一个整理民歌的人。在中国,这个人就是王洛宾。
  《肖邦传》 (贝尔纳·加沃蒂)
  以前,王海洋总觉得肖邦是个浪漫的才子。读这本描述肖邦从出生到死亡的传记时,他才发现,肖邦有着高度疯狂的洁癖,他甚至讨厌肉体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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