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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巴金小说《激流三部曲》有着浓厚的悲剧意蕴。巴金笔下的悲剧,可分为个体生命的死亡悲剧、个体性格的死亡悲剧和整个“家”崩溃灭亡的悲剧。在作者抒写死亡悲剧的背后,有对旧制度的憎恨,也有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生命美的追求。
[关键词]巴金;《激流三部曲》;死亡悲剧艺术
[中图分类号]I2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0)04-0065-02
巴金小说《激流三部曲》通过一系列故事情节的描写和人物形象的塑造,展示了新旧民主主义交替时期大家族崩溃衰败的历史命运。巴金在《激流总序》中说:“几年以前我流了眼泪读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曾在书前的一页空白上面写下了‘生活本身就是一个悲剧’这样的一句话。”①可见巴金对生活的悲剧有着敏感的心,尽管他后来又说:“事实并不是这样。生活乃是一个Jeu。”但是在他的潜意识里,总是有着消极乃至有些绝望的恐惧。这些反映在他的小说里,具体化为小说的死亡悲剧气息。
首先看个体生命的死亡悲剧,可以称之为“死去的悲剧”。
在《激流三部曲》中,有鸣凤、瑞钰、梅以及蕙等美丽女性死亡的悲剧。巴金说:“我的周围是无边的黑暗……我无论在什么地方总看见一股生活之激流在动荡,在创造它自己底径路……在它的途中,它曾发射出了种种水花,这里面有爱,有恨,有欢乐,也有受苦。”②这些“受苦”集中体现在生活在“无边的黑暗”的女性身上。鸣凤是第一个死亡悲剧,“十六岁的婢女”,其出身地位和历史命运注定她是悲惨的。她生活在高家这座封建王朝的最底层,没有丝毫的人身自由,更谈不上追求自己爱情幸福的奢望,在苦难中长大,在高家任人摆布。席勒说:“悲剧的目的是激起同情的激情,形式是赖以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那么对动人的行动的模仿,必须包含最激烈地激起同情的激情的全部条件,即最有利于激起同情的激情的形式。”?譻?訛鸣凤的身上有着这样的条件,在周氏决定把鸣凤送到冯乐山那里做小老婆的时候,鸣凤的情感开始崩溃,她最担心、最害怕的事情发生了,她那最小的愿望“我也不想生在有钱人家做小姐,我没有这个福气。我只求你不要送我出去。我愿意一辈子在公馆里头服侍你,做你的丫头,时时刻刻在你的身边……有时候你真像天上的月亮……我晓得我的手是挨不到的”也实现不了。“一切都是命中注定了的,你不能够改变它。”在这样的情况下,连绝望都是不可抗拒的。“这个‘死’字便是薄命女子的惟一出路,她很相信这个。”最终她无路可走,纵身跳入了冰冷的湖水中。
除了鸣凤之外,个体生命的死亡悲剧还有梅和瑞钰。梅同觉新的感情在“家”的氛围里,没有任何表白的可能。在包办婚姻的束缚下,梅的命运很不幸,由于与觉新八字不合,“两造的命相克,不能配合”,其根本的原因是他们的家长在牌桌上的纠结,互相拿孩子的婚姻向对方报复,结果梅嫁给了别人,不久便孀居,“陪着那个顽固的母亲,过着那种尼姑庵式的生活” 。由于过早地失去青春,“心里感觉到一阵酸痛”,最终悲惨地死去。瑞钰和梅相比是幸运的。她遇到了一个好丈夫觉新,尽管这是抓阄抓来的。“她的外貌具有一种丰腴富态的美,这在规矩繁多的封建家庭里当然是不可或缺的条件,她的内心又极其大度、宽容并富有同情心,以致当她发现梅就是丈夫的心上人之后仍能压抑内心的痛苦去真诚的安慰梅,仍能和梅毫无芥蒂的相处;她又极有才华,非常内秀。”④瑞钰就这样生活在高家的大家庭里,巴金赋予“瑞钰温顺美丽大度慈爱而且对于与自己同命运弱女子的富有怜悯之心的动人性格” 。⑤然而在“血光之灾”的迷信压迫下,悲剧再次发生在这些“品德极为纯洁高雅”⑥的女性身上。表现个体生命的死亡悲剧的,还有蕙表妹和淑贞的死亡。黑格尔说:“感动就是情感上的共鸣。”沈从文说:“美丽使人忧愁。”林徽因曾把美分为个体生命之美、人生生命之美、宇宙生命之美三个层次:个体生命的美短暂珍贵,宁肯消逝也不该含有杂质;人生生命的美是选择不同的河道奔波,认命又不空然从命;宇宙生命的美是生命理想的延展,对个体生命消失的淡然、泰然是将其纳入了整个宇宙,此番生命之美消失,还会有下番生命之美。是说对个体生命而言,永恒即便是谎言,但若推到宇宙的大视角,这生死的变换又不得不显得伟大了。⑦巴金尽情地表现着这些悲剧女性的个体生命美,“在这些女性最为困难的情况下”,乃至在自己的个体生命即将结束时,“她们越是把自己的爱表现得充分”。⑧
再说个体性格的死亡悲剧,可以称之为“活着的悲剧”。
觉新“是一个思想矛盾、性格复杂的人物”。由于他特殊的家庭地位——长房长孙,家庭中错综复杂的矛盾都集中到了他的身上:一方面,觉新从自身的痛苦遭遇中同情觉慧和觉民;另一方面,长房长孙的家庭角色,又使他必须按照家长的意愿管教他们。“他们把对你们的怨恨全集中在我一个人身上。你们得罪了他们,他们只向我一个人报仇。”觉新不能直接责罚两个弟弟,而他们却把“对封建家庭的憎恨发泄在对他们惟命是从、听从他们调遣”⑨的哥哥身上;反而觉新还替弟弟受着“来自封建家庭的种种无休止的责难” 。⑩原本天资聪慧、好学上进、受过“五四”新思想的洗礼,也曾拥有过美好的理想的知识青年,最后成了“人格分裂,失去自我,具有双重性格的知识分子”,成了“站在中间的人”的典型代表。
觉新热恋过梅,却无力反抗家长的无理安排;他深爱着自己的妻子,却愿意避讳“血光之灾”最后将她摧残致死;他暗恋着蕙表妹,却不敢面对自己的爱情,最终“蕙的归宿假如可以比作绞刑架,他便是一个建造绞刑架的木匠” 。他内心羡慕并支持两个弟弟的反抗行为,却要帮助家长压制他们。觉新已经没有了自己的性格,他永远都是活在别人的控制之下,没有自我。觉新性格的死亡,是封建家庭的牺牲品。在《秋》的最后,作者写道:“有些读者会误解地发问:觉新究竟算不算是有着充实的生命力的人呢?我可以确定地回答:他自然不是。”觉新的性格死亡悲剧,挖掘出了封建专制主义重压下民族懦弱苟且的国民性,其根源就是封建等级制度以及封建传统思想的毒害。这两者结合起来,就形成了《激流三部曲》的第三个悲剧——“家”的死亡悲剧,我们称之为“最后的悲剧”。
《家》集中展现了封建大家庭的典型形态,在高老太爷的统治下,这个家庭充满血腥的罪恶,害死了鸣凤,害死了瑞钰,各种矛盾已经开始激化。《春》中的蕙表妹的悲剧与淑英的反抗形成对比,《秋》表现了旧家庭的分崩离析。高家的二、三代道德加速腐化,高家已后继无人,“家”在《秋》里面已完全崩溃,走到了终点。这样,三部曲就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探索了封建专制大家庭的罪恶以及支撑这个制度的封建礼教,表现为在大革命的洪流冲击下封建制度的必然覆灭,将“家”投入到了这股激流当中去,最终沉入历史的长河而不复存在。
巴金小说中的死亡悲剧并不是消极的,而是消极中带有积极;并不是低沉的,而是沉重中含有高昂。他有着对“黑暗激流”的恐惧,同时,也有着对“激流流进大海”的向往。巴金写那些美丽女性的死亡,正是出于对美的向往、对生命的尊重。写觉新性格的死亡,也是对他有着深沉的爱与期望。巴金是以自己的大哥为原型来塑造觉新的,写作途中大哥的自杀对他的打击很大,他把对大哥所有的爱都转注到了觉新身上,“我的上进之心并未死去”,也是对他最后难以割舍的爱。爱之深,恨之切。正是因为爱,浓郁的死亡悲剧则更反衬出巴金对于生命的渴望与尊重。
[注释]
①②汤叔敏:《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巴金专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5页。
③席勒:《论悲剧艺术》,转引自汪应果《巴金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64页。
④⑤⑥⑧汪应果:《巴金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69页、第242页、第207页。
⑦刘巍:《哲学生命意识与现代女性的角色定位——宿命、危机与和谐的书写流变》,《理论学刊》,2009年第1期。
⑨⑩张慧珠:《巴金创作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5页。
[关键词]巴金;《激流三部曲》;死亡悲剧艺术
[中图分类号]I2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0)04-0065-02
巴金小说《激流三部曲》通过一系列故事情节的描写和人物形象的塑造,展示了新旧民主主义交替时期大家族崩溃衰败的历史命运。巴金在《激流总序》中说:“几年以前我流了眼泪读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曾在书前的一页空白上面写下了‘生活本身就是一个悲剧’这样的一句话。”①可见巴金对生活的悲剧有着敏感的心,尽管他后来又说:“事实并不是这样。生活乃是一个Jeu。”但是在他的潜意识里,总是有着消极乃至有些绝望的恐惧。这些反映在他的小说里,具体化为小说的死亡悲剧气息。
首先看个体生命的死亡悲剧,可以称之为“死去的悲剧”。
在《激流三部曲》中,有鸣凤、瑞钰、梅以及蕙等美丽女性死亡的悲剧。巴金说:“我的周围是无边的黑暗……我无论在什么地方总看见一股生活之激流在动荡,在创造它自己底径路……在它的途中,它曾发射出了种种水花,这里面有爱,有恨,有欢乐,也有受苦。”②这些“受苦”集中体现在生活在“无边的黑暗”的女性身上。鸣凤是第一个死亡悲剧,“十六岁的婢女”,其出身地位和历史命运注定她是悲惨的。她生活在高家这座封建王朝的最底层,没有丝毫的人身自由,更谈不上追求自己爱情幸福的奢望,在苦难中长大,在高家任人摆布。席勒说:“悲剧的目的是激起同情的激情,形式是赖以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那么对动人的行动的模仿,必须包含最激烈地激起同情的激情的全部条件,即最有利于激起同情的激情的形式。”?譻?訛鸣凤的身上有着这样的条件,在周氏决定把鸣凤送到冯乐山那里做小老婆的时候,鸣凤的情感开始崩溃,她最担心、最害怕的事情发生了,她那最小的愿望“我也不想生在有钱人家做小姐,我没有这个福气。我只求你不要送我出去。我愿意一辈子在公馆里头服侍你,做你的丫头,时时刻刻在你的身边……有时候你真像天上的月亮……我晓得我的手是挨不到的”也实现不了。“一切都是命中注定了的,你不能够改变它。”在这样的情况下,连绝望都是不可抗拒的。“这个‘死’字便是薄命女子的惟一出路,她很相信这个。”最终她无路可走,纵身跳入了冰冷的湖水中。
除了鸣凤之外,个体生命的死亡悲剧还有梅和瑞钰。梅同觉新的感情在“家”的氛围里,没有任何表白的可能。在包办婚姻的束缚下,梅的命运很不幸,由于与觉新八字不合,“两造的命相克,不能配合”,其根本的原因是他们的家长在牌桌上的纠结,互相拿孩子的婚姻向对方报复,结果梅嫁给了别人,不久便孀居,“陪着那个顽固的母亲,过着那种尼姑庵式的生活” 。由于过早地失去青春,“心里感觉到一阵酸痛”,最终悲惨地死去。瑞钰和梅相比是幸运的。她遇到了一个好丈夫觉新,尽管这是抓阄抓来的。“她的外貌具有一种丰腴富态的美,这在规矩繁多的封建家庭里当然是不可或缺的条件,她的内心又极其大度、宽容并富有同情心,以致当她发现梅就是丈夫的心上人之后仍能压抑内心的痛苦去真诚的安慰梅,仍能和梅毫无芥蒂的相处;她又极有才华,非常内秀。”④瑞钰就这样生活在高家的大家庭里,巴金赋予“瑞钰温顺美丽大度慈爱而且对于与自己同命运弱女子的富有怜悯之心的动人性格” 。⑤然而在“血光之灾”的迷信压迫下,悲剧再次发生在这些“品德极为纯洁高雅”⑥的女性身上。表现个体生命的死亡悲剧的,还有蕙表妹和淑贞的死亡。黑格尔说:“感动就是情感上的共鸣。”沈从文说:“美丽使人忧愁。”林徽因曾把美分为个体生命之美、人生生命之美、宇宙生命之美三个层次:个体生命的美短暂珍贵,宁肯消逝也不该含有杂质;人生生命的美是选择不同的河道奔波,认命又不空然从命;宇宙生命的美是生命理想的延展,对个体生命消失的淡然、泰然是将其纳入了整个宇宙,此番生命之美消失,还会有下番生命之美。是说对个体生命而言,永恒即便是谎言,但若推到宇宙的大视角,这生死的变换又不得不显得伟大了。⑦巴金尽情地表现着这些悲剧女性的个体生命美,“在这些女性最为困难的情况下”,乃至在自己的个体生命即将结束时,“她们越是把自己的爱表现得充分”。⑧
再说个体性格的死亡悲剧,可以称之为“活着的悲剧”。
觉新“是一个思想矛盾、性格复杂的人物”。由于他特殊的家庭地位——长房长孙,家庭中错综复杂的矛盾都集中到了他的身上:一方面,觉新从自身的痛苦遭遇中同情觉慧和觉民;另一方面,长房长孙的家庭角色,又使他必须按照家长的意愿管教他们。“他们把对你们的怨恨全集中在我一个人身上。你们得罪了他们,他们只向我一个人报仇。”觉新不能直接责罚两个弟弟,而他们却把“对封建家庭的憎恨发泄在对他们惟命是从、听从他们调遣”⑨的哥哥身上;反而觉新还替弟弟受着“来自封建家庭的种种无休止的责难” 。⑩原本天资聪慧、好学上进、受过“五四”新思想的洗礼,也曾拥有过美好的理想的知识青年,最后成了“人格分裂,失去自我,具有双重性格的知识分子”,成了“站在中间的人”的典型代表。
觉新热恋过梅,却无力反抗家长的无理安排;他深爱着自己的妻子,却愿意避讳“血光之灾”最后将她摧残致死;他暗恋着蕙表妹,却不敢面对自己的爱情,最终“蕙的归宿假如可以比作绞刑架,他便是一个建造绞刑架的木匠” 。他内心羡慕并支持两个弟弟的反抗行为,却要帮助家长压制他们。觉新已经没有了自己的性格,他永远都是活在别人的控制之下,没有自我。觉新性格的死亡,是封建家庭的牺牲品。在《秋》的最后,作者写道:“有些读者会误解地发问:觉新究竟算不算是有着充实的生命力的人呢?我可以确定地回答:他自然不是。”觉新的性格死亡悲剧,挖掘出了封建专制主义重压下民族懦弱苟且的国民性,其根源就是封建等级制度以及封建传统思想的毒害。这两者结合起来,就形成了《激流三部曲》的第三个悲剧——“家”的死亡悲剧,我们称之为“最后的悲剧”。
《家》集中展现了封建大家庭的典型形态,在高老太爷的统治下,这个家庭充满血腥的罪恶,害死了鸣凤,害死了瑞钰,各种矛盾已经开始激化。《春》中的蕙表妹的悲剧与淑英的反抗形成对比,《秋》表现了旧家庭的分崩离析。高家的二、三代道德加速腐化,高家已后继无人,“家”在《秋》里面已完全崩溃,走到了终点。这样,三部曲就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探索了封建专制大家庭的罪恶以及支撑这个制度的封建礼教,表现为在大革命的洪流冲击下封建制度的必然覆灭,将“家”投入到了这股激流当中去,最终沉入历史的长河而不复存在。
巴金小说中的死亡悲剧并不是消极的,而是消极中带有积极;并不是低沉的,而是沉重中含有高昂。他有着对“黑暗激流”的恐惧,同时,也有着对“激流流进大海”的向往。巴金写那些美丽女性的死亡,正是出于对美的向往、对生命的尊重。写觉新性格的死亡,也是对他有着深沉的爱与期望。巴金是以自己的大哥为原型来塑造觉新的,写作途中大哥的自杀对他的打击很大,他把对大哥所有的爱都转注到了觉新身上,“我的上进之心并未死去”,也是对他最后难以割舍的爱。爱之深,恨之切。正是因为爱,浓郁的死亡悲剧则更反衬出巴金对于生命的渴望与尊重。
[注释]
①②汤叔敏:《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巴金专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5页。
③席勒:《论悲剧艺术》,转引自汪应果《巴金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64页。
④⑤⑥⑧汪应果:《巴金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69页、第242页、第207页。
⑦刘巍:《哲学生命意识与现代女性的角色定位——宿命、危机与和谐的书写流变》,《理论学刊》,2009年第1期。
⑨⑩张慧珠:《巴金创作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