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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樵自述其生平著书千卷，《宋史》本传称其“好著书，不为文章，自负不下刘向、扬雄”，然其著作多不存。福建《兴化县志》云，“先生之书凡五十八部，五百九十余卷”，所知已不全。而《四库全书总目》虽称其生平锐于著述，而记其著述才“已成者凡四十一种，未成者八种”，其所知愈少，或是疏于考证。1923年顾颉刚先生在《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一、二号上发表了长文《郑樵著述考》，首次系统考辨郑樵著述情况。后吴怀祺先生在前人基础上撰成《郑樵著述表》，据其统计，郑氏合计著述九十八种，注明篇数、卷数的为五十种共六百三十卷四百五十六篇，尚有三十五种未注明卷数。据此可见，郑樵所言千卷非虚。以“天地间一穷民”而著述如此丰厚，其治学之道必有可观者。
未有不读书而能著书者，郑樵“生长山野，幼不学犁锄，慨然有读书志，胸中便以古人自期”。读其书，慕其为人：“每于史册，见一传而高风凛凛者，必读之再三，通即掩卷长思，跻仰其为人，抃搏气概以从之游，若骤若驰，及之而后已。”此亦读书一大用。今人读书多不思追慕其人，见贤思齐，只以为难以企及，遂无此念，甘心平庸。如此读书，虽多亦有何用？书自书，我自我，何曾半点相涉。郑樵“家贫无文籍，闻人家有书，直造其门求读，不问其容否，读已则罢，去住曾不吝情”，可见其读书之心是何等迫切。此等行为，书生大多难以办到，不得不顾及世俗之眼光。想郑樵当日多少应受过些白眼，吃过些闭门羹吧。在今日，有公共图书馆可供借阅，又有几人有此读书之心呢。
其一生志向所在，不过“欲读古人之书，欲通百家之学，欲讨六艺之文而为羽翼，如此一生则无遗恨”，志向不可谓不高。为实现这一理想，郑樵秉持“在日月之下而不敢辜负寸阴”的精神艰苦著书。虽在困穷之极，而寸阴未尝虚度，风晨雪夜执笔不休。即使厨无烟火，依旧诵记不绝。积日积月，一篑不亏。搜尽东南遗书、古今图谱，乃至上代之鼎彝，四海之铭碣。遗编缺简、竹头木屑无所不求，只为“见尽天下之图书，识尽先儒之阃奥”。
郑樵将书籍所言分为可以己意而求的人情事理（这其中即包括宋儒的穷理尽性之说）与不学问则无由识的实学，这其中则主要为郑樵大力提倡的天文、地理、车舆、器服、草木、虫鱼、鸟兽之学。他认为：“人情事理可即己意而求，董遇所谓读百遍理自见也。乃若天文、地理、车舆、器服、草木、虫鱼、鸟兽之名，不学问，虽读千回万复，亦无由识也。”而当时的学者只知操穷理尽性之说，以虚无为宗，置实学不问。
此处郑樵提及的三国时董遇的名言“读书百遍而义自见”，早已人尽皆知，有一极有意味之细节与此相关，却可能不大为人所注意。据《三国志·魏书·钟繇华歆王朗传》裴松之注引《魏略》曰：“初，遇善治《老子》，为《老子》作训注。又善《左氏传》，更为作朱墨别异。人有从学者，遇不肯教，而云‘必当先读百遍’，言‘读书百遍而义自见’。从学者云：‘苦渴无日。’遇言‘当以三余’。或问三余之意，遇言：‘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也。’由是诸生少从遇学，无传其朱墨者。”
董遇教人读书自悟，从学者深以为苦，毕竟不如听老师讲授来得容易，所以其后跟随他学习的人越来越少，他的学问也就无人传承了，可见以“读书百遍而义自见”教人是有风险和代价的。而郑樵描述自己寒窗苦读之情景，丝毫不见读书之苦，只觉其乐在其中，不知疲倦：“寒月一窗，残灯一席，讽诵达旦，而喉舌不罢劳;才不读，便觉舌本倔强。或掩卷推灯就席杜目而坐，耳不属，口不诵，而心通。人或呼之再三，莫觉。”口诵心识，曾无半刻虚度，其精神恐不减董遇之“读书百遍”与“三余”。
对于那种只知笼统而言名物制度，实则不知所云的做法，郑樵深致不满：“遇天文则曰此星名;遇地理则曰此地名、此山名、此水名;遇草木则曰此草名、此木名;遇虫鱼则曰此虫名、此鱼名;遇鸟兽则曰此鸟名、此兽名。更不言是何状星、何地、何山、何水、何草、何木、何虫、何鱼、何鸟、何兽也。”这只不过是偷懒取巧的做法，“纵有言者，亦不过引《尔雅》以为据耳，其实未曾识也”。
对此，郑樵以身作则，亲自实践，力求在实践中求真知。历世《天文志》徒有其书，无载象之义，故而学者但识星名，不可以仰观星象。为求得天文知识，郑樵根据《步天歌》观测天象，一一目验：“一日得《步天歌》而诵之，时素秋无月，清天如水，长诵一句，凝目一星，不三数夜，一天星斗尽在胸中矣。”前代《天文志》多言吉凶灾祥，郑樵皆削去不采：“夫灾旱易推之数也，慎、灶至精之术也，而或中或否，后世之愚瞽若之何而谈吉凶！知昭子之言，则知阴阳消长之道可以理推，不可以象求也。知子產之言，则知言而中者亦不可听，况于不中者乎。臣之所作《天文书》，正欲学者识垂象以授民时之意，而杜绝其妖妄之源焉。”郑樵从事实出发，认识到占候之说或中或否，即便所占得中亦不可听，何况是不中者。认识天象，是为获取服务于民众生产生活所需的历法气象知识，而非妄推天人感应之道。
此种理性求实的精神还体现于《灾祥略》中：“今作《灾祥略》，专以记实迹，削去五行相应之说，所以绝其妖。”郑樵将这种“析天下灾祥之变而推之于金、木、水、火、土之域，乃以时事之吉凶而曲为之配”的做法称为“欺天之学”。在郑樵看来，“天地之间，灾祥万种，人间祸福，冥不可知，柰何以一虫之妖，一气之戾，而一一质之以为祸福之应，其愚甚矣”！而“惟有和气致祥，乖气致异者，可以为通论”，这一说法不独对我们认识自然界有所助益，就为人处世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
又如鸟兽草木之学，与《诗经》密切相关，是理解《诗经》的一大关键。夫子论学《诗》之用时即有“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之说，不识鸟兽草木之名亦难以准确阅读《诗经》。郑樵在《通志·昆虫草木略·序》中曾举数例：“若曰‘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不识雎鸠，则安知河洲之趣与关关之声乎？凡雁鹜之类，其喙褊者，则其声关关;鸡雉之类，其喙锐者，则其声鷕鷕，此天籁也。雎鸠之喙似凫雁，故其声如是，又得水边之趣也。《小雅》曰‘呦呦鹿鸣，食野之苹’，不识鹿则安知食苹之趣与呦呦之声乎？凡牛羊之属，有角无齿者，则其声呦呦;驼马之属，有齿无角者，则其声萧萧，此亦天籁也。鹿之喙似牛羊，故其声如是，又得蒌蒿之趣也。使不识鸟兽之情状，则安知诗人‘关关’、‘呦呦’之兴乎？若曰‘有敦瓜苦，蒸在栗薪’者，谓瓜苦引蔓于篱落间而有敦然之系焉。若曰‘桑之未落，其叶沃若’者，谓桑叶最茂，虽未落之时而有沃若之泽。使不识草木之精神，则安知诗人‘敦然’、‘沃若’之兴乎？” 因“儒生家多不识田野之物”，而农圃人又不识《诗经》等经典文献之旨意，二者无由参照考核，遂使鸟兽草木之学不传。为弥补这一缺憾，郑樵“结茅夹漈山中，与田夫野老往来，与夜鹤晓猿杂处，不问飞潜动植，皆欲究其情性”。他将文献记载与田野考察结合起来，所得庶几不误。
通过郑樵对名物制度之实学的考察，可见其强调学问之道，贵乎亲见亲闻。《通志·金石略·序》云：“方册者，古人之言语。款识者，古人之面貌。以后学跂慕古人之心，使得亲见其面而闻其言，何患不与之俱化乎。所以仲尼之徒三千皆为贤哲，而后世旷世不闻若人之一二者，何哉？良由不得亲见闻于仲尼耳。盖闲习礼度，不若式瞻容仪;讽诵遗言，不若亲承音旨。今之方册所传者，已经数千万传之后，其去亲承之道远矣。惟有金石所以垂不朽，今列而为略，庶几式瞻之道犹存焉。且观晋人字画，可见晋人之风猷;观唐人书踪，可见唐人之典则。此道后学安得而舍诸！”郑樵认为，讽诵遗言不若亲承音旨，亲见其面亲闻其言，其影响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自然与之俱化。去古人已远，无由亲承。较之书册经多次传抄转手，金石保留了更多的原始信息和面貌，从中可见古人之风神与时代之精神。
郑樵在《上宰相书》中介绍尚未成书的《通志》说：“其书上自羲皇，下逮五代，集天下之书为一书。惟虚言之书不在所用。虽曰继马迁之作，凡例殊途，经纬异制，自有成法，不蹈前修。”特别强调了其独创之处。在《年谱序》中，郑樵有一个创造性的误读。序云：“太史公之表，纪年不过六甲，而省其五十四，纪事不过十余言，而为事之目，所谓纲举而目张也……《史记》于六十甲子之统而提其六，近代作编年者尽用六十，已为繁矣。而复有甚焉，乃用岁阳岁阴之名，甲曰阏逢，乙曰旃蒙，寅曰摄提格，卯曰单阏，此皆阴阳之命，而不可以纪甲……著书者贵乎意明而语约，以六甲视六十甲，则衍八百言;以六甲视六十岁名，则衍二百五十二言。以古较今，其繁简如此。今之所谱，但记六甲。”郑樵以为《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的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甲子为太史公故意如此纪年，六十甲子只书其六，其余省略不书，语约而意明。
其实这只是一个美丽的误读，清儒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十二诸侯年表》考证说：“《史记》诸年表皆不记干支。注干支出于徐广。《六国表》周元王元年‘徐广曰乙丑’，《秦楚之际月表》秦二世元年‘徐广曰壬辰’，是也。《十二诸侯年表》共和元年亦当有‘徐广曰庚申’字，今刊本乃于最上添一格书干支，而删去徐广注，读者遂疑为史公本文，曾不检照后二篇，亦太疏矣。考徐注之例，唯于每王之元年记干支。此表每十年辄书‘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甲子’字，不特非史公正文，并非徐氏之例，其为后人羼入凿凿可据。且史公以太阴纪年，故命太初之元为阏逢摄提格，依此上推共和必不值庚申，则庚申为徐注又何疑焉？”
干支纪年并非太史公原文，乃后人添加，刊本又于最上添一格书干支，而删去徐广注，遂使读者误认为史书本文。郑樵据此还算了一笔账：“以六甲视六十甲，则衍八百言;以六甲视六十岁名，则衍二百五十二言。”既然繁简相差如此之大，为何不以简驭繁，因此《年谱》中就欣然使用六甲纪年。从实际效果来看，以六甲纪年也不妨碍纪年的准确性，在作者还减少了书写量，这一创造性误读倒也不无价值。只是其间空余不书的部分，就尚需读者稍加推求了。
在《通志·六书序》中，郑樵提出由小学入经学的治学方法，为清儒之先声。其论曰：“经术之不明，由小学之不振。小学之不振，由六书之无传。圣人之道惟藉六经，六经之作惟藉文言。文言之本在于六书。六书不分，何以见义？”清初大儒顾炎武在《答李子德书》中说：“故愚以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二者虽有文字与音韵之别，但由小学入经学的路径是一样的。其后戴震《古經解钩沉序》云：“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譬之适堂坛之必循其阶，而不可以躐等。”钱大昕《左氏传古注辑存序》亦云：“夫穷经者必通训诂，训诂明而后知义理之趣。后儒不知训诂，欲以向壁虚造之说求义理所在，夫是以支离而失其宗。”强调由语言文字之学而通经文，由经文而明道，这是清代学术界的共识，也是清儒治学之途径。郑樵远在数百年前性理之学日炽的时代思潮中能孤明先发，确为卓识。
著述能否传世是作者心中永恒的焦虑。郑樵作为一介布衣，其著作既无子弟可传，又无名山石室可藏，这种忧虑就更加突出，他在《上宰相书》中表达了希望自己的著述能投纳秘书省的想法：“樵暮龄余齿，形单影只，铅椠之业甫就，汗简之功已成。既无子弟可传，又无名山石室可藏，每诵白乐天‘恐君百岁后，灭泯人不闻。赖中藏秘书，百代无湮沦’之句，未尝不呜咽流涕。会兹天理，不负夙心，仰荷钧慈，果得就秘书省投纳。蓬山高迥，自隔尘埃;芸草芬香，永离蠹朽。百代之下，复何忧焉！”这篇文章大约作于宋高宗绍兴十七年（1147），郑樵四十四岁。当时他已“山林三十年，著书千卷”。但这时《通志》尚未修成，在这封书信中郑樵给出了一个成书时间：“若无病不死，笔札不乏，远则五年，近则三载，可以成书。”实际完成此书远不止这几年，此书实汇聚了郑樵一生著述之精华。郑樵五十九岁那年，高宗命以《通志》缴进，而郑樵以命下之日卒。所幸这部巨著全帙得以流传至今，也不负其一生艰苦著述之心血。百代之下，复何忧焉！
未有不读书而能著书者，郑樵“生长山野，幼不学犁锄，慨然有读书志，胸中便以古人自期”。读其书，慕其为人：“每于史册，见一传而高风凛凛者，必读之再三，通即掩卷长思，跻仰其为人，抃搏气概以从之游，若骤若驰，及之而后已。”此亦读书一大用。今人读书多不思追慕其人，见贤思齐，只以为难以企及，遂无此念，甘心平庸。如此读书，虽多亦有何用？书自书，我自我，何曾半点相涉。郑樵“家贫无文籍，闻人家有书，直造其门求读，不问其容否，读已则罢，去住曾不吝情”，可见其读书之心是何等迫切。此等行为，书生大多难以办到，不得不顾及世俗之眼光。想郑樵当日多少应受过些白眼，吃过些闭门羹吧。在今日，有公共图书馆可供借阅，又有几人有此读书之心呢。
其一生志向所在，不过“欲读古人之书，欲通百家之学，欲讨六艺之文而为羽翼，如此一生则无遗恨”，志向不可谓不高。为实现这一理想，郑樵秉持“在日月之下而不敢辜负寸阴”的精神艰苦著书。虽在困穷之极，而寸阴未尝虚度，风晨雪夜执笔不休。即使厨无烟火，依旧诵记不绝。积日积月，一篑不亏。搜尽东南遗书、古今图谱，乃至上代之鼎彝，四海之铭碣。遗编缺简、竹头木屑无所不求，只为“见尽天下之图书，识尽先儒之阃奥”。
郑樵将书籍所言分为可以己意而求的人情事理（这其中即包括宋儒的穷理尽性之说）与不学问则无由识的实学，这其中则主要为郑樵大力提倡的天文、地理、车舆、器服、草木、虫鱼、鸟兽之学。他认为：“人情事理可即己意而求，董遇所谓读百遍理自见也。乃若天文、地理、车舆、器服、草木、虫鱼、鸟兽之名，不学问，虽读千回万复，亦无由识也。”而当时的学者只知操穷理尽性之说，以虚无为宗，置实学不问。
此处郑樵提及的三国时董遇的名言“读书百遍而义自见”，早已人尽皆知，有一极有意味之细节与此相关，却可能不大为人所注意。据《三国志·魏书·钟繇华歆王朗传》裴松之注引《魏略》曰：“初，遇善治《老子》，为《老子》作训注。又善《左氏传》，更为作朱墨别异。人有从学者，遇不肯教，而云‘必当先读百遍’，言‘读书百遍而义自见’。从学者云：‘苦渴无日。’遇言‘当以三余’。或问三余之意，遇言：‘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也。’由是诸生少从遇学，无传其朱墨者。”
董遇教人读书自悟，从学者深以为苦，毕竟不如听老师讲授来得容易，所以其后跟随他学习的人越来越少，他的学问也就无人传承了，可见以“读书百遍而义自见”教人是有风险和代价的。而郑樵描述自己寒窗苦读之情景，丝毫不见读书之苦，只觉其乐在其中，不知疲倦：“寒月一窗，残灯一席，讽诵达旦，而喉舌不罢劳;才不读，便觉舌本倔强。或掩卷推灯就席杜目而坐，耳不属，口不诵，而心通。人或呼之再三，莫觉。”口诵心识，曾无半刻虚度，其精神恐不减董遇之“读书百遍”与“三余”。
对于那种只知笼统而言名物制度，实则不知所云的做法，郑樵深致不满：“遇天文则曰此星名;遇地理则曰此地名、此山名、此水名;遇草木则曰此草名、此木名;遇虫鱼则曰此虫名、此鱼名;遇鸟兽则曰此鸟名、此兽名。更不言是何状星、何地、何山、何水、何草、何木、何虫、何鱼、何鸟、何兽也。”这只不过是偷懒取巧的做法，“纵有言者，亦不过引《尔雅》以为据耳，其实未曾识也”。
对此，郑樵以身作则，亲自实践，力求在实践中求真知。历世《天文志》徒有其书，无载象之义，故而学者但识星名，不可以仰观星象。为求得天文知识，郑樵根据《步天歌》观测天象，一一目验：“一日得《步天歌》而诵之，时素秋无月，清天如水，长诵一句，凝目一星，不三数夜，一天星斗尽在胸中矣。”前代《天文志》多言吉凶灾祥，郑樵皆削去不采：“夫灾旱易推之数也，慎、灶至精之术也，而或中或否，后世之愚瞽若之何而谈吉凶！知昭子之言，则知阴阳消长之道可以理推，不可以象求也。知子產之言，则知言而中者亦不可听，况于不中者乎。臣之所作《天文书》，正欲学者识垂象以授民时之意，而杜绝其妖妄之源焉。”郑樵从事实出发，认识到占候之说或中或否，即便所占得中亦不可听，何况是不中者。认识天象，是为获取服务于民众生产生活所需的历法气象知识，而非妄推天人感应之道。
此种理性求实的精神还体现于《灾祥略》中：“今作《灾祥略》，专以记实迹，削去五行相应之说，所以绝其妖。”郑樵将这种“析天下灾祥之变而推之于金、木、水、火、土之域，乃以时事之吉凶而曲为之配”的做法称为“欺天之学”。在郑樵看来，“天地之间，灾祥万种，人间祸福，冥不可知，柰何以一虫之妖，一气之戾，而一一质之以为祸福之应，其愚甚矣”！而“惟有和气致祥，乖气致异者，可以为通论”，这一说法不独对我们认识自然界有所助益，就为人处世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
又如鸟兽草木之学，与《诗经》密切相关，是理解《诗经》的一大关键。夫子论学《诗》之用时即有“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之说，不识鸟兽草木之名亦难以准确阅读《诗经》。郑樵在《通志·昆虫草木略·序》中曾举数例：“若曰‘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不识雎鸠，则安知河洲之趣与关关之声乎？凡雁鹜之类，其喙褊者，则其声关关;鸡雉之类，其喙锐者，则其声鷕鷕，此天籁也。雎鸠之喙似凫雁，故其声如是，又得水边之趣也。《小雅》曰‘呦呦鹿鸣，食野之苹’，不识鹿则安知食苹之趣与呦呦之声乎？凡牛羊之属，有角无齿者，则其声呦呦;驼马之属，有齿无角者，则其声萧萧，此亦天籁也。鹿之喙似牛羊，故其声如是，又得蒌蒿之趣也。使不识鸟兽之情状，则安知诗人‘关关’、‘呦呦’之兴乎？若曰‘有敦瓜苦，蒸在栗薪’者，谓瓜苦引蔓于篱落间而有敦然之系焉。若曰‘桑之未落，其叶沃若’者，谓桑叶最茂，虽未落之时而有沃若之泽。使不识草木之精神，则安知诗人‘敦然’、‘沃若’之兴乎？” 因“儒生家多不识田野之物”，而农圃人又不识《诗经》等经典文献之旨意，二者无由参照考核，遂使鸟兽草木之学不传。为弥补这一缺憾，郑樵“结茅夹漈山中，与田夫野老往来，与夜鹤晓猿杂处，不问飞潜动植，皆欲究其情性”。他将文献记载与田野考察结合起来，所得庶几不误。
通过郑樵对名物制度之实学的考察，可见其强调学问之道，贵乎亲见亲闻。《通志·金石略·序》云：“方册者，古人之言语。款识者，古人之面貌。以后学跂慕古人之心，使得亲见其面而闻其言，何患不与之俱化乎。所以仲尼之徒三千皆为贤哲，而后世旷世不闻若人之一二者，何哉？良由不得亲见闻于仲尼耳。盖闲习礼度，不若式瞻容仪;讽诵遗言，不若亲承音旨。今之方册所传者，已经数千万传之后，其去亲承之道远矣。惟有金石所以垂不朽，今列而为略，庶几式瞻之道犹存焉。且观晋人字画，可见晋人之风猷;观唐人书踪，可见唐人之典则。此道后学安得而舍诸！”郑樵认为，讽诵遗言不若亲承音旨，亲见其面亲闻其言，其影响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自然与之俱化。去古人已远，无由亲承。较之书册经多次传抄转手，金石保留了更多的原始信息和面貌，从中可见古人之风神与时代之精神。
郑樵在《上宰相书》中介绍尚未成书的《通志》说：“其书上自羲皇，下逮五代，集天下之书为一书。惟虚言之书不在所用。虽曰继马迁之作，凡例殊途，经纬异制，自有成法，不蹈前修。”特别强调了其独创之处。在《年谱序》中，郑樵有一个创造性的误读。序云：“太史公之表，纪年不过六甲，而省其五十四，纪事不过十余言，而为事之目，所谓纲举而目张也……《史记》于六十甲子之统而提其六，近代作编年者尽用六十，已为繁矣。而复有甚焉，乃用岁阳岁阴之名，甲曰阏逢，乙曰旃蒙，寅曰摄提格，卯曰单阏，此皆阴阳之命，而不可以纪甲……著书者贵乎意明而语约，以六甲视六十甲，则衍八百言;以六甲视六十岁名，则衍二百五十二言。以古较今，其繁简如此。今之所谱，但记六甲。”郑樵以为《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的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甲子为太史公故意如此纪年，六十甲子只书其六，其余省略不书，语约而意明。
其实这只是一个美丽的误读，清儒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十二诸侯年表》考证说：“《史记》诸年表皆不记干支。注干支出于徐广。《六国表》周元王元年‘徐广曰乙丑’，《秦楚之际月表》秦二世元年‘徐广曰壬辰’，是也。《十二诸侯年表》共和元年亦当有‘徐广曰庚申’字，今刊本乃于最上添一格书干支，而删去徐广注，读者遂疑为史公本文，曾不检照后二篇，亦太疏矣。考徐注之例，唯于每王之元年记干支。此表每十年辄书‘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甲子’字，不特非史公正文，并非徐氏之例，其为后人羼入凿凿可据。且史公以太阴纪年，故命太初之元为阏逢摄提格，依此上推共和必不值庚申，则庚申为徐注又何疑焉？”
干支纪年并非太史公原文，乃后人添加，刊本又于最上添一格书干支，而删去徐广注，遂使读者误认为史书本文。郑樵据此还算了一笔账：“以六甲视六十甲，则衍八百言;以六甲视六十岁名，则衍二百五十二言。”既然繁简相差如此之大，为何不以简驭繁，因此《年谱》中就欣然使用六甲纪年。从实际效果来看，以六甲纪年也不妨碍纪年的准确性，在作者还减少了书写量，这一创造性误读倒也不无价值。只是其间空余不书的部分，就尚需读者稍加推求了。
在《通志·六书序》中，郑樵提出由小学入经学的治学方法，为清儒之先声。其论曰：“经术之不明，由小学之不振。小学之不振，由六书之无传。圣人之道惟藉六经，六经之作惟藉文言。文言之本在于六书。六书不分，何以见义？”清初大儒顾炎武在《答李子德书》中说：“故愚以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二者虽有文字与音韵之别，但由小学入经学的路径是一样的。其后戴震《古經解钩沉序》云：“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譬之适堂坛之必循其阶，而不可以躐等。”钱大昕《左氏传古注辑存序》亦云：“夫穷经者必通训诂，训诂明而后知义理之趣。后儒不知训诂，欲以向壁虚造之说求义理所在，夫是以支离而失其宗。”强调由语言文字之学而通经文，由经文而明道，这是清代学术界的共识，也是清儒治学之途径。郑樵远在数百年前性理之学日炽的时代思潮中能孤明先发，确为卓识。
著述能否传世是作者心中永恒的焦虑。郑樵作为一介布衣，其著作既无子弟可传，又无名山石室可藏，这种忧虑就更加突出，他在《上宰相书》中表达了希望自己的著述能投纳秘书省的想法：“樵暮龄余齿，形单影只，铅椠之业甫就，汗简之功已成。既无子弟可传，又无名山石室可藏，每诵白乐天‘恐君百岁后，灭泯人不闻。赖中藏秘书，百代无湮沦’之句，未尝不呜咽流涕。会兹天理，不负夙心，仰荷钧慈，果得就秘书省投纳。蓬山高迥，自隔尘埃;芸草芬香，永离蠹朽。百代之下，复何忧焉！”这篇文章大约作于宋高宗绍兴十七年（1147），郑樵四十四岁。当时他已“山林三十年，著书千卷”。但这时《通志》尚未修成，在这封书信中郑樵给出了一个成书时间：“若无病不死，笔札不乏，远则五年，近则三载，可以成书。”实际完成此书远不止这几年，此书实汇聚了郑樵一生著述之精华。郑樵五十九岁那年，高宗命以《通志》缴进，而郑樵以命下之日卒。所幸这部巨著全帙得以流传至今，也不负其一生艰苦著述之心血。百代之下，复何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