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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一边从事戏曲研究,一边为文学创作做准备。写的第一篇文章是《忆罗隆基》。写毕,急急忙忙又恭恭敬敬地拿给丈夫审阅。他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专攻戏曲小说。就文学言,他是内行,我是外行。审阅前,我塞给他一支中华牌铅笔,并在耳边细语,道:“你看到有什么段落或句子写得还算好的话,就在旁边给我画个圈圈,以资鼓励嘛!”
他笑笑。一笑之间,我们的关系顿时从夫妻转变为师生。他坐着,我站着。近三万字的篇幅,他一页一页地看,我一刻一刻地挨。只见老公手里的笔,一动不动,我心里凉了半截。看到最后一页,他画了一连串的圈圈。我知道:这是专为“以资鼓励”才画的。瞅着这最后的圆圈,我都快哭了。
丈夫让我坐下,严肃地对我说:“小愚,你有丰富的经历和记忆。平时聊天,听你形容个人儿或说件事儿,都活灵活现的,可到了纸上,你怎么就干巴啦……”说话的口气,像训孙子一样。
“你知道自己缺少什么吗?”
“缺少语汇呗!”我说。
“不是缺少语汇,是缺乏文学训练。”
哦,原来我缺的是文学训练!于是,我便开始了马拉松式的训练。每天读古诗古文古小说,又翻阅当代读物。为此,订了许多期刊,包括《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看到自认为比较好的作品,读后拿给老公鉴定。他有时像法官一样,盯着我问:“你说说,这东西好在哪儿?”一听这口气,便知道自己又看走眼了。几年下来,也还真阅读了一些当下作家的文学作品,特别是中篇小说。
这是我第二次婚姻。二次婚姻的特点是婚前双方要把所有问题提前谈好,权衡的分量大于情感的砝码。所以,婚后我和丈夫的关系,平淡得像“独联体”——松散的联盟。一人一间屋,各干各的事,各看各的书,经济独立,社交独立。日子再平淡不过了。可是一旦他倒下,我忽然恍然大悟:他不是我的丈夫,他是我生命的全部。
丈夫的病越来越重了,那时我刚好写完《忆张伯驹夫妇》的草稿。他挣扎着一天看一两页,还在稿子上面做记号,并吃力地说:“小愚,你写得比以前好多了。也还有很多问题,等我的病好了,我来给你改。”过了一个多月,丈夫大概知道已经没有为我修改文章的可能了。他把稿子从枕头底下抽出来还给我。说:“写吧,写吧。等我死时,你就成功了。”
一天,丈夫的气色还好。他坐起来拉着我的手说:“生老病死,是人生的四段。后三段都是苦,前面的生,也未必是乐。古人把立德、立功、立言视为人生的标准。小愚,对你来说,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要活下去!这是你父亲当年的叮嘱,也是我的叮嘱。我不担心你的工作,只担心你的生活。你什么都不会呀。我死后,谁给你领工资?马桶坏了,谁给你修?灯绳断了,谁给你接?你一个人实在过不下去了,就再找一个男人吧!”我扑在他胸前,放声大哭。
此后,丈夫连说话的气力都没有了,靠输液和“杜冷丁”活着。一个周日,他的两个孩子过来探视。预感到时日无多的他,流着眼泪要求孩子:“你们今后要照顾好章姨!答应我,答应我!”夫妻诀别之时,我临近花甲之年,懂得了爱情,也懂得了男人。清理他的遗物,我发现一个纸夹。那里面的每一张纸上,丈夫都用铅笔写着同样的一句话:今后最苦是小愚,今后最苦是小愚。
丈夫去世已六载。六年来,我双脚不过四惠桥,两眼不看东方红。以往夫妻的共同节目如看大片、看球赛、写对联、下棋、听戏、散步,我全戒了。
我一直以为人生有两件东西是属于自己的,一是情感,二是健康。丈夫一步一回头地离去,使我猛然醒悟:这个世界原来是什么也抓不住的!我内心那份绝望的寂寞,从此与生命同在。只要活一天,它就在一日,很深,很细。
(摘自《此生此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