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杰莱·霍夫（Chenjerai Hove，1956—2015）是津巴布韦极具影响力的小说家、诗人、散文家和文化政治家，一生共计发表了四部小说、四部诗集、一部戏剧以及大量散文，被誉为津巴布韦现代文学之父。霍夫的作品倾向于刻画殖民背景下女性被压抑的苦难历史以及人民遭受战争创伤后文化认同的困境。他的写作兼采母语绍纳语和官方语言英语，内容富有绍纳族的民间故事、寓言、仪式、神话、谚语、玩笑等民俗文化。乡村绍纳语和标准英文的结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诗性媒介，使他的创作在后殖民书写语境下融汇了众多本土元素，对津巴布韦文学乃至整个非洲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双重书写：津巴布韦内战时的殖民反思与独立后的政治批判

　　津巴布韦于1980年4月实现国家独立，穆加贝政府接替白人殖民政府取得了国家的领导权。霍夫的文学创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前后，时间上的适逢其会与亲身经历的国家动荡使他的文本内容一方面对津巴布韦内战造成的民众牺牲报以同情的目光，另一方面对穆加贝新政府引发的民生贫苦发出质问的声音。穆加贝政府其后对霍夫的写作愈加忌惮，终于使得后者被迫流亡国外。他最先逃往伦敦，然后在国际作家协会的帮助下来到法国。2001年，他因对言论自由的文学贡献赢得德国—非洲奖。从法国离开后，霍夫又搬到挪威的斯塔芬格的收容所，2015年病逝于挪威。
　　霍夫以诗人的身份开始写作生涯，他的一些早期诗歌被收录在1981年的诗集《诗人时语》（Now the Poets Speak）中。1982年霍夫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诗集《武装起义》（Up in Arms），他在《祖先的信條》和《如果你使用这土地》中致敬了殖民统治前的绍纳族文化，并讨论了土地所有权问题。他赋予土地以灵性，证明收复土地的愿望是正当的，指出这是津巴布韦爆发独立战争的主要原因。1983年《武装起义》在非洲驽马出版奖上获得特别奖。
　　霍夫于1984年担任津巴布韦作家协会的第一任主席。1985年，他成为津巴布韦出版社的首席编辑，同年他的第二部诗集《家乡的红山丘》（Red Hills of Home，1985）问世。这部诗集表达了虽然国家已经独立，但人民的生活状况依旧无法改变的无奈，以及对独立后国家发展政策的失望，诗的主题引起包括津巴布韦、加纳、肯尼亚、马拉维以及尼日利亚在内的广大非洲新一代诗人的共鸣。《独立之歌》（Independence Song）承认在政治独立后黑人虽然分配到了土地，但是却没有得到真正的自由，依旧是“人们赤脚踩在贫瘠的土地上”。霍夫认为除非穆加贝政府奉行的政策能够真正提高人民的经济水平，并保证人民行使自由的权利，否则这种状况会一直持续。
　　尽管霍夫最初以诗歌登上文坛，但真正奠定了他在津巴布韦文学史中的地位的却是他的小说，尤其是1988年出版的第一部英文诗体小说《骨头》（Bones），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农妇寻子的故事，表达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伤痛以及女性在战争中的不幸遭遇，是津巴布韦文学史上第一批从女性视角批判非洲殖民主义的小说之一。霍夫在南非大学和津巴布韦大学攻读了文学和英语专业，1990年他成为津巴布韦人权理事会的创始人之一，1991年成为津巴布韦大学的驻校作家，同年霍夫出版了第二本英文小说《阴影》（Shadows），该书描述了战争致使人民流离失所，同时也讽刺了参与解放战争的士兵犯下了和白人殖民者一样的暴行。霍夫在此书中不仅批判了殖民制度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也对津巴布韦的国民性进行了深刻反思。
　　1994年霍夫成为俄勒冈州波特兰路易斯—克拉克大学的客座教授，同时他又成为英国利兹大学和德国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的客座作家。1996年霍夫出版了他的第三部英文小说《祖先》（Ancestors）。这部作品写的是一个关于招魂的传奇故事。主角米瑞欧是一个孤独抑郁的妇女，她既聋又哑，在被迫嫁给一个酒鬼后自杀，之后她的鬼魂纠缠上了她一个世纪后的后人穆夏。这部小说在1998年津巴布韦文学奖上获得了二等奖。
　　霍夫年轻时曾是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的支持者，但随着穆加贝政府的日益腐化和独裁倾向，他对政府的批评逐渐增多，他认为在穆加贝政府统治下的国家有时甚至比殖民地时期更糟糕。他的诗集《尘埃中的彩虹》（Rainbows in the Dust，1998）聚焦于政治话题，特别是穆加贝政府的贪污和暴力。由于他坚持政治批评和倡导人权，使得穆加贝政府再也不能容忍霍夫的写作。流亡途中的霍夫在2003年发表的诗集《盲月亮》（Blind Moon）中猛烈抨击穆加贝政府，谴责其以武力作为解决国家问题的行径。诗集讽刺了穆加贝政府对普通民众的愚弄，霍夫通过诗人的斗争方式，用诗的语言重新定义了人性。
　　2004年霍夫出版了一部童书《金钥匙的金属》（The Keys of Ramb），2007年出版了剧本《旅游信息》（Travel News），霍夫在《一次没有地图的旅行》（A Journey without Maps）中提到创造力对他来说一直是一种对可能性的探求，而且这种探求从未停止，无论他身处国内还是被流放在外。人性的认知不会仅仅因外在物质环境的改变而衰退，这种认知包含着更多的东西，它包含着当我们穿越不同时空时内心涌现出的真实存在过的情境。

性别意识：打破传统叙述的女性形象

　　津巴布韦采用一夫多妻制，妇女的地位一直很低，男性掌握了主要的政治权力和教育机会，女性则相对处于失语的低位，而重建女性话语则意味着打破男性在文学传统中的主体性想象，把女性对生活的体验写进文字，霍夫的《骨头》对此做出了奠基性的实践。《骨头》是为了纪念津巴布韦建国前几年普通民众的巨大牺牲而创作的，重点描绘了女性在战争中的抗争与不幸。津巴布韦大学的终身讲师里诺·祖瓦拉拉评价这部小说是津巴布韦文学史上第一次出色地从性别角度探讨非洲人民在殖民背景下的生活。 　　故事发生在津巴布韦的乡村，时间跨越整个解放战争。小说主人公马莉塔是一个白人农场中的女农工，这个农场充满了极为残酷的殖民压迫，许多工友为讨好农场的白人管理者，不惜出卖同族人的利益，马莉塔的丈夫也不例外，他强迫妻子多干活，马莉塔工作十分辛苦却依然食不果腹，更因一直未育常常遭到邻居的耻笑。几年后，马莉塔终得一子，自然对他疼爱有加。后来，津巴布韦的民族运动如火如荼，在时代的感召下，马莉塔十几岁的儿子不辞而别，拿起武器参加了解放战争，成为一名自由斗士。
　　农场对于反抗组织的态度无疑是厌恶的，他们造谣那些战士名义上是为自由抗争，实际上却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马莉塔当然不相信这些传言，但对独子的担忧也日益增长，她要儿子的青梅竹马女友杰妮法一遍又一遍地朗读儿子的情书，借以寄托对儿子深深的思念，两人也结成密友。马莉塔最终决定离开赖以生存的农场，到城里去打听儿子的下落。为了筹借路费，马莉塔色诱本来就对她垂涎三尺的厨师切萨格，让他去偷窃农场主的钱财。厨师不知是计，将钱偷来后如数交给马莉塔，马莉塔拿到钱后借故逃走，并没有让切萨格得逞。切萨格得知自己被骗后恼怒不己，迁怒于马莉塔身边的杰妮法并将其强奸，悲愤欲绝的杰妮法变得精神恍惚，最终被送到精神病院。
　　一心想要找回儿子的马莉塔来到城里，四处打听儿子的下落，最后被当局发现，并被指控与恐怖分子有牵连而遭处死。马莉塔在寻找儿子的途中结识的不知名女人最后认领了她的尸体。在困厄中，马莉塔非常坚定，仍然相信一位爱国者的骨头有力量：“然后，他们会看到一个女人的骨头在清晨升起的脚步声，敦促所有的村民，所有的牛、鸟类、昆虫和山丘与歌唱的骨头一起升起，与歌唱的骨头一起吟唱。”小说展示了津巴布韦女性在国家内战中的艰难处境、精神压抑和对命运的抗争。

　　戰争情节本倾向于传统的男性叙事视角，但霍夫把贫穷、文盲的女农场工人马莉塔放在了故事的核心。马莉塔在独立前后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物，遭遇到种种困难：剥削农工的白人农场主、残暴的士兵、贪婪的厨师、官僚主义的黑人政府官员等等，但她不屈不挠地周旋于这些人物之间，展现出坚韧的性格以及觉醒的女性主体意识。小说的基调是严肃的，甚至是哀伤的，透过人物读者可以深入到津巴布韦社会的各个层面，了解到女性在战争中的性格、心境、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作者善于用抽象概念将政治权力解构，《骨头》中回荡着大量象征着创伤的名词，如“骨头”“ 伤口”“ 疤痕”“ 血液”“ 尸体”“ 乌云”“ 裂缝”等等，这些词汇既隐喻了马莉塔身体及心灵受到的双重伤害，又象征着马莉塔黯淡难明的未来图景。
　　小说运用书中人物的叙述推动情节的发展，颇似《十日谈》和《坎特伯雷故事集》的叙事模式，呈现出一系列不连贯的声音。它有十五个部分，由六个不同人物围着火炉讲述，但女主角马莉塔的声音回荡在各个部分，体现出一种女性意识统摄下的集体回忆。霍夫将传统艺术的元素与现代文学形式相结合，主角马莉塔只是通过对那些了解她的人的记忆才出现，而马莉塔苦难的一生便在他人的回忆中逐步构建，这本身亦是对女性遭人遗忘的批判。这种结构使作者不再是一个全知的叙述者，而允许小说角色为他们自己说话。霍夫创造性地用这种灵活的叙述模式将支离破碎的叙述声部融合成一种共同的、集体的声音，阐述了马莉塔遭遇的女性困境的复杂性以及津巴布韦女性在战争中的艰难生存。
　　小说中最活跃的是女性的声音与回忆，但在男权社会下她们的生命力却常常遭遇压抑。津巴布韦米德兰州立大学的非洲文学研究者阿尼阿斯·穆特夸认为《骨头》中马莉塔的丈夫在殖民统治下失去了男性气质，从而在农场上顺从地劳作，而马莉塔则既有男性的力量又有女性的柔顺。《骨头》以杰妮法阅读一封马莉塔珍藏着的儿子在学校的情书开始，在杰妮法的回忆叙事中呈现出了马莉塔和杰妮法的深厚友情，这是两位独立女性在战争中的精神联盟，尽管最终双双失败，但却不容置疑地提出了女性群体反性别偏见以及女性身份建构的合法性。这些女性形象明晰而深刻，代表着国家在战争中被埋葬的尊严，超越了普通群众对于非洲女性的刻板印象。霍夫通过《骨头》向津巴布韦解放战争中的无名英雄致敬，尤其是向妇女致敬。《骨头》获得了1988年的津巴布韦文学奖和1989年的非洲驽马出版奖。
　　此外，霍夫在随后的两篇英文小说《阴影》和《祖先》中都以女性为主角，在揭示战争暴力带给人们伤痛的同时关注津巴布韦女性的生存与地位问题，并根据1986年不结盟运动会议之前围捕哈拉雷妓女的真实事件改编撰写了舞台剧 《姐妹，有一天再歌唱》（Sister， Sing Again Someday，1988）。总体看来，霍夫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与女性心理的挖掘在同时期津巴布韦男性作家中独树一帜，其鲜明的性别意识为津巴布韦此后的女性权利书写提供了坚实的书写基础与卓越的参照对象。

创伤记忆：丧失文化认同的群众形象

　　费尔曼认为文学与创伤和疯癫实为构成性的亲缘关系，文学持续地与疯癫和创伤交流， 并让疯癫和创伤主体自我言说表述。除性别意识外，霍夫也对战争带来的集体创伤展开了进一步的清算。津巴布韦于1888年开始沦为英国的殖民地，1895年白人正式建立殖民国家后，长达15年的民族解放战争拉开序幕，境内黑人集团与白人政权不断地进行激烈的游击战争，近百年的殖民史与15年漫长的抵抗运动不仅使津巴布韦本土文化大量消逝，也对生存其间的普通民众造成了严重的创伤。
　　《骨头》中马莉塔不仅代表了津巴布韦内战中勇敢独立的女性形象，也展现了在战争中失去儿子的母亲形象，对独子的思念构成了马莉塔寻找的原动力，帮助她抵抗一次次外在的挫折与身份质疑。尼日利亚阿比亚州立大学英语系教授阿法姆·埃贝古认为 《骨头》作为一部诗体小说，没有明显的叙述线索，没有提供一个有着具体时间场所的清晰事件，而是暗示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在战争中、战争前、战争后的身体经历与内心折磨。马莉塔的挚友杰妮法遭受性侵犯之后精神受创，显然已无法建立正常的个体文化认同，战争给了暴力存在的空间，其创伤记忆带来的不仅是群众精神的崩溃与个体心理的创伤，更深入民族的集体无意识而沉淀为民族的文化创伤。 　　如果说《骨头》描绘的是白人殖民者给本土黑人文明带来的侵害，霍夫在《阴影》中则描绘了黑人抵抗军带给本国人民的伤痛，进一步瓦解了津巴布韦人民的文化想象，也为独立后穆加贝政府文化认同之艰难埋下了伏笔。津巴布韦著名编辑与作家艾琳·斯汤顿认为霍夫在《阴影》中描写了战争对土地的破坏和对后方人民生活的伤害，对比了在冷酷的社会制度下处在不同境遇中的多种荒芜凄凉的人生，也讽刺了参与抵抗战争的士兵对平民生活的破坏并不亚于白人殖民者。

　　《阴影》塑造了形形色色的群众形象，有被迫迁徙的、有成为游击队战士的、有出卖与被出卖的、有粉饰暴政的、有传道会的、有拥护新秩序的、有被不同声音迷惑的、有被训练参加解放战争但在途中被镇压牺牲的、有坚信手中的枪杆的力量却不信美好未来的等等，构成了一幅战争中的历史人物长卷。小说重点刻画了白人殖民者的残暴统治和游击队员的粗暴行为以及津巴布韦解放后贪得无厌的执政新贵族。解放战争中的战士同样做出了强奸妇女、强迫百姓给他们做饭、强行征用房屋来躲避蚊虫叮咬等辜负人民期望的行为。霍夫在文中写到老人们和女人们对新的统治者很失望，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在敌人溃逃后，这些共同抵御过敌人的同胞会变得如此贪婪。内部的不谐加剧了民族文化创伤的程度，并极大地破坏了民族凝聚力，群众不再能够理解传统的文化认同，精神上的无所依归也成为津巴布韦独立后作家的主要写作内容之一。
　　从第一部诗集《武装起义》起，土地就是霍夫常用的象征意象，津巴布韦人民对土地的依恋是他们进行抵抗殖民的原动力之一。殖民与战争导致的土地贫瘠、无人种植、粮食绝收也构成了创伤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武装起义》探讨了黑人占有土地的合法性，宣扬反抗殖民统治的正当性。《家乡的红山丘》描述由殖民主义的代表形象“推土机”带来的环境灾害，它推倒了非洲人的坟墓，减弱了非洲人的地方感，使得他们的村庄不再是他们的家园。《骨头》中的绍纳族人呼唤祖先的神灵，恳求被英国殖民者占据的土地不会遭受污染。在《坊间传言：来自哈拉雷的消息》（Shebeen Tales：Messages from Harare，1994）中，霍夫谴责穆加贝政府不扶持社会下层人民，他称赞那些在面临干旱、经济困难和艾滋病病毒威胁时仍在小酒馆里有说有笑的人们的乐观从容。土地的被剥夺使群众不再有印刻文化身份的物质坐标，白人殖民者对语言的垄断又使得凭借口头文学重组精神文明成为不可能，霍夫对战争留下的集体文化创伤的反思是深刻的。从妇女、儿童、种族、民族，到社会主流文化规范之外的边缘群体，在微观的家庭场景中或是在宏大的社会舞台上，在弱小卑微的生命旅程上或是在动荡不定的民族迁徙中，个体和集体的文化心理中都充满了怨愤、责难、痛苦、焦虑、冷漠等情绪。霍夫在文本书写中描述了津巴布韦殖民与战争背景下努力求生却一次次遭受创伤的群像，为在政治话语权力下的弱势群体发出了悲愤的叫喊，其后殖民写作实践为一代津巴布韦作家与民众提供了宝贵的精神力量。

小结

　　陈杰莱·霍夫在津巴布韦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从诗集《武装起义》《家乡的红山丘》，到小说《骨头》《阴影》《祖先》，再到后期创作的《尘埃中的彩虹》《盲月亮》，霍夫用自己的笔写出了津巴布韦的历史与现状，表达了他对祖国的热爱和对美好未来的期望。
　　霍夫的写作结合了绍纳语与英语，即使是小说读起来也具有诗意的、沉思的散文性的唤起力。他的作品常常是抒情的、神话般的，以节奏强烈的重复、简单的词汇、问题、感叹和直接的呼吁感染读者。与阿契贝和索因卡大量使用民族俚语一样，霍夫在作品中同样使用了诸多绍纳族的传统谚语、格言和俗语，在建构后殖民批判语境的同时也调动了读者对于津巴布韦民族文化的充沛想象。
　　霍夫代表着津巴布韦的良心，他热爱描绘殖民背景下的弱势群体，他一生关注土地、反思战争、控诉政府，尤其关注战争中女性遭受的苦难和群众被赋予的创伤。他不仅是个诗人、小说家、散文家，更是记者、文化政治家，一生获奖数次，但是只能辗转各个国家，最终病死他乡，霍夫对津巴布韦文学所做的贡献值得人们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