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海德格尔借荷尔德林的诗说人应该“诗意”地棲居时，他试图为过于理性、过于张扬自我的现代人织就一袭不为外物所累、轻盈飘逸的如纱锦袍，其上绣满了心有余裕、信马由缰的洒脱之花，他想用即将成为背影的诗意来拯救现代人脆弱、焦躁的灵魂;岂不知，在这上面，汉语新诗早已是长袖善舞：当李白长啸“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篙人”时，人生的诗意在他的心中何止豪气干云！诗仙曾经沧海的生活感触所引致的人生练达恐怕是现代人颇为狂躁的脚步很难达致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写作使命彰显大诗人白居易的诗性智慧，“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在孔子的心目中，诗几乎无所不能。历史如行云流水，时光荏苒但未离其宗，无论是辉煌的历史还是现代人的重新发现，诗歌都是人类精神世界中一颗璀璨而亮丽的明珠，她构筑人类经验先锋的堡垒，探索着人类心灵深处的感动。
　　20世纪初，当汉语诗歌以汉语新诗的面目呈现在世人面前时，一如初生婴儿的孱弱，她所曾经拥有的大红大紫遭致了非议声声，1920年穆木天称新诗的发起者胡适为汉语新诗的“罪人”，当代口语诗人于坚则称现在的汉语新诗为一种“巫术”，无论是文体本身还是承载的主题，在读者那里，汉语新诗都显得孱弱不堪。其实，隐藏在这些非议背后的是人们对汉语诗歌的更大期待，按照人们能够接受和期望的情感逻辑，汉语新诗应该拥有古典汉语诗歌所难以企及的成就，因为在至今仍然信奉进化论为真理的国人眼里，汉语新诗是“现代的”！这种言词本身似乎说明了一切。就情感取向来说，汉语新诗确如其他类型的社会文化形态一样积极投身于“现代化”身份建构的浪潮中，唯恐被遗忘，但也正是这种来自“除旧布新”的更迭恐惧造就了汉语新诗的茫然无措，在时间面前，汉语诗歌成为“拔苗助长”的病弱小草，苍白而柔弱。人们常说：百姓不幸，诗家幸。“白骨露于野”的建安战乱孕育出曹操“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的“建安风骨”;五代十国的血雨情仇所积淀出的家仇国恨混合着寄人篱下、凄惨孤伶的难言屈辱，造就李后主的“春水东流”的愁绪和令人潸然泪下的“触目柔肠断”的感触，等等。应该说，近现代中国所遭际的灾难岁月、所见证的生灵涂炭相比于历史有过之而无不及，外族入侵更为号称天下之中心的民族带来莫大的屈辱。但事实上，面对如此丰沃的资源，生长于其中的汉语新诗不仅仅丧失了汉语诗歌“黄钟大吕”的美誉，而且如一个烫手的山芋，成为令许多人皱眉频频的丑小鸭，而且似乎尚未看到变成“白天鹅”的希望，自然也难发出“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最有诗意的喟叹。原本自如演奏诗意舞蹈的琴弦似乎弹起了陌生的调子，“咿咿呀呀”之中走了板样。
　　无论如何，汉语新诗似乎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就语言媒介而言，汉语诗歌先天地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就语符而言，汉字是一种形意文字，符号的天生隐喻性，本身就可以被看作是大自然经过人类精神情感的浸入，被抽离掉无关诗意的琐碎后浮现在人们精神意识中的诗意表述，“天人合一”的哲学境界也许只有汉字的如画符号才能穷尽。西方的拼音文字除了借助于韵律、节奏等单纯的语符能指，尽管有所谓“视韵”，但并不能在视觉上给诗歌表达带来多大的帮助，和汉字的形意结合的状况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当西方诗歌在苦苦思索如何才能通达事关人生宇宙精髓的聪慧哲思，忙于构建理性认知的结构体系时，汉语诗歌已经在拈花微笑中寓含了一切，“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文字本身已经寓含了一切，其情其景岂是可言说的？可以说，当现代意义上的诗歌摆脱了传统诗歌音韵铿锵的表象而走向对内在心灵的关注和析理时，视觉和自我想象为建构方式的现代诗性的完成要素中，相对于拼音文字，汉语新诗具备先天的语符优势。如此，按照理想的发展逻辑，汉语新诗百年之中应该呈现五彩缤纷的绚丽，而不是现在的以颇为难堪的表情面对冷嘲热讽的白眼。
　　有意思的是，从语言选择到整体架构，汉语新诗都是在颇为自信而看似清醒的意识中完成的，理论先行，创作后进。但在这种看似清醒的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盲目，现代性的压力为汉语新诗带来的是焦躁的情绪，而战乱频仍的孕育土壤却让这种清醒的意识转化成了强烈的功利意识。除却30年代现代派、40年代“中国新诗”派以及90年代局部的诗歌创作外，汉语新诗成为了一种象征，一种表征单纯时间更迭意义上的现代身份和传达某种非诗理念的象征，作为主潮之一的现实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在意新诗本体的感受，无论经验还是语词的更新，都非尽如人意。陈独秀、钱玄同等人在五四时期所着重批判的“文以载道”的传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汉语新诗的主流功能，非本体化成为汉语新诗的本质言说方式。
　　举凡能够孕育出经典文学的时代，文学的强大与作家的谦逊往往是一种良态。循此，作家才能离开“小确幸”的欣喜，看到星空的浩瀚，大海的汹涌，山川的沟壑纵横，两相对比中，也才有自我的省思，内敛的沉静，必要的谦卑和示弱，进而怜悯众生，敬仰山川大地，突破个体经验的狭隘、逼仄和过度的自恋带来的困境，以象征或者隐喻的方式让文学进入“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境界，或者是着意于人性的鄙陋、生死之困境以及未来景象的构造。以此，优秀诗人所必然具有的洞察事物的超验逻辑，突破日常经验“熟视无睹”的敏锐性，在预言性写作上丰富日常语言的诗性意味，增益语言的表现力，诗歌也才为其诗。
　　汉语诗歌走向汉语新诗是历史的选择，无法更改。在现代理性的工具化越来越清晰，技术逻辑和大数据控制下的预设性越来越具有管控力的情况下，诗歌赖以生存的人文空间越来越狭窄，更何况百年新诗的历史发展中，诗歌往往沉浸于这种狭隘中，而不自知。徒增诸多悲凉的底子。在思维方式上，二元对立的思维所带来的偏狭心理依然难以抹去，宽容的和谐似乎并不是汉语新诗应有的词语。虽然文人相轻自古亦然，但古人并没有说明这种“相轻”一定要以置别人于死地，以资本的狂傲和学圈的话语霸权为为立足之本或者终极目标，口水的飞溅，刨祖坟的谩骂，脏话连篇的拥堵，不说斯文扫地，就连起码的距离感和尊重感都荡然无存，能否将古人“相轻”的内容多体现为一种自信自强下的宽容，百花齐放或者百家争鸣，“我虽然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对诗学思想的锐利、争锋辅助于诗人之间生活与品格的雍容、大度，显然对于汉语新诗而言更有意义。上世纪30年代，新月诗歌的繁荣，显然得益于林徽因的那所“林太太客厅”，40年代“中国新诗派”的傲然，自然是西南联大众多青年诗人的相扶相携和冯至、燕卜逊等教师诗人不吝教诲的结果。这些已经成为经典的诗人、诗作生成的时候，虽然也面临众多美学志趣相异的诗人群，但他们之间，除了诗学上的争锋，很少看到涉及人身的杀伐，更少有不相往来的冷眼。从这个意义上说，时过境迁，能够过滤掉时代使然的因素之后，重新梳理上世纪50年代以来，汉语新诗中的“pass”某某，或者认为只有自己把握诗歌“真相”的诗学逻辑，自然有其必要性。尽管涌现出了“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以及“私人写作”等等看似浪涛汹涌的热闹场景，但都不免带着“戏台里喝彩”的嫌疑，汉语新诗的顾影自怜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目光，倒是更愈使人疑惑了。虽然，新世纪以来，随着经济资本的好转，不断有印刷精美、制作精良的诗刊出现，稿费的提高，给了诗歌写作某种必要的尊严，自媒体的涌现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发表的困境，为汉语新诗的生成提供了新的质素。但很明显的是，新世纪以来的汉语新诗数量的喧嚣远大于质量的瓷实，诗歌写作空间的书斋化，表现主题的琐碎性，读书经验的自我封闭性，所谓“抱团取暖”的同质化，等等。“口语化”写作的固守，沉思型写作的蔓延，农耕文明的抒情遍地开花，遍地狼烟的写作，表面的分裂依然是常态，但在写作题材上的趋同性、过于隐私性和烂熟性恰恰是无法超越的命题。 　　另一方面，相對于传统汉语诗歌写作上的诗史传统，写诗务实老妪能解，沉浸于“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的忠实记载，或者轻吟于勾栏瓦肆的妇孺皆知，诗歌早就在“唐诗三百首”的呀呀学语中奠定了基础。显然，汉语新诗的精英化和专业化，决定了它的读者是需要培养的，对读者的“诗教”是必要的。英国文艺理论家伊格尔顿就曾经写过《怎样读诗》这样的普及型读物，英国牛津出版社也曾出版过一系列的文学通识读本。但对汉语新诗来说，必要的“诗教”基本上是缺席的，80年代的大学课堂和《诗刊》《星星》等专业杂志举办的函授班，曾为普及新诗的写作与欣赏做出了努力，但今天的大学课堂的诗教课程早就寥若晨星，诗歌杂志也早已自顾不暇，没有精力去做这些了。这两年，类似的对诗歌文本细读的“诗教”渐渐多了起来，但也只是个别事件，连现象都难说，更谈不上“诗教”传统。
　　尊重现实，存在的就是合理的。那我们不妨也找一些“借口”，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事实。从最初萌生期的繁华到今天的自我抚摸，汉语新诗追求现代身份的过程注定不是一帆风顺的。现代文化的过于理性自觉、诗歌理念的功利意识以及现代白话的技术化都为汉语新诗的成长设下了诸多障碍。小说、话剧都可以被设计、都可以工于匠心，但诗歌不能。它只能依托于较为成熟的文化氛围，依托于更多的如徐志摩、穆旦等为诗而生的富有天赋的诗人的创造，依托于大量诗学理念和资源的良性互动，同样少不了孜孜不倦的诗歌教育。百年新诗的历史证明，单单是理论的设计并不能产生彪炳千古的诗句。当今天的汉语新诗依然在刻意的模拟西方、在刻意地拒绝传统，在刻意地扮演另类的姿态时，其中所潜藏的危险依然没有消失，除了拥有繁华而喧嚣的表象，并不会有多少令人心动、让人振奋的变化。消费时代的一切都在演变为虚幻的符号，表象的喧哗、炫目的旗帜和夸饰的话语同样成为汉语新诗所难以避开的时髦装扮。其实真正的诗歌不需要这些，需要的是如何重新检讨和反思百年来的发展历程，如何去重新检视传统汉语诗歌资源，如何摆脱盲目的西化倾向，更重要的是如何建立独立品格，而不是仍然停留于他者阐释的卑微局面。不妨说，汉语新诗依然在拓荒的路上，读者有理由期待收获更多的令人心旷神怡的胜景。在自我感觉良好的同时，反思的力量也许是最需要的。这种反思不仅仅是如何处理中外传统诗歌资源的问题，也不单是能否推陈出新的问题，而是新诗如何在现代白话的语境下，在众多的诗歌资源面前如何建立真正属于自己的写作话语的问题，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了，新诗才算摆脱了幼稚走向了成熟。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经验蜂拥迭出，汉语在现代化的路途上，从词汇到语法都不断发生“新变”，表现力增强，逐步适应汉语新诗写作的要求，假以时日，属于汉语新诗的，而非单纯翻译体的作品自然涌现。在写作和评析过程中，强调汉语新诗的“汉语性”应是题中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