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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新华社就像一台不停转动的大机器，记者就是其中的一颗颗螺丝钉。做一颗螺丝钉，就意味着坚守在一个岗位上，无论是这岗位是关键还是平凡，是危险还是安宁。
阿富汗战场历险
著名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帕说，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意思是，一个好的摄影记者，对拍摄对象、对突发事件，要尽可能地靠近。
2001年阿富汗战争爆发前夕，10月4日，新华社莫斯科分社摄影记者王长山与文字记者孙占林两人奉命组成新华社前线报道组，先到阿富汗邻国乌兹别克斯坦，再转到阿富汗边境，赴阿富汗实地采访。
美国在阿富汗开打后，与阿富汗接壤的巴基斯坦、伊朗、乌兹别克斯坦、士库曼斯坦和中国都已关闭边界。而塔吉克斯坦却是个例外：在杜尚别有阿富汗合法政府的大使馆，只要花上40美元就能获取塔吉克斯坦外交部签发的记者证，再花200美元就可在使馆办理进人阿富汗北方联盟控制地区的签证，然后通过塔吉克斯坦外交部组织，个人租车，就可以向280公里外的阿富汗进发。
10月25日，二人一番周折后来到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当时已有1500多名各国记者为到阿富汗采访到那里登记注册。
10月30日，夕阳西沉，天空一片硝烟。王长山与孙占林进入阿富汗战区。在横渡塔吉克斯坦与阿富汗边界的喷赤河时，美军轰炸机的轰鸣声和炸弹的爆炸声一直伴随着他们。此时，美军已开始轰炸阿富汗北部塔利班的阵地。
那是一次没有固定距离的报道。报道对象在哪里？战场在哪里？报道现场在哪里？他们不知道。只知道现场就在瞬间，或者在身前、或者在身后，需要自己去找，去发现，去捕捉。
10月31日清晨，王长山和翻译一行三人，坐上日租金100美元的吉普车，从阿富汗北部胡加尔巴霍金出发，伴着扬起的滚滚尘土，颠簸了近两个小时，到达喷赤河的支流库克恰河边。他们向当地老百姓租了几匹马，骑马从河床窄浅处渡河。他们看到一些同路的外国记者，费了很长时间才把在杜尚别购置的物资搬上渡船。这些装备可谓五花八门：煤气罐、发电机、纯净水、食品、帐篷、睡袋，甚至还有榨汁机……据了解，他们定期有专人到杜尚别采购，有充足的补给。而新华社莫斯科分社派往阿富汗的2人报道组，只带了电脑、海事卫星、相机及少量的治疗感冒、腹泻的药品。
王长山到了河对岸，沿着山坡走上高处，一条约两米深的战壕横在眼前。他回头看，自己爬过来的是一片斜坡，散落着弹壳和弹药箱。在藏身洞和隐蔽坑里，一些北方联盟的士兵或坐或卧，有的在擦拭冲锋枪，有的在往弹夹上装子弹。
不容记者们细想，士兵、枪支、炮弹、伤员、尸体，就已经近在咫尺。
那是29岁的王长山平生第一次采访战争，他根本没有多想，端起相机就开始拍：战壕边，一挺老式重机枪枪口指向远处山头的塔利班阵地，中间是一片开阔地，依稀可见对方阵地的人影晃动；一辆吉普车在山间行驶，扬起大片尘土；几个北方联盟的士兵手持枪支站在战壕边上有说有笑，不时指指对方的阵地……
突然一阵枪响，塔利班开火了，冲着他所在的战壕的方向。前面不远处飞溅起团团尘土，一颗子弹甚至就打在他脚前的小土堆上，如果偏高一点，他肯定中弹。北方联盟的一位士兵飞快地把他拉下战壕，其余的人也都卧倒在地。一时间，大家全部隐蔽起来。
这时，两名北方联盟的士兵端起枪，以半跪的姿势向塔利班阵地射击，嗒嗒嗒……王长山蹲在战壕里抓拍下这张照片。
在返回的路上，他才有些后怕：如果真被子弹击中了，他们连一块纱布、一块止血绷带都没有，更没有急救包……北方联盟的士兵受伤后要运到塔吉克斯坦去救治，新华社记者如果在战场受伤，会被运到哪里抢救？王长山拍的照片传回总社，总社上下都很紧张，有关领导特别指示：以后上前线的记者必须配备急救包，还要培训急救常识。
其实，在阿富汗战区，危险总是如影相随。据报道，几位在阿富汗殉职的外国记者都是乘车在公路上遇险身亡的。王长山他们乘坐采访车，车子常是孤零零地行驶在旷野中，甚至摸黑往驻地赶，当地翻译不时担心会遇险。与王长山同住一个帐篷的一名法国记者，早上出去采访，晚上就没见他回来，后来听说是遭遇伏击殉职了。
阿富汗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多年战乱和各种自然灾害，已使这个国家千疮百孔，民不聊生。这里疾病肆虐，药品奇缺，粮食不能自给，没有工业，没有电，百姓们苦苦追求的仍是最起码的生存条件。在战区采访，冒险是必然的，衣食住行、洗漱、写稿等方面遇到的困难，也是在别处难以想象和遇到的。
和大多数从塔吉克斯坦进入阿富汗的记者一样，王长山和孙占林在胡加尔巴霍金镇落脚。这里有一个国际人道组织可以自行发电，为记者提供电源，早已住了很多各国记者，成为一个大规模的多国记者站。王长山一行和几个法国记者在这里合住一个大帐篷。由于昼夜温差特别大，帐篷内白天温度还可以，一到晚上就像冰窖，他们只能把鞋脱掉钻进睡袋，仅露出鼻子呼吸，但仍然冻得难以人睡。清晨的洗漱就在帐篷外进行，冰凉的井水冲到脸上，冒出微微的热气。阿富汗的风沙是有名的，他们每天早出晚归，真正体验到什么是风尘仆仆、灰头土脸。想洗脸都难，洗澡更是奢望。这个国际组织免费提供简单饭食，十几名记者，一大盘用牛油和羊骨头拌的米饭外加一壶热茶，每人分食一点，谈不上吃饱和营养。近10天的采访，他们没吃到一片绿叶菜。
帐篷内没有桌椅，王长山就蹲在帐篷内处理图片，传输照片就在帐篷内的地上，还要时刻吹掉落在机器上的灰尘。每天夜里6时到9时帐篷里才有电，在这段时间内他们要争分夺秒处理图片、给卫星电话和电脑的电池充电。
在阿富汗的十天，王长山作为新华社摄影记者，用相机记录了阿富汗北方战区的前沿阵地、美军的轰炸、绝望的难民等一系列和战争有关的事件和人物。冒着极大危险，忍受着恶劣条件，他怀着复杂的心情拍摄着战争，一幅幅反映战争的残酷与无情的照片，表达的是对和平与安宁的祈望和追求。
车臣，不一样的驻外经历
自1994年第一次车臣战争爆发以来，许多记者进入车臣采访，其中不少人献出了生命。出于安全考虑，中国媒体一直没有派记者到车臣采访。
2002年6月，俄罗斯政府应外国记者协会要求，组织外国记者到车臣进行战地采访。
当时，车臣境内发生多起叛乱分子劫持并残杀外国人质事件，而且经常发生匪徒用枪和地雷、手榴弹袭击群众的情况。但是考虑到去车臣采访机会难得，也可为新华社采访到第一手新闻，莫斯科分社摄影记者王长山和文字记者周良毅然报了名。开始有50多位各国记者踊跃报名申请，后来大概出于安全上的考虑，许多人改变了主意，最后只剩下5人：两名新华社记者、两名美国记者和1名韩国记者。
在莫斯科分社和总社的支持下，王长山成为车臣战争爆发后第一位进入车臣采访的中国摄影记者。6月底，大规模战事已经停止，在十余名俄罗斯特种兵的保护下，他们的车队在公路上保持疾速行驶，以防冷枪袭击。扫雷车在前开路，进入已成一片废墟的格罗兹尼时，前方突然发生地雷爆炸，士兵为了记者安全阻拦他们下车，王长山迅速拿出相机执意下了车，又被士兵阻拦，他只好对着爆炸处，远远地按下快门……
2001年2月28日俄罗斯“进步M-44”宇宙飞船与空间站对接，到场的记者太多，他们被要求只能在控制大厅楼下隔着玻璃观看对接过程。王长山瞅准机会，趁乱挤进控制大厅，直奔被邀请来的专家和航天部门的领导。工作人员不好当着他们的面去拉扯记者，只好听之任之。王长山获得了在大厅自由拍摄的机会，用三个角度完整记录了整个对接过程：控制大厅、科学家指挥对接的特写和大屏幕显示的飞船接近国际空间站对接口的实况，而路透社、法新社当天都只发了一张相关照片。
3月23日，“和平号”轨道空间站成功坠落，在顺利坠落的前一天下午，王长山就来到莫斯科郊外的控制中心，提前站好位置，为确保万无一失他连续坚守22个小时，期间没有睡觉吃饭，只能喝点水，时刻关注“和平号”在坠落过程中的每个环节，及时有效地向总社滚动发回系列现场报道。当年，他为此受到新华社总编室的通报嘉奖。
王长山在莫斯科分社任摄影记者期间，拍到过多次突发事件和重大事件，如普希金广场地铁爆炸等数次爆炸事件，也采访拍摄了普京、布什、克林顿、叶利钦等二十多个国家首脑；也见证了北京奥运会申办成功等举世瞩目的新闻事件，显现了一个摄影记者的良好素养。
软磨硬泡是基本功
1995年秋天，新华社摄影部举办了一期新入社记者、编辑培训班。从90年代起，摄影部每两年为新入社的大学生办一期摄影业务培训班，时间7到10天不等。记得报到的时候，一位瘦高白净学生模样的小伙子敲开我办公室的门，自我介绍说：“老师，我是云南分社新入社的摄影记者，我叫王长山。”他是个高个子，却轻声细语，和干摄影的很多人不大一样。
1998年夏天，昆明世博会正在开幕前准备阶段，我和摄影部的一位编辑去云南出差住在昆明，赶到大理的前一天，夜里12点电话铃响，接起来一听是王长山。一向和风细雨的他显得有些激动，说，明天要和我们一起去大理，报道大理七星国际越野挑战赛，需要向分社借一只长镜头（那时分社摄影组200毫米、300毫米镜头数量有限，需要随用随借），可是人家看他年轻，怕他不会用搞坏了，他说了一晚上了也不借给他，还说他是虚荣心作怪。电话那边他边说边求，简直带着哭腔了——他给我打电话是搬兵求援来了。我当时就想这小子干事挺认真，先礼后兵，有股犟劲，就出面说了情。其实当时我对他拍体育赛事心里也没有底，只是想这样的国际赛事，国内外摄影记者都长枪短炮的，而且采访体育的记者好些都是摄影圈里的“大腕”，要尽量给年轻人提供机会和帮助，尽可能地在装备上满足他们，让他们建立自信心。
第二天的越野挑战赛包含自行车、越野、攀岩、划船等诸多项目，王长山背着几十公斤的器材，细长的脖子上挂着两台胶片相机，汗水湿透了他的衣服……事后我和在场的编辑调侃说，如果再增加一两的分量，他的脖子可能就折了！
那次报道搞得不错，受到当时的摄影部体育编辑室主任、资深体育记者官天一的好评，王长山也因此被列入新华社第一批国内分社体育记者。那次近距离接触，让我对他加深了印象。
三次赴京参加驻外考试
2000年新华社摄影部亟需派往莫斯科一名摄影记者，综合各方面条件，摄影部决定派王长山去。那时新华社驻外分社专职摄影记者岗位很少，一般是从总社派人，极少从国内分社派记者驻国外。但是摄影部已经意识到分社记者的优势：善于挖掘新闻，能吃苦，善于与各方面及人的沟通等，也考虑给国内分社记者驻国外机会，提升他们的国际视野和专业水平。摄影部想在外派记者方面做些突破，为建设世界性通讯社培养国际化专业人才。摄影部开了派国内记者驻外的先河，后来这种做法被推广到全社，现在驻外的文字、音视频、技术员等都有国内分社人员。
当时外派记者名额比较稀缺，为了一个名额，文字、摄影各方面都会争取，人事部门要进行严格的考试。俄语试卷由国际部的一名资深外语专家出题和面试，虽说王长山从中学到大学公共外语学的都是俄语，但毕竟不是主修专业，在云南工作5年他没想过去当驻外记者，工作中也压根没用过俄语。第一次考试，笔试还凑合，听力和口语就差多了。怎么办？他只能一面继续在分社完成日常采访工作，一面找学校抽空补习，自己也听磁带强化训练。疲惫不堪的时候，他一度想打退堂鼓，无奈在我软硬兼施的“逼迫”之下，还是坚持下来。半年内他连续考试三次，最终顺利通过被派驻莫斯科。这让我想起东北人常说的一句话：“关键时刻不能掉链子！”
从莫斯科回来后，正赶上新华社实施新的业务考核办法，并提出培养一专多能型记者。国内一些分社因人员有限，为争取各项业务考核排在前列，一度取消了摄影采访室。尽管刚从国外回到国内，诸多的不适应困扰着他，王长山还是选择了拼命工作，参加了多次地震、泥石流等突发事件的报道。连续三年，他在分社业务考核都排在第一，国内部、对外部、参编部都纷纷向他约稿，邀他参加各种报道小分队……一时间他就像一部刹不住车的越野车——工作中的量化指标不断提升，快节奏高要求给他带来了身体的疲惫、情绪上的不安，加上一些人际关系上的不协调，他一度纠结、烦恼，而且用他自己的话说：“连谈恋爱的时间都没有了。”那段时间内部电话是我们俩最好的沟通工具，最终我们达成共识：放慢脚步、可持续发展、认真考虑个人生活、尽早摘下他“钻石王老五”的帽子。
“钻石王老五”喜结良缘
王长山出生在黑龙江富锦市松花江畔的一个小村，从小身子骨就瘦弱，像一棵小豆芽，父母给起名叫长山，希望他长大了像山一样坚实可靠。东北的三江平原是富饶的鱼米之乡，小时候，王长山是看着滚滚麦浪、万亩水稻长大的。王长山的父母都是地道淳朴的农民，但对孩子管教很严。父亲说王长山：“你这身子骨‘耙地拢沟’也不够格，不如好好上学吧，兴许能派上用场。”也许是天意，长山从小喜欢学习。无论在村里上小学还是后来在县里读重点高中，成绩都名列前茅。
他从中学时开始学俄语，俄语语法特别繁杂，学习起来比较费劲，加上弹舌音，每天要在嘴里含着水练习。到考大学时报志愿时，只因没有见过海，他第一志愿就报厦门大学，后来才知道厦门大学不招俄语生，第一志愿就落空了。好在他的第二志愿兰州大学录取了他。这对当年高中文科成绩第一的他来说，有一点小遗憾。
为什么报新闻专业？他说感觉记者走南闯北，很了不起！况且兰州大学新闻系在国内有一定影响力。进入大学第一年刻苦学习，拿了奖学金。当时兰大新闻系上摄影课，发135凤凰相机和珠江牌相机给学生外出拍照，王长山感觉摄影有意思，但没想过将来当摄影记者。大四上学期时，新华社辽宁、内蒙古、云南分社到兰大招人，当时班里推荐了两个学生，其中之一就是王长山。从小在东北长大的他，对“彩云之滇”充满着神秘浪漫的遐想，他说：“云南的热带雨林、大象、孔雀、婀娜多姿的少数民族姑娘，多么令人神往！”
就这样，带着对大自然的向往、对彩云之滇的憧憬，王长山没有跟远在东北的父母商量，自作主张考进了云南分社，从此定居云南。
王长山在大学期间曾经有过一次热烈的初恋，对方是他同届不同专业的一位北京女孩。交往多年，无奈女孩家长有想法，二人无果而终。后来他驻莫斯科两年多，与国内联络很少，记得那时和王长山通话，他每每“耍赖”说：“请付老师帮帮大龄青年，给找个媳妇儿！”就在他要回国前，一位熟悉王长山的长辈想把自己女儿介绍给他，女孩个人和家庭条件都非常优越，可王长山说自己不想“攀高枝”，我们调侃他心里有阴影。
此后很多年，王长山成了大家公认的“钻石王老五”。摄影部几位关心他的女编辑，纷纷给他介绍经验，帮他出主意，以至于他有些盲从。
2009年底，王长山终于结婚了，新娘年轻又漂亮，今年他们喜得贵子。尘埃落定，“钻石王老五”摘帽了。
如今的王长山还在云南，但已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摄影记者了。由于别样的经历和业务的全面发展，他已经成为新华社云南分社的副总编辑，分管摄影报道，偶尔也拍些照片。在《新华影事》专栏我介绍的摄影记者中，他还略显稚嫩、青涩——但我想，只要他不放下相机，坚持曾经的追求，随着人生阅历越来越丰富，摄影会伴随他的一生。
摄影师简介
王长山，1972年生，1995年大学毕业后到新华社云南分社任摄影记者，2000年至2002年底任新华社莫斯科分社摄影记者，其间赴阿富汗、车臣进行战地采访，2007年7月起任云南分社副总编。
阿富汗战场历险
著名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帕说，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意思是，一个好的摄影记者，对拍摄对象、对突发事件，要尽可能地靠近。
2001年阿富汗战争爆发前夕，10月4日，新华社莫斯科分社摄影记者王长山与文字记者孙占林两人奉命组成新华社前线报道组，先到阿富汗邻国乌兹别克斯坦，再转到阿富汗边境，赴阿富汗实地采访。
美国在阿富汗开打后，与阿富汗接壤的巴基斯坦、伊朗、乌兹别克斯坦、士库曼斯坦和中国都已关闭边界。而塔吉克斯坦却是个例外：在杜尚别有阿富汗合法政府的大使馆，只要花上40美元就能获取塔吉克斯坦外交部签发的记者证，再花200美元就可在使馆办理进人阿富汗北方联盟控制地区的签证，然后通过塔吉克斯坦外交部组织，个人租车，就可以向280公里外的阿富汗进发。
10月25日，二人一番周折后来到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当时已有1500多名各国记者为到阿富汗采访到那里登记注册。
10月30日，夕阳西沉，天空一片硝烟。王长山与孙占林进入阿富汗战区。在横渡塔吉克斯坦与阿富汗边界的喷赤河时，美军轰炸机的轰鸣声和炸弹的爆炸声一直伴随着他们。此时，美军已开始轰炸阿富汗北部塔利班的阵地。
那是一次没有固定距离的报道。报道对象在哪里？战场在哪里？报道现场在哪里？他们不知道。只知道现场就在瞬间，或者在身前、或者在身后，需要自己去找，去发现，去捕捉。
10月31日清晨，王长山和翻译一行三人，坐上日租金100美元的吉普车，从阿富汗北部胡加尔巴霍金出发，伴着扬起的滚滚尘土，颠簸了近两个小时，到达喷赤河的支流库克恰河边。他们向当地老百姓租了几匹马，骑马从河床窄浅处渡河。他们看到一些同路的外国记者，费了很长时间才把在杜尚别购置的物资搬上渡船。这些装备可谓五花八门：煤气罐、发电机、纯净水、食品、帐篷、睡袋，甚至还有榨汁机……据了解，他们定期有专人到杜尚别采购，有充足的补给。而新华社莫斯科分社派往阿富汗的2人报道组，只带了电脑、海事卫星、相机及少量的治疗感冒、腹泻的药品。
王长山到了河对岸，沿着山坡走上高处，一条约两米深的战壕横在眼前。他回头看，自己爬过来的是一片斜坡，散落着弹壳和弹药箱。在藏身洞和隐蔽坑里，一些北方联盟的士兵或坐或卧，有的在擦拭冲锋枪，有的在往弹夹上装子弹。
不容记者们细想，士兵、枪支、炮弹、伤员、尸体，就已经近在咫尺。
那是29岁的王长山平生第一次采访战争，他根本没有多想，端起相机就开始拍：战壕边，一挺老式重机枪枪口指向远处山头的塔利班阵地，中间是一片开阔地，依稀可见对方阵地的人影晃动；一辆吉普车在山间行驶，扬起大片尘土；几个北方联盟的士兵手持枪支站在战壕边上有说有笑，不时指指对方的阵地……
突然一阵枪响，塔利班开火了，冲着他所在的战壕的方向。前面不远处飞溅起团团尘土，一颗子弹甚至就打在他脚前的小土堆上，如果偏高一点，他肯定中弹。北方联盟的一位士兵飞快地把他拉下战壕，其余的人也都卧倒在地。一时间，大家全部隐蔽起来。
这时，两名北方联盟的士兵端起枪，以半跪的姿势向塔利班阵地射击，嗒嗒嗒……王长山蹲在战壕里抓拍下这张照片。
在返回的路上，他才有些后怕：如果真被子弹击中了，他们连一块纱布、一块止血绷带都没有，更没有急救包……北方联盟的士兵受伤后要运到塔吉克斯坦去救治，新华社记者如果在战场受伤，会被运到哪里抢救？王长山拍的照片传回总社，总社上下都很紧张，有关领导特别指示：以后上前线的记者必须配备急救包，还要培训急救常识。
其实，在阿富汗战区，危险总是如影相随。据报道，几位在阿富汗殉职的外国记者都是乘车在公路上遇险身亡的。王长山他们乘坐采访车，车子常是孤零零地行驶在旷野中，甚至摸黑往驻地赶，当地翻译不时担心会遇险。与王长山同住一个帐篷的一名法国记者，早上出去采访，晚上就没见他回来，后来听说是遭遇伏击殉职了。
阿富汗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多年战乱和各种自然灾害，已使这个国家千疮百孔，民不聊生。这里疾病肆虐，药品奇缺，粮食不能自给，没有工业，没有电，百姓们苦苦追求的仍是最起码的生存条件。在战区采访，冒险是必然的，衣食住行、洗漱、写稿等方面遇到的困难，也是在别处难以想象和遇到的。
和大多数从塔吉克斯坦进入阿富汗的记者一样，王长山和孙占林在胡加尔巴霍金镇落脚。这里有一个国际人道组织可以自行发电，为记者提供电源，早已住了很多各国记者，成为一个大规模的多国记者站。王长山一行和几个法国记者在这里合住一个大帐篷。由于昼夜温差特别大，帐篷内白天温度还可以，一到晚上就像冰窖，他们只能把鞋脱掉钻进睡袋，仅露出鼻子呼吸，但仍然冻得难以人睡。清晨的洗漱就在帐篷外进行，冰凉的井水冲到脸上，冒出微微的热气。阿富汗的风沙是有名的，他们每天早出晚归，真正体验到什么是风尘仆仆、灰头土脸。想洗脸都难，洗澡更是奢望。这个国际组织免费提供简单饭食，十几名记者，一大盘用牛油和羊骨头拌的米饭外加一壶热茶，每人分食一点，谈不上吃饱和营养。近10天的采访，他们没吃到一片绿叶菜。
帐篷内没有桌椅，王长山就蹲在帐篷内处理图片，传输照片就在帐篷内的地上，还要时刻吹掉落在机器上的灰尘。每天夜里6时到9时帐篷里才有电，在这段时间内他们要争分夺秒处理图片、给卫星电话和电脑的电池充电。
在阿富汗的十天，王长山作为新华社摄影记者，用相机记录了阿富汗北方战区的前沿阵地、美军的轰炸、绝望的难民等一系列和战争有关的事件和人物。冒着极大危险，忍受着恶劣条件，他怀着复杂的心情拍摄着战争，一幅幅反映战争的残酷与无情的照片，表达的是对和平与安宁的祈望和追求。
车臣，不一样的驻外经历
自1994年第一次车臣战争爆发以来，许多记者进入车臣采访，其中不少人献出了生命。出于安全考虑，中国媒体一直没有派记者到车臣采访。
2002年6月，俄罗斯政府应外国记者协会要求，组织外国记者到车臣进行战地采访。
当时，车臣境内发生多起叛乱分子劫持并残杀外国人质事件，而且经常发生匪徒用枪和地雷、手榴弹袭击群众的情况。但是考虑到去车臣采访机会难得，也可为新华社采访到第一手新闻，莫斯科分社摄影记者王长山和文字记者周良毅然报了名。开始有50多位各国记者踊跃报名申请，后来大概出于安全上的考虑，许多人改变了主意，最后只剩下5人：两名新华社记者、两名美国记者和1名韩国记者。
在莫斯科分社和总社的支持下，王长山成为车臣战争爆发后第一位进入车臣采访的中国摄影记者。6月底，大规模战事已经停止，在十余名俄罗斯特种兵的保护下，他们的车队在公路上保持疾速行驶，以防冷枪袭击。扫雷车在前开路，进入已成一片废墟的格罗兹尼时，前方突然发生地雷爆炸，士兵为了记者安全阻拦他们下车，王长山迅速拿出相机执意下了车，又被士兵阻拦，他只好对着爆炸处，远远地按下快门……
2001年2月28日俄罗斯“进步M-44”宇宙飞船与空间站对接，到场的记者太多，他们被要求只能在控制大厅楼下隔着玻璃观看对接过程。王长山瞅准机会，趁乱挤进控制大厅，直奔被邀请来的专家和航天部门的领导。工作人员不好当着他们的面去拉扯记者，只好听之任之。王长山获得了在大厅自由拍摄的机会，用三个角度完整记录了整个对接过程：控制大厅、科学家指挥对接的特写和大屏幕显示的飞船接近国际空间站对接口的实况，而路透社、法新社当天都只发了一张相关照片。
3月23日，“和平号”轨道空间站成功坠落，在顺利坠落的前一天下午，王长山就来到莫斯科郊外的控制中心，提前站好位置，为确保万无一失他连续坚守22个小时，期间没有睡觉吃饭，只能喝点水，时刻关注“和平号”在坠落过程中的每个环节，及时有效地向总社滚动发回系列现场报道。当年，他为此受到新华社总编室的通报嘉奖。
王长山在莫斯科分社任摄影记者期间，拍到过多次突发事件和重大事件，如普希金广场地铁爆炸等数次爆炸事件，也采访拍摄了普京、布什、克林顿、叶利钦等二十多个国家首脑；也见证了北京奥运会申办成功等举世瞩目的新闻事件，显现了一个摄影记者的良好素养。
软磨硬泡是基本功
1995年秋天，新华社摄影部举办了一期新入社记者、编辑培训班。从90年代起，摄影部每两年为新入社的大学生办一期摄影业务培训班，时间7到10天不等。记得报到的时候，一位瘦高白净学生模样的小伙子敲开我办公室的门，自我介绍说：“老师，我是云南分社新入社的摄影记者，我叫王长山。”他是个高个子，却轻声细语，和干摄影的很多人不大一样。
1998年夏天，昆明世博会正在开幕前准备阶段，我和摄影部的一位编辑去云南出差住在昆明，赶到大理的前一天，夜里12点电话铃响，接起来一听是王长山。一向和风细雨的他显得有些激动，说，明天要和我们一起去大理，报道大理七星国际越野挑战赛，需要向分社借一只长镜头（那时分社摄影组200毫米、300毫米镜头数量有限，需要随用随借），可是人家看他年轻，怕他不会用搞坏了，他说了一晚上了也不借给他，还说他是虚荣心作怪。电话那边他边说边求，简直带着哭腔了——他给我打电话是搬兵求援来了。我当时就想这小子干事挺认真，先礼后兵，有股犟劲，就出面说了情。其实当时我对他拍体育赛事心里也没有底，只是想这样的国际赛事，国内外摄影记者都长枪短炮的，而且采访体育的记者好些都是摄影圈里的“大腕”，要尽量给年轻人提供机会和帮助，尽可能地在装备上满足他们，让他们建立自信心。
第二天的越野挑战赛包含自行车、越野、攀岩、划船等诸多项目，王长山背着几十公斤的器材，细长的脖子上挂着两台胶片相机，汗水湿透了他的衣服……事后我和在场的编辑调侃说，如果再增加一两的分量，他的脖子可能就折了！
那次报道搞得不错，受到当时的摄影部体育编辑室主任、资深体育记者官天一的好评，王长山也因此被列入新华社第一批国内分社体育记者。那次近距离接触，让我对他加深了印象。
三次赴京参加驻外考试
2000年新华社摄影部亟需派往莫斯科一名摄影记者，综合各方面条件，摄影部决定派王长山去。那时新华社驻外分社专职摄影记者岗位很少，一般是从总社派人，极少从国内分社派记者驻国外。但是摄影部已经意识到分社记者的优势：善于挖掘新闻，能吃苦，善于与各方面及人的沟通等，也考虑给国内分社记者驻国外机会，提升他们的国际视野和专业水平。摄影部想在外派记者方面做些突破，为建设世界性通讯社培养国际化专业人才。摄影部开了派国内记者驻外的先河，后来这种做法被推广到全社，现在驻外的文字、音视频、技术员等都有国内分社人员。
当时外派记者名额比较稀缺，为了一个名额，文字、摄影各方面都会争取，人事部门要进行严格的考试。俄语试卷由国际部的一名资深外语专家出题和面试，虽说王长山从中学到大学公共外语学的都是俄语，但毕竟不是主修专业，在云南工作5年他没想过去当驻外记者，工作中也压根没用过俄语。第一次考试，笔试还凑合，听力和口语就差多了。怎么办？他只能一面继续在分社完成日常采访工作，一面找学校抽空补习，自己也听磁带强化训练。疲惫不堪的时候，他一度想打退堂鼓，无奈在我软硬兼施的“逼迫”之下，还是坚持下来。半年内他连续考试三次，最终顺利通过被派驻莫斯科。这让我想起东北人常说的一句话：“关键时刻不能掉链子！”
从莫斯科回来后，正赶上新华社实施新的业务考核办法，并提出培养一专多能型记者。国内一些分社因人员有限，为争取各项业务考核排在前列，一度取消了摄影采访室。尽管刚从国外回到国内，诸多的不适应困扰着他，王长山还是选择了拼命工作，参加了多次地震、泥石流等突发事件的报道。连续三年，他在分社业务考核都排在第一，国内部、对外部、参编部都纷纷向他约稿，邀他参加各种报道小分队……一时间他就像一部刹不住车的越野车——工作中的量化指标不断提升，快节奏高要求给他带来了身体的疲惫、情绪上的不安，加上一些人际关系上的不协调，他一度纠结、烦恼，而且用他自己的话说：“连谈恋爱的时间都没有了。”那段时间内部电话是我们俩最好的沟通工具，最终我们达成共识：放慢脚步、可持续发展、认真考虑个人生活、尽早摘下他“钻石王老五”的帽子。
“钻石王老五”喜结良缘
王长山出生在黑龙江富锦市松花江畔的一个小村，从小身子骨就瘦弱，像一棵小豆芽，父母给起名叫长山，希望他长大了像山一样坚实可靠。东北的三江平原是富饶的鱼米之乡，小时候，王长山是看着滚滚麦浪、万亩水稻长大的。王长山的父母都是地道淳朴的农民，但对孩子管教很严。父亲说王长山：“你这身子骨‘耙地拢沟’也不够格，不如好好上学吧，兴许能派上用场。”也许是天意，长山从小喜欢学习。无论在村里上小学还是后来在县里读重点高中，成绩都名列前茅。
他从中学时开始学俄语，俄语语法特别繁杂，学习起来比较费劲，加上弹舌音，每天要在嘴里含着水练习。到考大学时报志愿时，只因没有见过海，他第一志愿就报厦门大学，后来才知道厦门大学不招俄语生，第一志愿就落空了。好在他的第二志愿兰州大学录取了他。这对当年高中文科成绩第一的他来说，有一点小遗憾。
为什么报新闻专业？他说感觉记者走南闯北，很了不起！况且兰州大学新闻系在国内有一定影响力。进入大学第一年刻苦学习，拿了奖学金。当时兰大新闻系上摄影课，发135凤凰相机和珠江牌相机给学生外出拍照，王长山感觉摄影有意思，但没想过将来当摄影记者。大四上学期时，新华社辽宁、内蒙古、云南分社到兰大招人，当时班里推荐了两个学生，其中之一就是王长山。从小在东北长大的他，对“彩云之滇”充满着神秘浪漫的遐想，他说：“云南的热带雨林、大象、孔雀、婀娜多姿的少数民族姑娘，多么令人神往！”
就这样，带着对大自然的向往、对彩云之滇的憧憬，王长山没有跟远在东北的父母商量，自作主张考进了云南分社，从此定居云南。
王长山在大学期间曾经有过一次热烈的初恋，对方是他同届不同专业的一位北京女孩。交往多年，无奈女孩家长有想法，二人无果而终。后来他驻莫斯科两年多，与国内联络很少，记得那时和王长山通话，他每每“耍赖”说：“请付老师帮帮大龄青年，给找个媳妇儿！”就在他要回国前，一位熟悉王长山的长辈想把自己女儿介绍给他，女孩个人和家庭条件都非常优越，可王长山说自己不想“攀高枝”，我们调侃他心里有阴影。
此后很多年，王长山成了大家公认的“钻石王老五”。摄影部几位关心他的女编辑，纷纷给他介绍经验，帮他出主意，以至于他有些盲从。
2009年底，王长山终于结婚了，新娘年轻又漂亮，今年他们喜得贵子。尘埃落定，“钻石王老五”摘帽了。
如今的王长山还在云南，但已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摄影记者了。由于别样的经历和业务的全面发展，他已经成为新华社云南分社的副总编辑，分管摄影报道，偶尔也拍些照片。在《新华影事》专栏我介绍的摄影记者中，他还略显稚嫩、青涩——但我想，只要他不放下相机，坚持曾经的追求，随着人生阅历越来越丰富，摄影会伴随他的一生。
摄影师简介
王长山，1972年生，1995年大学毕业后到新华社云南分社任摄影记者，2000年至2002年底任新华社莫斯科分社摄影记者，其间赴阿富汗、车臣进行战地采访，2007年7月起任云南分社副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