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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年年初开始,一些内地钢材加工厂的库存每个月能累计一两万吨。让工人们伤透脑筋的就是钢材因长时间露天摆放会生锈,而生锈的钢材只能降价处理,锈迹严重者,只能当作废品处理了。库存一天天增加,而炼钢的高炉又不能停止运转,否则损失更大,在这种情况下,工厂只能亏本出售钢材。
产能过剩已成定局
就在近期,武钢、鞍钢等相继公布价格,下调幅度为300元到1200元不等。钢厂的联合降价可谓是钢铁业一个标志性事件。钢铁价格已由小降变为大跌,加上前段时间国际铁矿石价格上涨的因素,钢铁的市场价格将会大幅低于行业成本,钢铁企业未来可能陷入亏损。
市场需求往往是价格的决定因素,供大于求的现状直指产能过剩。钢铁产能过剩早已不是一个新鲜名词,从1999年至今,抑制过剩产能、淘汰落后产能的呼声不绝于耳。去年开始更是向过剩的钢铁产能密集“开炮”,据不完全统计,去年至今政府有关部门已发布不下五条抑制过剩产能的禁令。
2010年前5个月,中国产钢2.69亿吨,同比增长23.8%。6月份以来,虽然日均单产有所下降,但预计全年钢产量约为6.2亿—6.3亿吨,再创历史新高。6.3亿吨,这是7月份工业和信息化部对今年我国粗钢产量的一个预估数字。这一数字若成真,将刷新去年创下的5.7亿吨粗钢产量历史纪录。过快的产能释放,超过了需求的增长,加大了国内市场的压力。
迫于高成本、负利润薄至市场需求低迷的现实,6月份以来,部分企业已经开始或者准备减产。减产仅仅是生产量上的相对降低,相对容易,但是,降低产能谈何容易?一般情况下,钢厂也不愿减产。因为你减产,而别的钢厂未必减产,减产后别的钢企就分占了你的市场份额。此外,减产停炉会带来设备折旧、管理等更大的成本。所以,减产难,减掉已经建成的产能更难。
中国淘汰钢铁落后产能始自2005年。当年,国家发改委提出关于《钢铁工业控制总量、淘汰落后、加快结构调整的通知》的文件,按照该文件,“十一五”期间,我国钢生产能力力争控制在4亿吨左右,拟淘汰1亿吨落后炼铁生产能力、5500万吨落后炼钢能力。但是在随后不到一年时间,中国钢铁产能就迅速超过4亿吨规模。随后国家发改委调整了调控目标,将“十一五”期间的钢铁产能调整到5亿吨的规模。并同时出台文件称,2006年中国淘汰全部200立方米以下的小高炉,2007年淘汰300立方米以下的小高炉和20吨及以下的转炉。2007年中国钢铁产能达到了4.89亿吨,比上年又增加了6625万吨。而原来定下的当年淘汰任务却远远没有完成,国家发改委的解释是,“各地淘汰落后钢铁的效果并不理想,特别是一些地方政府暗中保护落后产能,由当地经贸委、发改委批准或企业自主建设,将原属淘汰范畴的300立方米以下的改扩建成300立方米以上的高炉,将20吨以下改扩建成20吨以上的转炉项目。2008年钢铁行业的实际产能已经达到了6.6亿吨。2009年,中国钢铁产业庞大的产能随着经济危机的进一步蔓延,给行业带来了整体的冲击。需求的急剧萎缩和过剩的产能导致中国钢材市场库存积压严重,价格全面下跌。经济危机促使中国政府和行业部门再次加大对钢铁行业的淘汰力度。
今年8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又公布了18个工业行业淘汰落后产能的2087家企业名单,要求确保列入名单企业的落后产能尽快关停。
产能过剩的“中国式”症结
技术层面的原因使产能扩张相当容易,其表现是供给能力的增长明显快于需求能力的增长。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资金的充分供给、技术进步加速和投资增长体制瓶颈弱化的作用下,供给能力加快增长,相反,需求能力增长因受到许多中长期因素的制约而相对缓慢。这种供给增长和需求增长的潜在差距,并不一定会导致生产过剩,但是,却为产能过剩提供了可能性。
经济增长方式不合理也直接导致了产能过剩:部分地方干预投资和经济增长的能力过强,地方间形成恶性投资竞争,使产能扩张难以抑制;产业技术水平低、自主创新能力弱,竞争主要体现在资源投入和产出的数量扩张;产业集中度不高,无法实现资本和品牌的有效集中,兼并重组难以实现,其结果是行业投资增长过度。
钢铁的产量和用钢大户的需求量这两者的走向完全是背道而驰的。目前钢铁业陷入这种被动的局面,在于其前期有着过于乐观的预期。在今年3、4月份国际铁矿石涨价的背景下,反而去拼命扩大产量。这种追求极限式的高速“奔跑”事实上是无法长期维持的。
近年来,政府相关部门对粗钢消费量的预期数字,普遍存在预测数字远低于最后实际需求的情况。例如,“十五”期间钢铁产能规划到2005年产钢1.4亿吨,而实际2005年钢铁消费量达到3.53亿吨。2005年国家发改委有关司局编制的《钢铁产业发展政策指南》,对2010年的钢铁消费量估计是3.2亿吨(上下浮动7%),实际上今年这一数字至少超过6亿吨;去年年初制定的《钢铁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中,预计2009年钢铁消费4.6亿吨,实际当年钢铁消费量超过5.7亿吨。
今年以来,我国粗钢产量连续5个月在5000万吨以上,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6月29日发布的旬报显示,6月中旬全国粗钢日均产量为176.7万吨,环比上旬减少1.7万吨,据此推算,6月份全国粗钢产量将不低于5200万吨。
此外,房地产、钢铁等行业的投资过热,导致产能扩张速度远远超过需求扩张的速度。从2004—2008年固定投资增长率23.9%—26.6%之间看,2009年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长率或达32%。增长速度均保持在23%以上,而消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处于13.3%—21.6%之间,前者比后者快一倍左右。投资在当期为需求,到下一期则形成供给,供给能力持续地以快于需求(最终需求)1倍左右的速度增长,必然造成今后年份的产能过剩问题。
在产能过剩的同时,钢铁固定资产投资还在增长。今年1—5月,钢铁固定资产投资高达1356亿元,同比增长13.8%,保持了较高水平。
去年,我国的粗钢产量几乎占据全球粗钢产量的半壁江山,由于4万亿经济刺激措施的推动作用,在全球钢铁业哀鸿遍野的金融危机之年———2008年,我国的钢铁业,特别是从事长材生产的中小企业却逆势蓬勃发展。基础设施的大量建设和房地产业的兴盛,是钢企加足马力生产、扩产的最主要原因。而钢铁产能不断膨胀难以控制的另一原因是:每一家钢厂都是当地政府的摇钱树。
工信部最新公布的《钢铁行业生产经营规范条件》明确要求普钢企业粗钢产量100万吨以上,才达到行业准入门槛。这意味着未达标企业面临出局危险,但这一规定也存在着一些细节上的落实难题。
《条件》要求普钢企业粗钢产量达到100万吨以上。但100万吨以下的普钢企业数量不少,占据全国钢铁产能的大概10%左右。之前的控制产能政策,导致一些地方瞒报产量。例如产了120万吨,小企业上报只有80万吨。还有,假如一家小型钢企合法登记,装备、环保都达标,只是产量略差一点达不到100万吨,是不是一定要淘汰出局?是否允许其整改?这些问题都对《条件》的最终落实构成一定挑战。然而,一个年产量接近百万吨的钢铁企业,虽然是小钢厂,还不足以达到行业门槛,但即便按照目前较低的市场价格,一年的销售额也在30亿元左右,无疑是当地的就业、纳税等大户。设置行业准入门槛固然是个好办法,但由于牵扯到地方政府的利益,政策落实会遇到很多困难。
我国钢铁企业众多,集中度相对较低,企业的产品差异化小,市场竞争激烈。 一是我国企业的组织形式多样化,地域分布广泛,原料资源控制数量差别较大。从企业组织形式看,国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并存,中央直属企业与地方企业并存,外资与内资企业并存,这就使得成本负担等差距较大,低成本企业将有较强的竞争优势。从地域与分布上看,除了产能主要集中在河北、山东和江苏等沿海区域外,还有部分企业分布在中西部地区,由于历史原因,这些地区技术水平相对较低,生产成本较高,竞争相对较弱。另外,还有部分企业自己有矿山和焦炭资源,在原材料价格大幅度上涨的情况下,具有很好控制成本的手段,在市场中具有竞争优势。
根据2008年钢铁产量最新统计,我国前十家钢铁企业的产量只占全国总产量的42%,相比国外平均占70%以上还是相对较小的,这就决定我国钢铁行业同业竞争较多。目前我国除了少数企业有自己的特色产品外,如鞍钢的优质板材、武钢的冷轧硅钢、太钢的不锈钢等,除此之外,大多数企业都是普通钢材产品,如中板材、小型材、螺纹钢和线材等,这些产品的技术含量较低,产能过剩严重,各企业主要靠低成本及低价格竞争,使得高成本的企业难以为继。
此外,由于一段时期内市场紧俏加之产业政策的鼓励,我国高附加值的钢铁品种如不锈钢、宽厚板、热轧和冷轧薄板等产品的产能扩张很快,造成高端产能过剩,低端产能相对不足。例如,近几年我国每年新增粗钢能力5000万吨左右,其中90%的对应品种为板材。以冷轧板材为例,2001年至2007年,我国各类冷轧机组的产能由1300万吨升至5000万吨,2008年底更是达到7500万吨,远远快于同期我国全部钢材产能的增速。这种结构性矛盾,是造成过剩的又一主要原因。
目前钢铁行业面临的最严峻问题不是产能过剩,而是结构问题——产业分散,落后产能所占比重大,企业竞争力不强。最新出台的政策也存在着一些细节的落实难题。
从1999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导致钢铁全行业亏损起,就开始提到产能过剩这个说法。但限制产能却越限越多,这其中最深层次的一个原因是,我国钢铁需求还没有达到顶峰。
根据世界各国钢铁工业的发展经验来看,一国只有基本完成工业化,其钢铁需求才会达到顶峰停止增长,社科院研究报告认为,我国到2020年前后才能基本实现工业化。无法限制产能的原因之一是市场需求,未来几年钢铁需求还会增长,但是可能增幅会放缓。
调与控并举的解决之道
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只能依靠市场竞争机制调整产业结构,再加上必要的宏观调控。 布局问题即“重组”是解决产能过剩的重要途径,而未来钢铁业重组也将锁定“跨区域”。
其实,国务院文件已明确指出,支持优势大型钢铁企业集团开展跨地区、跨所有制兼并重组,最终培育形成3家至5家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6—7家具有较强实力的特大型钢铁企业集团。力争到2015年,国内排名前十位的钢铁企业集团钢产量占全国产量的比例从2009年的44%提高到60%以上,推动钢铁工业结构调整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加快联合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是市场结构调整的重要一步。由于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及体制改革滞后,使得许多钢铁企业跨部门、跨行业、跨所有制的兼并重组难以实现,导致产业集中度不高,生产主体过多引发过度竞争及盲目扩张。据2009年1月至8月的统计数据,前9家产能1000万吨以上的钢企,只占全国产量的38.9%,武钢、鞍钢等巨头产量仅占全国的17.3%,远不足以引导和控制行业动向。而美国前4大钢企占全国产量比重为64.1%,日本前4大钢企占75%,产业集中度相当高。从这些年的发展趋势看,我国钢铁行业集中度不是提高了,而是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不少企业想通过自我扩张达到千万吨级、两千万吨级,有些地方出现了小钢厂要变中型钢厂,中型钢厂想变大钢厂,大钢厂要变特大型的自我扩张、盲目发展的现象。合理解决该问题的最佳选择是统筹规划、联合改组,按照强强联合、优势互补原则,发展大型钢铁联合集团。
在这方面我们有经验,也有教训。比如原来在山东、河北、辽宁等一个省内同时要上两个或几个千万吨级钢铁企业,只从单个企业自身出发,缺乏全省或跨省的总体发展战略考量。近两年来,各省先后联合成立了全省范围的钢铁联合集团,由原来的千万吨级一下子提升到三四千万吨级,在全省总量基本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企业规模上升了两三千万吨级。以河北钢铁集团为例,原来大部分是不足千万吨级钢铁企业,成立联合集团后,最终发展成为四千万吨以上的大型联合集团,既提高了产业集中度,又有效控制了总量,有效地控制了产能过剩。据钢铁行业内部预测,通过3—5年激烈的市场竞争,仅仅无缝钢管行业就将会通过“洗牌”形成5—8家年产能在200万吨左右的企业集团,呈现新的市场格局。
对于钢铁企业来说,产能过剩导致其发展越来越受到上游成本和下游市场的挤压,钢企能否获得更大利润,一方面要看成本转嫁能力;另一方面,要看钢企转变经营模式、加快产品结构调整、加强新产品研发的步伐。
如上文所述,目前我国除了少数企业有自己的特色产品外,如鞍钢的优质板材、武钢的冷轧硅钢、太钢的不锈钢等,大多数企业都是普通钢材产品,如中板材、小型材、螺纹钢和线材等,这些产品的技术含量较低,产能过剩严重,各企业主要靠低成本及低价格竞争,使得高成本的企业难以为继。
为此,企业要顺应需求变化,引导产品结构进行调整。一方面,要消除优化产品结构的误区,不要一味地追求高附加值和优化产品结构。过度追求高附加值而淘汰低附加值产品,不仅会造成高附加值产品不能体现其高附加价值,而且市场供需不合理将进一步加剧。另一方面,要使新建长材项目和淘汰落后产能相结合。目前由于长材产品市场供应紧张,在短期内产品的利润是可以得到保证的。从近几年的市场销售情况看,中小型钢铁企业的低端产品基本上实现了产销率100%和90%以上的产能利用率。这说明只有新建长材项目和淘汰落后产能相结合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长材供应紧张的问题。
另外,统筹国内外市场。在这方面,扩大内需是防止或减少产能过剩的主要措施。可以通过进口替代去挖潜力,如目前我国每年要进口钢材1500万吨以上,只要我们调整产品结构,提高产品质量,部分产品完全可能以产顶进,提高国有钢材市场占有率。随着国家4万亿元投资计划的不断实施,可以在民生工程、环保工程、高科技领域去挖掘潜力;可以通过发展深加工,增加钢材消费去挖掘潜力,如开发钢结构市场、发展焊管;也可以通过加大进口的管制和反倾销的力度保护国内市场。另一方面,开拓国际市场,减轻国内市场压力。当前,钢铁产品出口大幅度下降,从企业自身来看,根本原因在于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下降。从企业出发,要立足于提高国际竞争力,强化产品结构的优化,提高产品的质量,加大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力度,努力保持自己在国际市场的适当份额,并将此作为企业的一项战略任务和方针。从国家层面来看,要立足于确保我国钢铁产品国际市场份额的基本稳定,国家有关部门积极地研究并尽快落实和改善我国钢铁产品出口的外部环境,实施适度灵活的出口关税政策,建立起钢铁产品“走出去”的风险规避机制,等等。
目前我国钢铁工业中,企业的风险分析技术和手段落后,企业一味追求短期的业绩或者产值,风险意识淡薄。许多企业的投资决策,对市场没有做深入系统的分析就匆匆上马,甚至盲目跟风、一哄而上。这是导致产能过剩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钢铁企业还需要加强风险意识,在上项目时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一定要进行深入系统的技术分析和市场分析,清楚自己的竞争力,慎重决策。
产能过剩已成定局
就在近期,武钢、鞍钢等相继公布价格,下调幅度为300元到1200元不等。钢厂的联合降价可谓是钢铁业一个标志性事件。钢铁价格已由小降变为大跌,加上前段时间国际铁矿石价格上涨的因素,钢铁的市场价格将会大幅低于行业成本,钢铁企业未来可能陷入亏损。
市场需求往往是价格的决定因素,供大于求的现状直指产能过剩。钢铁产能过剩早已不是一个新鲜名词,从1999年至今,抑制过剩产能、淘汰落后产能的呼声不绝于耳。去年开始更是向过剩的钢铁产能密集“开炮”,据不完全统计,去年至今政府有关部门已发布不下五条抑制过剩产能的禁令。
2010年前5个月,中国产钢2.69亿吨,同比增长23.8%。6月份以来,虽然日均单产有所下降,但预计全年钢产量约为6.2亿—6.3亿吨,再创历史新高。6.3亿吨,这是7月份工业和信息化部对今年我国粗钢产量的一个预估数字。这一数字若成真,将刷新去年创下的5.7亿吨粗钢产量历史纪录。过快的产能释放,超过了需求的增长,加大了国内市场的压力。
迫于高成本、负利润薄至市场需求低迷的现实,6月份以来,部分企业已经开始或者准备减产。减产仅仅是生产量上的相对降低,相对容易,但是,降低产能谈何容易?一般情况下,钢厂也不愿减产。因为你减产,而别的钢厂未必减产,减产后别的钢企就分占了你的市场份额。此外,减产停炉会带来设备折旧、管理等更大的成本。所以,减产难,减掉已经建成的产能更难。
中国淘汰钢铁落后产能始自2005年。当年,国家发改委提出关于《钢铁工业控制总量、淘汰落后、加快结构调整的通知》的文件,按照该文件,“十一五”期间,我国钢生产能力力争控制在4亿吨左右,拟淘汰1亿吨落后炼铁生产能力、5500万吨落后炼钢能力。但是在随后不到一年时间,中国钢铁产能就迅速超过4亿吨规模。随后国家发改委调整了调控目标,将“十一五”期间的钢铁产能调整到5亿吨的规模。并同时出台文件称,2006年中国淘汰全部200立方米以下的小高炉,2007年淘汰300立方米以下的小高炉和20吨及以下的转炉。2007年中国钢铁产能达到了4.89亿吨,比上年又增加了6625万吨。而原来定下的当年淘汰任务却远远没有完成,国家发改委的解释是,“各地淘汰落后钢铁的效果并不理想,特别是一些地方政府暗中保护落后产能,由当地经贸委、发改委批准或企业自主建设,将原属淘汰范畴的300立方米以下的改扩建成300立方米以上的高炉,将20吨以下改扩建成20吨以上的转炉项目。2008年钢铁行业的实际产能已经达到了6.6亿吨。2009年,中国钢铁产业庞大的产能随着经济危机的进一步蔓延,给行业带来了整体的冲击。需求的急剧萎缩和过剩的产能导致中国钢材市场库存积压严重,价格全面下跌。经济危机促使中国政府和行业部门再次加大对钢铁行业的淘汰力度。
今年8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又公布了18个工业行业淘汰落后产能的2087家企业名单,要求确保列入名单企业的落后产能尽快关停。
产能过剩的“中国式”症结
技术层面的原因使产能扩张相当容易,其表现是供给能力的增长明显快于需求能力的增长。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资金的充分供给、技术进步加速和投资增长体制瓶颈弱化的作用下,供给能力加快增长,相反,需求能力增长因受到许多中长期因素的制约而相对缓慢。这种供给增长和需求增长的潜在差距,并不一定会导致生产过剩,但是,却为产能过剩提供了可能性。
经济增长方式不合理也直接导致了产能过剩:部分地方干预投资和经济增长的能力过强,地方间形成恶性投资竞争,使产能扩张难以抑制;产业技术水平低、自主创新能力弱,竞争主要体现在资源投入和产出的数量扩张;产业集中度不高,无法实现资本和品牌的有效集中,兼并重组难以实现,其结果是行业投资增长过度。
钢铁的产量和用钢大户的需求量这两者的走向完全是背道而驰的。目前钢铁业陷入这种被动的局面,在于其前期有着过于乐观的预期。在今年3、4月份国际铁矿石涨价的背景下,反而去拼命扩大产量。这种追求极限式的高速“奔跑”事实上是无法长期维持的。
近年来,政府相关部门对粗钢消费量的预期数字,普遍存在预测数字远低于最后实际需求的情况。例如,“十五”期间钢铁产能规划到2005年产钢1.4亿吨,而实际2005年钢铁消费量达到3.53亿吨。2005年国家发改委有关司局编制的《钢铁产业发展政策指南》,对2010年的钢铁消费量估计是3.2亿吨(上下浮动7%),实际上今年这一数字至少超过6亿吨;去年年初制定的《钢铁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中,预计2009年钢铁消费4.6亿吨,实际当年钢铁消费量超过5.7亿吨。
今年以来,我国粗钢产量连续5个月在5000万吨以上,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6月29日发布的旬报显示,6月中旬全国粗钢日均产量为176.7万吨,环比上旬减少1.7万吨,据此推算,6月份全国粗钢产量将不低于5200万吨。
此外,房地产、钢铁等行业的投资过热,导致产能扩张速度远远超过需求扩张的速度。从2004—2008年固定投资增长率23.9%—26.6%之间看,2009年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长率或达32%。增长速度均保持在23%以上,而消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处于13.3%—21.6%之间,前者比后者快一倍左右。投资在当期为需求,到下一期则形成供给,供给能力持续地以快于需求(最终需求)1倍左右的速度增长,必然造成今后年份的产能过剩问题。
在产能过剩的同时,钢铁固定资产投资还在增长。今年1—5月,钢铁固定资产投资高达1356亿元,同比增长13.8%,保持了较高水平。
去年,我国的粗钢产量几乎占据全球粗钢产量的半壁江山,由于4万亿经济刺激措施的推动作用,在全球钢铁业哀鸿遍野的金融危机之年———2008年,我国的钢铁业,特别是从事长材生产的中小企业却逆势蓬勃发展。基础设施的大量建设和房地产业的兴盛,是钢企加足马力生产、扩产的最主要原因。而钢铁产能不断膨胀难以控制的另一原因是:每一家钢厂都是当地政府的摇钱树。
工信部最新公布的《钢铁行业生产经营规范条件》明确要求普钢企业粗钢产量100万吨以上,才达到行业准入门槛。这意味着未达标企业面临出局危险,但这一规定也存在着一些细节上的落实难题。
《条件》要求普钢企业粗钢产量达到100万吨以上。但100万吨以下的普钢企业数量不少,占据全国钢铁产能的大概10%左右。之前的控制产能政策,导致一些地方瞒报产量。例如产了120万吨,小企业上报只有80万吨。还有,假如一家小型钢企合法登记,装备、环保都达标,只是产量略差一点达不到100万吨,是不是一定要淘汰出局?是否允许其整改?这些问题都对《条件》的最终落实构成一定挑战。然而,一个年产量接近百万吨的钢铁企业,虽然是小钢厂,还不足以达到行业门槛,但即便按照目前较低的市场价格,一年的销售额也在30亿元左右,无疑是当地的就业、纳税等大户。设置行业准入门槛固然是个好办法,但由于牵扯到地方政府的利益,政策落实会遇到很多困难。
我国钢铁企业众多,集中度相对较低,企业的产品差异化小,市场竞争激烈。 一是我国企业的组织形式多样化,地域分布广泛,原料资源控制数量差别较大。从企业组织形式看,国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并存,中央直属企业与地方企业并存,外资与内资企业并存,这就使得成本负担等差距较大,低成本企业将有较强的竞争优势。从地域与分布上看,除了产能主要集中在河北、山东和江苏等沿海区域外,还有部分企业分布在中西部地区,由于历史原因,这些地区技术水平相对较低,生产成本较高,竞争相对较弱。另外,还有部分企业自己有矿山和焦炭资源,在原材料价格大幅度上涨的情况下,具有很好控制成本的手段,在市场中具有竞争优势。
根据2008年钢铁产量最新统计,我国前十家钢铁企业的产量只占全国总产量的42%,相比国外平均占70%以上还是相对较小的,这就决定我国钢铁行业同业竞争较多。目前我国除了少数企业有自己的特色产品外,如鞍钢的优质板材、武钢的冷轧硅钢、太钢的不锈钢等,除此之外,大多数企业都是普通钢材产品,如中板材、小型材、螺纹钢和线材等,这些产品的技术含量较低,产能过剩严重,各企业主要靠低成本及低价格竞争,使得高成本的企业难以为继。
此外,由于一段时期内市场紧俏加之产业政策的鼓励,我国高附加值的钢铁品种如不锈钢、宽厚板、热轧和冷轧薄板等产品的产能扩张很快,造成高端产能过剩,低端产能相对不足。例如,近几年我国每年新增粗钢能力5000万吨左右,其中90%的对应品种为板材。以冷轧板材为例,2001年至2007年,我国各类冷轧机组的产能由1300万吨升至5000万吨,2008年底更是达到7500万吨,远远快于同期我国全部钢材产能的增速。这种结构性矛盾,是造成过剩的又一主要原因。
目前钢铁行业面临的最严峻问题不是产能过剩,而是结构问题——产业分散,落后产能所占比重大,企业竞争力不强。最新出台的政策也存在着一些细节的落实难题。
从1999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导致钢铁全行业亏损起,就开始提到产能过剩这个说法。但限制产能却越限越多,这其中最深层次的一个原因是,我国钢铁需求还没有达到顶峰。
根据世界各国钢铁工业的发展经验来看,一国只有基本完成工业化,其钢铁需求才会达到顶峰停止增长,社科院研究报告认为,我国到2020年前后才能基本实现工业化。无法限制产能的原因之一是市场需求,未来几年钢铁需求还会增长,但是可能增幅会放缓。
调与控并举的解决之道
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只能依靠市场竞争机制调整产业结构,再加上必要的宏观调控。 布局问题即“重组”是解决产能过剩的重要途径,而未来钢铁业重组也将锁定“跨区域”。
其实,国务院文件已明确指出,支持优势大型钢铁企业集团开展跨地区、跨所有制兼并重组,最终培育形成3家至5家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6—7家具有较强实力的特大型钢铁企业集团。力争到2015年,国内排名前十位的钢铁企业集团钢产量占全国产量的比例从2009年的44%提高到60%以上,推动钢铁工业结构调整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加快联合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是市场结构调整的重要一步。由于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及体制改革滞后,使得许多钢铁企业跨部门、跨行业、跨所有制的兼并重组难以实现,导致产业集中度不高,生产主体过多引发过度竞争及盲目扩张。据2009年1月至8月的统计数据,前9家产能1000万吨以上的钢企,只占全国产量的38.9%,武钢、鞍钢等巨头产量仅占全国的17.3%,远不足以引导和控制行业动向。而美国前4大钢企占全国产量比重为64.1%,日本前4大钢企占75%,产业集中度相当高。从这些年的发展趋势看,我国钢铁行业集中度不是提高了,而是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不少企业想通过自我扩张达到千万吨级、两千万吨级,有些地方出现了小钢厂要变中型钢厂,中型钢厂想变大钢厂,大钢厂要变特大型的自我扩张、盲目发展的现象。合理解决该问题的最佳选择是统筹规划、联合改组,按照强强联合、优势互补原则,发展大型钢铁联合集团。
在这方面我们有经验,也有教训。比如原来在山东、河北、辽宁等一个省内同时要上两个或几个千万吨级钢铁企业,只从单个企业自身出发,缺乏全省或跨省的总体发展战略考量。近两年来,各省先后联合成立了全省范围的钢铁联合集团,由原来的千万吨级一下子提升到三四千万吨级,在全省总量基本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企业规模上升了两三千万吨级。以河北钢铁集团为例,原来大部分是不足千万吨级钢铁企业,成立联合集团后,最终发展成为四千万吨以上的大型联合集团,既提高了产业集中度,又有效控制了总量,有效地控制了产能过剩。据钢铁行业内部预测,通过3—5年激烈的市场竞争,仅仅无缝钢管行业就将会通过“洗牌”形成5—8家年产能在200万吨左右的企业集团,呈现新的市场格局。
对于钢铁企业来说,产能过剩导致其发展越来越受到上游成本和下游市场的挤压,钢企能否获得更大利润,一方面要看成本转嫁能力;另一方面,要看钢企转变经营模式、加快产品结构调整、加强新产品研发的步伐。
如上文所述,目前我国除了少数企业有自己的特色产品外,如鞍钢的优质板材、武钢的冷轧硅钢、太钢的不锈钢等,大多数企业都是普通钢材产品,如中板材、小型材、螺纹钢和线材等,这些产品的技术含量较低,产能过剩严重,各企业主要靠低成本及低价格竞争,使得高成本的企业难以为继。
为此,企业要顺应需求变化,引导产品结构进行调整。一方面,要消除优化产品结构的误区,不要一味地追求高附加值和优化产品结构。过度追求高附加值而淘汰低附加值产品,不仅会造成高附加值产品不能体现其高附加价值,而且市场供需不合理将进一步加剧。另一方面,要使新建长材项目和淘汰落后产能相结合。目前由于长材产品市场供应紧张,在短期内产品的利润是可以得到保证的。从近几年的市场销售情况看,中小型钢铁企业的低端产品基本上实现了产销率100%和90%以上的产能利用率。这说明只有新建长材项目和淘汰落后产能相结合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长材供应紧张的问题。
另外,统筹国内外市场。在这方面,扩大内需是防止或减少产能过剩的主要措施。可以通过进口替代去挖潜力,如目前我国每年要进口钢材1500万吨以上,只要我们调整产品结构,提高产品质量,部分产品完全可能以产顶进,提高国有钢材市场占有率。随着国家4万亿元投资计划的不断实施,可以在民生工程、环保工程、高科技领域去挖掘潜力;可以通过发展深加工,增加钢材消费去挖掘潜力,如开发钢结构市场、发展焊管;也可以通过加大进口的管制和反倾销的力度保护国内市场。另一方面,开拓国际市场,减轻国内市场压力。当前,钢铁产品出口大幅度下降,从企业自身来看,根本原因在于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下降。从企业出发,要立足于提高国际竞争力,强化产品结构的优化,提高产品的质量,加大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力度,努力保持自己在国际市场的适当份额,并将此作为企业的一项战略任务和方针。从国家层面来看,要立足于确保我国钢铁产品国际市场份额的基本稳定,国家有关部门积极地研究并尽快落实和改善我国钢铁产品出口的外部环境,实施适度灵活的出口关税政策,建立起钢铁产品“走出去”的风险规避机制,等等。
目前我国钢铁工业中,企业的风险分析技术和手段落后,企业一味追求短期的业绩或者产值,风险意识淡薄。许多企业的投资决策,对市场没有做深入系统的分析就匆匆上马,甚至盲目跟风、一哄而上。这是导致产能过剩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钢铁企业还需要加强风险意识,在上项目时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一定要进行深入系统的技术分析和市场分析,清楚自己的竞争力,慎重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