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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侈观超越了功利主义和市场价值，调动了声望、礼品馈赠和慷慨的价值（这类价值难以归入经济范畴），还带来一些其他后果。奢侈的市场形式是否因为与贸易体系的紧密联系而不可否认地受到质疑？难道我们必须反对更过分意义上的奢侈品吗？鲍德里亚（Baudrillard）采取了类似立场：支配消费（包括今天的奢侈品消费，或者所有没有使用价值的商品的消费）的交换价值要么服从于市场等价定理（它与奢侈的纯粹铺张浪费相冲突），要么服从于社会区分规则，后者忽略了会导致慷慨和礼品馈赠的纯粹真正的奢侈的象征维度。
这意味着，更过分意义的奢侈只能存在于市场边缘和社会观念的边缘。它也可能意味着，必然与过度花费相伴的奢侈会挑战传统的经济范畴和功用标准。本文力求强调的就是社会学观念与经济学观念之间的这种冲突。
直到最近，奢侈话题都以必要性和多余性之间的区分为基础。需求和欲望的二分法已被用来攻击奢侈：坚持认为其应受谴责的特性是由于虚荣心或过度占有的欲望。补救措施似乎是显而易见的：節制行为，抑制欲望，实行自我控制，把一切对我们机体的恢复并非必需的东西都当作非必要之物加以摒弃。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奢侈犯下了违背自然生理秩序的罪恶，因此导致了一系列问题：不平等、不公正、放纵、战争和贪婪等。作为必要之物与多余之物之间可以确认的界限，苏格拉底使用这个标准把受生命需要所支配的真正城市与被奢华所支配的荒淫无度的城市区分开来。这种反对奢侈的经典论点在18世纪的卢梭等人身上仍然可以找到痕迹，但无论是在反对还是支持奢侈的人中间，对需求和适度消费的道德的关注都不再那么重要。当然，需求和欲望之间的二分法仍被提及，但是当时和随后的思想家，都拒绝把这种区分作为讨论奢侈的基础;而且，提到它只是为了强调这种微妙修辞不能说明什么。在试图确定必要与多余之间的界限时，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e Say）承认他们无法严格地恪守这种区分。
因为奢侈已不再被明确为它是否存在于至关重要的生命需求的范围之外的问题和在多大程度上应该被容忍的问题，那么现在还能根据它生产经济、道德或社会的价值的能力来判断它吗？根据定义，任何价值都意味着与振荡、崩塌和增值技术相伴，意味着会产生很大的变化。商品的功用性与价值的理想性有共同之处，都不能被化约为客观形式和自然的秩序与需要;相反，它们都意味着短暂的关系和状态。
鉴于边界线本身就是问题重重的话题，因此不再坚持自然的必要性、生理实体和必要需求还是有益的。一方面，因为大多数食物都要烹调，一切华丽装饰都取决于选择一种形式或颜色，所以把必要的与多余的划分开来的界限本身就是模糊不清的。换句话说，需求本身被开发、装饰和塑造，以至于强加在它们身上的形式改变了它们的本质，并将它们重新包裹起来。另一方面，加布里埃尔·塔尔德（Gabriel Tarde）在《模仿的世界》一书中指出，奢侈品与日常需求之间的界限存在可渗透的区域。对于塔尔德来说，奢侈品只是暂时的例外，因为人类模仿行为和工业批量复制手段的结合会使它在大众中间广泛传播开来。因此，在公民平等和物质繁荣的名义下，奢侈品逐渐变成被视为相对普通的物品，而不是至关重要的生命必需品。同步地，许多—实际上几乎所有的—消费品都具有上升为多余商品行列的某种不必要维度。这种对奢侈边界的扩展，以把多余之物不断转化为需要为代价，损害了奢侈的物质性。
我们的时代似乎满足于一种相当程度上建立在某种观念和偏见之上的奢侈话语。如果人们只看到奢侈的主要形式（基本上是商业化的，由各种可销售的产品组成），这种倾向就是可以理解的。这并不是说我们的时代是错误的，对显而易见的事实视而不见;相反，它感兴趣的是用某种赋予奢侈积极品质的观念来确认奢侈。这些品质中最突出和最明显的包括专门技能、传统、优质材料、稀有和工艺技术。品质的清单不需要详尽无遗。为了满足奢侈品公司的增值和增长需求，所有这些品质都是合乎逻辑地形成的。
然而，当我们在理论层面而不是在实践层面审视“奢侈品”是如何被对待的时候，就会发现在哲学和社会科学中，这些品质几乎未被提及，通常在讨论中也是缺席的。如果我们把意见和科学之间的反对观点置之不理—除非在美化奢侈品的管理行话中经济辩护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科学发起的分析调查之间存在利益冲突—这难道不是对奢侈价值的两种截然不同（如果不是不相容的话）的看法—一种源于功利主义理性，另一种源于社会—之间的对峙吗？
就其本身而言，社会学事实上忽略了奢侈品的真正或想象的品质，而更倾向于关注奢侈的功能：为什么社会会从事违背一切经济理性的毫不必要的耗费和浪费的行为？但是，过度耗费的问题似乎表明了所谓的奢侈超出的需求限制。如果花费完全没有意义，那么这是相对于合理的、有用的、与需求成比例的花费，还是相对于资源的花费来说的？ 尽管假定传统的需求和欲望的二分法已经被抛在了后面，但我们不是还在以一种非常隐秘的方式把这种区别应用到奢侈上吗？
奢侈与“非生产性消费”
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e Say）于1803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在对待奢侈品上令人惊奇地显得非常谨慎。为什么要剥夺可以带来丰厚回报的经济呢？由于消费是不连续的，因此奢侈品不能产生巨大的利润。这些商品的价格取决于“荒谬的时尚指令”，如果价格高于那些对实际需求有更大功用的普通商品，那么它们就不是可以在必要时最容易被淘汰的精美衣服和其他奢侈品。这种生产和消费的部门表现出太多的经济不确定性。
相反，政治经济更应该促进任何可以直接用来满足需要的生产和消费。需求的稳定是贸易流动稳定的保证。重要的是要支持食物消费，这是必要的和长期稳定的，会带来不断流动的食物生产。只要涉及到需求，就不会出现导致消费曲线过度变化的时尚潮流。因此，如果必须做出选择，“便利的奢华”应该优先于“炫耀的奢华”。事实上，界定奢侈的与其说是这种多余之物（一个不能被精确界定的相对概念），不如说是由价格来确定的症状性的产品存在，这种症状性存在被人类的炫耀欲望驱使得超出了限度。非奢侈品的使用和享受在个人层面上是显然是为人认可的，但由于个人与消费行为之间的排他性联系，奢侈为了可恨的虚荣心和社交展示行为不断地牺牲功用层面—不依赖于时空的需求变化。在这种意义上，奢侈超越并挑战了效用和利益的经济公理。 萨伊所说的“非生产性消费”只与实际需求有关。奢侈给经济带来了一个可怕的问题：价值在没有满足任何实际需求的情况下就被摧毁了，因此只会产生一种“除了消费本身之外没有其他目的”的费用。财富的毁灭没有客观的经济目的;其唯一的目的就是毁灭。
事实上，在奢侈批评中，道德方面是次要的考虑因素。更重要的是奢侈的影响动摇了经济理性。例如，当奢侈浪费财富以满足虚荣心和赢得崇拜时，可能需要节约的资本积累就会受到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说，我们不能接受这种没有至少同等的补偿的浪费性耗费。从这个角度来看，有点自相矛盾，萨伊谴责奢侈的原因，与亚当·斯密和大卫·休谟赞美奢侈的原因大致相同：在评估奢侈时，首要考量的是利润积累的金融标准，而不是对奢侈及其后果的道德分析。
奢侈通过消耗财富，牺牲了资本积累所必需的再生产性消费，从而破坏了价值。此外，非生产性消费（品尝精美的菜肴，穿着最新时装或佩戴昂贵珠宝）不需要才能，这与再生产性消费相反，后者促使人类能力的发展，使人们能够控制自己的生活。如果没有“理性劳动”（“工業”的同义词），人类就不知道如何“再生产性”地消费一种价值。财富应该进入经济价值生成的良性循环，即再生产性消费，与之相对，奢侈在毫无意义的花费中把财富消耗掉，而不让它作为资本积累起来。在铺张浪费的背后隐藏着兽性，因为就像动物一样，它消耗它所拥有的一切，却没有丝毫超前思考和运用理性的倾向。相反，经济的本质在于功利性理性，即“在消费中运用判断。它知道自己的资源，知道如何最佳地使用它们。”这就相当于把价值的范围化约为只有经济功用。由此观之，奢侈和消费的社会、宗教或象征的价值问题是无关紧要的，在经济学中没有什么地位。
再生产消费的目的是在满足基本需要的开支之外积累资本：“这种剩余数量就构成了个人和社会的财富”。非生产性花费越小和越稳定，迅速增加再生产消费的机会就越大。根据定义，经济学是一门再生产消费的科学，旨在最佳化此类消费的剩余价值。由于奢侈导致不顾实际需要而挥霍财富，因此它阻碍了经济的正常运转，并不断地破坏了财富积累和资本积累的缓慢过程。由此观之，奢侈是经济的敌人：它带来混乱，而经济是建立在秩序之上的，需要节制和控制才能获得利润。因此，做一个资本家需要的是节约，而不是盲目肆意的铺张浪费。
对奢侈品的分析间接地表明了经济和经济学会是什么样子的。如果经济科学的对象不遵循规律，它就不可能存在，因为规律要想有效，自然地就必须具有普遍性，适用于更多的情况，并且是可以预测的，从而尽可能地满足科学理性的要求。由此观之，没有任何经济上的理由可以判断优先购买奢侈品是合理的，因为这超出了《政治经济学》所制定和承认的唯一的认识论框架。因此，就没有任何理由（无论是道德上的还是认识论上的）让经济学考虑一个阻碍财富积累的对象。因为经济判断以功用和资本积累手段为基础，所以奢侈品在经济中没有地位。对奢侈的置疑表明，经济理性不允许被认为是任意的、与经济人的特权相悖的花费。
如今，在萨伊《政治经济学》问世很久之后，已经不会再有人置疑奢侈贸易创造财富的说法。然而，经济学虽然把奢侈作为一个消费部门和一个行业来进行研究，却很少只研究奢侈本身。就好像功用原则使研究多余变得毫无意义一样，勤勉的财富积累和理性计算的必要性使经济学家无法考虑疯狂的、非理性的花费。那么，作为对经济思维的回应，是否需要由社会学来为奢侈问题提供一种新的概念框架呢？ 难道不是因为声望、炫耀、虚荣和对崇拜的需要遵从经济领域之外的机制，会反对功利主义范式和经济人的教条吗？
奢侈的社会力量
在1911年的一次演讲中，涂尔干（Durkheim）问道：如何判断价值，它似乎是个体的私人欲望的正常结果，然而却但表达了一种商品的客观价值。这个问题与个人认为把奢侈品当作什么有关，也与奢侈的社会客观现实有关。例如，除了我们自己的价值判断之外，社会还强加给珠宝更高的价值。我们自己远不能完全选择这些价值判断;公众意识迫使我们接受比我们自己的判断更稳定的价值实体。那么，奢侈品的价值是取决于它们的效用，还是取决于它们的价格？
涂尔干抛弃了价值可以用“社会功用的程度”来衡量的观点。如果有必要，奢侈品的价值应该被重新考虑，因为它们中的许多像审美价值一样，并没有任何社会功用。如果我们假定这个价值体系的根源在于功利主义关系，“奢侈价值”在那个体系中就没有什么位置。这一判断与萨伊的推理及其道德内涵相似，正因为它没有功用性而使奢侈名誉扫地。在这里，涂尔干反对经济学的化约论及其功利主义模型，提出了独立于个体的社会理性观念。
涂尔干间接地回忆了为什么奢侈品的价值受到谴责或忽视：因为从定义上来说，多余之物是无用的或者没有必需品有用，因此，没有奢侈品决不会影响“生命机能的运作”。这是在奢侈史和奢侈观念史的不同阶段对奢侈进行指控的基础，从而导致排斥奢侈。奢侈品被认为是铺张浪费和不受认可的，诋毁它们的人想把它们化约为经济中无足轻重的一部分，甚至采用完全抛弃它们的社会道德模式。
然而，这种对奢侈品的排斥与人类对多余的、艺术的和审美的物品的依恋形成明显冲突。为什么他们会把如此重要和有价值的东西归于一种幻觉呢？而且，我们必须接受这些事实，并解释说，与经济领域的功利主义目标相比，这些额外活动、智力思辨、艺术和美学具有更高的价值。许多人类活动的奢华本质所具有的价值，是无法用功利主义的标准来衡量的。涂尔干认为把一切评估基于效用、基于对生物的必要功能的考虑或强化维持社会平稳运行的市场规则，而不顾多余性是错误的。实际上，社会或经济秩序与从这些活动中所获得的满足感相比，其价值更低一些，尽管这些活动被认为是可笑的、冒险的和不符合个人利益的。奢侈表征了个人和社会眼中不可或缺的这种更高的价值范畴。它往往与社会的安全、经济和道德利益背道而驰。奢侈所带来的铺张浪费和过度花费甚至会扰乱经济或社会的平衡。奢侈的价值恰恰在于它与功能性考量背道而驰的事实。只有它违背了经济利益理性和社会秩序才具有价值。因此，“经济人”的假设不能解释奢侈的存在及其价值的独特本质。奢侈激发了人类行为的潜在动机。一个社会不能化约为只防范破坏和混乱的危险的角色。这种社会将会完全有序化和军事化，能够确保其成员的安全，并提供他们的必需之物，但是它会忽略另一个完全无用的人类生命的维度：“活着首先就是行动，不考虑成本只为了获得行动快乐的行动。虽然显然没有经济就不能行动，必须为了消费而积累财富，但我们的目标是花费;花费就是行动。”涂尔干指出了只考虑财富积累（萨伊称为“非生产性消费”）的经济理性的片面的残缺的本质。非生产性花费是经济学的盲点。 因此，刺激人们对奢侈品的需求并解释它们价格高的原因，并非如一些经济学家所想象的那样是由于它们在市场上的稀缺性，而是由于个别持有者对它们的推崇。这种分析导致经济学关于稀有性论证的失败。价格是由社会价值决定的，而不是由（与材料的稀缺或精细工艺的不同程度有关的）自然特性决定的。稀缺性远远不是在生产和分配之前自然形成的，它是一种社会建构，是用社会关系来评价的。因此，“物品的属性和赋予它的价值”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关系：“显而易见，不是珍珠或钻石、毛皮或饰带的内在属性使这些物品的价值随着时尚的变化而变化。”但是，如果价值与商品的物质属性无关，那么如何解释奢侈被公众客观地承认所具有的强大影响力呢？”
这种解释是，奢侈的价值源于个人意识的社会结合。当人类相互接触时，个体意识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了一种“新的精神生活”。个人都完全致力于追求共同目标。个人欲望被更为巨大强烈的社会欲望所取代。它屈服于难以控制的力量，“就像一场没有目标的游戏，采用了肆意的破坏性的暴力或英勇的愚蠢形式。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种奢侈的活动，因为它是一种非常富足的活动。由于所有这些原因，它与日常苦差是对立的，正如更高的与较低的或理想的与现实的是对立的一样。”在这里，驱除了个人和功利主义的生存顾虑的更高理想得以形成。这些理想会暂时与现实融为一体：奢侈给人的感觉是物品中所有的一种内在品质。但是这种兴奋感逐渐减弱和消失，“情绪”活动又跌落到正常水平。从长远来看，所做的努力不足以阻止不可逆转的理想枯竭，而附着于某些奢侈品的价值就会下降，同时新物品的价值又会上升。
如果人类有理想，那只是因为他们是社会的存在。一个没有理想的孤独者，就不拥有奢侈品从实物到奢侈理想的社会蜕变所需要的动力。任何社会的诞生，都离不开人类通过艺术、爱国主义或宗教等更高层次的活动来制造奢侈品：“一块抹布可能呈现出神圣的光晕”。涂尔干所说的奢侈并没有仅仅局限于奢侈品。相反，它是由所有的社会的活动和价值组成的，并通过形成集体理想的社会过程呈现出来：我们“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取代了我们的感官所揭示的世界，这个新世界正是由社会所构成的理想所投射的阴影”。
结论
价值和奢侈品的社会发展过程的一个后果是，在这些理想化的社会重构中牺牲了物品的真实的和有形的可触摸属性。这种非常重要的关键决定了自涂尔干以来的社会学思考奢侈的方式，即贬低奢侈品的真实的自然本质。
超越了功利主义和市场价值的奢侈观念，调动了声望、赠送礼物和慷慨的价值（这些价值不能归入经济范畴），还有一些后果。因为奢侈与贸易系统的密切关系，它的市场形式无可置疑地被名誉扫地了，正如乔治·巴代伊（Georges Bataille）在《被诅咒的部分》所指出的，其时他反对更为过分的奢华，例如对于追求时尚的资产阶级的精细奢侈来说的中世纪大教堂的无用奢侈，因为他们的花费不应该使自己的资源捉襟见肘。鮑德里亚也采取了类似立场：支配消费结构的交换价值—包括今天的奢侈品消费，或所有没有使用价值的消费品—要么服从市场等价定律（这与奢侈的纯粹铺张浪费相冲突），要么服从社会区分规则（这也忽略了导致慷慨和赠送礼物的纯粹的真正的奢侈的象征维度）。
这意味着，在更强烈的意义上，奢侈只能存在于市场和社会观念的边缘。也意味着必然伴随着过度消费的奢侈，会打破传统的经济范畴和功用准则。这相应地也意味着，它既不能通过满足基本需求，也不能通过遵守功利主义的贸易规则—包括目前支配全球奢侈品牌的生产和消费的规则—来得到发展。
简而言之，这意味着重新引入传统奢侈思维的周期性特征和主要常量：1.巴塔耶（Bataille）和鲍德里亚认为，在强烈的意义上，绝对的奢侈发挥着调节社会政治生活的更高和更基本的功能：铺张浪费、节日、和公共花费将人们联系在一起，这种更高形式的交流与以市场为基础的、个人主义的和消费主义奢侈的利己主义形成强烈反差。换句话说，我们需要重新创造性地区分真实奢侈和虚假奢侈，即一方面是有益于一种关切社会的张力生活的奢侈，另一方面是破坏性的奢侈，它被局限制于狭隘的预算观和消费主义的维度。2.另一个后果是，以新的代价重新划分必要之物和多余之物。夸富宴（Potlatch）2奢侈（也是没有回报的花费），需要从实际需求中完全无条件地解放出来，不论实际需求是生命的、动物的和基本的，还是从最初是奢侈后来转变为不可或缺的商品（如汽车和香料）而来的。从这个角度来看，经济范式给人类带来的危险是剥夺了人所拥有的东西，即，没有实际或理性的理由，仅仅通过欲望和他们的人性，就能形成的“迷恋客体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因为奢侈是人类特有的，所以对自由奢侈的挥霍才会如此令人不安。由于社会学是在与经济学的功利主义霸权相对的奢侈的基础上构建和组织其思维的，因此它似乎注定只能与以市场为基础的奢侈行业保持一种敌对和指责的关系。
这意味着，更过分意义的奢侈只能存在于市场边缘和社会观念的边缘。它也可能意味着，必然与过度花费相伴的奢侈会挑战传统的经济范畴和功用标准。本文力求强调的就是社会学观念与经济学观念之间的这种冲突。
直到最近，奢侈话题都以必要性和多余性之间的区分为基础。需求和欲望的二分法已被用来攻击奢侈：坚持认为其应受谴责的特性是由于虚荣心或过度占有的欲望。补救措施似乎是显而易见的：節制行为，抑制欲望，实行自我控制，把一切对我们机体的恢复并非必需的东西都当作非必要之物加以摒弃。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奢侈犯下了违背自然生理秩序的罪恶，因此导致了一系列问题：不平等、不公正、放纵、战争和贪婪等。作为必要之物与多余之物之间可以确认的界限，苏格拉底使用这个标准把受生命需要所支配的真正城市与被奢华所支配的荒淫无度的城市区分开来。这种反对奢侈的经典论点在18世纪的卢梭等人身上仍然可以找到痕迹，但无论是在反对还是支持奢侈的人中间，对需求和适度消费的道德的关注都不再那么重要。当然，需求和欲望之间的二分法仍被提及，但是当时和随后的思想家，都拒绝把这种区分作为讨论奢侈的基础;而且，提到它只是为了强调这种微妙修辞不能说明什么。在试图确定必要与多余之间的界限时，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e Say）承认他们无法严格地恪守这种区分。
因为奢侈已不再被明确为它是否存在于至关重要的生命需求的范围之外的问题和在多大程度上应该被容忍的问题，那么现在还能根据它生产经济、道德或社会的价值的能力来判断它吗？根据定义，任何价值都意味着与振荡、崩塌和增值技术相伴，意味着会产生很大的变化。商品的功用性与价值的理想性有共同之处，都不能被化约为客观形式和自然的秩序与需要;相反，它们都意味着短暂的关系和状态。
鉴于边界线本身就是问题重重的话题，因此不再坚持自然的必要性、生理实体和必要需求还是有益的。一方面，因为大多数食物都要烹调，一切华丽装饰都取决于选择一种形式或颜色，所以把必要的与多余的划分开来的界限本身就是模糊不清的。换句话说，需求本身被开发、装饰和塑造，以至于强加在它们身上的形式改变了它们的本质，并将它们重新包裹起来。另一方面，加布里埃尔·塔尔德（Gabriel Tarde）在《模仿的世界》一书中指出，奢侈品与日常需求之间的界限存在可渗透的区域。对于塔尔德来说，奢侈品只是暂时的例外，因为人类模仿行为和工业批量复制手段的结合会使它在大众中间广泛传播开来。因此，在公民平等和物质繁荣的名义下，奢侈品逐渐变成被视为相对普通的物品，而不是至关重要的生命必需品。同步地，许多—实际上几乎所有的—消费品都具有上升为多余商品行列的某种不必要维度。这种对奢侈边界的扩展，以把多余之物不断转化为需要为代价，损害了奢侈的物质性。
我们的时代似乎满足于一种相当程度上建立在某种观念和偏见之上的奢侈话语。如果人们只看到奢侈的主要形式（基本上是商业化的，由各种可销售的产品组成），这种倾向就是可以理解的。这并不是说我们的时代是错误的，对显而易见的事实视而不见;相反，它感兴趣的是用某种赋予奢侈积极品质的观念来确认奢侈。这些品质中最突出和最明显的包括专门技能、传统、优质材料、稀有和工艺技术。品质的清单不需要详尽无遗。为了满足奢侈品公司的增值和增长需求，所有这些品质都是合乎逻辑地形成的。
然而，当我们在理论层面而不是在实践层面审视“奢侈品”是如何被对待的时候，就会发现在哲学和社会科学中，这些品质几乎未被提及，通常在讨论中也是缺席的。如果我们把意见和科学之间的反对观点置之不理—除非在美化奢侈品的管理行话中经济辩护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科学发起的分析调查之间存在利益冲突—这难道不是对奢侈价值的两种截然不同（如果不是不相容的话）的看法—一种源于功利主义理性，另一种源于社会—之间的对峙吗？
就其本身而言，社会学事实上忽略了奢侈品的真正或想象的品质，而更倾向于关注奢侈的功能：为什么社会会从事违背一切经济理性的毫不必要的耗费和浪费的行为？但是，过度耗费的问题似乎表明了所谓的奢侈超出的需求限制。如果花费完全没有意义，那么这是相对于合理的、有用的、与需求成比例的花费，还是相对于资源的花费来说的？ 尽管假定传统的需求和欲望的二分法已经被抛在了后面，但我们不是还在以一种非常隐秘的方式把这种区别应用到奢侈上吗？
奢侈与“非生产性消费”
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e Say）于1803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在对待奢侈品上令人惊奇地显得非常谨慎。为什么要剥夺可以带来丰厚回报的经济呢？由于消费是不连续的，因此奢侈品不能产生巨大的利润。这些商品的价格取决于“荒谬的时尚指令”，如果价格高于那些对实际需求有更大功用的普通商品，那么它们就不是可以在必要时最容易被淘汰的精美衣服和其他奢侈品。这种生产和消费的部门表现出太多的经济不确定性。
相反，政治经济更应该促进任何可以直接用来满足需要的生产和消费。需求的稳定是贸易流动稳定的保证。重要的是要支持食物消费，这是必要的和长期稳定的，会带来不断流动的食物生产。只要涉及到需求，就不会出现导致消费曲线过度变化的时尚潮流。因此，如果必须做出选择，“便利的奢华”应该优先于“炫耀的奢华”。事实上，界定奢侈的与其说是这种多余之物（一个不能被精确界定的相对概念），不如说是由价格来确定的症状性的产品存在，这种症状性存在被人类的炫耀欲望驱使得超出了限度。非奢侈品的使用和享受在个人层面上是显然是为人认可的，但由于个人与消费行为之间的排他性联系，奢侈为了可恨的虚荣心和社交展示行为不断地牺牲功用层面—不依赖于时空的需求变化。在这种意义上，奢侈超越并挑战了效用和利益的经济公理。 萨伊所说的“非生产性消费”只与实际需求有关。奢侈给经济带来了一个可怕的问题：价值在没有满足任何实际需求的情况下就被摧毁了，因此只会产生一种“除了消费本身之外没有其他目的”的费用。财富的毁灭没有客观的经济目的;其唯一的目的就是毁灭。
事实上，在奢侈批评中，道德方面是次要的考虑因素。更重要的是奢侈的影响动摇了经济理性。例如，当奢侈浪费财富以满足虚荣心和赢得崇拜时，可能需要节约的资本积累就会受到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说，我们不能接受这种没有至少同等的补偿的浪费性耗费。从这个角度来看，有点自相矛盾，萨伊谴责奢侈的原因，与亚当·斯密和大卫·休谟赞美奢侈的原因大致相同：在评估奢侈时，首要考量的是利润积累的金融标准，而不是对奢侈及其后果的道德分析。
奢侈通过消耗财富，牺牲了资本积累所必需的再生产性消费，从而破坏了价值。此外，非生产性消费（品尝精美的菜肴，穿着最新时装或佩戴昂贵珠宝）不需要才能，这与再生产性消费相反，后者促使人类能力的发展，使人们能够控制自己的生活。如果没有“理性劳动”（“工業”的同义词），人类就不知道如何“再生产性”地消费一种价值。财富应该进入经济价值生成的良性循环，即再生产性消费，与之相对，奢侈在毫无意义的花费中把财富消耗掉，而不让它作为资本积累起来。在铺张浪费的背后隐藏着兽性，因为就像动物一样，它消耗它所拥有的一切，却没有丝毫超前思考和运用理性的倾向。相反，经济的本质在于功利性理性，即“在消费中运用判断。它知道自己的资源，知道如何最佳地使用它们。”这就相当于把价值的范围化约为只有经济功用。由此观之，奢侈和消费的社会、宗教或象征的价值问题是无关紧要的，在经济学中没有什么地位。
再生产消费的目的是在满足基本需要的开支之外积累资本：“这种剩余数量就构成了个人和社会的财富”。非生产性花费越小和越稳定，迅速增加再生产消费的机会就越大。根据定义，经济学是一门再生产消费的科学，旨在最佳化此类消费的剩余价值。由于奢侈导致不顾实际需要而挥霍财富，因此它阻碍了经济的正常运转，并不断地破坏了财富积累和资本积累的缓慢过程。由此观之，奢侈是经济的敌人：它带来混乱，而经济是建立在秩序之上的，需要节制和控制才能获得利润。因此，做一个资本家需要的是节约，而不是盲目肆意的铺张浪费。
对奢侈品的分析间接地表明了经济和经济学会是什么样子的。如果经济科学的对象不遵循规律，它就不可能存在，因为规律要想有效，自然地就必须具有普遍性，适用于更多的情况，并且是可以预测的，从而尽可能地满足科学理性的要求。由此观之，没有任何经济上的理由可以判断优先购买奢侈品是合理的，因为这超出了《政治经济学》所制定和承认的唯一的认识论框架。因此，就没有任何理由（无论是道德上的还是认识论上的）让经济学考虑一个阻碍财富积累的对象。因为经济判断以功用和资本积累手段为基础，所以奢侈品在经济中没有地位。对奢侈的置疑表明，经济理性不允许被认为是任意的、与经济人的特权相悖的花费。
如今，在萨伊《政治经济学》问世很久之后，已经不会再有人置疑奢侈贸易创造财富的说法。然而，经济学虽然把奢侈作为一个消费部门和一个行业来进行研究，却很少只研究奢侈本身。就好像功用原则使研究多余变得毫无意义一样，勤勉的财富积累和理性计算的必要性使经济学家无法考虑疯狂的、非理性的花费。那么，作为对经济思维的回应，是否需要由社会学来为奢侈问题提供一种新的概念框架呢？ 难道不是因为声望、炫耀、虚荣和对崇拜的需要遵从经济领域之外的机制，会反对功利主义范式和经济人的教条吗？
奢侈的社会力量
在1911年的一次演讲中，涂尔干（Durkheim）问道：如何判断价值，它似乎是个体的私人欲望的正常结果，然而却但表达了一种商品的客观价值。这个问题与个人认为把奢侈品当作什么有关，也与奢侈的社会客观现实有关。例如，除了我们自己的价值判断之外，社会还强加给珠宝更高的价值。我们自己远不能完全选择这些价值判断;公众意识迫使我们接受比我们自己的判断更稳定的价值实体。那么，奢侈品的价值是取决于它们的效用，还是取决于它们的价格？
涂尔干抛弃了价值可以用“社会功用的程度”来衡量的观点。如果有必要，奢侈品的价值应该被重新考虑，因为它们中的许多像审美价值一样，并没有任何社会功用。如果我们假定这个价值体系的根源在于功利主义关系，“奢侈价值”在那个体系中就没有什么位置。这一判断与萨伊的推理及其道德内涵相似，正因为它没有功用性而使奢侈名誉扫地。在这里，涂尔干反对经济学的化约论及其功利主义模型，提出了独立于个体的社会理性观念。
涂尔干间接地回忆了为什么奢侈品的价值受到谴责或忽视：因为从定义上来说，多余之物是无用的或者没有必需品有用，因此，没有奢侈品决不会影响“生命机能的运作”。这是在奢侈史和奢侈观念史的不同阶段对奢侈进行指控的基础，从而导致排斥奢侈。奢侈品被认为是铺张浪费和不受认可的，诋毁它们的人想把它们化约为经济中无足轻重的一部分，甚至采用完全抛弃它们的社会道德模式。
然而，这种对奢侈品的排斥与人类对多余的、艺术的和审美的物品的依恋形成明显冲突。为什么他们会把如此重要和有价值的东西归于一种幻觉呢？而且，我们必须接受这些事实，并解释说，与经济领域的功利主义目标相比，这些额外活动、智力思辨、艺术和美学具有更高的价值。许多人类活动的奢华本质所具有的价值，是无法用功利主义的标准来衡量的。涂尔干认为把一切评估基于效用、基于对生物的必要功能的考虑或强化维持社会平稳运行的市场规则，而不顾多余性是错误的。实际上，社会或经济秩序与从这些活动中所获得的满足感相比，其价值更低一些，尽管这些活动被认为是可笑的、冒险的和不符合个人利益的。奢侈表征了个人和社会眼中不可或缺的这种更高的价值范畴。它往往与社会的安全、经济和道德利益背道而驰。奢侈所带来的铺张浪费和过度花费甚至会扰乱经济或社会的平衡。奢侈的价值恰恰在于它与功能性考量背道而驰的事实。只有它违背了经济利益理性和社会秩序才具有价值。因此，“经济人”的假设不能解释奢侈的存在及其价值的独特本质。奢侈激发了人类行为的潜在动机。一个社会不能化约为只防范破坏和混乱的危险的角色。这种社会将会完全有序化和军事化，能够确保其成员的安全，并提供他们的必需之物，但是它会忽略另一个完全无用的人类生命的维度：“活着首先就是行动，不考虑成本只为了获得行动快乐的行动。虽然显然没有经济就不能行动，必须为了消费而积累财富，但我们的目标是花费;花费就是行动。”涂尔干指出了只考虑财富积累（萨伊称为“非生产性消费”）的经济理性的片面的残缺的本质。非生产性花费是经济学的盲点。 因此，刺激人们对奢侈品的需求并解释它们价格高的原因，并非如一些经济学家所想象的那样是由于它们在市场上的稀缺性，而是由于个别持有者对它们的推崇。这种分析导致经济学关于稀有性论证的失败。价格是由社会价值决定的，而不是由（与材料的稀缺或精细工艺的不同程度有关的）自然特性决定的。稀缺性远远不是在生产和分配之前自然形成的，它是一种社会建构，是用社会关系来评价的。因此，“物品的属性和赋予它的价值”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关系：“显而易见，不是珍珠或钻石、毛皮或饰带的内在属性使这些物品的价值随着时尚的变化而变化。”但是，如果价值与商品的物质属性无关，那么如何解释奢侈被公众客观地承认所具有的强大影响力呢？”
这种解释是，奢侈的价值源于个人意识的社会结合。当人类相互接触时，个体意识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了一种“新的精神生活”。个人都完全致力于追求共同目标。个人欲望被更为巨大强烈的社会欲望所取代。它屈服于难以控制的力量，“就像一场没有目标的游戏，采用了肆意的破坏性的暴力或英勇的愚蠢形式。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种奢侈的活动，因为它是一种非常富足的活动。由于所有这些原因，它与日常苦差是对立的，正如更高的与较低的或理想的与现实的是对立的一样。”在这里，驱除了个人和功利主义的生存顾虑的更高理想得以形成。这些理想会暂时与现实融为一体：奢侈给人的感觉是物品中所有的一种内在品质。但是这种兴奋感逐渐减弱和消失，“情绪”活动又跌落到正常水平。从长远来看，所做的努力不足以阻止不可逆转的理想枯竭，而附着于某些奢侈品的价值就会下降，同时新物品的价值又会上升。
如果人类有理想，那只是因为他们是社会的存在。一个没有理想的孤独者，就不拥有奢侈品从实物到奢侈理想的社会蜕变所需要的动力。任何社会的诞生，都离不开人类通过艺术、爱国主义或宗教等更高层次的活动来制造奢侈品：“一块抹布可能呈现出神圣的光晕”。涂尔干所说的奢侈并没有仅仅局限于奢侈品。相反，它是由所有的社会的活动和价值组成的，并通过形成集体理想的社会过程呈现出来：我们“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取代了我们的感官所揭示的世界，这个新世界正是由社会所构成的理想所投射的阴影”。
结论
价值和奢侈品的社会发展过程的一个后果是，在这些理想化的社会重构中牺牲了物品的真实的和有形的可触摸属性。这种非常重要的关键决定了自涂尔干以来的社会学思考奢侈的方式，即贬低奢侈品的真实的自然本质。
超越了功利主义和市场价值的奢侈观念，调动了声望、赠送礼物和慷慨的价值（这些价值不能归入经济范畴），还有一些后果。因为奢侈与贸易系统的密切关系，它的市场形式无可置疑地被名誉扫地了，正如乔治·巴代伊（Georges Bataille）在《被诅咒的部分》所指出的，其时他反对更为过分的奢华，例如对于追求时尚的资产阶级的精细奢侈来说的中世纪大教堂的无用奢侈，因为他们的花费不应该使自己的资源捉襟见肘。鮑德里亚也采取了类似立场：支配消费结构的交换价值—包括今天的奢侈品消费，或所有没有使用价值的消费品—要么服从市场等价定律（这与奢侈的纯粹铺张浪费相冲突），要么服从社会区分规则（这也忽略了导致慷慨和赠送礼物的纯粹的真正的奢侈的象征维度）。
这意味着，在更强烈的意义上，奢侈只能存在于市场和社会观念的边缘。也意味着必然伴随着过度消费的奢侈，会打破传统的经济范畴和功用准则。这相应地也意味着，它既不能通过满足基本需求，也不能通过遵守功利主义的贸易规则—包括目前支配全球奢侈品牌的生产和消费的规则—来得到发展。
简而言之，这意味着重新引入传统奢侈思维的周期性特征和主要常量：1.巴塔耶（Bataille）和鲍德里亚认为，在强烈的意义上，绝对的奢侈发挥着调节社会政治生活的更高和更基本的功能：铺张浪费、节日、和公共花费将人们联系在一起，这种更高形式的交流与以市场为基础的、个人主义的和消费主义奢侈的利己主义形成强烈反差。换句话说，我们需要重新创造性地区分真实奢侈和虚假奢侈，即一方面是有益于一种关切社会的张力生活的奢侈，另一方面是破坏性的奢侈，它被局限制于狭隘的预算观和消费主义的维度。2.另一个后果是，以新的代价重新划分必要之物和多余之物。夸富宴（Potlatch）2奢侈（也是没有回报的花费），需要从实际需求中完全无条件地解放出来，不论实际需求是生命的、动物的和基本的，还是从最初是奢侈后来转变为不可或缺的商品（如汽车和香料）而来的。从这个角度来看，经济范式给人类带来的危险是剥夺了人所拥有的东西，即，没有实际或理性的理由，仅仅通过欲望和他们的人性，就能形成的“迷恋客体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因为奢侈是人类特有的，所以对自由奢侈的挥霍才会如此令人不安。由于社会学是在与经济学的功利主义霸权相对的奢侈的基础上构建和组织其思维的，因此它似乎注定只能与以市场为基础的奢侈行业保持一种敌对和指责的关系。
- 奥利维耶·阿苏利（Olivier Assouly），哲学教授，法国时尚学院科研主任。主要著作有《审美资本主义：品位的工业化》《神圣的食物—论饮食的禁忌》《怀旧的食物—论土地的神话》，曾主编《出售的品位—论审美欺诈》和《奢侈品—论炫耀的生产》。译者：强东红，咸阳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教授，文学博士。本文为浙江大学和爱尔兰科克大学在2019年7月在科克大学联合举办的以时尚文化研究为主题的国际学术会议的会议论文。
- Potlatch，冬季赠礼节（美洲印第安人冬季的一个节日）—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