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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山林场，位于江西省分宜县北端一个偏远山区，离县城五十五公里，交通极不方便。这里，原是一个劳改农场，1972年撤销以后改办成林场。芳山，原本叫“荒山”，听起来十分凄凉，办林场后改为“芳山”，让人闻到阵阵芬芳的气息。尽管名字改得好，它的知名度并不高。但大文人廖沫沙下放到这里当工人后，芳山林场的名气才渐渐远扬。
廖沫沙住在这个平房内
“三家村”人到芳山
廖沫沙，新闻巨擘，文学家，曾任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在“文化大革命”中轰动海内外的“三家村”冤案，这“三家”就是邓拓（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吴晗（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及廖沫沙。邓拓和吴晗在“文革”初期就被迫害致死，惟独廖沫沙受尽摧残却大难未死。作为“三家村”幸存者的他，最终还参与了对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的审判。在那“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恶劣环境里，廖沫沙能保存性命，除了他自身志坚骨硬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得到了不少正直善良的人的关照和保护。
1975年5月25日，芳山林场党委书记李岳华赶到省城南昌接受一个重要任务：“廖沫沙放到你们那里去，要保守机密。开初想叫你们到北京去，现改为在鹰潭进行交接，你们必须提前到那里等候！”李岳华带着介绍信赶赴鹰潭，不料在火车站足足等了三天。5月29日8时，北京负责押送的人在交接时当场宣布：“廖沫沙自今日起解除监管，下放到江西芳山林场当工人，实行劳动改造，有通讯自由，行动自由，每月生活费120元。”
廖沫沙来到芳山林场后，静静地躺在床上闭目养神。他回忆着离北京时的情景：当“专案组”宣布“中央决定把你下放到江西去”之后，廖沫沙就要求回家一趟，看望一下亲人。回答：“不行！”再要求在监护所见家属一面，回答还是“不行！”三请求到家门口过一下，回答“不行就是不行！”这一连三个“不行”激起了廖沫沙的愤怒：“这算什么下放？简直是惨无人道的流放！我已关禁八年，现在又流放到江西，连见家属一面都不让，你们还有没有一点人性？”就这样带强制性的押送到北京火车站，长途辗转到江西，廖沫沙由此而产生了在下放中肯定会受到种种冷遇的思想准备。
关怀备至暖人心
让廖沫沙万万没想到是，他下放到林场当“工人”，处处得到干部、职工群众的特殊照顾与安排。廖沫沙人尚未到芳山，住房早已打扫得干干净净，门窗修理得严严实实，墙壁地面收拾得平平整整；听说他是会写文章的大作家，房间里不仅摆有床柜桌凳，还特地制了一个书架。廖沫沙看到芳山林场为他安排得如此周到，他的火气及忧虑一下子全消了，心底就是一句话：这里的干部群众真好！
“老廖，还缺什么吗？我们农村尽是泥巴路，您带套鞋没有？手电筒准备了吗？……”李岳华提出一连串有关日常生活的具体问题，可廖沫沙却不知所措地说，在北京都是老婆子管穿戴，离北京时又没有回家，什么都没有准备。李书记说：“那不要紧，林场有个小商店，如小商店里买不到的，我们派人到县城帮您买回来，您好好地休息几天……”
廖沫沙在北京被七批八斗以后，又关监八年，身体健康状况很差。经医生检查，肺气肿、气管炎、高血压，一身多病，脸色显得苍白难看。芳山林场的干部和群众，看到体弱多病的老廖都很着急，他们说：“北京来的这个老廖，不管是黑帮还是红帮，需要什么药就用什么药，既然已下放到我们林场当工人，该照顾的还应照顾，把他的身体恢复好。”为此，芳山林场党委根据广大干部群众讨论的意见，决定给予老廖多方面“特殊照顾”。概括起来就是：先把病治好，劳动要轻微，用餐不排队，物资尽需求，外出派人送，车里设“专座”。举例说吧：参加劳动，别人的锄头都三到四斤重，而老廖用的不足两斤；他在园地里拔草，又有好心人给他一张矮凳子；芳山林场惟一的交通工具只有一辆装肥料、运树苗的货车，如果老廖需要急用，也会为他专跑一趟，即使装运货物，别人挤在后面货厢内，驾驶员旁边的位子总是老廖的专座。
廖沫沙能有这么多“特殊照顾”，主要出于芳山林场干部群众的良知和善心。因为他们在观察老廖的一言一行中，总觉得老廖不是一个坏人，应该好好地让他活下去。
廖沫沙深为芳山林场的干部群众对自己的特殊关怀所感动，特以《锄草》为题作诗一首：
春草虽锄犹自绿，
嫩枝着地又生根。
只缘沃土依然在，
细雨轻风再茁尘。
周公逝世泪满面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下放在偏远山乡林区的廖沫沙从收音机里得知这一噩耗，心如刀割，泪流满面，悲痛得三天三夜未进餐。
“老廖，周总理去世了，大家都非常难过，当前最重要是我们应化悲痛为力量。您几天不吃饭那怎么能行呢？您身体本来就多病，应多保重！”李岳华书记连续做了几天的思想工作。
廖沫沙对周总理有着深厚的感情。早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廖沫沙就在周总理领导下奋战在新闻岗位。他常说：“我的一生，如果有点作为的话，我决不能忘记周总理的关怀与培养。”不管走到哪里，他始终想念着周总理。一天，老廖在“闲聊俱乐部”向在座的林场职工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香港沦陷回到重庆那一天，周总理关切地问他：“路上怎样？”他絮絮地把路上怎样丢失行李、身上又无分文的情况如实地讲了出来。周总理耐心听着，不禁大笑起来，随即吩咐一位工作人员为他准备被褥、衣物。林场职工们说：“周总理这样了解你，你怎么不要周总理保一下你呢？”廖沫沙非常体谅总理，对自己又十分自信地说：“总理也难啦，国家大事都顾不上来，我的问题算得了什么？是不是叛变自首，到时候会搞清楚。”
周总理逝世后，廖沫沙几天没吃好睡好，像得了一场大病，刮皮落肉的瘦。芳山的干部群众看到他对周总理的感情，更添加了对他的爱护，老廖想吃什么总是想法子弄给他吃。廖沫沙深受感动地说：“在北京，我是批斗的活靶子，往我身上打了两拳就算是革命的，打掉我一排门牙的称为革命英雄。我这活靶子被下放到芳山，要批要斗也很方便，你们没有这样做，反而把我看成‘活宝贝’，多方面关心照顾我，我就是死在芳山也心甘情愿……”
一声春雷传喜讯
1976年10月，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粉碎了，它似一声春雷，使各地生机盎然。
1978年3月，正是春暖花开时节，北京传来佳音，同意廖沫沙回京治病。欣喜之余，老廖思绪万千：这次回京，很可能是与芳山永别！他在芳山将近三年，“四人帮”原本想把他置于死地，哪知道这里山好，水好，人心更好！他没有忙于收拾自己的行李，而是依依惜别地到各家各户登门道谢和感恩……
在医务所与蒋医师道别，老廖赠诗一首：
此别芳林路几千，
芳林栖息又三年。
衔泥燕去犹回首，
只待来春看杜鹃。
林场党委书记李岳华，可说是廖沫沙的救命恩人。回京前，老廖先后找过李书记几次倾诉衷情。最后一次，他热泪盈眶地说：“李书记，您可不简单！这年代你们都这样多方面照顾我，您当书记的要冒很大风险的。今天，我不跪着拜谢您，站着我也要深深地向您三鞠躬！”
责编/文波
廖沫沙住在这个平房内
“三家村”人到芳山
廖沫沙，新闻巨擘，文学家，曾任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在“文化大革命”中轰动海内外的“三家村”冤案，这“三家”就是邓拓（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吴晗（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及廖沫沙。邓拓和吴晗在“文革”初期就被迫害致死，惟独廖沫沙受尽摧残却大难未死。作为“三家村”幸存者的他，最终还参与了对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的审判。在那“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恶劣环境里，廖沫沙能保存性命，除了他自身志坚骨硬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得到了不少正直善良的人的关照和保护。
1975年5月25日，芳山林场党委书记李岳华赶到省城南昌接受一个重要任务：“廖沫沙放到你们那里去，要保守机密。开初想叫你们到北京去，现改为在鹰潭进行交接，你们必须提前到那里等候！”李岳华带着介绍信赶赴鹰潭，不料在火车站足足等了三天。5月29日8时，北京负责押送的人在交接时当场宣布：“廖沫沙自今日起解除监管，下放到江西芳山林场当工人，实行劳动改造，有通讯自由，行动自由，每月生活费120元。”
廖沫沙来到芳山林场后，静静地躺在床上闭目养神。他回忆着离北京时的情景：当“专案组”宣布“中央决定把你下放到江西去”之后，廖沫沙就要求回家一趟，看望一下亲人。回答：“不行！”再要求在监护所见家属一面，回答还是“不行！”三请求到家门口过一下，回答“不行就是不行！”这一连三个“不行”激起了廖沫沙的愤怒：“这算什么下放？简直是惨无人道的流放！我已关禁八年，现在又流放到江西，连见家属一面都不让，你们还有没有一点人性？”就这样带强制性的押送到北京火车站，长途辗转到江西，廖沫沙由此而产生了在下放中肯定会受到种种冷遇的思想准备。
关怀备至暖人心
让廖沫沙万万没想到是，他下放到林场当“工人”，处处得到干部、职工群众的特殊照顾与安排。廖沫沙人尚未到芳山，住房早已打扫得干干净净，门窗修理得严严实实，墙壁地面收拾得平平整整；听说他是会写文章的大作家，房间里不仅摆有床柜桌凳，还特地制了一个书架。廖沫沙看到芳山林场为他安排得如此周到，他的火气及忧虑一下子全消了，心底就是一句话：这里的干部群众真好！
“老廖，还缺什么吗？我们农村尽是泥巴路，您带套鞋没有？手电筒准备了吗？……”李岳华提出一连串有关日常生活的具体问题，可廖沫沙却不知所措地说，在北京都是老婆子管穿戴，离北京时又没有回家，什么都没有准备。李书记说：“那不要紧，林场有个小商店，如小商店里买不到的，我们派人到县城帮您买回来，您好好地休息几天……”
廖沫沙在北京被七批八斗以后，又关监八年，身体健康状况很差。经医生检查，肺气肿、气管炎、高血压，一身多病，脸色显得苍白难看。芳山林场的干部和群众，看到体弱多病的老廖都很着急，他们说：“北京来的这个老廖，不管是黑帮还是红帮，需要什么药就用什么药，既然已下放到我们林场当工人，该照顾的还应照顾，把他的身体恢复好。”为此，芳山林场党委根据广大干部群众讨论的意见，决定给予老廖多方面“特殊照顾”。概括起来就是：先把病治好，劳动要轻微，用餐不排队，物资尽需求，外出派人送，车里设“专座”。举例说吧：参加劳动，别人的锄头都三到四斤重，而老廖用的不足两斤；他在园地里拔草，又有好心人给他一张矮凳子；芳山林场惟一的交通工具只有一辆装肥料、运树苗的货车，如果老廖需要急用，也会为他专跑一趟，即使装运货物，别人挤在后面货厢内，驾驶员旁边的位子总是老廖的专座。
廖沫沙能有这么多“特殊照顾”，主要出于芳山林场干部群众的良知和善心。因为他们在观察老廖的一言一行中，总觉得老廖不是一个坏人，应该好好地让他活下去。
廖沫沙深为芳山林场的干部群众对自己的特殊关怀所感动，特以《锄草》为题作诗一首：
春草虽锄犹自绿，
嫩枝着地又生根。
只缘沃土依然在，
细雨轻风再茁尘。
周公逝世泪满面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下放在偏远山乡林区的廖沫沙从收音机里得知这一噩耗，心如刀割，泪流满面，悲痛得三天三夜未进餐。
“老廖，周总理去世了，大家都非常难过，当前最重要是我们应化悲痛为力量。您几天不吃饭那怎么能行呢？您身体本来就多病，应多保重！”李岳华书记连续做了几天的思想工作。
廖沫沙对周总理有着深厚的感情。早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廖沫沙就在周总理领导下奋战在新闻岗位。他常说：“我的一生，如果有点作为的话，我决不能忘记周总理的关怀与培养。”不管走到哪里，他始终想念着周总理。一天，老廖在“闲聊俱乐部”向在座的林场职工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香港沦陷回到重庆那一天，周总理关切地问他：“路上怎样？”他絮絮地把路上怎样丢失行李、身上又无分文的情况如实地讲了出来。周总理耐心听着，不禁大笑起来，随即吩咐一位工作人员为他准备被褥、衣物。林场职工们说：“周总理这样了解你，你怎么不要周总理保一下你呢？”廖沫沙非常体谅总理，对自己又十分自信地说：“总理也难啦，国家大事都顾不上来，我的问题算得了什么？是不是叛变自首，到时候会搞清楚。”
周总理逝世后，廖沫沙几天没吃好睡好，像得了一场大病，刮皮落肉的瘦。芳山的干部群众看到他对周总理的感情，更添加了对他的爱护，老廖想吃什么总是想法子弄给他吃。廖沫沙深受感动地说：“在北京，我是批斗的活靶子，往我身上打了两拳就算是革命的，打掉我一排门牙的称为革命英雄。我这活靶子被下放到芳山，要批要斗也很方便，你们没有这样做，反而把我看成‘活宝贝’，多方面关心照顾我，我就是死在芳山也心甘情愿……”
一声春雷传喜讯
1976年10月，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粉碎了，它似一声春雷，使各地生机盎然。
1978年3月，正是春暖花开时节，北京传来佳音，同意廖沫沙回京治病。欣喜之余，老廖思绪万千：这次回京，很可能是与芳山永别！他在芳山将近三年，“四人帮”原本想把他置于死地，哪知道这里山好，水好，人心更好！他没有忙于收拾自己的行李，而是依依惜别地到各家各户登门道谢和感恩……
在医务所与蒋医师道别，老廖赠诗一首：
此别芳林路几千，
芳林栖息又三年。
衔泥燕去犹回首，
只待来春看杜鹃。
林场党委书记李岳华，可说是廖沫沙的救命恩人。回京前，老廖先后找过李书记几次倾诉衷情。最后一次，他热泪盈眶地说：“李书记，您可不简单！这年代你们都这样多方面照顾我，您当书记的要冒很大风险的。今天，我不跪着拜谢您，站着我也要深深地向您三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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