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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画是能够经受历史检验的
——北京大学教授、画家李爱国
“今天走红的艺术家，很难说将来如何。我认为，好画是能够经受历史检验的，是能够真正留存在艺术史中的。艺术家和他的作品要留存下来，必须具备四个条件。”李爱国说，首先要具有极其鲜明的风格。“比如吴冠中先生，有的人可能觉得他有的画作创作时间太短，不过，他的风格决定了他将载入中国艺术史。他创造了一种点线面相结合的、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画风。一位画家想在艺术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第一就要靠风格。风格就是用自己的声音在绘画的舞台上说话，而不是学着别人的腔调、拿着别人的语言来阐释自己的理解。因此，具有极其鲜明的风格是最核心的要素。”
其次，必须具有一定的作画难度。“举个例子，著名的杜尚的小便池，它可以载入西方美术史，是因为杜尚是观念艺术的第一位探索者，但是，第二个人再重复就没有任何价值了。比如我把一个席梦思床垫送到美术馆去，美术馆肯定不会收。而杜尚的小便池，美术馆不但收了，而且作为重要的展品。中国绘画与西方绘画，特别是与西方现代派艺术非常不同的地方就在于，我们极为注重技巧的难度。远的不说，仅在二十世纪，中国众多大师级画家，如徐悲鸿、齐白石、吴昌硕、李可染、傅抱石、潘天寿等，每一位都有自己在作画方面独特的难度。比如潘天寿，他的画看似简单，后人却很少有能够做到的。他一笔画出石头轮廓的功力，令其他作画者望尘莫及，绝大多数人难以企及他的高度。中国传统绘画的大家，技巧和作品无一不具有高难度。”
第三，能够留存下来的画作，既要抒发主观情怀，又不失基本的真实。这里所说的“真实”，指的是对物体把握的基本的真实：一、不管是变形也好，夸张也好，画的是鸡和兔子，就不能离开鸡和兔子的基本面貌，不能说画完以后别人根本看不出来是什么；二、画家必须具备一定的塑造空间的造型能力。
李爱国认为，上述三个方面缺一不可，“如果只强调独特的风格，而不具备难度和真实，那只要身上涂满颜料，然后找块布打个滚儿，画出来的东西也可以说有很独特的风格。但是，这种作品不具备难度，也谈不上真实，所以，不能称之为优秀”。
最后还有一点，所有的艺术作品都必须具有特殊的情感、抒发特殊的情怀，所表达的东西应该与以往已经成名的任何艺术家都不同。“比如八大山人，他的画流露出欲哭无泪的感觉，渗透着凄凉的亡国之恨，与以往艺术家的情怀不同。还有徐悲鸿的奔马，我们一看到就会想起抗日战争时期的义勇军形象，会感受到一种抗战的情怀。”
是否有创造性，是否真诚。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画家齐鸣
实际上，“好画”的风格在不断丰富和变化，但品评标准在大的方面依旧没有离开“谢赫六法”所构筑的框架。“当然，面对具体作品的时候，不能空洞地往上套。我们品评作品要看气韵是否生动，第一眼的感受是正气还是邪气，是发自肺腑还是装腔作势，然后再看笔法功力，有没有用笔的古法古意。现在很多人已经不像古人那么讲究了，不过，起码要看得出绘画者是否有感而发，是否有创造性，是否真诚。艺术的本质就是真实，这个真实不是说要画得像照片一样，而是说画中所表达的精神状态是不是真实，有没有灵魂。”
“谢赫六法”是中国古代品评作品的重要标准和美学原则，最早出现在南齐谢赫的著作《画品》中。六法论提出了一个基本完备的绘画理论体系，从表现对象的内在精神、表达画家对客体的情感和评价，到用笔刻画对象的外形、结构和色彩，以及构图和摹写作品，创作和流传各方面都被概括进去了。自六法论提出后，中国古代绘画进入了理论自觉的时期。后代画家始终把六法作为衡量画作高下的标准。
当然，“谢赫六法”作为一个理论性原则并不能取代面对具体作品时的感受，因此，齐鸣建议美术爱好者多学习一些常识，多去体验和比较，掌握要领之后才能做出有审美意义的判断。“学会赏析绘画首先要有赏的心态，才能进入画境。赏析需要一个积累的过程，中国画很看重这一点，缺少专业常识的人不易看出一幅画的好坏和价值。”
另一方面，齐鸣认为，好的画作应该包含前瞻性的元素，甚至要超越当时人的审美欣赏水平。“上世纪90年代曾经出现过一股‘黄宾虹热’，黄宾虹的画不那么大众化，与齐白石的雅俗共赏不同。他的作品之所以到了上世纪90年代才被认同，恰恰是因为他的作品具有前瞻性，超越了与他同时代人的审美欣赏水平。”
齐鸣说，当下中国艺术家的“近视”反映出普遍价值观在转型，不少人连做梦都是实际的，能静观现实和坚持理想的人渐渐变得稀有。“所以，当代很难产生真正的大师，其中人格、学养缺失是重要原因，过于实用的‘近视’也是一个因素，这种现状很难使艺术精神升华到更高境界。以往不管是‘为人生而艺术’还是‘为艺术而艺术’，这种追求里都有一种精神的纯洁的东西在，艺术中的文人品格、崇高、见真性情及自由清新、充满情趣表达等诸方面气息也显得纯正。而现在的人张嘴闭嘴都是‘有什么用呀？’艺术有什么用？真正的艺术就是没什么用。搞艺术看起来很轻松，其实倾情的投入和坚定的信念都含在其中，还要承受住寂寞。作为艺术家，应该对自己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对艺术有一种坚守的态度，不过要做到这样确实很难。”
艺术史是做出检验的惟一标准
——美术批评家付晓东
“为什么所有艺术家都非常重视艺术史？因为艺术史就是艺术语言不断创新的积累，进入艺术史的人应当是某个时代最突出的代表。每个时代都有在价格上特别高的画家，但是，这类画家的作品最后也仍有可能被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而那些作为时代节点的艺术家，比如凡·高，即便当时不被承认，后世也会发掘出他们的价值。”
付晓东认为，青年批评家群体可能比较注重精英趣味，更关心艺术前沿的问题。“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总是讨论小圈子里最具实验性的创作和国内外最新出现的学术问题。对于好的艺术作品来说，它的艺术本体语言、发生的话语背景，与整个社会历史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个体生命性和情感性的体验等，都具有新的挑战性和开放性，是人类智力的活力所在。至于资本的炒作、画家的背景、达官显贵的追捧等，其实都是很短暂和人为的效应，难以持久。”
“我看待一位画家的价值和水平，不是看他的市场价格，这个因素影响不了我作为一个观察者的价值判断。100年以后，谁会记得那些自我炒作的人？只有留下具有说服力作品的艺术家，或者符合时代发展规律的艺术家，才有可能被历史所选择。”
——北京大学教授、画家李爱国
“今天走红的艺术家，很难说将来如何。我认为，好画是能够经受历史检验的，是能够真正留存在艺术史中的。艺术家和他的作品要留存下来，必须具备四个条件。”李爱国说，首先要具有极其鲜明的风格。“比如吴冠中先生，有的人可能觉得他有的画作创作时间太短，不过，他的风格决定了他将载入中国艺术史。他创造了一种点线面相结合的、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画风。一位画家想在艺术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第一就要靠风格。风格就是用自己的声音在绘画的舞台上说话，而不是学着别人的腔调、拿着别人的语言来阐释自己的理解。因此，具有极其鲜明的风格是最核心的要素。”
其次，必须具有一定的作画难度。“举个例子，著名的杜尚的小便池，它可以载入西方美术史，是因为杜尚是观念艺术的第一位探索者，但是，第二个人再重复就没有任何价值了。比如我把一个席梦思床垫送到美术馆去，美术馆肯定不会收。而杜尚的小便池，美术馆不但收了，而且作为重要的展品。中国绘画与西方绘画，特别是与西方现代派艺术非常不同的地方就在于，我们极为注重技巧的难度。远的不说，仅在二十世纪，中国众多大师级画家，如徐悲鸿、齐白石、吴昌硕、李可染、傅抱石、潘天寿等，每一位都有自己在作画方面独特的难度。比如潘天寿，他的画看似简单，后人却很少有能够做到的。他一笔画出石头轮廓的功力，令其他作画者望尘莫及，绝大多数人难以企及他的高度。中国传统绘画的大家，技巧和作品无一不具有高难度。”
第三，能够留存下来的画作，既要抒发主观情怀，又不失基本的真实。这里所说的“真实”，指的是对物体把握的基本的真实：一、不管是变形也好，夸张也好，画的是鸡和兔子，就不能离开鸡和兔子的基本面貌，不能说画完以后别人根本看不出来是什么；二、画家必须具备一定的塑造空间的造型能力。
李爱国认为，上述三个方面缺一不可，“如果只强调独特的风格，而不具备难度和真实，那只要身上涂满颜料，然后找块布打个滚儿，画出来的东西也可以说有很独特的风格。但是，这种作品不具备难度，也谈不上真实，所以，不能称之为优秀”。
最后还有一点，所有的艺术作品都必须具有特殊的情感、抒发特殊的情怀，所表达的东西应该与以往已经成名的任何艺术家都不同。“比如八大山人，他的画流露出欲哭无泪的感觉，渗透着凄凉的亡国之恨，与以往艺术家的情怀不同。还有徐悲鸿的奔马，我们一看到就会想起抗日战争时期的义勇军形象，会感受到一种抗战的情怀。”
是否有创造性，是否真诚。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画家齐鸣
实际上，“好画”的风格在不断丰富和变化，但品评标准在大的方面依旧没有离开“谢赫六法”所构筑的框架。“当然，面对具体作品的时候，不能空洞地往上套。我们品评作品要看气韵是否生动，第一眼的感受是正气还是邪气，是发自肺腑还是装腔作势，然后再看笔法功力，有没有用笔的古法古意。现在很多人已经不像古人那么讲究了，不过，起码要看得出绘画者是否有感而发，是否有创造性，是否真诚。艺术的本质就是真实，这个真实不是说要画得像照片一样，而是说画中所表达的精神状态是不是真实，有没有灵魂。”
“谢赫六法”是中国古代品评作品的重要标准和美学原则，最早出现在南齐谢赫的著作《画品》中。六法论提出了一个基本完备的绘画理论体系，从表现对象的内在精神、表达画家对客体的情感和评价，到用笔刻画对象的外形、结构和色彩，以及构图和摹写作品，创作和流传各方面都被概括进去了。自六法论提出后，中国古代绘画进入了理论自觉的时期。后代画家始终把六法作为衡量画作高下的标准。
当然，“谢赫六法”作为一个理论性原则并不能取代面对具体作品时的感受，因此，齐鸣建议美术爱好者多学习一些常识，多去体验和比较，掌握要领之后才能做出有审美意义的判断。“学会赏析绘画首先要有赏的心态，才能进入画境。赏析需要一个积累的过程，中国画很看重这一点，缺少专业常识的人不易看出一幅画的好坏和价值。”
另一方面，齐鸣认为，好的画作应该包含前瞻性的元素，甚至要超越当时人的审美欣赏水平。“上世纪90年代曾经出现过一股‘黄宾虹热’，黄宾虹的画不那么大众化，与齐白石的雅俗共赏不同。他的作品之所以到了上世纪90年代才被认同，恰恰是因为他的作品具有前瞻性，超越了与他同时代人的审美欣赏水平。”
齐鸣说，当下中国艺术家的“近视”反映出普遍价值观在转型，不少人连做梦都是实际的，能静观现实和坚持理想的人渐渐变得稀有。“所以，当代很难产生真正的大师，其中人格、学养缺失是重要原因，过于实用的‘近视’也是一个因素，这种现状很难使艺术精神升华到更高境界。以往不管是‘为人生而艺术’还是‘为艺术而艺术’，这种追求里都有一种精神的纯洁的东西在，艺术中的文人品格、崇高、见真性情及自由清新、充满情趣表达等诸方面气息也显得纯正。而现在的人张嘴闭嘴都是‘有什么用呀？’艺术有什么用？真正的艺术就是没什么用。搞艺术看起来很轻松，其实倾情的投入和坚定的信念都含在其中，还要承受住寂寞。作为艺术家，应该对自己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对艺术有一种坚守的态度，不过要做到这样确实很难。”
艺术史是做出检验的惟一标准
——美术批评家付晓东
“为什么所有艺术家都非常重视艺术史？因为艺术史就是艺术语言不断创新的积累，进入艺术史的人应当是某个时代最突出的代表。每个时代都有在价格上特别高的画家，但是，这类画家的作品最后也仍有可能被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而那些作为时代节点的艺术家，比如凡·高，即便当时不被承认，后世也会发掘出他们的价值。”
付晓东认为，青年批评家群体可能比较注重精英趣味，更关心艺术前沿的问题。“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总是讨论小圈子里最具实验性的创作和国内外最新出现的学术问题。对于好的艺术作品来说，它的艺术本体语言、发生的话语背景，与整个社会历史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个体生命性和情感性的体验等，都具有新的挑战性和开放性，是人类智力的活力所在。至于资本的炒作、画家的背景、达官显贵的追捧等，其实都是很短暂和人为的效应，难以持久。”
“我看待一位画家的价值和水平，不是看他的市场价格，这个因素影响不了我作为一个观察者的价值判断。100年以后，谁会记得那些自我炒作的人？只有留下具有说服力作品的艺术家，或者符合时代发展规律的艺术家，才有可能被历史所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