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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8年3月28日
论坛主持：英才杂志社社长宋立新
北京论坛嘉宾：林正刚高群耀魏新杨世毅周少雄
上海论坛嘉宾：唐骏黄辉刘吉孔繁任
广州论坛嘉宾： 李新春蓝海林徐二明
技术及场地支持：思科系统(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及思科网真演播室
雀巢公司花了一大笔钱帮助印度培育优质奶牛——你可以把这当作善举，因为它解决了印度不少贫困家庭的问题，不过实事上这件事本身是为了解决雀巢公司的奶牛基地问题。
GE每年在绿色技术上的投资大约10亿美元，而绿色产品每年可为它创造上百亿美元的收入。还有什么商业战略能获得如此巨大的回报？
现在，由于产品与服务同质化现象严重，中国制造面临着失去原有成本优势的威胁。著名管理学家迈克尔·波特（Michael E. Porter）在其经典著作《竞争战略》一书中提到，企业要获得竞争优势有三条通用战略：低成本、差异化、专注化。那么，中国制造渐渐难以为继的低成本又如何通过差异化与专注化的战略转型，实现持续增长？雀巢和GE的案例为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
2008年3月28日，英才杂志社与思科系统(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联合推出“中国商业领袖京沪穗论道”，共同探讨企业如何绿色创新。
企业家的绿色体验
林正刚（思科全球副总裁、大中华区总裁）：思科是做网络的，网络就是要把地球各个角落的人连在一起，消弭时间和空间的隔阂，不用为了开个会、见个面而长途跋涉，节约了能源。在美国的很多大公司里，电灯都是感应的：有人进去自动打开，人离开后自动关闭。不要小看这个东西，一年下来可以省很多电。在我看来，绿色就是要从很小的事情开始，慢慢变成一种习惯、一种文化。
高群耀（新闻集团副总裁、星空传媒中国有限公司CEO）：我在一次工作会议上听过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的演讲，他谈到了气候的变化、地球资源的有限。讨论的焦点是：谁应该负责？谁应该付出代价？是正在工业化的中国，还是已经工业化之后的发达国家？这是一个激烈的争执。同时这也是每一个企业、每一个人都逃不开的问题。这种挑战是全球性的、全人类的。从那天起，我就觉得绿色对我们既是机会，也是挑战。
魏新（方正科技集团董事长兼总裁）：20世纪70年代，我住在湖北孝感，当时那里青山绿水，非常美。我90年代再回去的时候，发现很多东西都变了，湖里的水像酱油一样。从工业革命开始，人类社会的发展似乎就与自然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我们过去只考虑科技怎样使人类更舒适，却没有考虑到它对周边环境的危害。我们现在讲绿色，要解决的问题是，在科技发展的同时，怎样把原生态的东西保留下来？
杨世毅（安捷伦科技公司全球副总裁兼大中华区总裁）：我在香港工作了7年，我爱人每天早上起来看报纸，一看到关于蔬菜污染的情况，她就担心今天买的蔬菜到底怎样洗涤才能保证吃下去是健康的。这种日常生活中的小细节，引起广泛的焦虑。对我来讲，所谓绿色，就是要在未来通过大家的努力提升生活质量，使我们下一代能生活得更安心。
唐骏（新华都总裁兼CEO）：去年我在华尔街为盛大做了二次路演，当华尔街投资分析师问盛大能不能成为一家绿色公司，我说盛大是非常环保的，我们做了很多环保工作。我以为他们对公司的环保要求很高，结果他说你回答的不是我要问的问题，我们想知道的是盛大能否成为一家持久的公司（green company）。我才知道，“绿色企业”还有“基业长青”的意思。我第一次感觉到压力很大，因为要做到一个绿色企业需要面对很大的挑战。
专家建言企业如何“绿化”
刘吉（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名誉院长）：一个企业从地方的变成国家的、世界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知道了“绿色”。很久以前，欧洲人就成立了“绿岛”，当时我们认为他们是吃饱了没事干；几十年前看到洛杉矶排气污染，我们觉得很可笑，说那是资本主义的腐朽，可是今天我们自己的汽车污染也很厉害。“绿色”不仅是企业的责任，更是政府的责任。
李新春（中山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我觉得在目前阶段，中国要和发达国家在同等程度上谈绿色是不公平的。发达国家把低端的、排污非常强的工业移到了中国，像珠三角的大量工厂，它的污染不排放能行吗？如果不排放这些企业必须关门。事实上，可能有不少企业愿意去承担绿色责任，但在中国的问题是承担了以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一切都要有明确的市场原则、法律原则做依据。
蓝海林（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我想延伸一下李教授的话：尽了社会责任的公司会得到好报、得到尊敬，才愿意有公司这样做。此外，我们要根据中国的现状适时更换标准，如果你绿色了以后，导致很多人没有工作，这就会引起很大的问题。企业做所有决策的最终依据都是消费者的喜好，如果每个消费者都选择绿色，企业的行为自然会“绿化”。换句话说，有人买我才卖绿色的东西，没人买我怎么卖？绿色应该首先是人类的一种需求，然后才会成为公司战略推动的结果。
徐二明（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我参加过一个世界资源组织协会的会议，会上有一位教授在讲绿色概念的时候说，这个会议上有人用了电器、有人用了PPT，每人都呼出了二氧化碳，因此，每一个参加者要交6块钱的污染费。这个会给我的印象很深，它让人很直观地感受到绿色的代价和自己的责任。
张新民（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院长）：我觉得可以提出两条线。一条是我们怎么履行我们绿色方面的社会责任？这方面有点无奈，中国没有完善的制度，有的企业是自愿的，有的则是被强制的。另一条，履行绿色社会责任确确实实不是一个企业家的问题，而是人人有责的问题。人人都有责任之后，就会形成对企业家的约束。
绿色是企业的能力
黄辉（均瑶集团CEO）：无论对于要走国际化的中国企业也好、对于进入中国的跨国公司也好，都要理解“绿色文化”的概念。中国企业也有到美国、欧洲办工厂的，但大多效果不怎么好，为什么呢？我们老是把在中国通行的管理手段、价值观套到欧洲人身上、套到美国人身上，就会引起很大问题。对跨国公司来说，他们在进入中国之后，也往往会在培训上做很大的投入，以实现在管理理念、公司文化上的充分交流。
周少雄（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当前的世界早已被先进的技术变成了相互影响的体系。所以企业要生存、要发展，就必须用绿色的观念去开发产品。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产品用竹纤维、无污染的染料制作，这就是用技术创新来实现绿色。
孔繁任（奇正沐古国际咨询机构董事长）：我有两点看法：第一我觉得企业跟人一样，该活的时候活，该死的时候就得死；第二我们应该把企业的成长和盈利作为主线。然而，很多企业的成长和盈利是通过对市场的干预来达到目的的。因此，我认为社会发展到今天，“绿色”已经不是一种态度，而是一种能力。
（整理|本刊记者 罗影）
论坛主持：英才杂志社社长宋立新
北京论坛嘉宾：林正刚高群耀魏新杨世毅周少雄
上海论坛嘉宾：唐骏黄辉刘吉孔繁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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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及场地支持：思科系统(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及思科网真演播室
雀巢公司花了一大笔钱帮助印度培育优质奶牛——你可以把这当作善举，因为它解决了印度不少贫困家庭的问题，不过实事上这件事本身是为了解决雀巢公司的奶牛基地问题。
GE每年在绿色技术上的投资大约10亿美元，而绿色产品每年可为它创造上百亿美元的收入。还有什么商业战略能获得如此巨大的回报？
现在，由于产品与服务同质化现象严重，中国制造面临着失去原有成本优势的威胁。著名管理学家迈克尔·波特（Michael E. Porter）在其经典著作《竞争战略》一书中提到，企业要获得竞争优势有三条通用战略：低成本、差异化、专注化。那么，中国制造渐渐难以为继的低成本又如何通过差异化与专注化的战略转型，实现持续增长？雀巢和GE的案例为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
2008年3月28日，英才杂志社与思科系统(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联合推出“中国商业领袖京沪穗论道”，共同探讨企业如何绿色创新。
企业家的绿色体验
林正刚（思科全球副总裁、大中华区总裁）：思科是做网络的，网络就是要把地球各个角落的人连在一起，消弭时间和空间的隔阂，不用为了开个会、见个面而长途跋涉，节约了能源。在美国的很多大公司里，电灯都是感应的：有人进去自动打开，人离开后自动关闭。不要小看这个东西，一年下来可以省很多电。在我看来，绿色就是要从很小的事情开始，慢慢变成一种习惯、一种文化。
高群耀（新闻集团副总裁、星空传媒中国有限公司CEO）：我在一次工作会议上听过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的演讲，他谈到了气候的变化、地球资源的有限。讨论的焦点是：谁应该负责？谁应该付出代价？是正在工业化的中国，还是已经工业化之后的发达国家？这是一个激烈的争执。同时这也是每一个企业、每一个人都逃不开的问题。这种挑战是全球性的、全人类的。从那天起，我就觉得绿色对我们既是机会，也是挑战。
魏新（方正科技集团董事长兼总裁）：20世纪70年代，我住在湖北孝感，当时那里青山绿水，非常美。我90年代再回去的时候，发现很多东西都变了，湖里的水像酱油一样。从工业革命开始，人类社会的发展似乎就与自然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我们过去只考虑科技怎样使人类更舒适，却没有考虑到它对周边环境的危害。我们现在讲绿色，要解决的问题是，在科技发展的同时，怎样把原生态的东西保留下来？
杨世毅（安捷伦科技公司全球副总裁兼大中华区总裁）：我在香港工作了7年，我爱人每天早上起来看报纸，一看到关于蔬菜污染的情况，她就担心今天买的蔬菜到底怎样洗涤才能保证吃下去是健康的。这种日常生活中的小细节，引起广泛的焦虑。对我来讲，所谓绿色，就是要在未来通过大家的努力提升生活质量，使我们下一代能生活得更安心。
唐骏（新华都总裁兼CEO）：去年我在华尔街为盛大做了二次路演，当华尔街投资分析师问盛大能不能成为一家绿色公司，我说盛大是非常环保的，我们做了很多环保工作。我以为他们对公司的环保要求很高，结果他说你回答的不是我要问的问题，我们想知道的是盛大能否成为一家持久的公司（green company）。我才知道，“绿色企业”还有“基业长青”的意思。我第一次感觉到压力很大，因为要做到一个绿色企业需要面对很大的挑战。
专家建言企业如何“绿化”
刘吉（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名誉院长）：一个企业从地方的变成国家的、世界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知道了“绿色”。很久以前，欧洲人就成立了“绿岛”，当时我们认为他们是吃饱了没事干；几十年前看到洛杉矶排气污染，我们觉得很可笑，说那是资本主义的腐朽，可是今天我们自己的汽车污染也很厉害。“绿色”不仅是企业的责任，更是政府的责任。
李新春（中山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我觉得在目前阶段，中国要和发达国家在同等程度上谈绿色是不公平的。发达国家把低端的、排污非常强的工业移到了中国，像珠三角的大量工厂，它的污染不排放能行吗？如果不排放这些企业必须关门。事实上，可能有不少企业愿意去承担绿色责任，但在中国的问题是承担了以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一切都要有明确的市场原则、法律原则做依据。
蓝海林（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我想延伸一下李教授的话：尽了社会责任的公司会得到好报、得到尊敬，才愿意有公司这样做。此外，我们要根据中国的现状适时更换标准，如果你绿色了以后，导致很多人没有工作，这就会引起很大的问题。企业做所有决策的最终依据都是消费者的喜好，如果每个消费者都选择绿色，企业的行为自然会“绿化”。换句话说，有人买我才卖绿色的东西，没人买我怎么卖？绿色应该首先是人类的一种需求，然后才会成为公司战略推动的结果。
徐二明（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我参加过一个世界资源组织协会的会议，会上有一位教授在讲绿色概念的时候说，这个会议上有人用了电器、有人用了PPT，每人都呼出了二氧化碳，因此，每一个参加者要交6块钱的污染费。这个会给我的印象很深，它让人很直观地感受到绿色的代价和自己的责任。
张新民（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院长）：我觉得可以提出两条线。一条是我们怎么履行我们绿色方面的社会责任？这方面有点无奈，中国没有完善的制度，有的企业是自愿的，有的则是被强制的。另一条，履行绿色社会责任确确实实不是一个企业家的问题，而是人人有责的问题。人人都有责任之后，就会形成对企业家的约束。
绿色是企业的能力
黄辉（均瑶集团CEO）：无论对于要走国际化的中国企业也好、对于进入中国的跨国公司也好，都要理解“绿色文化”的概念。中国企业也有到美国、欧洲办工厂的，但大多效果不怎么好，为什么呢？我们老是把在中国通行的管理手段、价值观套到欧洲人身上、套到美国人身上，就会引起很大问题。对跨国公司来说，他们在进入中国之后，也往往会在培训上做很大的投入，以实现在管理理念、公司文化上的充分交流。
周少雄（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当前的世界早已被先进的技术变成了相互影响的体系。所以企业要生存、要发展，就必须用绿色的观念去开发产品。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产品用竹纤维、无污染的染料制作，这就是用技术创新来实现绿色。
孔繁任（奇正沐古国际咨询机构董事长）：我有两点看法：第一我觉得企业跟人一样，该活的时候活，该死的时候就得死；第二我们应该把企业的成长和盈利作为主线。然而，很多企业的成长和盈利是通过对市场的干预来达到目的的。因此，我认为社会发展到今天，“绿色”已经不是一种态度，而是一种能力。
（整理|本刊记者 罗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