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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除了“中国制造”通过出口贸易提高了全球消费者福利之外，“中国市场”还通过进口贸易促进了世界各国经济增长。本文实证分析了中国进口对进口来源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中国进口显著促进了进口来源国的经济增长，不仅显著促进了进口来源国GDP总量的增长，而且还显著促进了进口来源国人均GDP的增长;中国进口对与中国保持紧密贸易联系进口来源国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在加入WTO之前，中国进口对进口来源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但是，在加入WTO之后，中国进口对进口来源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为正，尤其是在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进口对进口来源国人均GDP增长的影响依旧显著为正;中国进口没有加剧进口来源国的经济波动，反而显著抑制了高收入国家的经济波动。在中国积极扩大进口的背景下，扩大对中国出口、积极开拓中国市场是世界各国促进本国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 中国市场 中国进口 进口来源国 经济增长 经济波动
一、引言
近年来，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反全球化”“逆全球化”思潮涌动，世界主要国家[ 本文提到的进口来源国、出口目的国、国家、成员国等概念，均指国家（或地区），特此说明。纷纷转向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内顾倾向抬头，贸易摩擦和投资保护不断加剧，反自由贸易、去全球化倾向凸显（钟山，2018）。这不仅影响了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与合作，也导致全球贸易增长遇阻，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更是面临严峻考验。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一项统计研究表明，WTO成员国自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就已经推出了2100多项限制贸易的措施（WTO，2018）。全球贸易预警组织（GTA）的统计显示，在2008年至2017年2月期间，各国共采取了包括贸易、投资和移民在内的9099频次的保护主义措施，是自由便利化措施的3倍（张莉，2017）。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特别是中国对外贸易规模的日益增加，近年来各类所谓“中国威胁论”的论调甚嚣尘上，国外媒体出现了很多对中国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问题的负面报道，恶意诋毁“中国制造”，其实质还是贸易保护主义的翻版，是“中国威胁论”的变种。
针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国际学术界涌现了大量中国出口对出口目的地影响的相关研究。有关研究表明，中国出口对美国、墨西哥、丹麦、西班牙的就业带来了负面影响，来自中国的进口冲击降低了这些国家相关行业的就业规模（Autor et al.，2014，2017;Acemoglu et al.，2016;Utar，2014;Donoso et al.，2015;Mendez，2015）。另外，一些国外学者还将中国出口目的地诸多社会领域的恶化也部分地归因于中国出口的冲击。例如，有学者认为，来自中国的进口冲击明显提高了美国工人的受伤率和患病率（McManus et al.，2016），而且受中国进口冲击强烈的地区往往具有较高的死亡率，这些高死亡率的地区同时也是受中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法案（PNTR）所带来的贸易自由化冲击最严重、失业率最高的地区（Pierce et al.，2016），来自中国的进口冲击降低了美国男性劳动力的相对工资率水平，减少了他们的工作机会，迫使他们不得不去从事危险的工作，从而降低了男性在婚姻市场上的价值，造成了美国婚姻率和生育率的下降。纵观这些研究，其研究结论具有明显的片面性，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也值得进一步探究，研究目的具有刻意夸大中国出口冲击负面影响的意图。
中国对外贸易包括出口和进口两个方面，中国不仅是出口大国，与此同时，还是名副其实的进口大国。在2009—2018年期间，中国一直是世界第二进口大国。2018年，中国从世界各国的货物进口总额高达21 350亿美元，占世界货物进口总额的10.75%，仅次于美国。然而，在评估中国对外贸易对贸易伙伴国的影响时，国际相关研究只关注了中国出口对出口目的地的直接冲击，不仅回避了中国出口對出口目的地消费者福利的提升作用（Amiti et al.，2017），还忽视了中国进口对进口来源地产生的正面影响，这种做法无疑是片面的、不客观的。
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定不移地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会和利益、实现互利共赢，通过积极扩大进口来主动开放“中国市场”。自从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的进口贸易迅猛发展。自从2012年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围绕积极扩大进口贸易颁布和实施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指导意见[ 2012年《国务院关于加强进口促进对外贸易平衡发展的指导意见》、2013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进出口稳增长、调结构的若干意见》、2014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进口的若干意见》、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进出口稳定增长的若干意见》、2015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的若干意见》、2016年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等。，积极扩大进口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已经成为国家一项长期的重大战略。习近平主席在2018年举办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指出：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仅要年年办下去，而且要办出水平，办出成效，越办越好;中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因此，精准测度“中国市场”通过进口贸易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及其他新兴国家劳动力加入国际大循环为世界经济的高速、稳定增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2020”课题组等，2013）。大量研究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使得世界各国受益，主要体现在提高了世界的总体福利或各国的实际GDP。Dimaranan et al.（2007）研究表明，中国的出口产品范围扩大，出口产品质量提高，能够提升世界各国的福利。罗长远、张军（2012）的研究表明，对于泰国而言，泰国从中国的进口所引起的竞争具有“创造性破坏”的性质，从而成为泰国经济“向上提升”的良性力量。魏浩等（2019）的研究表明，中国出口虽然降低了出口目的地企业的就业规模，但促进了出口目的地企业就业技能结构的优化。 除了通过贸易影响世界經济的角度，部分学者从生产率增长的角度出发，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对世界各国的影响。Hsieh & Ossa（2011）考虑了生产率溢出的两个途径，即贸易条件效应和母国市场效应，其基于1995—2007年行业层面的数据，估算了中国生产率增长对世界其余各国的影响;他们的研究表明，中国生产率增长通过溢出效应促使中国贸易伙伴国的真实收入平均上升0.1%。Di Giovanni et al.（2014）估算了2000—2007年期间中国生产率增长对全球福利的影响，在假定中国具有比较优势行业的生产率增长更快的情况下，中国生产率增长使世界福利平均上升0.42%。
总的来看，从关于中国进出口贸易对世界经济影响的研究来看，已有文献主要集中在中国出口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而中国进口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却少有人关注，这不利于全面、客观地评估中国对外贸易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因此，在借鉴已有文献的基础上，本文将重点研究中国进口贸易对进口来源地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是：中国进口对进口来源国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中国进口对与中国贸易往来密切国家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中国进口不会加剧进口来源国的经济波动，反而显著抑制了高收入国家的经济波动。
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主要贡献是：（1）从关于中国的研究来看，已有文献主要集中于中国出口对世界各国经济的冲击，而中国进口对世界各国经济的影响几乎没有得到关注。本文重点研究中国进口贸易对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已有文献的一个重要补充。（2）从进口贸易的角度，本文审视了“中国市场”对贸易伙伴国内经济的影响，有利于纠正已有研究只从中国出口视角看待中国经济发展对世界各国影响的片面认识，且有利于反驳国际上关于“中国威胁论”等
夸大其词的不利言论。
（3）本文从价值链分工、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中国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身份等视角出发，对中国进口贸易对进口来源国的经济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
本文余下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全球贸易网络及中国的地位;第三部分是计量模型;第四部分是实证分析;第五部分是进一步扩展性分析;第六部分是对实证结果的进一步分析;第七部分是基本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全球贸易网络及中国的地位
本文借鉴Fagiolo et al.（2010）的做法，采用整体网络分析方法，测算了2001—2014年世界各国之间进出口贸易网络的主要特征。测算结果发现，在2001—2014年期间，全球各国之间的贸易联系日益密切，中国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地位稳步上升。
（一）世界各国之间的贸易联系日益密切
如下页图1、图2所示，在2001—2014年期间，全球贸易网络密度振荡上升，成员距离逐渐下降，各国之间的贸易联系日趋紧密。在2001—2006年期间，全球贸易网络密度逐渐上升;在2006—2010年期间，全球贸易网络密度呈现出上下波动的特点;2010年之后，全球贸易网络密度整体继续上升，并逐渐趋于稳定。总体来看，在2001—2014年期间，全球贸易网络密度呈现出振荡上升的趋势，2014年全球贸易网络密度相比于2001年上升了4%，全球贸易网络成员距离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2014年全球贸易网络成员距离相比于2001年下降了5%左右。
（二）中国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地位稳步上升
本文绘制了2001和2014年的全球贸易网络关系图，如下页图3、图4、图5和图6所示。考虑到全球通胀等因素的影响，本文依次画出2001年和2014年贸易额最高的前0.5%和0.1%的双边贸易关系图[ 2001年和2014年，全球双边贸易额最高前1%的阈值分别为31.5亿美元、83.1亿美元;最高前0.5%的阈值分别为90亿美元、165.5亿美元;最高前0.1%的阈值分别为252亿美元、458.1亿美元。。从图中可以直观地看出，中国从次中心位置逐渐演变为全球贸易网络的中心位置，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核心地位不断强化。另外，测算结果还表明：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与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展了直接贸易往来，并与贸易伙伴国之间保持了较为牢固的贸易关系，中国是更多国家间互通贸易的最优中转国，中国与更多处于全球贸易网络中心地位的大国间开展贸易往来。总的来看，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影响力”逐渐增强，“话语权”不断提升。
（三）中国进口对进口来源国总出口的贡献[ 在《联合国贸易商品统计数据库》中，中国报告的进口额数据与进口来源国报告的数据有所差异。由于本部分旨在从进口来源国的角度出发，考察中国进口对进口来源国总出口额的贡献，因此，本部分中国进口额均来源于进口来源国报告的数据，特此说明。
在2001—2016年期间，中国货物进口总额占世界货物进口总额的比例从2001年的3.89%上升到2016年的10.44%。从具体进口来源国来说，总的来看，中国进口在大部分进口来源国出口中的地位持续上升，且已成为多个国家最重要的出口目的地。在2001—2015年期间，从中国进口额占进口来源国出口总额比例的变动情况来看，2015年这一比例与2001年相比，在128个国家[在《联合国贸易商品统计数据库》中，仅有128个国家同时报告了以下数据：2001与2015年各国对中国的出口额以及出口总额。因此，本文仅比较这128个国家的变动情况。中，仅有10个国家比例下降，其余118个国家的比例均上升。比例下降的国家具体包括津巴布韦、文莱、苏丹等10个国家[ 津巴布韦、文莱、苏丹、吉尔吉斯斯坦、牙买加、巴拿马、巴拉圭、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突尼斯、塞舌尔。。除津巴布韦、文莱、苏丹以及吉尔吉斯斯坦外，中国进口额占这些国家出口总额的比例下降幅度较小，均不足1%。从中国自不同类型地区的进口变动情况来看，与2001年相比，2015年中国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ECD国家、非OECD国家、高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低收入国家、金砖国家、二十国集团等不同类型地区[ 国家信息中心主办了“一带一路”官方网站，本文根据网站上公布的国家名单定义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128个国家中，共计48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80个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ECD国家的划分依据为OECD数据库，在128个国家中，共计35个OECD国家、93个非OECD国家;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划分依据为世界银行公布的标准，在128个国家中，共计57个高收入国家、56个中等收入国家、15个低收入国家;金砖国家包括俄罗斯、印度、南非以及巴西;二十国集团包括德国、美国、沙特阿拉伯等18个国家，即中国与欧盟未包含在内。的进口额占其出口总额的比例均大幅提升。 三、计量模型
本文借鉴Dollar & Kraay（2004）、Lee & Kim（2009）、Flachaire et al.（2014）等文献的做法，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lnGDPit=α+β1EXCHNit+β2EXROWit+β3IMALLit+βnXit+δi+δt+εit（1）
其中，i代表中国的进口来源国，t代表年份。lnGDPit代表中国进口来源国的实际GDP，EXCHNit、EXROWit和IMALLit分别表示i国t年向中国的出口、向除中国以外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出口、从所有国家（或地区）的进口与i国t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Xit是控制变量，主要包括i国t年的物质资本存量、劳动力数量、人均受教育水平、研究开发费用、制度质量等。为了控制国家、年份的不可观测的冲击，本文在计量模型中控制了国家、年份层面的固定效应，εit代表随机扰动项。在实证分析时，本文也将考察中国进口对进口来源国人均实际GDP的影响，控制变量与中国进口对进口来源国实际GDP影响的控制变量有细微的差别。
（一）因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分别为中国进口来源国的实际GDP（lnGDPit）与实际人均GDP（lnper_GDPit），用于衡量中国进口来源国的经济增长（Benos & Zotou，2014）。其中，在计算各国实际GDP与实际人均GDP时，均采用不变价美元来衡量。各国GDP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二）核心解释变量
在已有文献中，大多采用一国进出口贸易量与该国国内生产总值之比[（EX+IM）/GDP]作为衡量该国贸易开放程度的指标。本文将i国t年的进出口贸易量进一步分解为向中国的出口（EX→CHN）、向除中国以外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出口（EX→ROW）、从所有国家（或地区）的进口（IM）3个部分，具体如下：
EX+IMGDP=EX→CHNGDP+EX→ROWGDP+IMGDP=EXCHN+EXROW+IMALL（2）
其中，EXCHN是核心解释变量，代表向中国的出口或者中国的进口，其他两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以消除遗漏变量偏差。借鉴Alesina et al.（2005）的做法，本文所涉及的进口额、出口额以及GDP均基于不变价美元来衡量。各国进出口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经GDP缩减指数换算后，得到不变价美元衡量的进出口额。GDP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三）控制变量
（1）物质资本存量（lnK）。借鉴Easterly & Levine（2001）的做法，本文使用佩恩世界表（9.0版）公布的资本存量数据，并以不变价美元衡量。
（2）劳动力数量（lnL）。劳动力数量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3）人均受教育年限（Schooling）。借鉴Barro et al.（2001）的做法，本文采用15岁以上人群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人力资本水平。人均受教育年限数据来源于Barro-Lee数据库（Barro et al.，2013）。
（4）技术水平（RD）。本文采用研究开发费用占GDP的比例来衡量技术水平，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5）制度质量（Institution）。借鉴Flachaire et al.（2014）的做法，本文采用Economic Freedom of the World数据库中的“世界经济自由度指标”来衡量制度质量。
（6）资本劳动比（lnKLratio）。
本文用资本存量除以劳动力数量，即可得资本劳动比。
上述变量均为被解释变量为实际GDP的控制变量，而资本劳动比是被解释变量为人均GDP的控制变量。
（四）数据说明
本文主要关注的是中国进口对进口来源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由于各国2014年之后年份的数据缺失严重，因此，在进行基准回归时，本文选取的样本期为2001—2014年[ 部分控制变量，如资本存量和制度质量等，缺失了2015和2016年的数据。这些数据的缺失可能会带来遗漏重要解释变量的问题，进而影响回归结果，因此，本文的样本期为2001—2014年。特此说明。。本文可以找到的样本共计223个国家，但是，由于部分国家缺失出口总额的数据或者控制变量的数据，因此，本文最终的样本为107个国家和地区。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估计结果
在基准估计时，本文分别采用OLS方法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对计量模型进行了估计。其中，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旨在解决计量模型中潜在的内生性问题，避免回归结果有偏。考虑到中国进口与进口来源国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因此，本文采用核心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主要基于以下考虑：（1）从外生性角度来看，滞后一期的中国进口为历史数据，当期的经济增长无法影响滞后一期的中国进口;（2）从相关性角度来看，如果滞后一期的中国进口额较高，说明大量出口国的出口商与中国的进口商已经建立了贸易伙伴关系，两者之间的贸易往来可能会延续到当期，进而影响当期的中国进口。进一步从工具变量的有效性视角来看，Kleibergen-Paap rk LM统计量的p值低于0.001，在1%的水平上显著拒绝了“不可识别”的原假设，Kleibergen-Paap rk Wald F統计量拒绝了“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这说明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考虑到2SLS方法估计的结果相比于OLS更为有效，因此，本文将以2SLS方法估计的结果为准。
具体计量估计结果见下页表1。在表1中，第（1）列和第（3）列是基于OLS方法进行估计的结果，估计结果表明，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EXCHN）的估计系数为正，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初步说明中国进口对进口来源国经济增长无显著影响。第（2）列和第（4）列是基于2SLS方法进行估计的结果，估计结果表明，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EXCHN）的估计系数为正，且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说明中国进口对进口来源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向促进效应。OLS方法估计结果和2SLS方法估计结果不一致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计量模型中的内生性问题，导致估计结果产生了明显的向下偏倚，从而低估了中国进口对进口来源国经济的促进作用。总的来看，中国进口无论对进口来源国的GDP总量增长还是人均GDP增长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二）异质性分析
1.贸易凝聚子群视角分析
凝聚子群是贸易网络上那些具有紧密贸易联系的国家或地区的一种组团现象，反映了国家或地区之间的贸易联系与凝聚力，相比于非同一凝聚子群的国家而言，位于同一凝聚子群的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更加频繁紧密。中国进口对进口来源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受其是否与中国属于同一贸易凝聚子群的影响而产生异质性效应。本文基于凝聚子群的K-核理论将中国的进口来源国划分为同一凝聚子群国家和不同凝聚子群国家，并进行了分组估计。
下页表2报告了基于贸易凝聚子群视角的异质性分析估计结果。从估计结果来看，对于与中国属于不同贸易凝聚子群的进口来源国而言，中国进口对这些进口来源国的GDP和人均GDP的影响并不显著;对于与中国属于同一贸易凝聚子群的进口来源国而言，中国进口能够显著提升这些进口来源国的GDP和人均GDP。总的来看，中国进口能够显著促进与中国贸易关系紧密国家的经济增长，对与中国贸易关系不紧密国家的经济增长影响并不大。
2.“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视角分析
自从国家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日益密切，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中国进口对进口来源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可能受进口来源国是否是“一带一路”国家影响而呈现异质性效应。基于此，本文检验了中国进口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BOR）与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OBOR）的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否存在显著差异。表3是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视角的异质性分析估计结果。从估计结果来看，中国进口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GDP和人均GDP均有显著促进作用。从长期来看，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进一步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能会更加受益于中国进口。
3.OECD国家视角分析
中国进口对进口来源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可能受进口来源国是否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的影响而表现出异质性效应。基于此，本文按照进口来源国是否为OECD的成员国对样本进行了划分，并分别进行了估计。表4是基于OECD国家视角的异质性分析估计结果。从非OECD国家的回归结果来看，在第（1）列和第（3）列中，EXCHN的估计系数符号为正，分别通过1%和5%显著性水平检验。从OECD国家的回归结果来看，第（2）列和第（4）列中，EXCHN的估计系数符号为正，且均通过1%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说明中国进口对OECD国家和非OECD国家的GDP和人均GDP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4.不同收入水平国家视角分析
中国进口对进口来源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受进口来源国收入水平不同而产生异质性效应。基于此，本文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依据进口来源国的收入水平对样本进行了划分。下页表5是基于不同收入水平国家视角的异质性分析，从高收入国家的回归结果来看，在第（1）列和第（4）列中，EXCHN的估计系数符号为正，且均通过5%显著性水平检验。从中等收入国家的回归结果来看，在第（2）列和第（5）列中，EXCHN的估计系数符号为正，分别通过1%和5%显著性水平检验。从低收入国家的回归结果来看，在第（3）列和第（6）列中，EXCHN的估计系数符号为正，分别通过5%和10%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说明中国进口对不同收入水平的进口来源国经济增长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五、进一步拓展分析
（一）不同时期中国进口贸易对进口来源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为了分析不同时期中国进口贸易对进口来源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在扩充时间段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加入WTO和国际金融危机两个时间点，本文将1996—2014年分为3个时间段，分别是1996—2000年、2001—2007年和2008—2014年，并分别考察了各个时期中国进口对进口来源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表6是不同时期的估计结果，估计结果表明，在1996—2000年期间，中国进口对进口来源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在2001—2007年期间，中国进口能够显著提升进口来源国的经济增长;在2008—2014年期间，中国进口能够显著提升进口来源国的人均GDP，但是对GDP的影响并不显著。总的来看，在加入WTO后，中国进口贸易迅猛发展，中国进口对世界经济的作用发生了巨大变化，显著促进了进口来源国的经济增长。即使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进口仍然能够显著提高进口来源国的人均GDP，这说明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市场是促进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动力之一，对世界各国经济的平稳增长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中国进口贸易对进口来源国经济波动的影响
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降低经济波动是各国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因此，本文在扩展性分析中也进一步考察了中国进口对进口来源国经济波动的影响。借鉴Dutt et al.（2009）、Felbermayr et al.（2011）的做法，本文以标准差衡量经济增长的波动，具体测算方法如下，本文从2001年开始，以5年为滚动的固定长度，分别计算了出口国GDP增长率和人均GDP增长率的滚动标准差，并依此类推，直至2009年[ 由于本文樣本期为2001—2014年，因此以2009年为期初值的5年滚动标准差，其期末值已达到本文样本的最后一年。。i国以t年为起始年份的滚动标准差（σit）的计算方法如下：
σit=1m∑i=t+m-1i=t（Yi-1m∑i=t+m-1i=tYi2（3）
其中，Y代表出口国GDP增长率和人均GDP增长率，m指滚动的固定长度（m=5）。本文将时间窗口固定为5年，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制定的五年规划纲要会影响进口贸易，进而影响贸易伙伴国经济增长。
表7是中国进口对进口来源国经济波动影响的估计结果，从EXCHN的估计系数来看，第（1）列和第（2）列的估计系数为负数，但均不显著，说明中国进口对进口来源国的经济波动没有显著影响。结合前文的分析，本文的研究发现，虽然中国进口促进了进口来源国的经济增长，但是并未加剧这些国家经济波动，即中国进口有利于进口来源国经济的稳定增长。 为了进一步考察中国进口对不同进口来源国经济波动的影响，本文将进口来源国按收入水平划分为高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低收入国家分别进行考察，表8是中国进口对不同收入水平进口来源国经济波动影响的估计结果。从高收入国家的回归结果来看，EXCHN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中国进口显著抑制了高收入国家的经济波动。从中等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回归结果来看，EXCHN的估计系数均为负且不显著，说明中国进口对中低收入进口来源国的经济波动没有显著影响。
六、对实证结果的进一步分析
前文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中国进口显著促进了进口来源国的经济增长，为了深入了解产生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具体分析。
（一）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及其规模效应
国际分工日益演变为全球价值链分工。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分工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国际分工日益细化，逐渐从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转变为产品内分工，突出表现为产品的价值链被不断分解，跨国公司在全球配置资源，充分利用并整合不同国家的优势要素，把不同的生产工序放在最合适的生产国，从而导致国与国之间按同一产业或产品的不同生产环节或工序进行分工，这种新型国际分工形式也被称为全球价值链分工，其实質是“要素分工”（张二震，2017），即各国以本国的要素优势融入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实现生产的国际化。
中国积极融入国际分工。在国际分工日益细化的背景下，中国主动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凭借劳动力要素价廉、质优、量多的优势，积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大力发展加工贸易，主动融入国际分工，积极嵌入全球价值链，主要从事全球价值链低端加工、制造、生产、装配等活动。这种基于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制造业增长模式成就了中国制造业大国、贸易大国的地位。中国贸易大国的地位不仅表现为出口规模越来越多、出口大国地位日益形成，而且也体现为进口规模日益增加。中国进口规模日益增加一方面是由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世界加工厂”地位所决定的，另一方面是由中国资源禀赋及其结构所决定的。
“世界加工厂”是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真实写照。中国处于微笑曲线的底端，在全球价值链中主要从事加工组装等工序。加工组装所需的零部件、半制成品等并非全部都由中国本土生产，其中，最核心的零部件、关键技术、先进的机器设备等需要从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进口;次核心的零部件、部分半制成品也需要从其他国家进口。与此同时，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制约中国出口贸易发展的制度枷锁得到解除，中国制造业生产的规模优势得以充分发挥，生产规模、出口规模都日益增加。这也导致中国国内资源能源短缺的问题日益突出，从而大量进口铁矿石、煤、原油等资源能源类产品。因此，在加入WTO之后，中国进口规模日益增加，2014年中国进口规模是2001年的8倍，2016年中国资本品进口规模是2000年的5倍多，中间品进口规模是2000年的7倍，消费品进口规模是2000年的12倍左右。从中国进口对进口来源国的影响来说，中国进口增加势必会带动进口来源国的生产规模增加、出口增加以及经济增长。
（二）中国在全球贸易网络中具有“双平台”的特殊身份
中国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地位日益提升。跨国公司以全球价值链的形式整合全球资源，从而把世界各国的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既加强了全球价值链上所涉及国家经济发展的协同性、共享性，又放大和加快了全球价值链上某一工序波动产生的国际传导范围和速度。本文的测算结果表明：在2001—2014年期间，全球各国之间的贸易联系日益密切，只从全球贸易网络的形态来看，全球贸易网络的形态也超越了传统的“中心—外围”模式，全球贸易网络的中心国已经从美国、德国、日本转变为美国、德国和中国，其中，中国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影响力”逐渐增强，“话语权”不断提升，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地位稳步上升。具体来看，中国从次中心位置逐渐趋于全球贸易网络的中心位置，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核心地位不断强化，中国与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展了直接贸易往来，并与贸易伙伴国之间保持了较为牢固的贸易关系。因此，中国在全球贸易网络中地位的不断提升，及其“世界加工厂”的位置，使得中国通过进口贸易这一渠道对进口贸易伙伴国的经济影响逐步扩大。
其实，中国在全球贸易网络中具有“双平台”的特殊身份，中国既是全球价值链的参与者，也是全球价值链的构建者。一方面，以来自发达国家跨国企业的国际投资、发达国家跨国企业主导的加工贸易为载体，中国积极融入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中国是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上的一个重要平台和枢纽，中国的作用类似于“中介”“中转站”，中国从其他国家进口原材料、零部件等进行加工组装，中国生产的产品以出口为导向;另一方面，以中国进口贸易、中国企业走出去为载体，中国积极构建以中国为引领、带动贸易伙伴共享发展、以中国内需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中国是构建以中国内需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的一个中心平台和枢纽，中国的作用类似于“消费中心”，中国生产的产品以国内消费为导向。中国“双平台”的特殊身份将中国自身经济发展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有机地衔接起来，中国进口贸易就是最重要的关键枢纽和连接渠道。
中国出口中包含大量的进口要素。中国在2001年年底加入WTO后，虽然出口产品中的本国要素含量不断上升，但是，中国出口中包含的进口要素含量依旧很高。有关研究表明：在2000—2007年期间，中国出口产品的本国要素含量（用国内附加值占总出口额的比率衡量）已经从2000年的65%稳定上升至2007年的70%，中国加工贸易出口产品的上升幅度更为显著，从2000年的46%跃至2007年的55%（Kee & Tang，2016）;从整体上来看，2002年中国每1000美元出口的增加值约为551美元，2007年上升为591美元;2010—2012年，中国每1000美元货物出口的增加值分别为605美元、616美元、621美元;从商品类别来看，农业、纺织服装、食品、家具制造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单位出口（以1000美元计）的国内增加值含量较高（800—900美元），机械制造产品、电子类产品等技术密集型产品以及石油化工产品单位出口的国内增加值含量较低（400—700美元）（沈丹阳，2014）。也就是说，中国出口商品中大约28%-60%左右的要素含量是从国外进口的，中国出口不仅仅是中国自己的出口，也是中国进口来源国的出口。如果中国出口下降，就会导致中国减少从进口来源国的进口，即中国出口下降会导致中国进口来源国的出口下降。 可见，随着中国在全球贸易网络中核心地位的不断强化，中国既是全球价值链上所涉及国家经济协同发展、共享发展的平台，也是影响全球经济发展的中心国，中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不仅关乎中国自身的利益，也关系到中国进口贸易伙伴国的切身利益。
七、基本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基本结论
本文基于2001—2014年世界各国的统计数据，实证分析了中国进口对进口来源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1）从总体上来看，中国进口显著促进了进口来源国的经济增长：其不仅显著促进了进口来源国GDP总量的增长，而且还促进了进口来源国人均GDP的增长。（2）从进口来源国异质性来看，中国进口对与中国属于同一贸易凝聚子群的进口来源国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对与中国不属于同一贸易凝聚子群的进口来源国的经济增长无显著影响。此外，中国进口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ECD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比较大。（3）从不同时期来看，在加入WTO之前，中国进口对进口来源国的经济增长无显著影响，但是，在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国进口对进口来源国经济增长表现为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尤其是在2007年國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进口依然能够显著促进进口来源国人均GDP的增长。（4）在促进进口来源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中国进口并未加剧进口来源国的经济波动，反而显著抑制了高收入国家的经济波动。
（二）政策建议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同世界各国开展经贸合作。在“中国制造”通过出口贸易提高了全球消费者福利的同时，“中国市场”通过进口贸易带动了相关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中国贸易伙伴在评价与中国贸易往来对其自身经济发展的影响时，应综合考虑进口和出口两方面。因此，在世界经济复苏艰难曲折、世界经济格局深度调整的背景下，世界各国加强与中国的经贸合作、扩大对中国的出口是促进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
目前，国家政府已经明确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绝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进口是连接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关键枢纽和重要纽带，积极扩大进口是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地联通、更好地利用国际市场和资源、吸引全球资源要素从而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战略途径（魏浩，2020）。因此，国家政府必须高度重视进口的作用，持续推进积极扩大进口战略。
为了充分发挥中国进口对世界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今后，中国和贸易伙伴应该重视以下几个问题：
（1）贸易伙伴国要理性看待中国进口和出口的联动关系。与以往以产品为界限的分工不同，在产品内分工、价值链分工的背景下，中国出口只是价值链上的一个环节，中国出口商品中包含很多进口要素，抵制中国出口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手段，也根本不会解决问题。中国的很多进口是为中国出口服务的，中国出口是中国和贸易伙伴国的共同出口，抵制中国出口相当于抵制中国和中国进口来源国的共同出口;很多国家抵制中国出口其实就是在抵制其自身的出口，也会降低中国从贸易伙伴国的进口，进而影响到价值链上所有国家的利益。中国出口目的地应该增加对中国的出口，特别是为中国内需服务的出口，这才是理性的选择。
（2）贸易伙伴国要高度重视以中国内需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对于中国的贸易伙伴国来说，融入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中国内需主导的全球价值链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两个路径。目前，中国的贸易伙伴正在积极融入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但是，参与和支持构建中国内需主导的全球价值链的积极性有待进一步提高，部分国家只是一味地追求融入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忽视了中国内需主导的全球价值链的重要作用。因此，中国的贸易伙伴应该主动地以各自的比较优势积极扩大对中国的出口，融入中国内需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主动与中国协商，构建互利的贸易投资合作机制和规则;发挥各自产业结构和要素禀赋的互补性，拓展贸易投资合作的领域和范围，从而把中国内需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做大做强，成为中国和贸易伙伴国共同的新经济增长点。
（3）贸易伙伴国要认识到“中国市场”通过进口贸易对世界各国的影响将持续增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表现之一就是商品和服务供给难以满足消费升级需要。中国即将扩大市场准入，全面放开一般制造业，扩大电信、医疗、教育、养老、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开放，毫无疑问，今后中国将直接进口更多消费品。另外，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以服务中国内需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升级的进口也将增加。可见，“中国市场”通过进口贸易对世界各国的影响将持续增强，在实现中国自身发展的同时，必将更多惠及其他国家和人民。
（4）中国应该为企业扩大进口贸易做好各项制度安排。扩大进口贸易已经成为中国对外贸易一项新的长期战略，为了配合扩大进口贸易战略，国家有关部门应该认真研究各项关税政策和非关税政策，在大量企业实地调研的基础上，调整部分产品的关税税率，降低非关税壁垒。为了鼓励企业扩大高技术产品的进口，应该对金融制度、知识产权制度等方面进行调整。内陆沿边地区应切实推进跨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国际大通道和国际经济合作走廊，提高进口贸易便利化程度，使其成为中国扩大进口贸易的支撑点。
（5）中国要主动帮助贸易伙伴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升其对中国出口的能力。中国贸易伙伴特别是部分发展中国家资源能源丰富，但是有的国家由于基础设施过于落后，开采能力、生产能力不足，无法把资源开采出来运输到中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可以通过企业投资、政府援建等形式，帮助当地政府建设基础设施，进而提升其开采能力和生产能力。有的国家信息比较闭塞，对中国进口需求的了解十分有限，中国政府可以组织企业宣讲团到当地进行信息交流，在当地地方政府进行宣讲。另外，针对中国经济发展缺乏的高端技术，中国企业和行业协会也应该积极主动地到重点目的地参加展销会、博览会，主动寻找卖方和合作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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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编辑：彭琳）
魏浩，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郭也，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巫俊，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通信作者及地址：魏浩，北京市新街口外大街19号;邮编：100875;E-mail：weihao9989@163.com.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主动扩大进口问题研究”（19ZDA068），教育部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货物贸易进口价格问题研究”（18JHQ056）的阶段性成果。
关键词 中国市场 中国进口 进口来源国 经济增长 经济波动
一、引言
近年来，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反全球化”“逆全球化”思潮涌动，世界主要国家[ 本文提到的进口来源国、出口目的国、国家、成员国等概念，均指国家（或地区），特此说明。纷纷转向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内顾倾向抬头，贸易摩擦和投资保护不断加剧，反自由贸易、去全球化倾向凸显（钟山，2018）。这不仅影响了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与合作，也导致全球贸易增长遇阻，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更是面临严峻考验。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一项统计研究表明，WTO成员国自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就已经推出了2100多项限制贸易的措施（WTO，2018）。全球贸易预警组织（GTA）的统计显示，在2008年至2017年2月期间，各国共采取了包括贸易、投资和移民在内的9099频次的保护主义措施，是自由便利化措施的3倍（张莉，2017）。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特别是中国对外贸易规模的日益增加，近年来各类所谓“中国威胁论”的论调甚嚣尘上，国外媒体出现了很多对中国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问题的负面报道，恶意诋毁“中国制造”，其实质还是贸易保护主义的翻版，是“中国威胁论”的变种。
针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国际学术界涌现了大量中国出口对出口目的地影响的相关研究。有关研究表明，中国出口对美国、墨西哥、丹麦、西班牙的就业带来了负面影响，来自中国的进口冲击降低了这些国家相关行业的就业规模（Autor et al.，2014，2017;Acemoglu et al.，2016;Utar，2014;Donoso et al.，2015;Mendez，2015）。另外，一些国外学者还将中国出口目的地诸多社会领域的恶化也部分地归因于中国出口的冲击。例如，有学者认为，来自中国的进口冲击明显提高了美国工人的受伤率和患病率（McManus et al.，2016），而且受中国进口冲击强烈的地区往往具有较高的死亡率，这些高死亡率的地区同时也是受中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法案（PNTR）所带来的贸易自由化冲击最严重、失业率最高的地区（Pierce et al.，2016），来自中国的进口冲击降低了美国男性劳动力的相对工资率水平，减少了他们的工作机会，迫使他们不得不去从事危险的工作，从而降低了男性在婚姻市场上的价值，造成了美国婚姻率和生育率的下降。纵观这些研究，其研究结论具有明显的片面性，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也值得进一步探究，研究目的具有刻意夸大中国出口冲击负面影响的意图。
中国对外贸易包括出口和进口两个方面，中国不仅是出口大国，与此同时，还是名副其实的进口大国。在2009—2018年期间，中国一直是世界第二进口大国。2018年，中国从世界各国的货物进口总额高达21 350亿美元，占世界货物进口总额的10.75%，仅次于美国。然而，在评估中国对外贸易对贸易伙伴国的影响时，国际相关研究只关注了中国出口对出口目的地的直接冲击，不仅回避了中国出口對出口目的地消费者福利的提升作用（Amiti et al.，2017），还忽视了中国进口对进口来源地产生的正面影响，这种做法无疑是片面的、不客观的。
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定不移地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会和利益、实现互利共赢，通过积极扩大进口来主动开放“中国市场”。自从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的进口贸易迅猛发展。自从2012年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围绕积极扩大进口贸易颁布和实施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指导意见[ 2012年《国务院关于加强进口促进对外贸易平衡发展的指导意见》、2013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进出口稳增长、调结构的若干意见》、2014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进口的若干意见》、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进出口稳定增长的若干意见》、2015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的若干意见》、2016年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等。，积极扩大进口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已经成为国家一项长期的重大战略。习近平主席在2018年举办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指出：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仅要年年办下去，而且要办出水平，办出成效，越办越好;中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因此，精准测度“中国市场”通过进口贸易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及其他新兴国家劳动力加入国际大循环为世界经济的高速、稳定增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2020”课题组等，2013）。大量研究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使得世界各国受益，主要体现在提高了世界的总体福利或各国的实际GDP。Dimaranan et al.（2007）研究表明，中国的出口产品范围扩大，出口产品质量提高，能够提升世界各国的福利。罗长远、张军（2012）的研究表明，对于泰国而言，泰国从中国的进口所引起的竞争具有“创造性破坏”的性质，从而成为泰国经济“向上提升”的良性力量。魏浩等（2019）的研究表明，中国出口虽然降低了出口目的地企业的就业规模，但促进了出口目的地企业就业技能结构的优化。 除了通过贸易影响世界經济的角度，部分学者从生产率增长的角度出发，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对世界各国的影响。Hsieh & Ossa（2011）考虑了生产率溢出的两个途径，即贸易条件效应和母国市场效应，其基于1995—2007年行业层面的数据，估算了中国生产率增长对世界其余各国的影响;他们的研究表明，中国生产率增长通过溢出效应促使中国贸易伙伴国的真实收入平均上升0.1%。Di Giovanni et al.（2014）估算了2000—2007年期间中国生产率增长对全球福利的影响，在假定中国具有比较优势行业的生产率增长更快的情况下，中国生产率增长使世界福利平均上升0.42%。
总的来看，从关于中国进出口贸易对世界经济影响的研究来看，已有文献主要集中在中国出口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而中国进口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却少有人关注，这不利于全面、客观地评估中国对外贸易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因此，在借鉴已有文献的基础上，本文将重点研究中国进口贸易对进口来源地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是：中国进口对进口来源国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中国进口对与中国贸易往来密切国家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中国进口不会加剧进口来源国的经济波动，反而显著抑制了高收入国家的经济波动。
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主要贡献是：（1）从关于中国的研究来看，已有文献主要集中于中国出口对世界各国经济的冲击，而中国进口对世界各国经济的影响几乎没有得到关注。本文重点研究中国进口贸易对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已有文献的一个重要补充。（2）从进口贸易的角度，本文审视了“中国市场”对贸易伙伴国内经济的影响，有利于纠正已有研究只从中国出口视角看待中国经济发展对世界各国影响的片面认识，且有利于反驳国际上关于“中国威胁论”等
夸大其词的不利言论。
（3）本文从价值链分工、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中国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身份等视角出发，对中国进口贸易对进口来源国的经济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
本文余下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全球贸易网络及中国的地位;第三部分是计量模型;第四部分是实证分析;第五部分是进一步扩展性分析;第六部分是对实证结果的进一步分析;第七部分是基本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全球贸易网络及中国的地位
本文借鉴Fagiolo et al.（2010）的做法，采用整体网络分析方法，测算了2001—2014年世界各国之间进出口贸易网络的主要特征。测算结果发现，在2001—2014年期间，全球各国之间的贸易联系日益密切，中国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地位稳步上升。
（一）世界各国之间的贸易联系日益密切
如下页图1、图2所示，在2001—2014年期间，全球贸易网络密度振荡上升，成员距离逐渐下降，各国之间的贸易联系日趋紧密。在2001—2006年期间，全球贸易网络密度逐渐上升;在2006—2010年期间，全球贸易网络密度呈现出上下波动的特点;2010年之后，全球贸易网络密度整体继续上升，并逐渐趋于稳定。总体来看，在2001—2014年期间，全球贸易网络密度呈现出振荡上升的趋势，2014年全球贸易网络密度相比于2001年上升了4%，全球贸易网络成员距离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2014年全球贸易网络成员距离相比于2001年下降了5%左右。
（二）中国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地位稳步上升
本文绘制了2001和2014年的全球贸易网络关系图，如下页图3、图4、图5和图6所示。考虑到全球通胀等因素的影响，本文依次画出2001年和2014年贸易额最高的前0.5%和0.1%的双边贸易关系图[ 2001年和2014年，全球双边贸易额最高前1%的阈值分别为31.5亿美元、83.1亿美元;最高前0.5%的阈值分别为90亿美元、165.5亿美元;最高前0.1%的阈值分别为252亿美元、458.1亿美元。。从图中可以直观地看出，中国从次中心位置逐渐演变为全球贸易网络的中心位置，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核心地位不断强化。另外，测算结果还表明：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与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展了直接贸易往来，并与贸易伙伴国之间保持了较为牢固的贸易关系，中国是更多国家间互通贸易的最优中转国，中国与更多处于全球贸易网络中心地位的大国间开展贸易往来。总的来看，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影响力”逐渐增强，“话语权”不断提升。
（三）中国进口对进口来源国总出口的贡献[ 在《联合国贸易商品统计数据库》中，中国报告的进口额数据与进口来源国报告的数据有所差异。由于本部分旨在从进口来源国的角度出发，考察中国进口对进口来源国总出口额的贡献，因此，本部分中国进口额均来源于进口来源国报告的数据，特此说明。
在2001—2016年期间，中国货物进口总额占世界货物进口总额的比例从2001年的3.89%上升到2016年的10.44%。从具体进口来源国来说，总的来看，中国进口在大部分进口来源国出口中的地位持续上升，且已成为多个国家最重要的出口目的地。在2001—2015年期间，从中国进口额占进口来源国出口总额比例的变动情况来看，2015年这一比例与2001年相比，在128个国家[在《联合国贸易商品统计数据库》中，仅有128个国家同时报告了以下数据：2001与2015年各国对中国的出口额以及出口总额。因此，本文仅比较这128个国家的变动情况。中，仅有10个国家比例下降，其余118个国家的比例均上升。比例下降的国家具体包括津巴布韦、文莱、苏丹等10个国家[ 津巴布韦、文莱、苏丹、吉尔吉斯斯坦、牙买加、巴拿马、巴拉圭、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突尼斯、塞舌尔。。除津巴布韦、文莱、苏丹以及吉尔吉斯斯坦外，中国进口额占这些国家出口总额的比例下降幅度较小，均不足1%。从中国自不同类型地区的进口变动情况来看，与2001年相比，2015年中国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ECD国家、非OECD国家、高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低收入国家、金砖国家、二十国集团等不同类型地区[ 国家信息中心主办了“一带一路”官方网站，本文根据网站上公布的国家名单定义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128个国家中，共计48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80个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ECD国家的划分依据为OECD数据库，在128个国家中，共计35个OECD国家、93个非OECD国家;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划分依据为世界银行公布的标准，在128个国家中，共计57个高收入国家、56个中等收入国家、15个低收入国家;金砖国家包括俄罗斯、印度、南非以及巴西;二十国集团包括德国、美国、沙特阿拉伯等18个国家，即中国与欧盟未包含在内。的进口额占其出口总额的比例均大幅提升。 三、计量模型
本文借鉴Dollar & Kraay（2004）、Lee & Kim（2009）、Flachaire et al.（2014）等文献的做法，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lnGDPit=α+β1EXCHNit+β2EXROWit+β3IMALLit+βnXit+δi+δt+εit（1）
其中，i代表中国的进口来源国，t代表年份。lnGDPit代表中国进口来源国的实际GDP，EXCHNit、EXROWit和IMALLit分别表示i国t年向中国的出口、向除中国以外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出口、从所有国家（或地区）的进口与i国t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Xit是控制变量，主要包括i国t年的物质资本存量、劳动力数量、人均受教育水平、研究开发费用、制度质量等。为了控制国家、年份的不可观测的冲击，本文在计量模型中控制了国家、年份层面的固定效应，εit代表随机扰动项。在实证分析时，本文也将考察中国进口对进口来源国人均实际GDP的影响，控制变量与中国进口对进口来源国实际GDP影响的控制变量有细微的差别。
（一）因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分别为中国进口来源国的实际GDP（lnGDPit）与实际人均GDP（lnper_GDPit），用于衡量中国进口来源国的经济增长（Benos & Zotou，2014）。其中，在计算各国实际GDP与实际人均GDP时，均采用不变价美元来衡量。各国GDP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二）核心解释变量
在已有文献中，大多采用一国进出口贸易量与该国国内生产总值之比[（EX+IM）/GDP]作为衡量该国贸易开放程度的指标。本文将i国t年的进出口贸易量进一步分解为向中国的出口（EX→CHN）、向除中国以外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出口（EX→ROW）、从所有国家（或地区）的进口（IM）3个部分，具体如下：
EX+IMGDP=EX→CHNGDP+EX→ROWGDP+IMGDP=EXCHN+EXROW+IMALL（2）
其中，EXCHN是核心解释变量，代表向中国的出口或者中国的进口，其他两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以消除遗漏变量偏差。借鉴Alesina et al.（2005）的做法，本文所涉及的进口额、出口额以及GDP均基于不变价美元来衡量。各国进出口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经GDP缩减指数换算后，得到不变价美元衡量的进出口额。GDP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三）控制变量
（1）物质资本存量（lnK）。借鉴Easterly & Levine（2001）的做法，本文使用佩恩世界表（9.0版）公布的资本存量数据，并以不变价美元衡量。
（2）劳动力数量（lnL）。劳动力数量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3）人均受教育年限（Schooling）。借鉴Barro et al.（2001）的做法，本文采用15岁以上人群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人力资本水平。人均受教育年限数据来源于Barro-Lee数据库（Barro et al.，2013）。
（4）技术水平（RD）。本文采用研究开发费用占GDP的比例来衡量技术水平，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5）制度质量（Institution）。借鉴Flachaire et al.（2014）的做法，本文采用Economic Freedom of the World数据库中的“世界经济自由度指标”来衡量制度质量。
（6）资本劳动比（lnKLratio）。
本文用资本存量除以劳动力数量，即可得资本劳动比。
上述变量均为被解释变量为实际GDP的控制变量，而资本劳动比是被解释变量为人均GDP的控制变量。
（四）数据说明
本文主要关注的是中国进口对进口来源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由于各国2014年之后年份的数据缺失严重，因此，在进行基准回归时，本文选取的样本期为2001—2014年[ 部分控制变量，如资本存量和制度质量等，缺失了2015和2016年的数据。这些数据的缺失可能会带来遗漏重要解释变量的问题，进而影响回归结果，因此，本文的样本期为2001—2014年。特此说明。。本文可以找到的样本共计223个国家，但是，由于部分国家缺失出口总额的数据或者控制变量的数据，因此，本文最终的样本为107个国家和地区。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估计结果
在基准估计时，本文分别采用OLS方法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对计量模型进行了估计。其中，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旨在解决计量模型中潜在的内生性问题，避免回归结果有偏。考虑到中国进口与进口来源国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因此，本文采用核心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主要基于以下考虑：（1）从外生性角度来看，滞后一期的中国进口为历史数据，当期的经济增长无法影响滞后一期的中国进口;（2）从相关性角度来看，如果滞后一期的中国进口额较高，说明大量出口国的出口商与中国的进口商已经建立了贸易伙伴关系，两者之间的贸易往来可能会延续到当期，进而影响当期的中国进口。进一步从工具变量的有效性视角来看，Kleibergen-Paap rk LM统计量的p值低于0.001，在1%的水平上显著拒绝了“不可识别”的原假设，Kleibergen-Paap rk Wald F統计量拒绝了“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这说明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考虑到2SLS方法估计的结果相比于OLS更为有效，因此，本文将以2SLS方法估计的结果为准。
具体计量估计结果见下页表1。在表1中，第（1）列和第（3）列是基于OLS方法进行估计的结果，估计结果表明，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EXCHN）的估计系数为正，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初步说明中国进口对进口来源国经济增长无显著影响。第（2）列和第（4）列是基于2SLS方法进行估计的结果，估计结果表明，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EXCHN）的估计系数为正，且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说明中国进口对进口来源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向促进效应。OLS方法估计结果和2SLS方法估计结果不一致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计量模型中的内生性问题，导致估计结果产生了明显的向下偏倚，从而低估了中国进口对进口来源国经济的促进作用。总的来看，中国进口无论对进口来源国的GDP总量增长还是人均GDP增长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二）异质性分析
1.贸易凝聚子群视角分析
凝聚子群是贸易网络上那些具有紧密贸易联系的国家或地区的一种组团现象，反映了国家或地区之间的贸易联系与凝聚力，相比于非同一凝聚子群的国家而言，位于同一凝聚子群的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更加频繁紧密。中国进口对进口来源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受其是否与中国属于同一贸易凝聚子群的影响而产生异质性效应。本文基于凝聚子群的K-核理论将中国的进口来源国划分为同一凝聚子群国家和不同凝聚子群国家，并进行了分组估计。
下页表2报告了基于贸易凝聚子群视角的异质性分析估计结果。从估计结果来看，对于与中国属于不同贸易凝聚子群的进口来源国而言，中国进口对这些进口来源国的GDP和人均GDP的影响并不显著;对于与中国属于同一贸易凝聚子群的进口来源国而言，中国进口能够显著提升这些进口来源国的GDP和人均GDP。总的来看，中国进口能够显著促进与中国贸易关系紧密国家的经济增长，对与中国贸易关系不紧密国家的经济增长影响并不大。
2.“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视角分析
自从国家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日益密切，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中国进口对进口来源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可能受进口来源国是否是“一带一路”国家影响而呈现异质性效应。基于此，本文检验了中国进口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BOR）与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OBOR）的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否存在显著差异。表3是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视角的异质性分析估计结果。从估计结果来看，中国进口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GDP和人均GDP均有显著促进作用。从长期来看，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进一步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能会更加受益于中国进口。
3.OECD国家视角分析
中国进口对进口来源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可能受进口来源国是否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的影响而表现出异质性效应。基于此，本文按照进口来源国是否为OECD的成员国对样本进行了划分，并分别进行了估计。表4是基于OECD国家视角的异质性分析估计结果。从非OECD国家的回归结果来看，在第（1）列和第（3）列中，EXCHN的估计系数符号为正，分别通过1%和5%显著性水平检验。从OECD国家的回归结果来看，第（2）列和第（4）列中，EXCHN的估计系数符号为正，且均通过1%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说明中国进口对OECD国家和非OECD国家的GDP和人均GDP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4.不同收入水平国家视角分析
中国进口对进口来源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受进口来源国收入水平不同而产生异质性效应。基于此，本文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依据进口来源国的收入水平对样本进行了划分。下页表5是基于不同收入水平国家视角的异质性分析，从高收入国家的回归结果来看，在第（1）列和第（4）列中，EXCHN的估计系数符号为正，且均通过5%显著性水平检验。从中等收入国家的回归结果来看，在第（2）列和第（5）列中，EXCHN的估计系数符号为正，分别通过1%和5%显著性水平检验。从低收入国家的回归结果来看，在第（3）列和第（6）列中，EXCHN的估计系数符号为正，分别通过5%和10%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说明中国进口对不同收入水平的进口来源国经济增长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五、进一步拓展分析
（一）不同时期中国进口贸易对进口来源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为了分析不同时期中国进口贸易对进口来源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在扩充时间段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加入WTO和国际金融危机两个时间点，本文将1996—2014年分为3个时间段，分别是1996—2000年、2001—2007年和2008—2014年，并分别考察了各个时期中国进口对进口来源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表6是不同时期的估计结果，估计结果表明，在1996—2000年期间，中国进口对进口来源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在2001—2007年期间，中国进口能够显著提升进口来源国的经济增长;在2008—2014年期间，中国进口能够显著提升进口来源国的人均GDP，但是对GDP的影响并不显著。总的来看，在加入WTO后，中国进口贸易迅猛发展，中国进口对世界经济的作用发生了巨大变化，显著促进了进口来源国的经济增长。即使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进口仍然能够显著提高进口来源国的人均GDP，这说明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市场是促进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动力之一，对世界各国经济的平稳增长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中国进口贸易对进口来源国经济波动的影响
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降低经济波动是各国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因此，本文在扩展性分析中也进一步考察了中国进口对进口来源国经济波动的影响。借鉴Dutt et al.（2009）、Felbermayr et al.（2011）的做法，本文以标准差衡量经济增长的波动，具体测算方法如下，本文从2001年开始，以5年为滚动的固定长度，分别计算了出口国GDP增长率和人均GDP增长率的滚动标准差，并依此类推，直至2009年[ 由于本文樣本期为2001—2014年，因此以2009年为期初值的5年滚动标准差，其期末值已达到本文样本的最后一年。。i国以t年为起始年份的滚动标准差（σit）的计算方法如下：
σit=1m∑i=t+m-1i=t（Yi-1m∑i=t+m-1i=tYi2（3）
其中，Y代表出口国GDP增长率和人均GDP增长率，m指滚动的固定长度（m=5）。本文将时间窗口固定为5年，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制定的五年规划纲要会影响进口贸易，进而影响贸易伙伴国经济增长。
表7是中国进口对进口来源国经济波动影响的估计结果，从EXCHN的估计系数来看，第（1）列和第（2）列的估计系数为负数，但均不显著，说明中国进口对进口来源国的经济波动没有显著影响。结合前文的分析，本文的研究发现，虽然中国进口促进了进口来源国的经济增长，但是并未加剧这些国家经济波动，即中国进口有利于进口来源国经济的稳定增长。 为了进一步考察中国进口对不同进口来源国经济波动的影响，本文将进口来源国按收入水平划分为高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低收入国家分别进行考察，表8是中国进口对不同收入水平进口来源国经济波动影响的估计结果。从高收入国家的回归结果来看，EXCHN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中国进口显著抑制了高收入国家的经济波动。从中等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回归结果来看，EXCHN的估计系数均为负且不显著，说明中国进口对中低收入进口来源国的经济波动没有显著影响。
六、对实证结果的进一步分析
前文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中国进口显著促进了进口来源国的经济增长，为了深入了解产生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具体分析。
（一）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及其规模效应
国际分工日益演变为全球价值链分工。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分工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国际分工日益细化，逐渐从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转变为产品内分工，突出表现为产品的价值链被不断分解，跨国公司在全球配置资源，充分利用并整合不同国家的优势要素，把不同的生产工序放在最合适的生产国，从而导致国与国之间按同一产业或产品的不同生产环节或工序进行分工，这种新型国际分工形式也被称为全球价值链分工，其实質是“要素分工”（张二震，2017），即各国以本国的要素优势融入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实现生产的国际化。
中国积极融入国际分工。在国际分工日益细化的背景下，中国主动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凭借劳动力要素价廉、质优、量多的优势，积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大力发展加工贸易，主动融入国际分工，积极嵌入全球价值链，主要从事全球价值链低端加工、制造、生产、装配等活动。这种基于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制造业增长模式成就了中国制造业大国、贸易大国的地位。中国贸易大国的地位不仅表现为出口规模越来越多、出口大国地位日益形成，而且也体现为进口规模日益增加。中国进口规模日益增加一方面是由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世界加工厂”地位所决定的，另一方面是由中国资源禀赋及其结构所决定的。
“世界加工厂”是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真实写照。中国处于微笑曲线的底端，在全球价值链中主要从事加工组装等工序。加工组装所需的零部件、半制成品等并非全部都由中国本土生产，其中，最核心的零部件、关键技术、先进的机器设备等需要从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进口;次核心的零部件、部分半制成品也需要从其他国家进口。与此同时，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制约中国出口贸易发展的制度枷锁得到解除，中国制造业生产的规模优势得以充分发挥，生产规模、出口规模都日益增加。这也导致中国国内资源能源短缺的问题日益突出，从而大量进口铁矿石、煤、原油等资源能源类产品。因此，在加入WTO之后，中国进口规模日益增加，2014年中国进口规模是2001年的8倍，2016年中国资本品进口规模是2000年的5倍多，中间品进口规模是2000年的7倍，消费品进口规模是2000年的12倍左右。从中国进口对进口来源国的影响来说，中国进口增加势必会带动进口来源国的生产规模增加、出口增加以及经济增长。
（二）中国在全球贸易网络中具有“双平台”的特殊身份
中国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地位日益提升。跨国公司以全球价值链的形式整合全球资源，从而把世界各国的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既加强了全球价值链上所涉及国家经济发展的协同性、共享性，又放大和加快了全球价值链上某一工序波动产生的国际传导范围和速度。本文的测算结果表明：在2001—2014年期间，全球各国之间的贸易联系日益密切，只从全球贸易网络的形态来看，全球贸易网络的形态也超越了传统的“中心—外围”模式，全球贸易网络的中心国已经从美国、德国、日本转变为美国、德国和中国，其中，中国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影响力”逐渐增强，“话语权”不断提升，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地位稳步上升。具体来看，中国从次中心位置逐渐趋于全球贸易网络的中心位置，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核心地位不断强化，中国与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展了直接贸易往来，并与贸易伙伴国之间保持了较为牢固的贸易关系。因此，中国在全球贸易网络中地位的不断提升，及其“世界加工厂”的位置，使得中国通过进口贸易这一渠道对进口贸易伙伴国的经济影响逐步扩大。
其实，中国在全球贸易网络中具有“双平台”的特殊身份，中国既是全球价值链的参与者，也是全球价值链的构建者。一方面，以来自发达国家跨国企业的国际投资、发达国家跨国企业主导的加工贸易为载体，中国积极融入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中国是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上的一个重要平台和枢纽，中国的作用类似于“中介”“中转站”，中国从其他国家进口原材料、零部件等进行加工组装，中国生产的产品以出口为导向;另一方面，以中国进口贸易、中国企业走出去为载体，中国积极构建以中国为引领、带动贸易伙伴共享发展、以中国内需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中国是构建以中国内需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的一个中心平台和枢纽，中国的作用类似于“消费中心”，中国生产的产品以国内消费为导向。中国“双平台”的特殊身份将中国自身经济发展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有机地衔接起来，中国进口贸易就是最重要的关键枢纽和连接渠道。
中国出口中包含大量的进口要素。中国在2001年年底加入WTO后，虽然出口产品中的本国要素含量不断上升，但是，中国出口中包含的进口要素含量依旧很高。有关研究表明：在2000—2007年期间，中国出口产品的本国要素含量（用国内附加值占总出口额的比率衡量）已经从2000年的65%稳定上升至2007年的70%，中国加工贸易出口产品的上升幅度更为显著，从2000年的46%跃至2007年的55%（Kee & Tang，2016）;从整体上来看，2002年中国每1000美元出口的增加值约为551美元，2007年上升为591美元;2010—2012年，中国每1000美元货物出口的增加值分别为605美元、616美元、621美元;从商品类别来看，农业、纺织服装、食品、家具制造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单位出口（以1000美元计）的国内增加值含量较高（800—900美元），机械制造产品、电子类产品等技术密集型产品以及石油化工产品单位出口的国内增加值含量较低（400—700美元）（沈丹阳，2014）。也就是说，中国出口商品中大约28%-60%左右的要素含量是从国外进口的，中国出口不仅仅是中国自己的出口，也是中国进口来源国的出口。如果中国出口下降，就会导致中国减少从进口来源国的进口，即中国出口下降会导致中国进口来源国的出口下降。 可见，随着中国在全球贸易网络中核心地位的不断强化，中国既是全球价值链上所涉及国家经济协同发展、共享发展的平台，也是影响全球经济发展的中心国，中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不仅关乎中国自身的利益，也关系到中国进口贸易伙伴国的切身利益。
七、基本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基本结论
本文基于2001—2014年世界各国的统计数据，实证分析了中国进口对进口来源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1）从总体上来看，中国进口显著促进了进口来源国的经济增长：其不仅显著促进了进口来源国GDP总量的增长，而且还促进了进口来源国人均GDP的增长。（2）从进口来源国异质性来看，中国进口对与中国属于同一贸易凝聚子群的进口来源国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对与中国不属于同一贸易凝聚子群的进口来源国的经济增长无显著影响。此外，中国进口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ECD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比较大。（3）从不同时期来看，在加入WTO之前，中国进口对进口来源国的经济增长无显著影响，但是，在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国进口对进口来源国经济增长表现为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尤其是在2007年國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进口依然能够显著促进进口来源国人均GDP的增长。（4）在促进进口来源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中国进口并未加剧进口来源国的经济波动，反而显著抑制了高收入国家的经济波动。
（二）政策建议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同世界各国开展经贸合作。在“中国制造”通过出口贸易提高了全球消费者福利的同时，“中国市场”通过进口贸易带动了相关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中国贸易伙伴在评价与中国贸易往来对其自身经济发展的影响时，应综合考虑进口和出口两方面。因此，在世界经济复苏艰难曲折、世界经济格局深度调整的背景下，世界各国加强与中国的经贸合作、扩大对中国的出口是促进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
目前，国家政府已经明确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绝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进口是连接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关键枢纽和重要纽带，积极扩大进口是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地联通、更好地利用国际市场和资源、吸引全球资源要素从而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战略途径（魏浩，2020）。因此，国家政府必须高度重视进口的作用，持续推进积极扩大进口战略。
为了充分发挥中国进口对世界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今后，中国和贸易伙伴应该重视以下几个问题：
（1）贸易伙伴国要理性看待中国进口和出口的联动关系。与以往以产品为界限的分工不同，在产品内分工、价值链分工的背景下，中国出口只是价值链上的一个环节，中国出口商品中包含很多进口要素，抵制中国出口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手段，也根本不会解决问题。中国的很多进口是为中国出口服务的，中国出口是中国和贸易伙伴国的共同出口，抵制中国出口相当于抵制中国和中国进口来源国的共同出口;很多国家抵制中国出口其实就是在抵制其自身的出口，也会降低中国从贸易伙伴国的进口，进而影响到价值链上所有国家的利益。中国出口目的地应该增加对中国的出口，特别是为中国内需服务的出口，这才是理性的选择。
（2）贸易伙伴国要高度重视以中国内需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对于中国的贸易伙伴国来说，融入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中国内需主导的全球价值链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两个路径。目前，中国的贸易伙伴正在积极融入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但是，参与和支持构建中国内需主导的全球价值链的积极性有待进一步提高，部分国家只是一味地追求融入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忽视了中国内需主导的全球价值链的重要作用。因此，中国的贸易伙伴应该主动地以各自的比较优势积极扩大对中国的出口，融入中国内需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主动与中国协商，构建互利的贸易投资合作机制和规则;发挥各自产业结构和要素禀赋的互补性，拓展贸易投资合作的领域和范围，从而把中国内需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做大做强，成为中国和贸易伙伴国共同的新经济增长点。
（3）贸易伙伴国要认识到“中国市场”通过进口贸易对世界各国的影响将持续增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表现之一就是商品和服务供给难以满足消费升级需要。中国即将扩大市场准入，全面放开一般制造业，扩大电信、医疗、教育、养老、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开放，毫无疑问，今后中国将直接进口更多消费品。另外，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以服务中国内需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升级的进口也将增加。可见，“中国市场”通过进口贸易对世界各国的影响将持续增强，在实现中国自身发展的同时，必将更多惠及其他国家和人民。
（4）中国应该为企业扩大进口贸易做好各项制度安排。扩大进口贸易已经成为中国对外贸易一项新的长期战略，为了配合扩大进口贸易战略，国家有关部门应该认真研究各项关税政策和非关税政策，在大量企业实地调研的基础上，调整部分产品的关税税率，降低非关税壁垒。为了鼓励企业扩大高技术产品的进口，应该对金融制度、知识产权制度等方面进行调整。内陆沿边地区应切实推进跨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国际大通道和国际经济合作走廊，提高进口贸易便利化程度，使其成为中国扩大进口贸易的支撑点。
（5）中国要主动帮助贸易伙伴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升其对中国出口的能力。中国贸易伙伴特别是部分发展中国家资源能源丰富，但是有的国家由于基础设施过于落后，开采能力、生产能力不足，无法把资源开采出来运输到中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可以通过企业投资、政府援建等形式，帮助当地政府建设基础设施，进而提升其开采能力和生产能力。有的国家信息比较闭塞，对中国进口需求的了解十分有限，中国政府可以组织企业宣讲团到当地进行信息交流，在当地地方政府进行宣讲。另外，针对中国经济发展缺乏的高端技术，中国企业和行业协会也应该积极主动地到重点目的地参加展销会、博览会，主动寻找卖方和合作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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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编辑：彭琳）
魏浩，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郭也，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巫俊，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通信作者及地址：魏浩，北京市新街口外大街19号;邮编：100875;E-mail：weihao9989@163.com.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主动扩大进口问题研究”（19ZDA068），教育部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货物贸易进口价格问题研究”（18JHQ056）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