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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1月，在胡耀邦的倡导下，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党史研究》创刊了。它在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之初，为研究中共党史、交流研究成果、总结历史经验、进行拨乱反正、积累文献资料，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园地，受到党史工作者和海内外广大读者的欢迎。当时，每期最高发行量达到8万多册。我们作为当事人，根据个人所了解的情况，谈谈《党史研究》杂志创办始末。
《党史研究》应运而生
《党史研究》杂志是适应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
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号召全党研究党史。1977年10月9日，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讲话时指出：“这是我党思想理论战线上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他说：“我希望在党校工作的同志，来党校学习的同志，都来用心研究我们党的历史，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历史。”“我们要把被歪曲的历史重新纠正过来。”随后，常务副校长胡耀邦在组织全校工作人员和学员研究党史的工作中，明确提出要用实践标准检验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他强调：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讲话，还要看实践嘛。要用真正的毛主席思想，通过实践检验来分析，以哪个讲话、哪个文件为根据，不是科学态度，那就不是研究了。1978年1月，在胡耀邦主持下，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参加编写的《关于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进一步讲了实践标准，指出“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在这个基础上，党史教研室由近及远，陆续选择若干党史专题，以实践标准检验过去的结论，拨乱反正，不断取得新的成果。总之，复校后的中央党校已经成为推进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一个重要阵地，也是研究党史、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阵地。
1979年2月，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等80个单位的129位代表在杭州大学举行党史教学和党史讲义编写座谈会。会后以全体代表的名义写信给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反映党史研究和党史教学中存在的困难，主要是：1、没有领导机构；2、没有资料；3、没有园地，建议出版党史资料和创办一专门研究党史的理论刊物。2月23日，胡乔木将此件转给中央宣传部部长胡耀邦(当时仍兼中央党校副校长)。2月24日，胡耀邦批示：“穆之同志(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我赞成先由党校负责党史的资料收集工作，和出版一个党史研究刊物，请同党校一商。”2月27日，朱穆之将胡耀邦的批件送交中央党校副校长安子文。
3月7日，中央党校教育长宋振庭将胡耀邦批件交副教育长吴江、范若愚、桑子桢和党史党建教研室传阅。他认为“我们党校要努力干这件事是应该的”，提议“请党史党建室为主办单位”。3月13日，党史教研室向宋振庭写报告，表示“我们赞成出版一个党史研究刊物”，并提出：“出版党史研究刊物，需要有专职的负责人和编辑机构，我校可抽一部分人参加，但全由我校承办是有困难的。此事望由中宣部牵头找有关单位统一研究一下。”3月15日，中央党校领导就上述意见给朱穆之写了复信。
那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还没有成立，一家牵头、多家联办的方案一时也落实不了。中央党校领导决定还是按照胡耀邦的意见，先由中央党校负责把党史研究刊物办起来。
党史教研室从9月起，开始办刊的筹备工作，抽调一些教员参加组稿、审稿和改稿。11月，《党史研究》第1期的主要稿件编好后，送胡乔木审阅。12月20日，党史教研室给胡耀邦写信，报告编辑工作情况并送上第1期的目录。12月21日，胡耀邦批复：“乔木同志已同意，我没有什么意见。请注意，把质量放在第一位，可有可无、空洞无物的东西不要。事实要反复核对清楚，论断要十分慎重从事。”
在胡耀邦、胡乔木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党史研究》杂志按原定计划，于1980年1月，同读者见面了。
党史领域的拨乱反正
《党史研究》的创刊号没有《发刊词》，但同期发表的冯文彬写的《加强对建国三十年来党史的研究》一文，说明了当时党史研究的目的、任务和指导方针，实际上起了发刊词的作用。概括地说，文章认为：党史研究的重点应是社会主义时期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历史；《党史研究》担负的交流成果、总结经验、拨乱反正、积累资料等任务中，首要的任务是拨乱反正；拨乱反正要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用实践检验是非，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寻求社会主义时期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因此，《党史研究》从创刊时起，就配合党的指导思想，即拨乱反正和重要冤假错案的平反，旗帜鲜明地进行党史领域的拨乱反正。1980年第1期发表了《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文件》和《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问题的真相》。第2期发表了批驳林彪、“四人帮”诬蔑陷害刘少奇的《(天津讲话)始末》一文。这三篇文章，都是经胡乔木亲自审阅后发表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接着，陆续刊登的拨乱反正的文章，涉及刘少奇、彭德怀、贺龙、张闻天、李立三、瞿秋白、邓子恢等众多党史人物；涉及农业合作化、1956年反冒进、八大会议、反右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反右倾”、八届十中全会、“四清”运动等重要历史事件，推动了党史领域的拨乱反正。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后，编辑部组织发表了《为什么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内乱?》、《试论“文化大革命”的由来》、《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几个问题》等文章，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全面剖析，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
上述拨乱反正文章的作者，除校内外，主要来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军事科学院、政治学院、军事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等单位，以及全国各地有关的党史教学和研究单位。他们的研究成果，在党史领域的拨乱反正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党史研究》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其他方面的内容就不一一回顾了。
办刊走上正规化
为进一步办好《党史研究》，1984年11月，中央党校校委会决定成立党史研究编辑部，任命于吉楠为主编、王仲清为副主编。原来的编辑部有名义，但没有机构，校委领导由宋振庭分管《党史研究》，党史教研室副主任杨往夫为刊物负责人。在党史教研室内设刊物组，组长何明，先后参加刊物组工作的有：沈亦清、王德夫、黄少群、杨奎松、李文、佟英明和于吉楠。
党史研究编辑部成立后，建立健全了组织机构，新调入李宗禹、荣维木、赵刚、梁刚等同志，充实了编辑队伍。同时，加强制度建设，实行编辑工作责任制，制订了《编辑工作细则》； 加强了编辑工作的计划性，制定年计划，按计划组织重点文章。并且加强了与北京各重点组稿单位的联系，建设全国各地的稿源基地。这些措施，使编辑部的工作走上正规化。
《党史研究》的内容也有了新的变化。随着党的指导思想拨乱反正任务的完成，党史领域的拨乱反正也告一段落，虽然有些历史问题的拨乱反正还要继续进行，但党史研究的重点已经转向党史事件和人物的深入研究。1980年，胡乔木就指出：“《党史研究》杂志应该以研究的文章为主，公布档案资料只能是次要的，这一点，现在这个刊物还没有做到。所谓研究，包括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研究。”起初几年，编辑部已经注意改进，但这个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解决。以后，大专院校的中共党史课改为中国革命史课，要求《党史研究》增加中国革命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内容。面对新的情况，编辑部确定今后的工作方针是：以党史为主，兼及中国革命史和中国现代史；党史以社会主义时期为主，兼及民主革命时期；党史以研究文章为主，兼及文献资料等其他栏目。从1985年起，公布的文献减少了，党史研究文章增多了，并且按专题组织党史研究文章，如：红军长征、一二九运动、西安事变、抗日战争和抗日统一战线、新中国成立后前十七年、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等。1986年，编辑部组织发表了一组关于红军长征的文章，聂荣臻为《党史研究》写了题词：“红军长征的历史是我党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红军在长征中所表现的献身精神，将成为中国人民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巨大鼓舞力量。我祝《党史研究》在研究和介绍红军长征的历史方面作出新的贡献!”在党史资料方面，继续刊登中央档案馆赵朴编写的《组织史资料》，受到有关部门和读者的好评。
在新的形势下，《党史研究》扩大了发行范围。1980年创刊时，为内部发行。1982年经中宣部同意，改为限国内发行。但实际上并不能杜绝本刊外流，反而限制了自己。如1985年，日本现代资料研究所分五卷正式出版发行1980年N1984年的《党史研究》杂志复印合订本。并介绍说：“该杂志是中国最权威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刊物”，“创刊以来，一直起着指导中国的中共党史研究的作用。对于了解中共党史学术界的动态和水平是必不可少的文献”。反映了国外对《党史研究》的重视和读者的需求。为扩大刊物的影响、促进国内外的学术交流，编辑部向校委写了《关于(党史研究)改为公开发行的请示报告》。6月，经文化部同意改为国内外公开发行。编辑部写信向胡耀邦汇报这个新情况，并请他为《党史研究》题写刊名。10月，胡耀邦为《党史研究》题写了刊名。胡耀邦很少题写刊名，在中央党校也是首次，这使我们受到很大的鼓舞。
两刊合一谱新篇
《党史研究》在创办的过程中，办出了自己的特色，开创了新的局面，也存在不少实际困难。为使这个刊物更好地长期办下去，有关领导不断进行研究，寻求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
1979年，中央党校领导曾提出由中宣部牵头，多家联办的意见。1980年3月，胡乔木说：“这个刊物最好是由几个组织共同负责，把北京现有的几种党史资料的刊物统一起来，不再另出刊物。”“《党史研究》要成立编委会，这个编委会是不是还是由中央党校牵头?当然，在《党史研究》公开出版以后，公开宣布由什么机关负责还可以研究。”7月1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成立后，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向校委写报告，提出党史刊物最好由中央党史研究室去办。1983年6月，中央党校校长王震在党史教研室的会上指出：“党史教研室的主要任务是搞好教学，《党史研究》杂志可交给有关部门去办。”
1984年夏，中央党校校委决定成立党史研究编辑部后，编辑部从中央党校的特点出发，建议党校成立党史研究所，同编辑部一套机构、两块牌子，以缓解编辑、教学、科研之间的矛盾，使刊物长期办下去，但没有结果。后来，中央党校领导对校内刊物进行整顿，准备把《党史研究》交给中央党史研究室去办。后经中央党史领导小组胡乔木同意，中央党校和中央党史研究室双方领导商定：《党史研究》与《党史通讯》合并，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8月20日，两刊编辑部发表“合并启事”，宣布：“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研究、宣传和教学工作，遵照中央关于整顿报刊的指示精神，《党史通讯》与《党史研究》决定合并，自1988年起，刊名改为《中共党史研究》，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
1987年12月，《党史研究》终刊，完成了自己承担的历史任务。1988年1月，《中共党史研究》发刊，开始谱写中共党史学术刊物发展史上的新篇章。
(责任编辑 文世芳)
《党史研究》应运而生
《党史研究》杂志是适应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
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号召全党研究党史。1977年10月9日，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讲话时指出：“这是我党思想理论战线上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他说：“我希望在党校工作的同志，来党校学习的同志，都来用心研究我们党的历史，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历史。”“我们要把被歪曲的历史重新纠正过来。”随后，常务副校长胡耀邦在组织全校工作人员和学员研究党史的工作中，明确提出要用实践标准检验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他强调：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讲话，还要看实践嘛。要用真正的毛主席思想，通过实践检验来分析，以哪个讲话、哪个文件为根据，不是科学态度，那就不是研究了。1978年1月，在胡耀邦主持下，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参加编写的《关于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进一步讲了实践标准，指出“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在这个基础上，党史教研室由近及远，陆续选择若干党史专题，以实践标准检验过去的结论，拨乱反正，不断取得新的成果。总之，复校后的中央党校已经成为推进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一个重要阵地，也是研究党史、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阵地。
1979年2月，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等80个单位的129位代表在杭州大学举行党史教学和党史讲义编写座谈会。会后以全体代表的名义写信给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反映党史研究和党史教学中存在的困难，主要是：1、没有领导机构；2、没有资料；3、没有园地，建议出版党史资料和创办一专门研究党史的理论刊物。2月23日，胡乔木将此件转给中央宣传部部长胡耀邦(当时仍兼中央党校副校长)。2月24日，胡耀邦批示：“穆之同志(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我赞成先由党校负责党史的资料收集工作，和出版一个党史研究刊物，请同党校一商。”2月27日，朱穆之将胡耀邦的批件送交中央党校副校长安子文。
3月7日，中央党校教育长宋振庭将胡耀邦批件交副教育长吴江、范若愚、桑子桢和党史党建教研室传阅。他认为“我们党校要努力干这件事是应该的”，提议“请党史党建室为主办单位”。3月13日，党史教研室向宋振庭写报告，表示“我们赞成出版一个党史研究刊物”，并提出：“出版党史研究刊物，需要有专职的负责人和编辑机构，我校可抽一部分人参加，但全由我校承办是有困难的。此事望由中宣部牵头找有关单位统一研究一下。”3月15日，中央党校领导就上述意见给朱穆之写了复信。
那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还没有成立，一家牵头、多家联办的方案一时也落实不了。中央党校领导决定还是按照胡耀邦的意见，先由中央党校负责把党史研究刊物办起来。
党史教研室从9月起，开始办刊的筹备工作，抽调一些教员参加组稿、审稿和改稿。11月，《党史研究》第1期的主要稿件编好后，送胡乔木审阅。12月20日，党史教研室给胡耀邦写信，报告编辑工作情况并送上第1期的目录。12月21日，胡耀邦批复：“乔木同志已同意，我没有什么意见。请注意，把质量放在第一位，可有可无、空洞无物的东西不要。事实要反复核对清楚，论断要十分慎重从事。”
在胡耀邦、胡乔木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党史研究》杂志按原定计划，于1980年1月，同读者见面了。
党史领域的拨乱反正
《党史研究》的创刊号没有《发刊词》，但同期发表的冯文彬写的《加强对建国三十年来党史的研究》一文，说明了当时党史研究的目的、任务和指导方针，实际上起了发刊词的作用。概括地说，文章认为：党史研究的重点应是社会主义时期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历史；《党史研究》担负的交流成果、总结经验、拨乱反正、积累资料等任务中，首要的任务是拨乱反正；拨乱反正要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用实践检验是非，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寻求社会主义时期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因此，《党史研究》从创刊时起，就配合党的指导思想，即拨乱反正和重要冤假错案的平反，旗帜鲜明地进行党史领域的拨乱反正。1980年第1期发表了《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文件》和《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问题的真相》。第2期发表了批驳林彪、“四人帮”诬蔑陷害刘少奇的《(天津讲话)始末》一文。这三篇文章，都是经胡乔木亲自审阅后发表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接着，陆续刊登的拨乱反正的文章，涉及刘少奇、彭德怀、贺龙、张闻天、李立三、瞿秋白、邓子恢等众多党史人物；涉及农业合作化、1956年反冒进、八大会议、反右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反右倾”、八届十中全会、“四清”运动等重要历史事件，推动了党史领域的拨乱反正。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后，编辑部组织发表了《为什么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内乱?》、《试论“文化大革命”的由来》、《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几个问题》等文章，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全面剖析，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
上述拨乱反正文章的作者，除校内外，主要来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军事科学院、政治学院、军事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等单位，以及全国各地有关的党史教学和研究单位。他们的研究成果，在党史领域的拨乱反正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党史研究》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其他方面的内容就不一一回顾了。
办刊走上正规化
为进一步办好《党史研究》，1984年11月，中央党校校委会决定成立党史研究编辑部，任命于吉楠为主编、王仲清为副主编。原来的编辑部有名义，但没有机构，校委领导由宋振庭分管《党史研究》，党史教研室副主任杨往夫为刊物负责人。在党史教研室内设刊物组，组长何明，先后参加刊物组工作的有：沈亦清、王德夫、黄少群、杨奎松、李文、佟英明和于吉楠。
党史研究编辑部成立后，建立健全了组织机构，新调入李宗禹、荣维木、赵刚、梁刚等同志，充实了编辑队伍。同时，加强制度建设，实行编辑工作责任制，制订了《编辑工作细则》； 加强了编辑工作的计划性，制定年计划，按计划组织重点文章。并且加强了与北京各重点组稿单位的联系，建设全国各地的稿源基地。这些措施，使编辑部的工作走上正规化。
《党史研究》的内容也有了新的变化。随着党的指导思想拨乱反正任务的完成，党史领域的拨乱反正也告一段落，虽然有些历史问题的拨乱反正还要继续进行，但党史研究的重点已经转向党史事件和人物的深入研究。1980年，胡乔木就指出：“《党史研究》杂志应该以研究的文章为主，公布档案资料只能是次要的，这一点，现在这个刊物还没有做到。所谓研究，包括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研究。”起初几年，编辑部已经注意改进，但这个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解决。以后，大专院校的中共党史课改为中国革命史课，要求《党史研究》增加中国革命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内容。面对新的情况，编辑部确定今后的工作方针是：以党史为主，兼及中国革命史和中国现代史；党史以社会主义时期为主，兼及民主革命时期；党史以研究文章为主，兼及文献资料等其他栏目。从1985年起，公布的文献减少了，党史研究文章增多了，并且按专题组织党史研究文章，如：红军长征、一二九运动、西安事变、抗日战争和抗日统一战线、新中国成立后前十七年、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等。1986年，编辑部组织发表了一组关于红军长征的文章，聂荣臻为《党史研究》写了题词：“红军长征的历史是我党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红军在长征中所表现的献身精神，将成为中国人民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巨大鼓舞力量。我祝《党史研究》在研究和介绍红军长征的历史方面作出新的贡献!”在党史资料方面，继续刊登中央档案馆赵朴编写的《组织史资料》，受到有关部门和读者的好评。
在新的形势下，《党史研究》扩大了发行范围。1980年创刊时，为内部发行。1982年经中宣部同意，改为限国内发行。但实际上并不能杜绝本刊外流，反而限制了自己。如1985年，日本现代资料研究所分五卷正式出版发行1980年N1984年的《党史研究》杂志复印合订本。并介绍说：“该杂志是中国最权威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刊物”，“创刊以来，一直起着指导中国的中共党史研究的作用。对于了解中共党史学术界的动态和水平是必不可少的文献”。反映了国外对《党史研究》的重视和读者的需求。为扩大刊物的影响、促进国内外的学术交流，编辑部向校委写了《关于(党史研究)改为公开发行的请示报告》。6月，经文化部同意改为国内外公开发行。编辑部写信向胡耀邦汇报这个新情况，并请他为《党史研究》题写刊名。10月，胡耀邦为《党史研究》题写了刊名。胡耀邦很少题写刊名，在中央党校也是首次，这使我们受到很大的鼓舞。
两刊合一谱新篇
《党史研究》在创办的过程中，办出了自己的特色，开创了新的局面，也存在不少实际困难。为使这个刊物更好地长期办下去，有关领导不断进行研究，寻求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
1979年，中央党校领导曾提出由中宣部牵头，多家联办的意见。1980年3月，胡乔木说：“这个刊物最好是由几个组织共同负责，把北京现有的几种党史资料的刊物统一起来，不再另出刊物。”“《党史研究》要成立编委会，这个编委会是不是还是由中央党校牵头?当然，在《党史研究》公开出版以后，公开宣布由什么机关负责还可以研究。”7月1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成立后，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向校委写报告，提出党史刊物最好由中央党史研究室去办。1983年6月，中央党校校长王震在党史教研室的会上指出：“党史教研室的主要任务是搞好教学，《党史研究》杂志可交给有关部门去办。”
1984年夏，中央党校校委决定成立党史研究编辑部后，编辑部从中央党校的特点出发，建议党校成立党史研究所，同编辑部一套机构、两块牌子，以缓解编辑、教学、科研之间的矛盾，使刊物长期办下去，但没有结果。后来，中央党校领导对校内刊物进行整顿，准备把《党史研究》交给中央党史研究室去办。后经中央党史领导小组胡乔木同意，中央党校和中央党史研究室双方领导商定：《党史研究》与《党史通讯》合并，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8月20日，两刊编辑部发表“合并启事”，宣布：“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研究、宣传和教学工作，遵照中央关于整顿报刊的指示精神，《党史通讯》与《党史研究》决定合并，自1988年起，刊名改为《中共党史研究》，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
1987年12月，《党史研究》终刊，完成了自己承担的历史任务。1988年1月，《中共党史研究》发刊，开始谱写中共党史学术刊物发展史上的新篇章。
(责任编辑 文世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