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立波“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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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道行之”,这是龚立波跑了三趟才注册下的新公司的名字,全称为“大道行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10月31日,龚立波和“小伙伴们”吃完散伙饭,离开江苏卫视,追逐自己的“大道”去了。他的新头衔是大道传媒总裁。
  1976年生人的龚立波今年37岁,1999年一毕业就进入江苏卫视,一路顺风顺水做到广告部主任和副总监,担任广告部主任一职已有10年之久。这10多年中,伴随着江苏卫视的迅速发展,龚立波也成就了自己的功与名,积累了经验、人脉和业内声誉。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从大学毕业时就开始的内心的“不安分”,最终促使龚立波舍弃在“体制内”奋斗到的高薪、高职,走向“体制外”。他担心,40岁以后的他不再有体力、精力与勇气;他也需要一个证明,证明脱离平台优势也能够闯出一番天地。
  “(未来)你可能不再是你,我可能也不再是我。”这是龚立波在2010年第六届《综艺》新媒体论坛上发言时的一句话,不知映射了多少人事变迁。从台前的主持人,到幕后的制作与广告部门,电视台越来越频繁的人员流动,人们早已习以为常。然而,这种人才流动的“常态化”也许最能代表市场之变、人心之变、理念之变。
  心不安分
  《综艺》:关于离职,此前一点传闻也没有,保密工作做得真好。
  龚立波:其实没什么可保密的,一年前就想离开,在台里也表达过这个想法,今年8月正式和台长谈了辞职的事。
  《综艺》:卜宇台长是什么态度?
  龚立波:台长对我的离开表示惋惜和理解。卜台对我可以说情真意切,无论是薪酬待遇,还是发展前景替我考虑得都很多、很好,今年还让我担任江苏广电集团投资公司的董事长,因为江苏台的现金资源充足,未来这家公司旗下将有可能出现两家上市公司,发展前景是非常好的。
  《综艺》:既然如此,为何还要执意离开呢?
  龚立波:人生到了一定阶段,总需要证明自己。江苏卫视是一个比较强势的平台。如果继续躺在这个平台上,很难分清是平台带给我的更多,还是我为平台创造的价值更多。成功来自于哪里?是个人,还是来自平台?如果没有江苏卫视这个平台,我十年广告部主任是否也能做到今天在业内的知名度?很难说清楚。
  一定程度上,是心不安分。所谓心不安分,就是想脱离了平台以后,直面真正的、自由的市场竞争。如果到时还能成功,方可以证明更大程度上是你个人的成功,当然也要从市场上整合资源。
  《综艺》:你的离开对江苏卫视明年的招商是否有影响?
  龚立波:这也是我之所以留到10月底的原因,希望明年的招标能在10月底前结束。我在江苏卫视十多年,不会在这最关键的十来天一走了之。而且江苏台的广告操作非常规范,没有太多人情因素,广告团队也很稳定,所以问题应该不大。
  《综艺》:担任投资公司董事长,应该可以体制内外两者兼顾?
  龚立波:还是不一样。体制内与体制外还是有本质的区别。
  另外,还有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和个人性格有关。当年,我从学校毕业就没想过会进到体制内,“创业”是由来已久的一个想法。我是1976年生人,今年37岁,即将奔四。我担心,人过四十后,精力、体力、战斗力,到时也会丧失掉。我对卜台说,到时候你赶我走,我都不走了。等熬到60岁退休,我回忆自己这一辈子,一直想创业,结果都没给自己一次尝试的机会,一定会觉得特别遗憾。
  大道传媒
  《综艺》:新公司的规划是什么?
  龚立波:准确地说是“整合社会资源共同创业”。我们几个相识多年的朋友算是合伙人,其中有一个主投资人。我们会先成立一家广告公司,然后收购市场上现有的一些比较专业的、优质的公司,大概有4家左右。两年后,我们会将它们整合成一家公司。具体操作比较复杂,大体思路是先收购,再合并,最后整合成一家公司。
  这4家被收购的公司不完全是广告公司,还有数据研究公司、节目公司等。电视剧公司一般体量比较大,暂时我们团队、规模尚不成熟还不作收购考虑,但不收购不代表不涉入该项业务。
  公司的名字也刚刚定下,叫“大道行之”。老子《道德经》里有一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我们显然做不到,我们需要到处“行走”才能知道天下。
  《综艺》:投入应该不小?
  龚立波:其实也没有多大。这些公司都是专业化公司,盈利水平还不高。他们也更看重与我们合伙以后,未来的增长和前景会更加光明,所以收购价格并不高。而且我们也不完全是以现金收购,更多的是以合作、承诺增长的方式来收购。这种模式比较新。另外,还有一些PE投资基金、上市公司、央企等在洽谈,他们会以PE的方式来投资。
  《综艺》:在新公司里,你担任什么角色?
  龚立波:我是大道传媒总裁,个人投入了一部分资金,但是不多。对我来说,股份多少不重要,关键在于事情是否能成功。具体运作上,相对来说由我主导,因为我的合伙人都是相识多年,能力、人品彼此非常了解,相互之间很信任,不会争一些蝇头小利或一时短长。
  我们不会急于求成,但即便再放缓进度,两年以后,大道传媒也会比现有的一些公司大得多。
  “组织网络化”
  《综艺》:新公司的盈利模式是什么?
  龚立波:公司的主营业务还是电视。主要从事电视剧、节目制作与植入广告等,也会和平台进行一些深度合作。电影我们暂时不会涉入。
  未来的商业模式上,有一点倒是可以说。我们更多的盈利空间来自于资源的相互整合和合作,包括人与人的合作。在国内做传媒行业,规模不可能做得很大。但我认为,国外有一种“组织网络化”(Organization Networking)的理论是值得借鉴的。比如人才方面,我以入股或收购公司的方式,迅速建立起一个相对完备的人才队伍,而对方也是看重我在某方面的专业能力。未来还会和很多公司达成开放式合作,不排除相互适当持股、参股的方式,以合作的方式共同成长。
  《综艺》:这样不会造成商业纠纷增多吗?
  龚立波:只要商业模式合适就不会。传统合作一般不是双赢合作,而是一种零和博弈,很容易产生纠纷。但我们是要1+1等于3或大于3,在合作中能够产生价值,而价值如何分配就容易了。
  内容产业
  《综艺》:这两年竞争加剧、政策收紧,内容市场似乎也不好做。
  龚立波:的确,目前内容市场包括整个文化产业不是蓝海,而是厮杀的红海。从大的方向来讲,中国的文化产业最大的问题就是门槛太低,有钱的“好事者”也容易进入这个金灿灿的领域。
  但如果内容市场都不可为的话,整个文化传媒市场还有什么可为的呢?竞争激烈、政策限制,历来如此,所以现在要比的是创新和执行力。商业模式要合理,专业性要比别人强,扎扎实实地做。
  电视人出来创业,不敢说经验比人多,但是教训肯定多。电视台常年做节目,像江苏台每年要推出无数节目方案,然后从这些方案中挑出几个做样片再挑出若干做成节目。即便如此,也不是每一个节目都成功。
  现在,新媒体也在介入内容产业,但它们要把节目做好还为时尚早。真正能做好的公司肯定不会太多,从电视台,尤其是一线卫视出来的人做节目,眼光、判断力肯定要好得多。
  《综艺》:你在微博中所说的“大变局”指的是什么?
  龚立波:我指的是文化传媒行业的大变局。
  我个人认为,未来给传媒行业带来最大变化的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是无线传输技术。到了4G时代,传输速度是现在3G的数倍,在高清数字信号的传输方向上可能就没有任何限制和天花板了。
  二是显示技术。我有个观点是,没有新旧媒体之分,只有内容提供商和终端播出平台两个区别。
  新技术快速革新,任何媒体形态都可能被新业态冲击。我有个做风投的朋友接触到一种新的成像技术,通过一款轻便的手持投影设备,将影像投射在墙上,放大到40多寸,图像的亮度和清晰度也完全没有问题。所以悲观一点说,现在某些“新媒体”或许还未走出烧钱阶段,就已经变成传统媒体了。
  但本质上不变的是内容和播出。其实就是两个终端,一个内容商,一个渠道商。而播出端受技术的影响实在太大,稍有不慎就有被彻底淘汰的危险。但内容总是被需要的。正是基于这个判断,我才投身内容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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