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DOI：10.19392/j.cnki.16717341.201720156
摘要：民国时期上海报刊中刊载了大量有关女性服饰的信息，这不仅清晰勾勒了一条近现代中国女性服饰发展的历史路径，也明确展现了上海都市文化强势崛起的必然与迅猛。作为一种都市文化符号，上海女性服饰深刻影响着女性的自我认知，构建着一种全新的都市生活方式，也为新时代的国民提供了民族身份确认的新参考。
关键词：民国时期；上海报刊；女性服饰；现代性
张爱玲在《流言》中曾这样写到：“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1]十里洋场的纸醉金迷和市井里弄的陈腐淤滞皆为其所爱，在她的笔下“杂烩”是上海的浮面，东西文化碰撞，新旧习俗交杂，而庸常碌碌的日常生活才是上海的底色，配得上她那句“到底是中国”。民国时期的上海兼具了传统与现代，强势的物质文明崛起带来的不仅是衣食住行的变化，更是都市公共空间对私人空间的剧烈冲击与渗透，以一种独有的方式呈现出不同阶层、群体的社会心态。民国时期的上海服饰，相较于汽车、洋房、舞厅、咖啡馆、霓虹灯、广告牌等现代设施来说，鲜明且迅速地展现着上海“摩登”的一面，而琳琅满目的女性服饰更是在对美的追求之外，传达出人们对新奇生活的文化想象。
20世纪2030年代由于报刊纸媒的发达，上海人的视野当中最不缺乏的就是那些装帧精美、设计西式的文化读物。据统计，“1936年上海计有日刊57种，3日刊4种，周刊44种，旬刊11种，半月刊50种，月刊144种，双月刊7种，季刊12种，不定期杂志39种；而1937年上海出版的杂志高达320种，”[2]这些报刊将商业与文化科教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的同时，构建起的乃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为新时代的国民提供了民族身份确认的新参考。这与当时复杂多变的历史文化语境是分不开的，求新、求变、西学、改良等社会呼声不断激发民众的政治热情，也催生了大量新的社会观念与潮流，女性解放运动业已成为思想启蒙的重要组成部分，女性地位和社会待遇随之发生改变。以《良友》为例，这本创刊于1925年的画报，封面上时有社交名媛、电影明星、时髦小姐、妙龄女郎的出现，她们身着宽袄长裤、短衣长裙、斗篷旗袍、毛皮围巾、高跟鞋和丝袜等不同季节、类型的服装，散发着时尚且梦幻的女性气息。从性别角度来说，女性以展示自身的独特魅力进入大众视野，而非被中性或男性化，这本身就是一种进步，从吃苦耐劳、默默无闻的家庭劳动妇女定位到精致优雅、富有独立的社会女性印象的形成，服饰展现的不仅是女性的身体曲线之美，也有着极深的文化隐喻：对女性的解放。不同于晚清那些刊登名妓的小报，她们刺激的不是男性欲望，而是女性自强自立的决心，只有女性天性得到释放与认同才能寻求更进一步的社会平等和民主，逐渐树立起女性自我形象，所以民国时期的服饰变化既解放了女性的身体，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她们的头脑。
此外，报刊中上海女性的服饰显然是为适应现代化的城市生活而产生的，与同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农村革命理想格格不入，反映了城市和农村文化想象的巨大差异。这一点我们从大众媒介树立起的女性形象不难看出：知性、健康、干净、有品位，她们唤起的是大众对社会中上层生活的联想与渴望，舒适的卧房、宽敞的会客厅、繁华的百货公司、灯红酒绿的歌舞厅、热闹的酒会晚宴，服饰所引发的对女性生存环境、活动空间的诸般揣测，再再彰显了资本与财富的无穷力量，成为人人向往的家庭梦想。这种改变實际上某种程度预示着现代家庭的诞生，在传统中国社会，与公共空间相对的私人空间就是家庭，家庭内景、家庭关系是绝对无法被纳入到公共议题当中的，毫无开放性可言。而那些穿着时髦西式的女性形象却恰恰为大众展现了一副资产阶级家庭的半开放图景，现代化的痕迹在她们身上表露无遗，独立自主的人身权利、开明民主的婚姻关系、舒适富足的物质生活和自由理性的精神追求。当然，至少奢华精致的表象传达出来的信息如此，唯有声光电化的都市生活方式才能与之匹配，形形色色的现代便利和与服饰相呼应的现代生活空间，让家庭本身成为一个公共议题[3]。
事实上，在20年代初期还有一种女性服饰在上海较为流行，也就是所谓的“文明新装”。与《良友》画报偏爱打造资产阶级的财富梦不同，“文明新装”运动是由知识界女性倡导的一次朴素着装潮流。1920 年《妇女杂志》上刊载了一篇题为《女子当除装饰》的文章，“耗时、耗费、有害卫生、埋没自然美、引起他人轻视、要彻底废除装饰。当今女性应注意清洁、整齐、以免去掉装饰后蓬头垢面。”[4]此后，在《上海画报》等杂志上，我们总能看到“上衣为窄而长的高领衫且全身没有装饰，身着长度到脚踝的黑色长裙。在发型上开始剪成齐耳或齐肩的短发，首饰一律清除”[5]的女学生形象。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这股潮流也曾风靡全国，但对于上海这座都市化程度较高的城市来说，也难以持久，很快在1927年之后逐渐走向沉寂。
民国时期上海发达和成熟的印刷文化见证了中国女性服饰发展的多元化、国际化，而上海女性服饰的变迁也映照着新旧思想、观念的激荡迭起，是都市文化崛起的重要表征，也成为推动时代变革的重要助力之一。
参考文献：
[1]张爱玲.“到底是上海人”，“流言”，台北：皇冠出版社，1984（56）.
[2]卞向阳，陆立钧，徐惠华.“民国时期上海报刊中的服饰时尚信息”，“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85.
[3]李欧梵.“上海摩登——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81）.
[4]胡怀琛.“女子当除装饰”，“妇女杂志”，1921105（8）.
[5]刘玉琪.“民国时期上海地区女子服饰研究（19271937）”，北京服装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6：13.
项目信息：本文系2014年黑龙江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重点项目“中国近现代服饰的发展变化对人们各方面的影响”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刘冰（1985），女，黑河学院人文传媒学院讲师，硕士；牟婉莹（1996），女，学生，学士。
摘要：民国时期上海报刊中刊载了大量有关女性服饰的信息，这不仅清晰勾勒了一条近现代中国女性服饰发展的历史路径，也明确展现了上海都市文化强势崛起的必然与迅猛。作为一种都市文化符号，上海女性服饰深刻影响着女性的自我认知，构建着一种全新的都市生活方式，也为新时代的国民提供了民族身份确认的新参考。
关键词：民国时期；上海报刊；女性服饰；现代性
张爱玲在《流言》中曾这样写到：“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1]十里洋场的纸醉金迷和市井里弄的陈腐淤滞皆为其所爱，在她的笔下“杂烩”是上海的浮面，东西文化碰撞，新旧习俗交杂，而庸常碌碌的日常生活才是上海的底色，配得上她那句“到底是中国”。民国时期的上海兼具了传统与现代，强势的物质文明崛起带来的不仅是衣食住行的变化，更是都市公共空间对私人空间的剧烈冲击与渗透，以一种独有的方式呈现出不同阶层、群体的社会心态。民国时期的上海服饰，相较于汽车、洋房、舞厅、咖啡馆、霓虹灯、广告牌等现代设施来说，鲜明且迅速地展现着上海“摩登”的一面，而琳琅满目的女性服饰更是在对美的追求之外，传达出人们对新奇生活的文化想象。
20世纪2030年代由于报刊纸媒的发达，上海人的视野当中最不缺乏的就是那些装帧精美、设计西式的文化读物。据统计，“1936年上海计有日刊57种，3日刊4种，周刊44种，旬刊11种，半月刊50种，月刊144种，双月刊7种，季刊12种，不定期杂志39种；而1937年上海出版的杂志高达320种，”[2]这些报刊将商业与文化科教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的同时，构建起的乃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为新时代的国民提供了民族身份确认的新参考。这与当时复杂多变的历史文化语境是分不开的，求新、求变、西学、改良等社会呼声不断激发民众的政治热情，也催生了大量新的社会观念与潮流，女性解放运动业已成为思想启蒙的重要组成部分，女性地位和社会待遇随之发生改变。以《良友》为例，这本创刊于1925年的画报，封面上时有社交名媛、电影明星、时髦小姐、妙龄女郎的出现，她们身着宽袄长裤、短衣长裙、斗篷旗袍、毛皮围巾、高跟鞋和丝袜等不同季节、类型的服装，散发着时尚且梦幻的女性气息。从性别角度来说，女性以展示自身的独特魅力进入大众视野，而非被中性或男性化，这本身就是一种进步，从吃苦耐劳、默默无闻的家庭劳动妇女定位到精致优雅、富有独立的社会女性印象的形成，服饰展现的不仅是女性的身体曲线之美，也有着极深的文化隐喻：对女性的解放。不同于晚清那些刊登名妓的小报，她们刺激的不是男性欲望，而是女性自强自立的决心，只有女性天性得到释放与认同才能寻求更进一步的社会平等和民主，逐渐树立起女性自我形象，所以民国时期的服饰变化既解放了女性的身体，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她们的头脑。
此外，报刊中上海女性的服饰显然是为适应现代化的城市生活而产生的，与同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农村革命理想格格不入，反映了城市和农村文化想象的巨大差异。这一点我们从大众媒介树立起的女性形象不难看出：知性、健康、干净、有品位，她们唤起的是大众对社会中上层生活的联想与渴望，舒适的卧房、宽敞的会客厅、繁华的百货公司、灯红酒绿的歌舞厅、热闹的酒会晚宴，服饰所引发的对女性生存环境、活动空间的诸般揣测，再再彰显了资本与财富的无穷力量，成为人人向往的家庭梦想。这种改变實际上某种程度预示着现代家庭的诞生，在传统中国社会，与公共空间相对的私人空间就是家庭，家庭内景、家庭关系是绝对无法被纳入到公共议题当中的，毫无开放性可言。而那些穿着时髦西式的女性形象却恰恰为大众展现了一副资产阶级家庭的半开放图景，现代化的痕迹在她们身上表露无遗，独立自主的人身权利、开明民主的婚姻关系、舒适富足的物质生活和自由理性的精神追求。当然，至少奢华精致的表象传达出来的信息如此，唯有声光电化的都市生活方式才能与之匹配，形形色色的现代便利和与服饰相呼应的现代生活空间，让家庭本身成为一个公共议题[3]。
事实上，在20年代初期还有一种女性服饰在上海较为流行，也就是所谓的“文明新装”。与《良友》画报偏爱打造资产阶级的财富梦不同，“文明新装”运动是由知识界女性倡导的一次朴素着装潮流。1920 年《妇女杂志》上刊载了一篇题为《女子当除装饰》的文章，“耗时、耗费、有害卫生、埋没自然美、引起他人轻视、要彻底废除装饰。当今女性应注意清洁、整齐、以免去掉装饰后蓬头垢面。”[4]此后，在《上海画报》等杂志上，我们总能看到“上衣为窄而长的高领衫且全身没有装饰，身着长度到脚踝的黑色长裙。在发型上开始剪成齐耳或齐肩的短发，首饰一律清除”[5]的女学生形象。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这股潮流也曾风靡全国，但对于上海这座都市化程度较高的城市来说，也难以持久，很快在1927年之后逐渐走向沉寂。
民国时期上海发达和成熟的印刷文化见证了中国女性服饰发展的多元化、国际化，而上海女性服饰的变迁也映照着新旧思想、观念的激荡迭起，是都市文化崛起的重要表征，也成为推动时代变革的重要助力之一。
参考文献：
[1]张爱玲.“到底是上海人”，“流言”，台北：皇冠出版社，1984（56）.
[2]卞向阳，陆立钧，徐惠华.“民国时期上海报刊中的服饰时尚信息”，“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85.
[3]李欧梵.“上海摩登——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81）.
[4]胡怀琛.“女子当除装饰”，“妇女杂志”，1921105（8）.
[5]刘玉琪.“民国时期上海地区女子服饰研究（19271937）”，北京服装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6：13.
项目信息：本文系2014年黑龙江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重点项目“中国近现代服饰的发展变化对人们各方面的影响”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刘冰（1985），女，黑河学院人文传媒学院讲师，硕士；牟婉莹（1996），女，学生，学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