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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前的2月14日,克隆羊多利安然辞世。选择在情人节这天给多利执行安乐死,显然具有象征意义——她是无性生殖的产物。
嫁接等无性生殖方法有着悠久的历史,但首次动物克隆直到1964年才完成,戈登把蝌蚪肠壁细胞的细胞核转移到去核的蛙卵细胞中,成功培育出成年蛙。这个实验奠定了核转移克隆技术的基础,多利就是这种技术的产物。
多利的诞生源于商业公司的野心。苏格兰PPL公司希望通过转基因动物生产特殊蛋白质,他们与罗斯林研究所合作,尝试克隆动物,延续亲代乳牛的生产能力。1991年,坎贝尔加入罗斯林研究所,在威尔穆特的指挥下开展克隆羊的技术探索。基于胚胎细胞核转移克隆技术,他们于1996年克隆了世界上首批克隆羊;但体细胞克隆技术才是他们的真正目标。
先从怀孕的六岁多赛特母羊(白脸)乳腺细胞中获得细胞核,再转移到苏格兰绵羊(黑脸)的去核卵细胞中,共获得277个重建细胞,其中只有29个发育为胚胎。将这些胚胎植入代理母羊子宫内,只有编号为6LL3的小绵羊最终成活:白脸——和她的基因母亲一样。
这一天是2006年7月5日,世界上首只体细胞克隆哺乳动物诞生。研究员们知道她必将成为大明星,给她起名多利,同名女歌手名声显赫,而且有着大胸脯——这里包含了对多利的另一个期望。虽然多利的世界第一头衔拥有众多限定词,但威尔穆特明白其轰动性,论文中他成了第一作者,这意味着他将是“多利之父”,直到十年之后他才承认大部分功劳应该归于坎贝尔。
次年2月,多利被介绍给公众,掀起克隆旋风。医药大厂、动物保育者和不治之症患者也从中看到了希望,虽然多利的成功率低到令人起疑。
克隆技术犹如重磅炸弹,激起了人们对生殖前景的担忧,既然羊只能以体细胞为蓝本无性克隆,人类岂非也可以孤雌生子?紧张情绪迅速蔓延,以致于在1997年底,WHO要求禁止人类克隆,这是一个糟糕草率的科学决议,但在政治上完全顺理成章。
当科学家忙于验证、公众们热衷激辩之时,多利则在苏格兰的室内羊圈中接受膜拜。女王般的(多利确是苏格兰反君主主义者心中的女王)生活固然尊贵,却没有自由。所幸的是,1998年,她与一只威尔士山羊喜结连理;不多久爱情结晶邦尼出世,次年又再产三子。多利终于不负期望,以行动证明了名字的正确性。
这两年是多利最幸福的年份,她以常规婚配回应人们对克隆动物的担忧。科学家们也有了大进展,小鼠、山羊、猪相继克隆成功。核转移克隆技术沿着乐观主义者设定的路线高歌猛进。2001年成功克隆濒危的野牛,甚至有人以死亡样本的细胞核成功克隆欧洲盘羊。
接下来的两年,克隆技术持续成为科技记者的追逐热点。疯狂科学家和邪教组织相继宣布克隆人计划,引起国际政治界的激烈反弹,法国和德国甚至建议联合国签署禁止繁殖性克隆的条约(后被放弃)。
政治的吸引力显然不如多利本身,让人牵肠挂肚的是多利的关节炎,对于正处于青年期的多利来说,患上典型的老年疾病,这可不是好迹象。人们对多利早衰的担心有分子生物学证据,她的染色体端粒比正常绵羊短20%,而端粒和细胞寿命密切相关。后来,另一项老年性疾病“进行性肺炎”开始袭击多利,为了避免遭受更大的痛苦,研究所决定对多利实施安乐死。这是2003年,多利享年6岁,是正常绵羊寿命的一半。同年,PPL公司也陷入困境。
缅怀多利的低落情绪,很快被对克隆技术的反思所取代。再三克隆动物成体所形成的伦理学困境;早衰、非完美复制、低成功率的技术短板;以及大量花费之后显现的黯淡前景……让很多人丧失了对核转移克隆技术的耐心,转而关注干细胞技术。
干细胞技术规避了上述难题,2007年,科学家成功地将皮肤细胞转化为干细胞——不需要卵细胞、不需要核转移、不需要胚胎、不制造成体。虽然仍不断有克隆成果问世,但干细胞技术似乎更有前途,甚至连威尔穆特也改弦易辙,他宣布放弃核转移克隆技术,转向成体干细胞领域。如果不考虑其中的感情因素,很可能他是对的。最起码,两种技术的互相融合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作为生命科学史上最著名的动物明星之一,多利并非技术标杆;她的持久贡献,在于给我们提供了反思技术与生命的契机。安置在苏格兰国家博物馆的多利标本,将时刻提醒我们审视技术与社会,她应该被我们铭记。
嫁接等无性生殖方法有着悠久的历史,但首次动物克隆直到1964年才完成,戈登把蝌蚪肠壁细胞的细胞核转移到去核的蛙卵细胞中,成功培育出成年蛙。这个实验奠定了核转移克隆技术的基础,多利就是这种技术的产物。
多利的诞生源于商业公司的野心。苏格兰PPL公司希望通过转基因动物生产特殊蛋白质,他们与罗斯林研究所合作,尝试克隆动物,延续亲代乳牛的生产能力。1991年,坎贝尔加入罗斯林研究所,在威尔穆特的指挥下开展克隆羊的技术探索。基于胚胎细胞核转移克隆技术,他们于1996年克隆了世界上首批克隆羊;但体细胞克隆技术才是他们的真正目标。
先从怀孕的六岁多赛特母羊(白脸)乳腺细胞中获得细胞核,再转移到苏格兰绵羊(黑脸)的去核卵细胞中,共获得277个重建细胞,其中只有29个发育为胚胎。将这些胚胎植入代理母羊子宫内,只有编号为6LL3的小绵羊最终成活:白脸——和她的基因母亲一样。
这一天是2006年7月5日,世界上首只体细胞克隆哺乳动物诞生。研究员们知道她必将成为大明星,给她起名多利,同名女歌手名声显赫,而且有着大胸脯——这里包含了对多利的另一个期望。虽然多利的世界第一头衔拥有众多限定词,但威尔穆特明白其轰动性,论文中他成了第一作者,这意味着他将是“多利之父”,直到十年之后他才承认大部分功劳应该归于坎贝尔。
次年2月,多利被介绍给公众,掀起克隆旋风。医药大厂、动物保育者和不治之症患者也从中看到了希望,虽然多利的成功率低到令人起疑。
克隆技术犹如重磅炸弹,激起了人们对生殖前景的担忧,既然羊只能以体细胞为蓝本无性克隆,人类岂非也可以孤雌生子?紧张情绪迅速蔓延,以致于在1997年底,WHO要求禁止人类克隆,这是一个糟糕草率的科学决议,但在政治上完全顺理成章。
当科学家忙于验证、公众们热衷激辩之时,多利则在苏格兰的室内羊圈中接受膜拜。女王般的(多利确是苏格兰反君主主义者心中的女王)生活固然尊贵,却没有自由。所幸的是,1998年,她与一只威尔士山羊喜结连理;不多久爱情结晶邦尼出世,次年又再产三子。多利终于不负期望,以行动证明了名字的正确性。
这两年是多利最幸福的年份,她以常规婚配回应人们对克隆动物的担忧。科学家们也有了大进展,小鼠、山羊、猪相继克隆成功。核转移克隆技术沿着乐观主义者设定的路线高歌猛进。2001年成功克隆濒危的野牛,甚至有人以死亡样本的细胞核成功克隆欧洲盘羊。
接下来的两年,克隆技术持续成为科技记者的追逐热点。疯狂科学家和邪教组织相继宣布克隆人计划,引起国际政治界的激烈反弹,法国和德国甚至建议联合国签署禁止繁殖性克隆的条约(后被放弃)。
政治的吸引力显然不如多利本身,让人牵肠挂肚的是多利的关节炎,对于正处于青年期的多利来说,患上典型的老年疾病,这可不是好迹象。人们对多利早衰的担心有分子生物学证据,她的染色体端粒比正常绵羊短20%,而端粒和细胞寿命密切相关。后来,另一项老年性疾病“进行性肺炎”开始袭击多利,为了避免遭受更大的痛苦,研究所决定对多利实施安乐死。这是2003年,多利享年6岁,是正常绵羊寿命的一半。同年,PPL公司也陷入困境。
缅怀多利的低落情绪,很快被对克隆技术的反思所取代。再三克隆动物成体所形成的伦理学困境;早衰、非完美复制、低成功率的技术短板;以及大量花费之后显现的黯淡前景……让很多人丧失了对核转移克隆技术的耐心,转而关注干细胞技术。
干细胞技术规避了上述难题,2007年,科学家成功地将皮肤细胞转化为干细胞——不需要卵细胞、不需要核转移、不需要胚胎、不制造成体。虽然仍不断有克隆成果问世,但干细胞技术似乎更有前途,甚至连威尔穆特也改弦易辙,他宣布放弃核转移克隆技术,转向成体干细胞领域。如果不考虑其中的感情因素,很可能他是对的。最起码,两种技术的互相融合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作为生命科学史上最著名的动物明星之一,多利并非技术标杆;她的持久贡献,在于给我们提供了反思技术与生命的契机。安置在苏格兰国家博物馆的多利标本,将时刻提醒我们审视技术与社会,她应该被我们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