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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西夏与金朝交聘的百余年间，西夏遣使非常频繁，人数众多。拙文拟从西夏入金聘使官号、聘使家族出身、聘使素质三个方面，对西夏遣使特点进行分析。
关键词：交聘；官号；家族；素质
“天会议和”之后，金夏两国确定了政治上的主从关系。自此，夏金交聘持续了近百年。《金史》卷38《礼志十一》“新定夏使仪注”条规定：“夏国使、副及参议各一，谓之使。都管三。上节、中节各五、下节二十四，谓之三节人从。”[1]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法典《天盛律令》卷11《使来往门》所载，出使的使团成员包括：正副使、内侍、閤门、文书、译语、都案、小监等。[2]据此，一个完整的西夏交聘使团主要由两部分人员构成：使和三节人从。使有正、副，是整个交聘使团的领导核心，肩负交聘的主要任务。另外三节人从包括侍从、文书、翻译等人员，帮助处理出使活动中的琐事，或负责与他国人员沟通等，依照其职位分为上、中、下三等。整个出使人员规模在四十人左右。
《金史·交聘表》中仅有西夏所遣正、副使的记载，对于人数较多的三节人从则没有记录。笔者所讨论的西夏聘使即正、副使。
一、西夏聘使官号特点
据史料记载，在金海陵天德二年（1150），“七月戊戌，夏御史中丞杂辣公济、中枢舍人李崇德贺登宝位。再遣开封府尹苏执义、秘书监王举贺受尊号。”[3]是西夏官员第一次带官号出使金国。从天德二年至西夏灭亡的时间（1150-1227）里，西夏使金官员绝大多情况下均带官号，仅有个别情况例外。西夏聘使所带官号主要有武功大夫、宣德郎、武节大夫、御史中丞、殿前太尉、翰林学士、枢密直学士、枢密都承旨、知中兴府、左金吾卫上将军、等，而由于这些官号均不见于《天盛律令》等其它史料的记载，因此无法判断其官位高低。
西夏聘使所带官号有一明显的特点，即西夏入金贺正旦使与贺生辰使所带官号基本固定。金世宗（1161-1189年）在位时期，西夏遣使赴金贺正旦、贺天寿节，所遣官员官号均为“武功大夫、宣德郎”，而至金宣宗（1189-1208年）时期，西夏遣使赴金贺正旦、贺天寿节，官员所带官号均为“武节大夫、宣德郎”。元昊曾模仿宋朝建立了一整套官制，西夏聘使所带官号的可能受宋朝制度的影响。可是为何在金章宗即位以后，“武功大夫”突然被“武节大夫”所取代呢？据《金史》卷19《世纪补》载：“显宗体道弘仁英文睿德光孝皇帝，讳允恭，本讳胡土瓦，世宗第二子”。[4]显宗是金世宗第二子，金章宗的父亲，曾被立为皇太子，可惜没来得及即位就去世了。金章宗即位后，将其追尊为显宗，讳“永功”。《金史》卷26《地理志下》载“武亭县：本武功，大定二十九年以嫌显宗讳更。”[5]又《金史》卷84《白彦敬传》载“白彦敬，本名遥设，部罗火部族人。初名彦恭，避显宗讳，改焉。”[6]赵翼在论述宋与金朝交际之仪时，说：“又两国彼此有避讳之法。金海陵立太子光英，宋改光化军为通化军。金章宗以完颜匡为贺宋正旦使，命权易名弼，以避宋讳。此又彼此避讳故事也。”[7]金宋两国交聘，讲究避讳原则。据此，笔者以为，金夏两国交聘亦应讲究避讳原则，西夏遣使所带官号的变化当与避显宗名讳有直接关系。
除了贺正旦、贺生辰以外，西夏因其他任务所遣聘使官号往往是不固定的，但也其特点。如官号为“殿前太尉”者，总是作为正使出使金国，而官号为“翰林学士”、“枢密直学士”者，总是作为副使出使。笔者发现，正使大多由官居武功大夫、武节大夫、殿前太尉、左金吾卫上将军者担任，应属武官；而副使往往由官居宣德郎、翰林学士、枢密直学士者担任，应属文官。据此推测，西夏遣使活动，正使以武官为主、副使以文官为主。
二、不少聘使出自同一家族，且一人有多次出使经历
西夏遣使过程中，不少聘使出于同一个家族，且多为名门望族。如高大亨与兄大节、大伦并奉使金国，金人号为“三俊”。史臣曰：“西夏子弟多贤俊，国亡后，元主访求河西遗逸，至形之诏谕，良有以也。”[8]据记载，芭里昌祖曾三次奉使金国，其弟芭里庆祖亦曾奉使金国。扬彦敬曾三次奉使金国，其弟扬彦直亦曾出使。讹罗绍甫曾三次出使金国，其弟讹罗绍先亦曾出使。刘进忠、刘思忠兄弟亦先后奉使金国。野遇思忠与其族弟野遇思文亦均奉使金国。梁元辅与其侄梁介亦均奉使金国。刘志真与其弟刘志直亦均有过奉使金国的经历。高氏、野遇氏等皆为西夏大族。笔者以为，同一家族中多人奉使金国，可能与其家族地位、家族成员出访经历有关。
同一人有多次出使的经历。焦景颜曾四次出使金国，时间分别在金大定二年（1162）、四年（1164）、六年（1166）、十年（1170），其中有两次出使任务相同，均是作为奏告使，请求金朝停止索要正隆末年西夏所掳人口。可能因为任务的连续性，所以多次派其出使金国。李嗣卿亦曾四次奉使金国，但每次的使命各不相同，分别为贺正旦、贺尊安、入奠、谢横赐。芭里昌祖、刘昭、严立本、罗世昌等人曾三次奉使金国。据统计，西夏共有21位使臣，属于再次或多次出使金国。除了因为任务的连续性之外，同一个人能够多次奉使金国，除受家族地位影响，还应与其个人素质密切相关。
三、西夏聘使素质
虽然我们说外交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政治地位和实力。但是，某一项外交使命的完成与否，往往取决于外交使副的智慧与能力。[9]所以渊博的学识以及较强的应变能力是西夏聘使所必备的素质。
学识渊博。金正隆二年（1157），金主遣宿直将军温敦斡喝来横赐，仁孝派枢密都丞旨梁元辅、中书舍人赵衍为馆伴。“元辅有口才，议论风生，斡喝不能难。使回，称夏国多才，较昔为盛。”[10]从金使的评价来看，夏国确实人才济济。其中梁元辅于金大定二年（1162）四月出使金国，史载“夏左金吾卫上将军梁元辅、翰林学士焦景颜、押进枢密副都承旨任纯忠贺登宝位”[11]。赵衍曾两次奉使金国，一是在金大定六年（1166），“夏武功大夫曹公达、宣德郎孟伯达、押进知中兴府赵衍贺万春节”[12]，次年十二月，赵衍再次出使，“夏遣殿前太尉芭里昌祖、枢密都承旨赵衍奏告，以其臣任得敬有疾，乞遣良医诊治”。[13]
应变能力较强。欧阳修曾说：“古者遣使，最号难才，不授以辞，许其专对，盖取临事而敏，应变无穷。”[14]據《西夏书事》载：1159年，夏使与宋国使共同赴宴，“高丽使臣知枢密院金淳夫与夏使问难，折以礼，乃屈。”[15]夏使以丰富的礼仪知识将高丽使折服。金大定四年（1164），夏使武功大夫嵬口移执信、宣德郎李师白赴金贺正旦，“礼对娴雅，金主嘉之，特赐衣各三对；人从衣各二对；使副币帛百四十段，金镀银束带三，金涂银闹装鞍辔三，金涂银浑裹书匣、间金涂银装钉黑油诏匣及包书诏匣袱各一；复赐人从银二百三十五两，绢二百三十五匹。其后遂为定制。”[16]由于夏使出色的表现，金世宗颇为满意，于是对夏使大加赏赐，并且将丰厚的赏赐定为制度。
“天会议和”后，金夏两国确立了君臣相称的政治关系。西夏作为金国的藩属国，非常重视发展与金朝的关系。夏金交聘中，西夏遣使频繁，往往居于主动地位。夏金通使，讲究避讳原则。西夏所遣聘使除本身具有较高的素质外，往往家族地位较高。（作者单位：北方民族大学）
项目：北方民族大学2015年研究生创新项目“夏金交聘研究”（项目编号：YCX1504）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3][4][5][6][11][12][13]元·脱脱等撰.金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著.天盛改旧新定律令[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7] 清·赵翼撰.廿二史札记校注.王树民校[M].北京：中华书局，2001.
[8] [10][15][16]清·吴广成撰.西夏书事.龚世俊等校.[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
[9] 吴晓萍.宋代外交使节的选派[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5（5）.
[14]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5.
关键词：交聘；官号；家族；素质
“天会议和”之后，金夏两国确定了政治上的主从关系。自此，夏金交聘持续了近百年。《金史》卷38《礼志十一》“新定夏使仪注”条规定：“夏国使、副及参议各一，谓之使。都管三。上节、中节各五、下节二十四，谓之三节人从。”[1]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法典《天盛律令》卷11《使来往门》所载，出使的使团成员包括：正副使、内侍、閤门、文书、译语、都案、小监等。[2]据此，一个完整的西夏交聘使团主要由两部分人员构成：使和三节人从。使有正、副，是整个交聘使团的领导核心，肩负交聘的主要任务。另外三节人从包括侍从、文书、翻译等人员，帮助处理出使活动中的琐事，或负责与他国人员沟通等，依照其职位分为上、中、下三等。整个出使人员规模在四十人左右。
《金史·交聘表》中仅有西夏所遣正、副使的记载，对于人数较多的三节人从则没有记录。笔者所讨论的西夏聘使即正、副使。
一、西夏聘使官号特点
据史料记载，在金海陵天德二年（1150），“七月戊戌，夏御史中丞杂辣公济、中枢舍人李崇德贺登宝位。再遣开封府尹苏执义、秘书监王举贺受尊号。”[3]是西夏官员第一次带官号出使金国。从天德二年至西夏灭亡的时间（1150-1227）里，西夏使金官员绝大多情况下均带官号，仅有个别情况例外。西夏聘使所带官号主要有武功大夫、宣德郎、武节大夫、御史中丞、殿前太尉、翰林学士、枢密直学士、枢密都承旨、知中兴府、左金吾卫上将军、等，而由于这些官号均不见于《天盛律令》等其它史料的记载，因此无法判断其官位高低。
西夏聘使所带官号有一明显的特点，即西夏入金贺正旦使与贺生辰使所带官号基本固定。金世宗（1161-1189年）在位时期，西夏遣使赴金贺正旦、贺天寿节，所遣官员官号均为“武功大夫、宣德郎”，而至金宣宗（1189-1208年）时期，西夏遣使赴金贺正旦、贺天寿节，官员所带官号均为“武节大夫、宣德郎”。元昊曾模仿宋朝建立了一整套官制，西夏聘使所带官号的可能受宋朝制度的影响。可是为何在金章宗即位以后，“武功大夫”突然被“武节大夫”所取代呢？据《金史》卷19《世纪补》载：“显宗体道弘仁英文睿德光孝皇帝，讳允恭，本讳胡土瓦，世宗第二子”。[4]显宗是金世宗第二子，金章宗的父亲，曾被立为皇太子，可惜没来得及即位就去世了。金章宗即位后，将其追尊为显宗，讳“永功”。《金史》卷26《地理志下》载“武亭县：本武功，大定二十九年以嫌显宗讳更。”[5]又《金史》卷84《白彦敬传》载“白彦敬，本名遥设，部罗火部族人。初名彦恭，避显宗讳，改焉。”[6]赵翼在论述宋与金朝交际之仪时，说：“又两国彼此有避讳之法。金海陵立太子光英，宋改光化军为通化军。金章宗以完颜匡为贺宋正旦使，命权易名弼，以避宋讳。此又彼此避讳故事也。”[7]金宋两国交聘，讲究避讳原则。据此，笔者以为，金夏两国交聘亦应讲究避讳原则，西夏遣使所带官号的变化当与避显宗名讳有直接关系。
除了贺正旦、贺生辰以外，西夏因其他任务所遣聘使官号往往是不固定的，但也其特点。如官号为“殿前太尉”者，总是作为正使出使金国，而官号为“翰林学士”、“枢密直学士”者，总是作为副使出使。笔者发现，正使大多由官居武功大夫、武节大夫、殿前太尉、左金吾卫上将军者担任，应属武官；而副使往往由官居宣德郎、翰林学士、枢密直学士者担任，应属文官。据此推测，西夏遣使活动，正使以武官为主、副使以文官为主。
二、不少聘使出自同一家族，且一人有多次出使经历
西夏遣使过程中，不少聘使出于同一个家族，且多为名门望族。如高大亨与兄大节、大伦并奉使金国，金人号为“三俊”。史臣曰：“西夏子弟多贤俊，国亡后，元主访求河西遗逸，至形之诏谕，良有以也。”[8]据记载，芭里昌祖曾三次奉使金国，其弟芭里庆祖亦曾奉使金国。扬彦敬曾三次奉使金国，其弟扬彦直亦曾出使。讹罗绍甫曾三次出使金国，其弟讹罗绍先亦曾出使。刘进忠、刘思忠兄弟亦先后奉使金国。野遇思忠与其族弟野遇思文亦均奉使金国。梁元辅与其侄梁介亦均奉使金国。刘志真与其弟刘志直亦均有过奉使金国的经历。高氏、野遇氏等皆为西夏大族。笔者以为，同一家族中多人奉使金国，可能与其家族地位、家族成员出访经历有关。
同一人有多次出使的经历。焦景颜曾四次出使金国，时间分别在金大定二年（1162）、四年（1164）、六年（1166）、十年（1170），其中有两次出使任务相同，均是作为奏告使，请求金朝停止索要正隆末年西夏所掳人口。可能因为任务的连续性，所以多次派其出使金国。李嗣卿亦曾四次奉使金国，但每次的使命各不相同，分别为贺正旦、贺尊安、入奠、谢横赐。芭里昌祖、刘昭、严立本、罗世昌等人曾三次奉使金国。据统计，西夏共有21位使臣，属于再次或多次出使金国。除了因为任务的连续性之外，同一个人能够多次奉使金国，除受家族地位影响，还应与其个人素质密切相关。
三、西夏聘使素质
虽然我们说外交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政治地位和实力。但是，某一项外交使命的完成与否，往往取决于外交使副的智慧与能力。[9]所以渊博的学识以及较强的应变能力是西夏聘使所必备的素质。
学识渊博。金正隆二年（1157），金主遣宿直将军温敦斡喝来横赐，仁孝派枢密都丞旨梁元辅、中书舍人赵衍为馆伴。“元辅有口才，议论风生，斡喝不能难。使回，称夏国多才，较昔为盛。”[10]从金使的评价来看，夏国确实人才济济。其中梁元辅于金大定二年（1162）四月出使金国，史载“夏左金吾卫上将军梁元辅、翰林学士焦景颜、押进枢密副都承旨任纯忠贺登宝位”[11]。赵衍曾两次奉使金国，一是在金大定六年（1166），“夏武功大夫曹公达、宣德郎孟伯达、押进知中兴府赵衍贺万春节”[12]，次年十二月，赵衍再次出使，“夏遣殿前太尉芭里昌祖、枢密都承旨赵衍奏告，以其臣任得敬有疾，乞遣良医诊治”。[13]
应变能力较强。欧阳修曾说：“古者遣使，最号难才，不授以辞，许其专对，盖取临事而敏，应变无穷。”[14]據《西夏书事》载：1159年，夏使与宋国使共同赴宴，“高丽使臣知枢密院金淳夫与夏使问难，折以礼，乃屈。”[15]夏使以丰富的礼仪知识将高丽使折服。金大定四年（1164），夏使武功大夫嵬口移执信、宣德郎李师白赴金贺正旦，“礼对娴雅，金主嘉之，特赐衣各三对；人从衣各二对；使副币帛百四十段，金镀银束带三，金涂银闹装鞍辔三，金涂银浑裹书匣、间金涂银装钉黑油诏匣及包书诏匣袱各一；复赐人从银二百三十五两，绢二百三十五匹。其后遂为定制。”[16]由于夏使出色的表现，金世宗颇为满意，于是对夏使大加赏赐，并且将丰厚的赏赐定为制度。
“天会议和”后，金夏两国确立了君臣相称的政治关系。西夏作为金国的藩属国，非常重视发展与金朝的关系。夏金交聘中，西夏遣使频繁，往往居于主动地位。夏金通使，讲究避讳原则。西夏所遣聘使除本身具有较高的素质外，往往家族地位较高。（作者单位：北方民族大学）
项目：北方民族大学2015年研究生创新项目“夏金交聘研究”（项目编号：YCX1504）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3][4][5][6][11][12][13]元·脱脱等撰.金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著.天盛改旧新定律令[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7] 清·赵翼撰.廿二史札记校注.王树民校[M].北京：中华书局，2001.
[8] [10][15][16]清·吴广成撰.西夏书事.龚世俊等校.[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
[9] 吴晓萍.宋代外交使节的选派[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5（5）.
[14]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