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祸：不缴费
　　
　　在美国的大学里，每一个人，包括教授都必须为停车付钱，我所就读的得克萨斯州立大学也不例外。我那时刚找到工作，每学期２５美元的停车费相当于我一天的工资，思前想后，我决定偷偷地把车停在校外的街道上。
　　一个多星期过去了，一切平安无事，心里不禁为自己省下２５美元得意起来。正当我沾沾自喜之时，突然看到一个信封放在挡风玻璃上。打开信封一看，不禁大吃一惊：一张５０美元的罚款单！而且１５日内必须付清罚款，否则，将被逮捕送监！
　　心惊肉跳地把罚单连读３遍后，我发现自己还没有惨到无药可救的地步——如果不服警察的判决，还可以到法院免费上诉。想都没想，我马上到法院跟秘书处联系。
　　次日午饭后，我先到校财务处缴停车费，然后驱车前往法院。法院里已有很多人等在那里，２点钟，法官准时开庭。法官依次问每一个被告：你承认有罪吗？被告若回答说：有罪。法官就问被告是否一次付清罚款，如果被告无法一次付清，则由法官安排付款进度和期限。通常９５％的被告人都不认为自己有罪，这时法官就告诉被告，去和秘书处约个时间见上诉法官。
　　当法警叫我的名字时，我紧张起来。法官是一个留着大胡子的中年墨西哥裔男子，他问我：你认罪吗？我故作镇定地大声回答：ＮＯ！法官微笑着让我去秘书处。漂亮的秘书小姐很快就递给我一页纸，并用绿色墨水在上诉法官召见我的日期下划了着重符号，提醒我必须准时到庭，否则将按蔑视法庭论处。
　　两周后，我按时去法院。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不同的是，法官不再高高在上地坐在威严的法官席，而是在一個小房间里。在他身旁，有两位女书记员一丝不苟地做记录。
　　法官和蔼地让我解释自认为无罪的理由，我先讲了我停车的地方没有禁止停车的标志，然后讲了作为一个外国学生，我不得不一门课付１５００多美元（是美国学生的３倍）。我还告诉他，在得到罚款单的第二天，我就缴了停车费。法官听后高兴地说：“Ｖｅｒｙ ｇｏｏｄ！你可以走了。”
　　我兴奋万分又难以置信，这个我期待的结果，毕竟来得太快了！法官友好地拍拍我的肩膀，跟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的我握手说再见，并像老朋友一样叮嘱我保重。就这样，这个上诉过程不到３分钟就结束了。
　　
　　第二祸：停错车
　　
　　那是学期末的一个黄昏。在经过超级市场沃尔玛门前时，我临时停车放朋友下来，然后准备把车开到停车场的后面。但是当我正要倒车时，一个沃尔玛的保安冲到我面前，不由分说就给了一张罚款单：５００美元罚款。理由是我在残疾人的车位停车。
　　我气愤地告诉这位保安，我并没有正式在那里停车。他却不耐烦地一甩手，让我去和法官说。去就去！有了上次的上庭经验，我根本不怕见法官。于是，像上次一样例行公事地走过第一道法律程序，案子转到了上诉法官那里。
　　见上诉法官之前，我还特地去沃尔玛门前的停车场照了几张照片，心想那些照片可以帮我告诉上诉法官，我所停车的地方并没有专供残疾人停车的标志。谁知法官只淡淡地看了看照片，漠然地说：“靠近建筑物入口处的车位专供残疾人停车是惯例。”我辩解说：“我是外国人，不知道这个惯例。”法官立刻爽快地说：“那好吧，你就缴４０美元算了。”
　　一下被免去了４００多美元，高兴之余仍不满足，心想也许这４０美元都不必付。就继续争辩说：“我根本没打算在那里停车。事实上，在保安给我罚款单时，我正在倒车准备离开那里。”法官为难地说：“没办法。保护残疾人的法律非常严格，任何人违犯哪怕一小点，都必须接受处罚。４０美元是我所能给你的最大的优待。”
　　我不甘心地问，能否用做工来抵消４０美元罚款？法官见我接受了他的意见，高兴地说：“Ｏｆ ｃｏｕｒｓｅ！Ｏｆ ｃｏｕｒｓｅ！”他飞快地在判决书上写了点什么，就叫我去跟秘书联系。秘书小姐安排我次日就来秘书处上班，每小时５美元，工作时间８小时。
　　我的工作是给秘书处的１０多位工作人员打下手，虽然不用日晒雨淋，但是琐碎单调。如果让崇尚自由的美国人这样度过一天，那实在是甚具威慑力的惩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