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898年戊戌政变后，逃亡到日本的康有为、梁启超及其同党不断“恶毒攻击”慈禧太后一伙。慈禧恨得咬牙切齿，必欲除之而后快，但如何下手却是个大难题。有“智多星”之称的御史杨崇伊通过庆亲王奕劻密奏一本，慈禧读后眼前一亮，决定依计而行。
杨崇伊，字莘伯，江苏常熟人，光绪庚辰（1880年）进士，入翰林，任编修。早在政变前的9月18日，他就通过奕劻向慈禧密呈《大同学会蛊惑士心引用东人深恐贻祸宗社吁恳皇太后即日训政折》，声称康党搞的“大同学会，外奉广东叛民孙文为主，内奉康有为为主”（康党确实和孙中山合作在日本横滨开办了大同学校），要求慈禧周咨博访，密拿大同学会中人，分别惩办，以正人心。这些话打动了正因光绪帝谋开懋勤殿向她要权而十分恼火的慈禧。19日晚，她突然离开颐和园，返回大内，加强对光绪帝的监视约束，成为戊戌政变的前奏。
政变后杨崇伊以功臣自居，却未捞到实惠，心有不甘，这次的密折说：“窃康逆为孙文羽翼，孙文勾引东人（日本人）……康、梁避迹，必依孙文，此人不除，中华无安枕之日……亟应设法密图，幸而有机可乘，有人可用，请允臣等相机办理……臣所有折片，事关机要，吁恳皇太后密收，即军机大臣，亦勿宣示。”
所谓“有人可用”的人，就是他的师弟刘学询。
刘学询获慈禧批准密会孙中山
刘学询，字问刍，号耦耕，香山人，进士，二品顶戴即选道员，赏戴花翎，与孙中山为同乡密友。1895年，孙中山在广州建农学会，作为起义机关。刘学询入会，与闻起义计划。起义流产后，孙中山流亡海外。刘学询平安无事，但被绅士数十人联名呈控，称其中饱数百万元。谭钟麟初将其查办奏革，后受刘巨额贿赂，不予深究。
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为御史宋伯鲁草拟弹劾谭钟麟与刘学询狼狈为奸。清廷下令广东巡抚许振祎查处。许不敢得罪谭钟麟，仅覆奏要求“勒罚刘学询银一百万两”。刘学询逃到上海避风头，戊戌政变后，急欲报仇雪恨，遂自告奋勇，向杨崇伊提出愿前往日本捕杀康、梁，当然还借此洗脱罪名，免交罚款，开复官职。
慈禧准奏后，果然高度保密，除刘学询外，就只有慈禧、奕劻、杨崇伊知道内情。1898年11月16日，上谕称：“已革候选道刘学询，着赏给知府衔，已革内务府员外郎庆宽，着赏给员外郎衔……所有该二员呈请自备资斧，亲历外洋内地游历，考察商务等语。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察核办理。”刘学询所有处分，就此一笔勾销。11月22日上谕正式拍板：“知府衔道员刘学询，员外郎庆宽，着自备资斧，赴外洋内地游历，考察商务。”
出洋前，刘学询先往上海，向日本驻上海总领事代理小田切万寿之助咨询，有何办法可捕拿康有为。小田切告诉他，只要中日两国努力疏通相互了解、求敦睦交谊之道，康有为事件将自见分晓。奕劻听从刘学询的建议，经慈禧同意，密电召小田切赴北京共商大计。小田切3月14日收到密电，经外务省批准后，5月12日抵达北京。与此同时，日本人塞给康有为7000日元，打发他马上开路。康有为很不情愿地在3月22日由横滨乘“和泉丸”赴加拿大。
日本人此举，其实大大成全了康有为。他一到加拿大，就弄起了保皇会，从此风生水起，家财万贯。
5月21日，奕劻、杨崇伊、刘学询、小田切在庆王府密谈。奕劻说：清廷欲以密电与天皇通讯，敦睦交谊，交换意见，此事要严守机密，方能成功。总理衙门与驻东京的李盛铎公使，均不能让其知道此事。为促成此事，欲派刘学询、庆宽两名密使前往贵国。小田切反应积极。
第二天清早，杨崇伊到宫内谒见皇太后、皇帝，汇报会谈情况；下朝后又去见小田切，申明两宫非常希望能与天皇陛下时常通信。6月1日上谕说：“兹特简派二品衔道员刘学询、员外郎衔庆宽，亲赍国电一道，密码一册，前赴东京，面呈日本国大皇帝亲收。除交涉公事仍旧照章由两国政府商办，惟两君通问，即凭此册密码电传。”
于是刘、庆马上从自费考察商务一下子升格为外交特使了！
1899年7月8日，使团由上海乘坐日本“西京丸”邮船东行。14日抵达东京。26日觐见天皇时，刘、庆还分别被授予勋二等瑞宝章、勋三等旭日章。
企图借孙中山之手刺杀康有为
对刘学询而言，此行其实还有比觐见天皇更重要的秘密使命，那就是招降孙中山。
与刘、庆二人同行的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的日记说：“（7月）16日，访问住在帝国旅馆的刘学询、庆宽等，协议各事，12时归。午后，孙文来访。18日，访西乡内相，见中国公使李盛铎，畅谈至午后。孙文来访。”
“（7月）27日，访刘学询，一道拜会西乡内相。同夜，又伴孙文与刘密谈，至夜一点归。”
其后孙、刘又于8月28日、30日二次会面密谈。
1899年8月31日，刘学询一行离开东京，9月5日从长崎起航向上海进发。在上海停留多时，10月9日才回到北京复命。
1900年6月8日，孙中山终于乘法国轮船“烟迪斯号”离开横滨赴香港，同行的有日本浪人宫崎寅藏、清藤幸七郎、内田良平等（日本外务省档案记此三人“系受我国陆军参谋本部某将官之秘命，赴华南调查报道民情之向背”。早在1897年，宫崎已获得日本外务省秘密经费来华“考察”）。
内田良平的回忆录《中国革命》说：“我们（三浪人）一行搭乘的船刚一到达香港，便换乘了李鸿章派来的炮舰，沿珠江驶抵广东，当即被引进刘学询的宅邸。刘学询是李鸿章所宠信的商人。狡黠的李老爷派出这位刘学询和一位懂日语的海军军官来接待我们。他们首先是要确切了解孙中山的要求，然后再作处理。”
“宫崎简要地提出两点：‘一、对孙中山所定的罪名应予特赦，并保障他的生命安全。二、希给予贷款十万两。’刘说：‘贵方的意见将马上回禀总督。至于贷款十万两的事，学询可以办理，明天即可在香港面交五万两，其余部分容后送上。’”
从内田所说的“特赦”等语，完全可以肯定谈判的主题就是“招安”。谈判“顺利”，也就是说双方都接受了对方提出的条件。尽管内田只说了己方提出的条件，但对照在此前后的种种事实，已足可确定李鸿章方面提出的条件就是以康某的人头作“投名状”。
慈禧一石二鸟的梦落空
6月18日凌晨3时，也就是宫崎等离开广州的差不多同一时刻，孙中山继续乘“烟迪斯号”离香港，21日抵西贡，次日致电刘学询，内容不详。而宫崎等三人留香港数日后赴新加坡，6月29日抵达，往访时为康有为东道主兼大施主的南洋富商邱菽园，求见康有为，说是要劝其与孙中山合作。不料康有为收到密报，说三人为刺客。遂拒绝会晤，派门生汤睿赠送100元。宫崎愤怒拒收，并在1900年7月5日致康有为绝交信。信为警察所截，认为语含威胁。6日早晨，内田因与宫崎、清藤意见分歧，独自离开新加坡。当天下午，警察搜查了宫崎、清藤住所，发现银单27000元、现银250元、日本刀两把，认为可疑，即将二人拘捕。
同日，孙中山偕英、日人士离西贡，9日抵新加坡。经日本参谋本部通过外务省与英国交涉，7月11日，英国殖民当局以妨碍治安罪将宫崎、清藤驱逐出境5年。12日，二人与孙中山同乘日轮“佐渡丸”離开新加坡。新加坡总督瑞天咸随即亦宣布，5年内不许孙中山入境。
几个浪人与刘学询谈判的动因，国民党官方党史的解释是李鸿章要主动联合孙中山在广东搞独立。当然，即使三个浪人当时承诺缴纳“投名状”，也不等于他们真的打算言行一致。当事人的真实想法，今天已难以稽考了。
（《南方都市报》 2017.1.22）
杨崇伊，字莘伯，江苏常熟人，光绪庚辰（1880年）进士，入翰林，任编修。早在政变前的9月18日，他就通过奕劻向慈禧密呈《大同学会蛊惑士心引用东人深恐贻祸宗社吁恳皇太后即日训政折》，声称康党搞的“大同学会，外奉广东叛民孙文为主，内奉康有为为主”（康党确实和孙中山合作在日本横滨开办了大同学校），要求慈禧周咨博访，密拿大同学会中人，分别惩办，以正人心。这些话打动了正因光绪帝谋开懋勤殿向她要权而十分恼火的慈禧。19日晚，她突然离开颐和园，返回大内，加强对光绪帝的监视约束，成为戊戌政变的前奏。
政变后杨崇伊以功臣自居，却未捞到实惠，心有不甘，这次的密折说：“窃康逆为孙文羽翼，孙文勾引东人（日本人）……康、梁避迹，必依孙文，此人不除，中华无安枕之日……亟应设法密图，幸而有机可乘，有人可用，请允臣等相机办理……臣所有折片，事关机要，吁恳皇太后密收，即军机大臣，亦勿宣示。”
所谓“有人可用”的人，就是他的师弟刘学询。
刘学询获慈禧批准密会孙中山
刘学询，字问刍，号耦耕，香山人，进士，二品顶戴即选道员，赏戴花翎，与孙中山为同乡密友。1895年，孙中山在广州建农学会，作为起义机关。刘学询入会，与闻起义计划。起义流产后，孙中山流亡海外。刘学询平安无事，但被绅士数十人联名呈控，称其中饱数百万元。谭钟麟初将其查办奏革，后受刘巨额贿赂，不予深究。
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为御史宋伯鲁草拟弹劾谭钟麟与刘学询狼狈为奸。清廷下令广东巡抚许振祎查处。许不敢得罪谭钟麟，仅覆奏要求“勒罚刘学询银一百万两”。刘学询逃到上海避风头，戊戌政变后，急欲报仇雪恨，遂自告奋勇，向杨崇伊提出愿前往日本捕杀康、梁，当然还借此洗脱罪名，免交罚款，开复官职。
慈禧准奏后，果然高度保密，除刘学询外，就只有慈禧、奕劻、杨崇伊知道内情。1898年11月16日，上谕称：“已革候选道刘学询，着赏给知府衔，已革内务府员外郎庆宽，着赏给员外郎衔……所有该二员呈请自备资斧，亲历外洋内地游历，考察商务等语。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察核办理。”刘学询所有处分，就此一笔勾销。11月22日上谕正式拍板：“知府衔道员刘学询，员外郎庆宽，着自备资斧，赴外洋内地游历，考察商务。”
出洋前，刘学询先往上海，向日本驻上海总领事代理小田切万寿之助咨询，有何办法可捕拿康有为。小田切告诉他，只要中日两国努力疏通相互了解、求敦睦交谊之道，康有为事件将自见分晓。奕劻听从刘学询的建议，经慈禧同意，密电召小田切赴北京共商大计。小田切3月14日收到密电，经外务省批准后，5月12日抵达北京。与此同时，日本人塞给康有为7000日元，打发他马上开路。康有为很不情愿地在3月22日由横滨乘“和泉丸”赴加拿大。
日本人此举，其实大大成全了康有为。他一到加拿大，就弄起了保皇会，从此风生水起，家财万贯。
5月21日，奕劻、杨崇伊、刘学询、小田切在庆王府密谈。奕劻说：清廷欲以密电与天皇通讯，敦睦交谊，交换意见，此事要严守机密，方能成功。总理衙门与驻东京的李盛铎公使，均不能让其知道此事。为促成此事，欲派刘学询、庆宽两名密使前往贵国。小田切反应积极。
第二天清早，杨崇伊到宫内谒见皇太后、皇帝，汇报会谈情况；下朝后又去见小田切，申明两宫非常希望能与天皇陛下时常通信。6月1日上谕说：“兹特简派二品衔道员刘学询、员外郎衔庆宽，亲赍国电一道，密码一册，前赴东京，面呈日本国大皇帝亲收。除交涉公事仍旧照章由两国政府商办，惟两君通问，即凭此册密码电传。”
于是刘、庆马上从自费考察商务一下子升格为外交特使了！
1899年7月8日，使团由上海乘坐日本“西京丸”邮船东行。14日抵达东京。26日觐见天皇时，刘、庆还分别被授予勋二等瑞宝章、勋三等旭日章。
企图借孙中山之手刺杀康有为
对刘学询而言，此行其实还有比觐见天皇更重要的秘密使命，那就是招降孙中山。
与刘、庆二人同行的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的日记说：“（7月）16日，访问住在帝国旅馆的刘学询、庆宽等，协议各事，12时归。午后，孙文来访。18日，访西乡内相，见中国公使李盛铎，畅谈至午后。孙文来访。”
“（7月）27日，访刘学询，一道拜会西乡内相。同夜，又伴孙文与刘密谈，至夜一点归。”
其后孙、刘又于8月28日、30日二次会面密谈。
1899年8月31日，刘学询一行离开东京，9月5日从长崎起航向上海进发。在上海停留多时，10月9日才回到北京复命。
1900年6月8日，孙中山终于乘法国轮船“烟迪斯号”离开横滨赴香港，同行的有日本浪人宫崎寅藏、清藤幸七郎、内田良平等（日本外务省档案记此三人“系受我国陆军参谋本部某将官之秘命，赴华南调查报道民情之向背”。早在1897年，宫崎已获得日本外务省秘密经费来华“考察”）。
内田良平的回忆录《中国革命》说：“我们（三浪人）一行搭乘的船刚一到达香港，便换乘了李鸿章派来的炮舰，沿珠江驶抵广东，当即被引进刘学询的宅邸。刘学询是李鸿章所宠信的商人。狡黠的李老爷派出这位刘学询和一位懂日语的海军军官来接待我们。他们首先是要确切了解孙中山的要求，然后再作处理。”
“宫崎简要地提出两点：‘一、对孙中山所定的罪名应予特赦，并保障他的生命安全。二、希给予贷款十万两。’刘说：‘贵方的意见将马上回禀总督。至于贷款十万两的事，学询可以办理，明天即可在香港面交五万两，其余部分容后送上。’”
从内田所说的“特赦”等语，完全可以肯定谈判的主题就是“招安”。谈判“顺利”，也就是说双方都接受了对方提出的条件。尽管内田只说了己方提出的条件，但对照在此前后的种种事实，已足可确定李鸿章方面提出的条件就是以康某的人头作“投名状”。
慈禧一石二鸟的梦落空
6月18日凌晨3时，也就是宫崎等离开广州的差不多同一时刻，孙中山继续乘“烟迪斯号”离香港，21日抵西贡，次日致电刘学询，内容不详。而宫崎等三人留香港数日后赴新加坡，6月29日抵达，往访时为康有为东道主兼大施主的南洋富商邱菽园，求见康有为，说是要劝其与孙中山合作。不料康有为收到密报，说三人为刺客。遂拒绝会晤，派门生汤睿赠送100元。宫崎愤怒拒收，并在1900年7月5日致康有为绝交信。信为警察所截，认为语含威胁。6日早晨，内田因与宫崎、清藤意见分歧，独自离开新加坡。当天下午，警察搜查了宫崎、清藤住所，发现银单27000元、现银250元、日本刀两把，认为可疑，即将二人拘捕。
同日，孙中山偕英、日人士离西贡，9日抵新加坡。经日本参谋本部通过外务省与英国交涉，7月11日，英国殖民当局以妨碍治安罪将宫崎、清藤驱逐出境5年。12日，二人与孙中山同乘日轮“佐渡丸”離开新加坡。新加坡总督瑞天咸随即亦宣布，5年内不许孙中山入境。
几个浪人与刘学询谈判的动因，国民党官方党史的解释是李鸿章要主动联合孙中山在广东搞独立。当然，即使三个浪人当时承诺缴纳“投名状”，也不等于他们真的打算言行一致。当事人的真实想法，今天已难以稽考了。
（《南方都市报》 2017.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