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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有一个经常活跃在上海各个古玩铺或钱币店的人物,这个人进入店家不久停,看准了要的东西就买,买好了就走人,给大家一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感觉。他的种种神秘的行踪当时是十分引人注目的,这就是我所要写的李荫轩先生。虽然那时沪上的古玩、钱币店的老板都认得他,但大家都称他为“包先生”,有些人会叫他包申甫先生,事实上他并不姓包,包申甫只是他的化名,他的真名实姓是李荫轩。
为什么他不用李荫轩的真名呢?是因为李荫轩是李鸿章的侄孙,是李鸿章的五弟李凤章的孙子。李荫轩祖籍在安徽合肥,1911年生于上海,别号选青,家道殷富,自幼喜好文物古玩,通览中外历史,一生不求名利显达,专攻考古与收藏。他热爱文物,特别是青铜器和古钱币。他生活俭朴,为了收藏常常节衣缩食,近乎废寝忘食,从十几岁起就开始收藏古钱币。清高淡泊的他,一直不愿意别人将祖上李鸿章扯到他的头上,于是李荫轩在公开场合中用了包申甫这个名字。他一向不显山露水,十分低调,从不愿意抛头露面,所以他一直没有参加过在罗伯昭先生家中举行的中国泉币学社的各种例会活动。
祥和泉币社的常客
我在念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李荫轩就来我父亲的店里(祥和泉币社),应该说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就认识了李先生,他个子较高,皮肤白皙细嫩,身穿用料讲究、做工精致的深藏青或棕色长衫,至于现在某些人在文章上所说的李荫轩从来不穿长衫只穿西装那是误传。李荫轩一身书卷气,显得格外斯文俊秀,充分显示出他是一个彬彬有礼的谦谦君子。虽然我父亲早就知道他是李鸿章家族的后裔,但见面时仍称呼其为“包先生”,但我蒙在鼓里而不知底细,所以我当时就一直都叫他“包家伯伯”。李荫轩每次来店里,总是轻轻地敲门,带着点苏州口音(李先生早年曾在苏州生活过一段时间)与我父亲交谈,他们总是相谈甚欢。当时他抽一种古巴的上等雪茄烟,味道十分浓郁,有时候我在店堂的楼上闻到阵阵雪茄香气还会扔下功课,特地跑下来到他的身边,跟他说:“包家伯伯,您的雪茄真好闻,香极了!您可以再抽两口吗?让我闻闻。”他听了就笑笑,特地猛抽了两口朝我喷,让我过过瘾。至今他那种得体的衣着打扮,手捏雪茄抽烟的优雅姿态,还令我记忆犹新。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由于国内政治运动频繁,尤其经历了“三反五反”运动,大多数收藏家对于收藏文物的兴趣大为减弱,钱币界尤其如此。而李荫轩却兴致未减,依然常来我父亲的店中以及戴葆庭先生在江西中路开设的古玩店。听说李先生是做房地产生意的,在房租方面有很可观的收入,加之家底殷实,并未受到很大的影响。那时他每周几乎来我父亲店里一到两次。店里有一个专门抽屉,里面都是放着李先生所需的一些古钱、银锭、奖章。他每次在店里总要坐上两三个小时,和我父亲交谈钱币方面的研究心得,同时精心挑选他喜爱的和缺少的钱币,每次都是满载而归。
我记得李荫轩有段时间对先秦的刀币很感兴趣,买了很多刀币回家。有段时间,他对秦半两汉五铢以及对隋唐五代时期的各类钱币也非常感兴趣,后来他对宋代的铁钱也很喜爱,十分钻研。铁钱在中国钱币界有“黑老虎”之称,说明其研究和鉴别之难,很多收藏家都不太会在斑驳锈烂的铁钱上花费精力去研究和收藏,而李荫轩却不然,我曾几次看到他坐在我家的店堂里,津津有味地挑选各种铁钱,我父亲对此很是赞赏。总之,李荫轩对中国的历代古钱都十分用心,是难能可贵的。另外,李荫轩还收藏欧美各国的金银铜币、徽章。他收藏的中国历代钱币,再加上外国币章,总数达30,000枚之多。据说他从十几岁就开始收藏钱币了,最早是从著名收藏家邓秋枚处得到了他的珍藏品。他收藏的历代古钱币十分齐备。经我们从他一些公开披露的信息中,得知他藏有南宋的“大宋通宝当拾”大钱、“临安府行用铜牌”大小三枚,还有一枚唐代高昌国所铸的“高昌吉利”,背面铸有四角花纹钱,是存世孤品,李先生将其视为掌上明珠。李荫轩还亲手为这枚钱制作拓本,盖上他的“选青草堂藏泉”之章,还亲自写上“格斋手拓”四字,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初,他将这枚古钱的拓本交给家父,破例参加了泉币学社百次例会纪念特刊予以公开披露,但却以“吴县包申甫”之名参加的。
难以忘怀的两件事
李荫轩先生十分精打细算,虽然自己很富有,可是每次在与我父亲成交前,都会还些价,我父亲总会看在泉友的情谊上,给他一定的优惠,让他高兴。
我记得有两件事。第一件是有一枚秦代大半两银钱,这枚钱是1952年我父亲得于西安的于泉友处。当时这枚银钱出土的时候,还有几十枚秦代、汉代的半刀五铢钱,但是秦代的半两银钱仅此一枚。我父亲得到此钱后,视为瑰宝。他曾经先后给罗伯昭、孙鼎、沈子槎、赵权之等收藏家鉴赏过,他们都赞不绝口,纷纷要求转让,我父亲一概委婉拒绝。李荫轩看了,十分喜爱,一定要我父亲出让,我父亲未能同意。所以后来李荫轩常说:“你有好铜钿,勿卖,吊我胃口。”这句苏州话,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还有一件是我父亲从上海的一个俄国收藏家处得到了一批德国、俄国、英国、法国等国铸造的铜质银质纪念章,这些纪念章设计雕刻都十分精美,每枚都是一流的艺术品,共计有七十多枚。这一批纪念章大多先后让给了李伟先和李荫轩。我父亲仅仅保留了一枚1896年李鸿章作为朝廷特使出访德国时,由德国造币厂为他制作的纪念章,这枚纪念章制造精美绝伦,一面是德国首相俾斯麦的头像,另一面是李鸿章戴三眼花翎的头像,两位首相的头像雕铸得十分生动,中外首相头像同铸于一章,为前所未见,我父亲视它为“章中之绝”。李荫轩得知我父亲有此枚纪念章时,恳切要求我父亲给他看看,我父亲担心此章有李鸿章头像,他看到后会提出要求,但由于李先生多次要求,迫于情面,只能让他观赏。岂知他看了之后,正如我父亲所料,当即表示愿意高价购买,我父亲执意不肯。所以李荫轩后来常对我父亲抱怨说:“你有好东西勿肯卖给我。”
我记得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家父曾经从北京购回一个清代白色的鼻烟壶,壶内绘有李鸿章头戴三眼花翎身着朝服的墨色图像,这肖像栩栩如生,细致之极。我父亲给他看的那天,他拿在手里把玩了很久,若有所思。这次他对我父亲提出:“这个鼻烟壶我很想要。”但这次我父亲慷慨地提供给他。虽然当时大家都不讲明,但是我父亲却明白这个绘有李鸿章头像的鼻烟壶,对他是有重要纪念意义的。
我父亲的祥和泉币社自公私合营后,于1958年归并到淮海中路新龙古玩店,李荫轩就不大来我父亲店里了,这与当时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有关,可能他的房地产生意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几乎再也看不到他的身影了。听说1966年红卫兵上街“扫四旧”,李荫轩家和他本人都遭到了很大的灾难。
他终于打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电话
我和母亲于1999年11月被邀赴杭州参加了浙江省博物馆成立70周年的纪念活动,这次活动中我和上海博物馆前馆长马承源先生被安排在一起。就在这时我曾多次向马馆长问了关于李荫轩在“文革”中蒙难的情况。当时马馆长为我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情况。他告诉我说:“我从博物馆领导岗位退下来之后,也有心想写一本回忆录,介绍你父亲、李荫轩、罗伯昭等人的一些事情……”所以他非常详细地与我谈了以下这些内容:
关于李荫轩,他是这样说的:“我至今还记得我和李荫轩初见时的情景,李荫轩是住在乌鲁木齐南路、近衡山路的一幢法国式花园洋房里。我第一次与他见面时谈了一些文物研究的事,主要是青铜器的研究问题。后来我提出了希望他今后能常来博物馆看看,也提出希望我们能成为好朋友,当时我还送了几本出版的书给他。原来他都已经有了,有关青铜器的书,他都很齐备。他那天是穿一件旧的长衫见面的,他的穿着与他那豪华的住宅太不相称。我知道他有一些十分名贵的青铜器,他当时是秘不示人的,我也没有具体点名要看什么。”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上海徐汇区的那一带的高级花园洋房当然是挨家挨户抄家的,李荫轩的家自然也在其中。那天,一群红卫兵突然冲进了他的家里,一见有这么多稀奇古怪的古董,就连声喊着‘彻底砸烂四旧’、‘扫除一切牛鬼蛇神’、‘造反有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等口号。幸好这群革命小将不知道他们进入的这个家,是一个当时被贬为‘卖国贼’李鸿章家族的后代家里。否则,这个李鸿章的孝子贤孙不仅是要打倒的对象,还是要砸烂‘狗头’的!……”
“红卫兵看到这家摆满了封资修的东西,似乎发现了‘革命’对象,所以在他家任意乱砸乱摔,大搞破四旧的‘革命’行动。李荫轩是爱文物如同生命的人,看到这些不懂‘文化’的红卫兵在他的家里胡作非为,他心如刀割。在这种十万火急的情况下,李先生终于下决心,将家里的文物都捐献给我们,让博物馆来保管它们。他与妻子邱辉说他要打电话给我,让博物馆马上派人来把他所有家藏的文物快快搬去,不然这些东西就完了。当时他妻子听了,心里怕得不得了,怕红卫兵发现他打电话,加以阻拦。但李荫轩态度十分坚决,一定要打这个电话。过了一会,李荫轩镇定地对他妻子说:‘我已打好了!’就这样,在那个极端困难的中午,李荫轩为了保护他毕生所藏的那些价值连城的文物古玩,作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终于打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电话。”
“我接到李荫轩的电话后,知道事情已十分紧急,马上和上海博物馆的几个同事一起赶到李家。到了那里,只见房里一片狼藉,墙上涂了很多口号,贴了很多标语,而李先生夫妇当时表情木然,我感到他们十分凄凉。地上摊满青铜器,都是些流传有序的珍品,如铭文记载周成王时代平灭商纣王之子武庚叛乱的小臣单觯,记载周康王命明公领导伐东夷的战争的鲁侯尊等,共有一百多件,极其重要的也有几十件之多。由于我们博物馆无法接收在这种特殊情况下的捐赠,所以我们只能用代为保管的名义收下。我们一一清点后,造了一份代为保管的明细清单,交给了李荫轩夫妇。这批委托代管的东西中,除了青铜器,还有中国历代古钱币、外国纪念章、金表、图章、西洋古董等。李荫轩担心他收藏的一大批中外图书也恐受损,所以也做出了捐给博物馆决定。我们把这些东西一一搬运出去,共装满了两卡车,已经是第二天的凌晨了。当我们的卡车发动时,李荫轩将我们送到门口,还紧握着我的手,说:‘我的这些东西,今后要请你们多多费心了……’从此以后,我再没有见到李荫轩,我也不晓得他以后的情况怎么样了。”
“直到打倒‘四人帮’后,政府开始普遍落实政策,归还抄家物资。1979年的一天,李荫轩妻子邱辉女士突然来到博物馆找我,说李荫轩已于1972年因脑溢血病故,并对我说,‘我的丈夫李荫轩,一生喜欢收藏文物,生前亦曾希望把自己珍藏的文物献给博物馆。现在,我按丈夫生前的愿望,同时也是我个人的心愿,决定将这些当年被抄走的文物全部捐献给上海博物馆。’……”
笔者曾看到一份较详细的资料,李荫轩夫妇不仅向上海博物馆捐赠了大量珍贵的青铜器、古钱币、中外图书,还有许多金表、图章、勋章、外国古董等等,这些文物的价值难以估量!如果上海博物馆能为李荫轩、李伟先、孙鼎等对上海博物馆作过特殊贡献的收藏家,分别编印详尽的图册,文化传承,文献传薪,将是一举多得之善事。
最近,我去拜访了李荫轩的遗孀邱辉女士,邱女士现在居住在上海威海路重庆北路一幢公寓里,她今年已经90多岁了,卧病在床,我向邱女士问安,并表达了我对李荫轩的怀念,我与她交谈了一会儿,最后我向她询问了关于李荫轩早年化名为包申甫的缘由,邱女士说:“我丈夫为什么用包申甫这个名字,我也不清楚,我无从回答……”
事实上,我父亲生前经常和我谈起李荫轩先生,至今我还非常怀念这位“包家伯伯”。我一直想了解李荫轩用“包申甫”这个化名的由来,现在从他的妻子那里也无从解答,他的这个“名字”如同他本人一样神秘莫测,已经淹没在滚滚的历史长河中,使我永远无法解开这个谜团了。
(作者为马定祥之子、著名钱币收藏家)
责任编辑秦明章
为什么他不用李荫轩的真名呢?是因为李荫轩是李鸿章的侄孙,是李鸿章的五弟李凤章的孙子。李荫轩祖籍在安徽合肥,1911年生于上海,别号选青,家道殷富,自幼喜好文物古玩,通览中外历史,一生不求名利显达,专攻考古与收藏。他热爱文物,特别是青铜器和古钱币。他生活俭朴,为了收藏常常节衣缩食,近乎废寝忘食,从十几岁起就开始收藏古钱币。清高淡泊的他,一直不愿意别人将祖上李鸿章扯到他的头上,于是李荫轩在公开场合中用了包申甫这个名字。他一向不显山露水,十分低调,从不愿意抛头露面,所以他一直没有参加过在罗伯昭先生家中举行的中国泉币学社的各种例会活动。
祥和泉币社的常客
我在念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李荫轩就来我父亲的店里(祥和泉币社),应该说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就认识了李先生,他个子较高,皮肤白皙细嫩,身穿用料讲究、做工精致的深藏青或棕色长衫,至于现在某些人在文章上所说的李荫轩从来不穿长衫只穿西装那是误传。李荫轩一身书卷气,显得格外斯文俊秀,充分显示出他是一个彬彬有礼的谦谦君子。虽然我父亲早就知道他是李鸿章家族的后裔,但见面时仍称呼其为“包先生”,但我蒙在鼓里而不知底细,所以我当时就一直都叫他“包家伯伯”。李荫轩每次来店里,总是轻轻地敲门,带着点苏州口音(李先生早年曾在苏州生活过一段时间)与我父亲交谈,他们总是相谈甚欢。当时他抽一种古巴的上等雪茄烟,味道十分浓郁,有时候我在店堂的楼上闻到阵阵雪茄香气还会扔下功课,特地跑下来到他的身边,跟他说:“包家伯伯,您的雪茄真好闻,香极了!您可以再抽两口吗?让我闻闻。”他听了就笑笑,特地猛抽了两口朝我喷,让我过过瘾。至今他那种得体的衣着打扮,手捏雪茄抽烟的优雅姿态,还令我记忆犹新。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由于国内政治运动频繁,尤其经历了“三反五反”运动,大多数收藏家对于收藏文物的兴趣大为减弱,钱币界尤其如此。而李荫轩却兴致未减,依然常来我父亲的店中以及戴葆庭先生在江西中路开设的古玩店。听说李先生是做房地产生意的,在房租方面有很可观的收入,加之家底殷实,并未受到很大的影响。那时他每周几乎来我父亲店里一到两次。店里有一个专门抽屉,里面都是放着李先生所需的一些古钱、银锭、奖章。他每次在店里总要坐上两三个小时,和我父亲交谈钱币方面的研究心得,同时精心挑选他喜爱的和缺少的钱币,每次都是满载而归。
我记得李荫轩有段时间对先秦的刀币很感兴趣,买了很多刀币回家。有段时间,他对秦半两汉五铢以及对隋唐五代时期的各类钱币也非常感兴趣,后来他对宋代的铁钱也很喜爱,十分钻研。铁钱在中国钱币界有“黑老虎”之称,说明其研究和鉴别之难,很多收藏家都不太会在斑驳锈烂的铁钱上花费精力去研究和收藏,而李荫轩却不然,我曾几次看到他坐在我家的店堂里,津津有味地挑选各种铁钱,我父亲对此很是赞赏。总之,李荫轩对中国的历代古钱都十分用心,是难能可贵的。另外,李荫轩还收藏欧美各国的金银铜币、徽章。他收藏的中国历代钱币,再加上外国币章,总数达30,000枚之多。据说他从十几岁就开始收藏钱币了,最早是从著名收藏家邓秋枚处得到了他的珍藏品。他收藏的历代古钱币十分齐备。经我们从他一些公开披露的信息中,得知他藏有南宋的“大宋通宝当拾”大钱、“临安府行用铜牌”大小三枚,还有一枚唐代高昌国所铸的“高昌吉利”,背面铸有四角花纹钱,是存世孤品,李先生将其视为掌上明珠。李荫轩还亲手为这枚钱制作拓本,盖上他的“选青草堂藏泉”之章,还亲自写上“格斋手拓”四字,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初,他将这枚古钱的拓本交给家父,破例参加了泉币学社百次例会纪念特刊予以公开披露,但却以“吴县包申甫”之名参加的。
难以忘怀的两件事
李荫轩先生十分精打细算,虽然自己很富有,可是每次在与我父亲成交前,都会还些价,我父亲总会看在泉友的情谊上,给他一定的优惠,让他高兴。
我记得有两件事。第一件是有一枚秦代大半两银钱,这枚钱是1952年我父亲得于西安的于泉友处。当时这枚银钱出土的时候,还有几十枚秦代、汉代的半刀五铢钱,但是秦代的半两银钱仅此一枚。我父亲得到此钱后,视为瑰宝。他曾经先后给罗伯昭、孙鼎、沈子槎、赵权之等收藏家鉴赏过,他们都赞不绝口,纷纷要求转让,我父亲一概委婉拒绝。李荫轩看了,十分喜爱,一定要我父亲出让,我父亲未能同意。所以后来李荫轩常说:“你有好铜钿,勿卖,吊我胃口。”这句苏州话,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还有一件是我父亲从上海的一个俄国收藏家处得到了一批德国、俄国、英国、法国等国铸造的铜质银质纪念章,这些纪念章设计雕刻都十分精美,每枚都是一流的艺术品,共计有七十多枚。这一批纪念章大多先后让给了李伟先和李荫轩。我父亲仅仅保留了一枚1896年李鸿章作为朝廷特使出访德国时,由德国造币厂为他制作的纪念章,这枚纪念章制造精美绝伦,一面是德国首相俾斯麦的头像,另一面是李鸿章戴三眼花翎的头像,两位首相的头像雕铸得十分生动,中外首相头像同铸于一章,为前所未见,我父亲视它为“章中之绝”。李荫轩得知我父亲有此枚纪念章时,恳切要求我父亲给他看看,我父亲担心此章有李鸿章头像,他看到后会提出要求,但由于李先生多次要求,迫于情面,只能让他观赏。岂知他看了之后,正如我父亲所料,当即表示愿意高价购买,我父亲执意不肯。所以李荫轩后来常对我父亲抱怨说:“你有好东西勿肯卖给我。”
我记得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家父曾经从北京购回一个清代白色的鼻烟壶,壶内绘有李鸿章头戴三眼花翎身着朝服的墨色图像,这肖像栩栩如生,细致之极。我父亲给他看的那天,他拿在手里把玩了很久,若有所思。这次他对我父亲提出:“这个鼻烟壶我很想要。”但这次我父亲慷慨地提供给他。虽然当时大家都不讲明,但是我父亲却明白这个绘有李鸿章头像的鼻烟壶,对他是有重要纪念意义的。
我父亲的祥和泉币社自公私合营后,于1958年归并到淮海中路新龙古玩店,李荫轩就不大来我父亲店里了,这与当时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有关,可能他的房地产生意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几乎再也看不到他的身影了。听说1966年红卫兵上街“扫四旧”,李荫轩家和他本人都遭到了很大的灾难。
他终于打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电话
我和母亲于1999年11月被邀赴杭州参加了浙江省博物馆成立70周年的纪念活动,这次活动中我和上海博物馆前馆长马承源先生被安排在一起。就在这时我曾多次向马馆长问了关于李荫轩在“文革”中蒙难的情况。当时马馆长为我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情况。他告诉我说:“我从博物馆领导岗位退下来之后,也有心想写一本回忆录,介绍你父亲、李荫轩、罗伯昭等人的一些事情……”所以他非常详细地与我谈了以下这些内容:
关于李荫轩,他是这样说的:“我至今还记得我和李荫轩初见时的情景,李荫轩是住在乌鲁木齐南路、近衡山路的一幢法国式花园洋房里。我第一次与他见面时谈了一些文物研究的事,主要是青铜器的研究问题。后来我提出了希望他今后能常来博物馆看看,也提出希望我们能成为好朋友,当时我还送了几本出版的书给他。原来他都已经有了,有关青铜器的书,他都很齐备。他那天是穿一件旧的长衫见面的,他的穿着与他那豪华的住宅太不相称。我知道他有一些十分名贵的青铜器,他当时是秘不示人的,我也没有具体点名要看什么。”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上海徐汇区的那一带的高级花园洋房当然是挨家挨户抄家的,李荫轩的家自然也在其中。那天,一群红卫兵突然冲进了他的家里,一见有这么多稀奇古怪的古董,就连声喊着‘彻底砸烂四旧’、‘扫除一切牛鬼蛇神’、‘造反有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等口号。幸好这群革命小将不知道他们进入的这个家,是一个当时被贬为‘卖国贼’李鸿章家族的后代家里。否则,这个李鸿章的孝子贤孙不仅是要打倒的对象,还是要砸烂‘狗头’的!……”
“红卫兵看到这家摆满了封资修的东西,似乎发现了‘革命’对象,所以在他家任意乱砸乱摔,大搞破四旧的‘革命’行动。李荫轩是爱文物如同生命的人,看到这些不懂‘文化’的红卫兵在他的家里胡作非为,他心如刀割。在这种十万火急的情况下,李先生终于下决心,将家里的文物都捐献给我们,让博物馆来保管它们。他与妻子邱辉说他要打电话给我,让博物馆马上派人来把他所有家藏的文物快快搬去,不然这些东西就完了。当时他妻子听了,心里怕得不得了,怕红卫兵发现他打电话,加以阻拦。但李荫轩态度十分坚决,一定要打这个电话。过了一会,李荫轩镇定地对他妻子说:‘我已打好了!’就这样,在那个极端困难的中午,李荫轩为了保护他毕生所藏的那些价值连城的文物古玩,作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终于打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电话。”
“我接到李荫轩的电话后,知道事情已十分紧急,马上和上海博物馆的几个同事一起赶到李家。到了那里,只见房里一片狼藉,墙上涂了很多口号,贴了很多标语,而李先生夫妇当时表情木然,我感到他们十分凄凉。地上摊满青铜器,都是些流传有序的珍品,如铭文记载周成王时代平灭商纣王之子武庚叛乱的小臣单觯,记载周康王命明公领导伐东夷的战争的鲁侯尊等,共有一百多件,极其重要的也有几十件之多。由于我们博物馆无法接收在这种特殊情况下的捐赠,所以我们只能用代为保管的名义收下。我们一一清点后,造了一份代为保管的明细清单,交给了李荫轩夫妇。这批委托代管的东西中,除了青铜器,还有中国历代古钱币、外国纪念章、金表、图章、西洋古董等。李荫轩担心他收藏的一大批中外图书也恐受损,所以也做出了捐给博物馆决定。我们把这些东西一一搬运出去,共装满了两卡车,已经是第二天的凌晨了。当我们的卡车发动时,李荫轩将我们送到门口,还紧握着我的手,说:‘我的这些东西,今后要请你们多多费心了……’从此以后,我再没有见到李荫轩,我也不晓得他以后的情况怎么样了。”
“直到打倒‘四人帮’后,政府开始普遍落实政策,归还抄家物资。1979年的一天,李荫轩妻子邱辉女士突然来到博物馆找我,说李荫轩已于1972年因脑溢血病故,并对我说,‘我的丈夫李荫轩,一生喜欢收藏文物,生前亦曾希望把自己珍藏的文物献给博物馆。现在,我按丈夫生前的愿望,同时也是我个人的心愿,决定将这些当年被抄走的文物全部捐献给上海博物馆。’……”
笔者曾看到一份较详细的资料,李荫轩夫妇不仅向上海博物馆捐赠了大量珍贵的青铜器、古钱币、中外图书,还有许多金表、图章、勋章、外国古董等等,这些文物的价值难以估量!如果上海博物馆能为李荫轩、李伟先、孙鼎等对上海博物馆作过特殊贡献的收藏家,分别编印详尽的图册,文化传承,文献传薪,将是一举多得之善事。
最近,我去拜访了李荫轩的遗孀邱辉女士,邱女士现在居住在上海威海路重庆北路一幢公寓里,她今年已经90多岁了,卧病在床,我向邱女士问安,并表达了我对李荫轩的怀念,我与她交谈了一会儿,最后我向她询问了关于李荫轩早年化名为包申甫的缘由,邱女士说:“我丈夫为什么用包申甫这个名字,我也不清楚,我无从回答……”
事实上,我父亲生前经常和我谈起李荫轩先生,至今我还非常怀念这位“包家伯伯”。我一直想了解李荫轩用“包申甫”这个化名的由来,现在从他的妻子那里也无从解答,他的这个“名字”如同他本人一样神秘莫测,已经淹没在滚滚的历史长河中,使我永远无法解开这个谜团了。
(作者为马定祥之子、著名钱币收藏家)
责任编辑秦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