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嫁给他的那一天，哭得死去活来，好像生活从此一片黑暗。
　　她很漂亮，大眼睛、小嘴巴，皮肤白净光洁，身材苗条，长发如瀑，走起路来像一朵花儿在风中摇曳。他是村小学的老师，长得又胖又黑，还比她矮半个头。
　　那时，她已经有了心上人，是省城来的地质勘探员。勘探员在离村子不远的河边搭起帐篷，长得高大威猛，有着古铜色的肌肤。她和地质勘探员一见钟情，她给他纳鞋底，给他挑手掌上的刺，给他洗衣服。勘探员给她讲城里的新鲜事，把她带到树林深处吻她，用滚烫的声音对她说：“我爱你。”
　　地质勘探员回省城时，对她说一年后一定来娶她。可还没有过一年，她就被父母强迫嫁给他。这一年，是1970年。
　　婚后，她很痛苦。他是一个本分到近乎迂腐的男人，不会说甜言蜜语，只是不声不响地为她做这做那。他上山摘野果，到田里捉泥鳅，拿到城里卖钱，扯来花布给她做衣服。可她对他所做的一切没有感觉，在抱怨和无奈中，她生下三个孩子。对她来说，生活是一片毫无生机的泥沼，她深陷其中，无力自拨。
　　他很重视孩子的教育。孩子们懂事后，他带着他们去县城看电影，看的全是武侠片，他觉得这样可以激发孩子们的想象力。看完电影回家，天已经黑了。煤油灯下，孩子们一边吃饭，一边叽叽喳喳地给她讲电影里的故事，大女儿给她描述人物的穿着打扮，二女儿给她背有趣的台词，调皮的小儿子干脆拿起墙角的扁担，像电影里的侠客那样挥舞起来。他坐在一旁，当她有不明白的地方，赶紧讲解。这一刻，她觉得生活不再是毫无生机，而是开满鲜花。
　　1979年夏天，勘探员忽然找到了她，问她愿不愿意跟他一起去省城。她的心依然跳得像擂鼓一样，她回家胡乱收拾几件衣服，就冲出家门。汽车在公路上飞驰，她突然感觉到惶惶不安。她向车外望去，天色已经昏暗，到了为孩子和丈夫做晚饭的时间了。她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大声冲司机喊道：“我要下车。”司机停下车，她冲下去，往家的方向跑。
　　远远地，他站在村口，一脸焦急地张望。她迎上去，“我们回家吧。”他哽咽着，“我们回家。”那一夜，她偎在他的怀里，睡得很安稳。
　　1985年，他因为工作出色，调到附近的煤矿子弟学校当老师，一家人从村里搬到矿区。全家只靠他一人的工资生活，自然很艰辛。孩子们正在长身体，每天都喊饿。为了补贴家用，她给建筑工地挑水泥担沙子，赚钱贴补家用。因为营养跟不上，她几次昏倒在工地上。
　　看着妻子瘦弱的样子，他心里就痛。矿工每个月的工资比教师要多30元，为了让一家老小过得好些，他下井做了矿工。他下井挖矿的第二十天，矿井发生倒塌。他醒来的时候，躺在医院里，全家人都围在他的床边。他紧紧抓住她的手，泪水止不住从眼角流出，他说自己差点就永远见不到她了。她把他搂进怀里，像搂着失而复得的珍宝。她坚决不同意他再去挖矿，他听了她的话，重新回学校做老师。
　　光阴似箭，两个女儿相继考上大学。为了供两个孩子读大学，她白天操持家务，晚上做棉鞋卖。他总是陪在她旁边，给她讲《红楼梦》《三国演义》《封神榜》里的故事。她听得入神，不知不觉间一双棉鞋就做好了。
　　两个女儿终于读完大学，参加工作，每月都会给老两口寄一些生活费。小儿子虽然连高中都没考上，但也还争气，在矿区开了一家夜宵店，生意做得红红火火。
　　她渐渐变得啰嗦起来，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
　　她很想到全国各地走一走，可惜走不动了。但他自有办法，他买来地图，带着她在地图上旅游，从西安到兰州，经天水，过嘉峪关，直达梦中的敦煌；他还带着她凭吊赤壁，登岳阳楼。每次看到地图，她觉得自己变成了一只鸟，那些密密麻麻的地名，变成了花蕾，当他的手指指向它们时，它们就像花一样开放了。
　　她56岁生日，儿女们齐聚一堂为她贺寿，她喝了一些酒，脸上浮现出一抹红霞。调皮的二女儿向她打趣：“父亲跟你说过‘我爱你’吗？”她忽然想起，他从没有对她说过这三个字。
　　她要他说。他脸涨得通红，憋了半天，说道：“都老夫老妻了，说那肉麻话干吗啊？”她不依，一定要他说。他还是说不出口，摸着她的脸说：“你这张老脸，我咋就怎么也看不够呢？”“这个死老头。”她举起拳头狠狠地砸向他的胸膛，落下去的时候却很轻。
　　他从没向她说过“我爱你”，但他是这个世界上最爱她的人。后来，她经常在儿女面前感慨：“幸亏嫁给了你们的父亲。”
　　（编辑 高龙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