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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的图书市场,可以说是繁荣昌盛,琳琅满目。据有关资料统计,现在全国每年出版图书近20万种,60亿册。可是在30多年前是一片荒芜。那时我国人口约八亿,而图书市场就只八个“样板戏”。原因是那时正进行着一场“文化大革命”,在“破四旧”、“批封资修”等口号下,绝大部分图书被作为“毒草”铲除了。
这里我说一件真实的故事:当时还担任着国务院副总理的王震同志要买一部《辞海》,办公室的同志跑遍了整个北京城都没有买到。因为《辞海》早就被定为“大毒草”封存了。那怎么办呢?办公室的同志便写信到上海书店来问——他们想了解一下上海的书店是否能帮助解决?
那时是1973年,“文化大革命”已进行到第八个年头。我那时正从干校回到上海,被分派在书店邮购组。虽说是邮购组,事实上根本无书可购,无事可做。有外地读者写信来购书,回答是千遍一律的一句话:你要的书现在没有。正在这时,我见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王震同志办公室”寄来的信,内容是为王震同志买《辞海》,希望我们协助。
王震同志是我敬仰的国家领导人,是一位为国家作出了重大贡献的老将军。于是我想我能不能为他作一次服务——我看到我们的仓库里还有几部《辞海》,当然也已被停售封存了,但我知道如果要通过正常手续层层审批,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于是我就不通过任何人寄了一部过去,当然这样做是冒着一些风险的。
若干天后,我就收到了王震同志从北京寄来的一封亲笔信。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上海书店邮购组同志:
烦代购《辞海》收到了。非常谢谢你们。谨此,并致革命敬礼!
王震一九七三年八月廿一日
信是用毛笔书写的,字体十分有力而潇洒。此信至今我还珍藏着,它记录了当时的文化环境,以及王震同志的好学精神和对书店普通工作人员的尊重,也可算是“文化大革命”中一件难得的文物了。
(作者为原上海书店经理)
这里我说一件真实的故事:当时还担任着国务院副总理的王震同志要买一部《辞海》,办公室的同志跑遍了整个北京城都没有买到。因为《辞海》早就被定为“大毒草”封存了。那怎么办呢?办公室的同志便写信到上海书店来问——他们想了解一下上海的书店是否能帮助解决?
那时是1973年,“文化大革命”已进行到第八个年头。我那时正从干校回到上海,被分派在书店邮购组。虽说是邮购组,事实上根本无书可购,无事可做。有外地读者写信来购书,回答是千遍一律的一句话:你要的书现在没有。正在这时,我见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王震同志办公室”寄来的信,内容是为王震同志买《辞海》,希望我们协助。
王震同志是我敬仰的国家领导人,是一位为国家作出了重大贡献的老将军。于是我想我能不能为他作一次服务——我看到我们的仓库里还有几部《辞海》,当然也已被停售封存了,但我知道如果要通过正常手续层层审批,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于是我就不通过任何人寄了一部过去,当然这样做是冒着一些风险的。
若干天后,我就收到了王震同志从北京寄来的一封亲笔信。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上海书店邮购组同志:
烦代购《辞海》收到了。非常谢谢你们。谨此,并致革命敬礼!
王震一九七三年八月廿一日
信是用毛笔书写的,字体十分有力而潇洒。此信至今我还珍藏着,它记录了当时的文化环境,以及王震同志的好学精神和对书店普通工作人员的尊重,也可算是“文化大革命”中一件难得的文物了。
(作者为原上海书店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