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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主要探讨泰国对华外交中的防范手段及其特点，并对泰国对华外交中防范因素的产生原因以及如何消减这些防范因素，提出了一些粗浅的建议。
[关键词]现实主义，自由机制主义，社会建构主义，国家利益
[中图分类号]K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08)02—0058—05
在当前“中泰一家亲”的大气氛下，本文试图通过对中泰关系另一面的探讨，对此有更全面的认识，以便更好地发展两国关系。
一、防范手段分析
在无政府的国际社会里，每个国家对其他国家的外交都有防范因素存在，只不过针对不同的对象，防范的程度和方式有所不同而已。小国对大国的防范手段主要有以下三种：
第一种是现实主义的手段，建立在权力平衡理论的基础上。该理论认为，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决定了一切国家的安全只能依靠自助手段。鉴于小国有限的国防能力和狭小的防御纵深，为了保证自身的战略安全，将不得不同大国结盟。这在小国与大国临近，很容易成为大国扩张政策牺牲品的情况下尤其如此。
在中国不断批判美国的全球同盟体系是冷战产物的情况下，泰国却一直努力保持同美国的同盟关系。泰国还积极参与美国的双边和多边军事演习，最有名的就是“金色眼镜蛇”年度军事演习。而且“911”之后，在美国全球反恐的大势之下，泰国与美国的合作，尤其是军事安全领域的合作更加密切。泰国积极支持美国的反恐大计，并和美国一道发起了代号为“对抗虎”的反恐演习，还增加了双边情报和特殊行动的合作。正因为如此，美国把泰国列为其“非北约盟友国家”。
这种现实主义手段建立在小国关心自身安全脆弱性的假设之上，我们不要忽视了小国对大国的不信任感和对维护自身独立性的渴望。多数小国都在维护与大国一定程度同盟的同时，极力提高自身政策的可操作性，这就是所谓的“大国平衡战略”。如罗伯特·罗斯所言：“稳定但竞争的大国关系实际上提供了小国利用战略平衡工具形成非同盟政策的基础。小国利用它们能够自由选择同各大国合作领域的权力，利用其中的一个反对另外一个。特别是在每一个大国都追求地区影响力，并想努力维持它们之间影响力平衡的情况下。”
由于自身安全的脆弱性和经济发展空间的有限性，泰国不得不积极发展同区域内外所有大国更为紧密的关系，这就决定了泰国不可能完全依赖同某一大国的同盟来维持自身的政治经济安全。泰国需要维持与美国一定程度的同盟，也需要保持同中国非常密切的关系。因此，同其他东盟国家一样，泰国外交战略的目标一直是在坚持追求自身安全操作最大自主性的同时，反对任何一个大国在本地区的主导地位。也正因为如此，泰国不仅积极发展同中国和美国的友好关系，与日本、印度和俄罗斯等大国也有非常友好的关系。
第二种是自由机制主义方式，其理论基础是：尽管国际社会是无政府的，国家是自利的，但同时国家也是理性的。它们认为，民主化、经济的相互依赖和国际机制等因素会在很大程度上削弱国家进行制衡的动机。因此，这种方式强调小国应积极发展同大国更加紧密的相互依赖和加强国际社会的制度化，以此来防范大国对小国主权的侵犯和任何的恣意妄为。
泰国对发展与中国更为紧密的经济关系一直持积极态度，尤其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在金融危机后到2005年的短短几年内，泰国对华贸易翻了两番还多，泰国还成了中国的第五大投资对象国和第十五大投资来源国。中泰两国还于2001年签署了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双边的经济技术合作和其他领域合作也顺利发展并取得了良好成果。
泰国发展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当然有获取经济利益的考虑，我们从泰国比其他国家更加积极地与中国达成商业协议和发展贸易关系可以看出。但泰国积极发展与中国的经济关系，更有国家安全的考虑。泰国认为，中国自身的发展与繁荣，是依赖于本地区的，与中国发展更为紧密的经济联系，将有利于双方建立更为密切和更富成果的双边关系。因此，在中国和泰国经济关系的竞争性大于互补性的情况下，泰国积极发展同中国的经济联系当然应该有国家安全的考量。
包括泰国在内的东盟国家对于发展亚太地区的机制化一直持积极态度。二战以来，亚太地区一直是大国的竞技场，加上东亚两大国中日的长期互不信任，亚太地区的机制化水平一直很低，引起了作为小国集团的东盟的忧虑。冷战结束后，东盟一直在加快自身一体化的同时，致力于亚太地区，尤其是东亚的机制化水平，一方面是为了提高自身的地位，另一方面也为了约束大国的行为，维护自身安全。
东盟主要通过将均势战略制度化，即将制度的参与者纳入以规则为主的安全安排来抑制潜在霸权，其基础是东盟规范和东盟方式。东盟规范的主要目的是依赖政治手段，而不是军事手段去解决区域内的矛盾。这是多年来东盟组织内行之有效的进行决策和解决区域内矛盾的重要手段。其主要特点是相互尊重、协商一致。具体内容是二大决策原则：绝对平等、协商一致和10减X原则。东盟规范和东盟方式从制度上保证了成员国不分大小强弱在决策中的平等，体现了小国对主权的关切。包括泰国在内的东盟国家希望以东盟为主导的亚太，尤其是东亚地区的机制化能够在全球化的情况下保证主要是小国组成的东盟国家的主权和利益。
包括泰国在内的东盟通过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东盟 3、东盟与中国的对话机制、APEC和ARF等双边和多边机制和中国接触。另外辅之以非官方的第二轨道会议，包括亚太安全合作会议、处理南中国海潜在冲突的国际研讨会等增加同中国的交流。东盟还以《南中国海行为准则》以及邀请中国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等来约束中国的行为。东盟希望通过让中国参与东盟机制化的努力，使中国社会化入东盟方式，将包括协商共识和合作等作为中国实现战略目标的主要手段，并以此实现中国崛起后，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和危险的最小化。
第三种方式是社会建构主义方式。该方式认为，国际体系的结构是主体间的，而不是物质的，它是由内涵于国际制度的共有理解、预期和社会知识构成。从某种意义上说，结构也是一种文化，它以国家间的互动为支撑，并与国家互构，是动态或者说是进化意义的。国家在彼此的瓦动过程中，通过复杂地社会学习，形成新的集体认同。当新的集体认同形成的时候，国际体系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可以说，国际体系的变化取决于新的集体认同的产生，而新的集体认同又决定于国际社会主体之间的互动。
安全共同体和安全困境是两种不同的共有知识，他们的差异在于：安全困境主体间的相互期望，使行为体之间相互猜疑，并最终导致他们对于对方的动机和意图做出最坏的估计；而安全共同体的共有知识，使他们有着高度的相互信任，即使其间存在着相互冲突的利益也可通过和平途径解决。
区域内国家一般都希望与邻国有安全共同体 的共有知识。但相互信任的共有知识的构建并不是容易的事，这依赖于国家间长期的良性互动。国家作为施动者，相互间长期的良性互动能导致新文化结构的形成。既然“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那么“睦邻互信”也应该由国家造就。
机制化的合作也被建构主义者所重视，但结构主义者更为重视新的国际政治文化的形成，更侧重于国际行为体问全方位的良性互动以及相间友好观念的形成。因此，“必须同中国进行全方位接触，不仅是军事卜的，而且是外交、政治、经济、功能上的，以及社会文化交流的各个方面的”，这是泰国朝野各界的共识。
从中泰两国越战期间的战略合作开始，中泰两国的友好往来就一年比一年密切，早已形成从底层到高层，从中央到地方，从公共机构到民间集体，从个人到集体的人员来往的格局。泰国一直是东盟成员国中与中国交往层次最高，合作最密切，合作领域最广泛和往来最频繁的国家。
1999和2001年，中泰两国分别签署了《面向21世纪合作计划的联合声明》和《中泰联合公报》，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安全及国际事务等各方面对中泰两国在21世纪的全方位合作进行了规划。两国的合作更是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各层次友好往来也更加频繁。
在中泰两国频繁往来的基础上，泰国各界也积极营造“中泰一家亲”的气氛。从学者们关于“中泰拥有众多拥有共同血脉的血亲”，到前总理差猜·春哈旺的“中泰两国的友谊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关系的典范”，到刚下台的他信总理的“中泰两国人民有着天然的亲近感，热切期盼中泰关系有更大发展”，再到国王普密蓬的“中泰两国之所以有这样特殊的关系，其重要原因是中泰两国人民有相同或相似的传统习俗、生活方式和思想理念”。可以说，泰国上下营造的中泰友好的气氛浓重而热烈。
二、防范手段的特点
第一，泰国对中国的防范是合作中的防范，以合作为主的防范。当前中泰两国的接触和交往。就像朋友和亲戚一样密切，为两国关系发展和诸领域合作取得满意成果打下了坚实基础。泰国朝野各政党也都把发展与中国的友好合作作为既定政策。因此，泰国对于中国的防范是在与中国的合作中进行的，是合作中的防范。而且，从当前“中泰一家亲”的大气氛里，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合作中的防范是以合作为主的，防范因素几乎被掩盖。
但是必须明白，泰国对华外交中的防范因素也是泰国对华外交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国国情的巨大差异以及地理上的极度接近是对中国防范的根本原因。泰国对中国及本地区的心理底线是，利用多层平衡战略，维持本地区的和平和稳定，扩大东盟自身的实力，通过与外部大国的合作，接触与遏制中国，最大化其政治经济收益，而将政治及军事风险降至最低。
第二，防范手段的极其温和性。我们从泰国对华外交中的防范手段可以看出，泰国的对华防范主要依靠同中国的亲密接触，通过把中国纳入地区化规则，来“规范”中国的行为，防止可能的对泰国利益的侵犯。即使是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也是在维持与中国极其友好关系的基础上进行的。而且泰国也一直尽力不侵犯中国的利益和不激怒中国，并尽力在中美两国之间维持平衡。泰国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的政策反映出泰国渴望同时取悦中美两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中，曼谷允许美国军队使用泰国的空军基地和港口，但却拒绝支持美国入侵伊拉克。在敌对行动结束后，泰国派出了部队，却违背美国意愿。很快撤出了部队。
三、防范因素产生的原因
中外学者关于东盟其他国家对中国防范的探讨较多，除了学者所述原因外，以下几点也很重要：
第一，泰国作为小国对其安全的极端关注。毫无疑问，国家利益是任何国家外交的出发点。中国学者认为，国家利益就是一个国家的决策主体所认定的，由物质和精神两方面构成的生存与发展利益的总合。因此，国家的生存与发展利益是国家利益中最核心的部分。小国生存空间有限性所决定的安全脆弱性，注定了小国始终要把国家的生存利益作为国家利益中最核心的部分。
纵观泰国历史，泰国一直依靠与大国的双边同盟来确保自身的安全。有学者把这种战略称之为“与强者为伍”战略。然而，泰国对于战略伙伴的选择从来都不是事先决定的，而是随着环境的变化，在仁慈大国之间进行灵活选择，以减少自身的脆弱性，最大化自己的收益，避免依赖。在亚太地区大国，大国利益又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出于自身安全战略灵活性的考虑，泰国在发展与中国关系时必须有所保留。
第二，泰国认为，小国不能完全相信大国，而应该在大国之间保持影响力的平衡，并根据形势需要灵活调整政策，阻止这一区域任何一个大国对地区事务的主导地位。中国是泰国的邻国，更是对亚太，乃至整个世界具有重大影响的国家。泰国希望与中国保持亲密关系。但冷战期间美国在关键时刻不能信赖的历史和国家利益变换的事实，使得泰国在发展中泰关系时不能不有所保留。
第三，中国外交史上某些非理性因素，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前革命主义因素的影响。由于建国初期外交上缺乏经验，加上中国革命过程中所产生的无产阶级情感，当时的中国外交充满了革命主义的浪漫，欠缺了对国家利益的理性思考。这段时期，我国对第三世界，尤其是周边国家共产主义革命的强力支持，是我国与这些国家发展关系的极大障碍。即使在今天，我国提出“和平发展”方针后，仍然可以依稀看到泰国对中国创造的革命词句的畏惧。如新加坡学者黄朝翰所说：“中国形象欠佳的部分原因是国际冷战政治的歪曲，部分原因则在于东盟对中国本身所创造的革命词句的误解。”。
第四，中国的不够强大。国家之间，“没有永恒的敌人，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这句话是有一定道理的。任何国家外交政策和战略的制定都要考虑其政策或战略的成本与收益的对比。对于泰国这种小国来说，同中国的友好关系能够发展到何种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中国自身的发展能够给其带来多大的利益。
泰国在历史上的外交战略一直都在“与强者为伍”。因此，中国自身的强弱对于中泰关系的发展程度肯定会产生重大影响。中泰建交前泰国对于新中国的敌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美两国实力的对比。因为与美国的同盟不仅可以获得安全上的保障，而且可以获得许多经济上的利益，包括美国的经济援助和对泰国开放市场等，这是当时的中国所不能提供的。而中泰建交以后，特别是冷战后两国的亲密关系，则在一定程度上可归功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迅速攀升。有些西方学者甚至把中国和泰国1999年签订的《面向21世纪合作计划的联合声明》看作泰国施行向中国“顺风倒”战略的标志。认为这显示出“泰国对于中国‘和平崛起’战略关键原则的高度敏感和曼谷对中国作为潜在的亚洲大陆主导国家地位的承认”。
四、对于消减防范因素，顺利发展中泰关系的几点想法
泰国是我国重要的邻国，而且是东盟的主要国家。作为东盟成员国，泰国在加强中国和东盟的关系中具有他国不可替代的优势和独特作用。作为东盟与中国交往层次最高，合作最密切，合作领域最广泛和来往最频繁的国家之一，泰国最了解、熟悉和体谅中国的国情以及内政、外交等方面政策和处理中国国内和国际事务的立场和态度。因此，如何通过中泰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尽力消减泰国对华政策中不必要的防范因素，不仅对于中泰关系的发展，而且对于中国和东盟其他国家关系的发展都有巨大的借鉴意义。由于自身水平的有限，笔者只想提出自己不成熟的几点想法，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首先是要进一步加快自身的发展。如前所述，任何国家的外交都是紧密围绕国家利益的。因此，只有首先把自身发展问题解决好，才能增加自己外交的本钱，增加其他国家发展同中国友好关系的收益。包括泰国在内的东盟国家近年发展与中国良好关系的热情，除了中国“睦邻、安邻、富邻”和“以邻为善、以邻为伴”等外交原则和实践起了重要作用以外，中国政治经济，尤其是经济上的迅速崛起也居功至伟。两方学者甚至说，整个亚洲都承认中国是一个日益重要的政治主体和潜在的亚洲权力源。每一个政府都宁愿尽可能地避免同北京搞敌对。单从经济上来看，甚至所有东南亚国家都在执行向中国“顺风倒”的策略。由此可见，中国自身的发展状况将是中国和泰国关系，乃至中国和东南亚以至整个亚洲未来发展的最根本基础。
其次是要进一步加强外交研究，减少革命主义因素的影响，加强理性主义因素。建国初期革命主义因素对我国外交和国家利益的损害，至今仍然不能完全消除。即使近年来中国政府为了消除东盟国家的忧虑而费尽心机，但是，“许多东盟与中国双边关系中的消极经历确实减少了东盟国家对中国的和平主张的信任度。连续的历史记忆使得东盟国家……放弃了与他们交往几个世纪的强大邻国，他们对和中国现在的合作都抱有偏见”。因此，历史的教训我们必须时刻记起。
第三，妥善处理泰中关系的敏感问题，维护和促进泰中友好的大好局面。当前，日益崛起为世界大国的中国，对世界政治经济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作为中国的邻国，泰国当然希望维护与中国的友好关系，并从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中以及与中国的政治合作中获得利益。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对泰国作为小国和中国邻国发展与中国关系的顾虑有所考虑。在我们发展与泰国关系的时候，除了考虑扩大和深化现有的合作以及在对方发生困难时给予力所能及的照顾以外，还应该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在发展与泰国的合作时，一定要注意平等原则。第二，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中国有意或无意都会给邻国造成敏感的影响。我国的大国情绪、中原王朝观念必须被抛弃。绝对不能在发展中泰关系中给泰国造成不必要的压力。第三，对泰国作为小国，对于安全的合理关注和敏感给予适当的理解。
责任编辑 王公悫
[关键词]现实主义，自由机制主义，社会建构主义，国家利益
[中图分类号]K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08)02—0058—05
在当前“中泰一家亲”的大气氛下，本文试图通过对中泰关系另一面的探讨，对此有更全面的认识，以便更好地发展两国关系。
一、防范手段分析
在无政府的国际社会里，每个国家对其他国家的外交都有防范因素存在，只不过针对不同的对象，防范的程度和方式有所不同而已。小国对大国的防范手段主要有以下三种：
第一种是现实主义的手段，建立在权力平衡理论的基础上。该理论认为，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决定了一切国家的安全只能依靠自助手段。鉴于小国有限的国防能力和狭小的防御纵深，为了保证自身的战略安全，将不得不同大国结盟。这在小国与大国临近，很容易成为大国扩张政策牺牲品的情况下尤其如此。
在中国不断批判美国的全球同盟体系是冷战产物的情况下，泰国却一直努力保持同美国的同盟关系。泰国还积极参与美国的双边和多边军事演习，最有名的就是“金色眼镜蛇”年度军事演习。而且“911”之后，在美国全球反恐的大势之下，泰国与美国的合作，尤其是军事安全领域的合作更加密切。泰国积极支持美国的反恐大计，并和美国一道发起了代号为“对抗虎”的反恐演习，还增加了双边情报和特殊行动的合作。正因为如此，美国把泰国列为其“非北约盟友国家”。
这种现实主义手段建立在小国关心自身安全脆弱性的假设之上，我们不要忽视了小国对大国的不信任感和对维护自身独立性的渴望。多数小国都在维护与大国一定程度同盟的同时，极力提高自身政策的可操作性，这就是所谓的“大国平衡战略”。如罗伯特·罗斯所言：“稳定但竞争的大国关系实际上提供了小国利用战略平衡工具形成非同盟政策的基础。小国利用它们能够自由选择同各大国合作领域的权力，利用其中的一个反对另外一个。特别是在每一个大国都追求地区影响力，并想努力维持它们之间影响力平衡的情况下。”
由于自身安全的脆弱性和经济发展空间的有限性，泰国不得不积极发展同区域内外所有大国更为紧密的关系，这就决定了泰国不可能完全依赖同某一大国的同盟来维持自身的政治经济安全。泰国需要维持与美国一定程度的同盟，也需要保持同中国非常密切的关系。因此，同其他东盟国家一样，泰国外交战略的目标一直是在坚持追求自身安全操作最大自主性的同时，反对任何一个大国在本地区的主导地位。也正因为如此，泰国不仅积极发展同中国和美国的友好关系，与日本、印度和俄罗斯等大国也有非常友好的关系。
第二种是自由机制主义方式，其理论基础是：尽管国际社会是无政府的，国家是自利的，但同时国家也是理性的。它们认为，民主化、经济的相互依赖和国际机制等因素会在很大程度上削弱国家进行制衡的动机。因此，这种方式强调小国应积极发展同大国更加紧密的相互依赖和加强国际社会的制度化，以此来防范大国对小国主权的侵犯和任何的恣意妄为。
泰国对发展与中国更为紧密的经济关系一直持积极态度，尤其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在金融危机后到2005年的短短几年内，泰国对华贸易翻了两番还多，泰国还成了中国的第五大投资对象国和第十五大投资来源国。中泰两国还于2001年签署了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双边的经济技术合作和其他领域合作也顺利发展并取得了良好成果。
泰国发展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当然有获取经济利益的考虑，我们从泰国比其他国家更加积极地与中国达成商业协议和发展贸易关系可以看出。但泰国积极发展与中国的经济关系，更有国家安全的考虑。泰国认为，中国自身的发展与繁荣，是依赖于本地区的，与中国发展更为紧密的经济联系，将有利于双方建立更为密切和更富成果的双边关系。因此，在中国和泰国经济关系的竞争性大于互补性的情况下，泰国积极发展同中国的经济联系当然应该有国家安全的考量。
包括泰国在内的东盟国家对于发展亚太地区的机制化一直持积极态度。二战以来，亚太地区一直是大国的竞技场，加上东亚两大国中日的长期互不信任，亚太地区的机制化水平一直很低，引起了作为小国集团的东盟的忧虑。冷战结束后，东盟一直在加快自身一体化的同时，致力于亚太地区，尤其是东亚的机制化水平，一方面是为了提高自身的地位，另一方面也为了约束大国的行为，维护自身安全。
东盟主要通过将均势战略制度化，即将制度的参与者纳入以规则为主的安全安排来抑制潜在霸权，其基础是东盟规范和东盟方式。东盟规范的主要目的是依赖政治手段，而不是军事手段去解决区域内的矛盾。这是多年来东盟组织内行之有效的进行决策和解决区域内矛盾的重要手段。其主要特点是相互尊重、协商一致。具体内容是二大决策原则：绝对平等、协商一致和10减X原则。东盟规范和东盟方式从制度上保证了成员国不分大小强弱在决策中的平等，体现了小国对主权的关切。包括泰国在内的东盟国家希望以东盟为主导的亚太，尤其是东亚地区的机制化能够在全球化的情况下保证主要是小国组成的东盟国家的主权和利益。
包括泰国在内的东盟通过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东盟 3、东盟与中国的对话机制、APEC和ARF等双边和多边机制和中国接触。另外辅之以非官方的第二轨道会议，包括亚太安全合作会议、处理南中国海潜在冲突的国际研讨会等增加同中国的交流。东盟还以《南中国海行为准则》以及邀请中国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等来约束中国的行为。东盟希望通过让中国参与东盟机制化的努力，使中国社会化入东盟方式，将包括协商共识和合作等作为中国实现战略目标的主要手段，并以此实现中国崛起后，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和危险的最小化。
第三种方式是社会建构主义方式。该方式认为，国际体系的结构是主体间的，而不是物质的，它是由内涵于国际制度的共有理解、预期和社会知识构成。从某种意义上说，结构也是一种文化，它以国家间的互动为支撑，并与国家互构，是动态或者说是进化意义的。国家在彼此的瓦动过程中，通过复杂地社会学习，形成新的集体认同。当新的集体认同形成的时候，国际体系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可以说，国际体系的变化取决于新的集体认同的产生，而新的集体认同又决定于国际社会主体之间的互动。
安全共同体和安全困境是两种不同的共有知识，他们的差异在于：安全困境主体间的相互期望，使行为体之间相互猜疑，并最终导致他们对于对方的动机和意图做出最坏的估计；而安全共同体的共有知识，使他们有着高度的相互信任，即使其间存在着相互冲突的利益也可通过和平途径解决。
区域内国家一般都希望与邻国有安全共同体 的共有知识。但相互信任的共有知识的构建并不是容易的事，这依赖于国家间长期的良性互动。国家作为施动者，相互间长期的良性互动能导致新文化结构的形成。既然“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那么“睦邻互信”也应该由国家造就。
机制化的合作也被建构主义者所重视，但结构主义者更为重视新的国际政治文化的形成，更侧重于国际行为体问全方位的良性互动以及相间友好观念的形成。因此，“必须同中国进行全方位接触，不仅是军事卜的，而且是外交、政治、经济、功能上的，以及社会文化交流的各个方面的”，这是泰国朝野各界的共识。
从中泰两国越战期间的战略合作开始，中泰两国的友好往来就一年比一年密切，早已形成从底层到高层，从中央到地方，从公共机构到民间集体，从个人到集体的人员来往的格局。泰国一直是东盟成员国中与中国交往层次最高，合作最密切，合作领域最广泛和往来最频繁的国家。
1999和2001年，中泰两国分别签署了《面向21世纪合作计划的联合声明》和《中泰联合公报》，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安全及国际事务等各方面对中泰两国在21世纪的全方位合作进行了规划。两国的合作更是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各层次友好往来也更加频繁。
在中泰两国频繁往来的基础上，泰国各界也积极营造“中泰一家亲”的气氛。从学者们关于“中泰拥有众多拥有共同血脉的血亲”，到前总理差猜·春哈旺的“中泰两国的友谊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关系的典范”，到刚下台的他信总理的“中泰两国人民有着天然的亲近感，热切期盼中泰关系有更大发展”，再到国王普密蓬的“中泰两国之所以有这样特殊的关系，其重要原因是中泰两国人民有相同或相似的传统习俗、生活方式和思想理念”。可以说，泰国上下营造的中泰友好的气氛浓重而热烈。
二、防范手段的特点
第一，泰国对中国的防范是合作中的防范，以合作为主的防范。当前中泰两国的接触和交往。就像朋友和亲戚一样密切，为两国关系发展和诸领域合作取得满意成果打下了坚实基础。泰国朝野各政党也都把发展与中国的友好合作作为既定政策。因此，泰国对于中国的防范是在与中国的合作中进行的，是合作中的防范。而且，从当前“中泰一家亲”的大气氛里，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合作中的防范是以合作为主的，防范因素几乎被掩盖。
但是必须明白，泰国对华外交中的防范因素也是泰国对华外交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国国情的巨大差异以及地理上的极度接近是对中国防范的根本原因。泰国对中国及本地区的心理底线是，利用多层平衡战略，维持本地区的和平和稳定，扩大东盟自身的实力，通过与外部大国的合作，接触与遏制中国，最大化其政治经济收益，而将政治及军事风险降至最低。
第二，防范手段的极其温和性。我们从泰国对华外交中的防范手段可以看出，泰国的对华防范主要依靠同中国的亲密接触，通过把中国纳入地区化规则，来“规范”中国的行为，防止可能的对泰国利益的侵犯。即使是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也是在维持与中国极其友好关系的基础上进行的。而且泰国也一直尽力不侵犯中国的利益和不激怒中国，并尽力在中美两国之间维持平衡。泰国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的政策反映出泰国渴望同时取悦中美两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中，曼谷允许美国军队使用泰国的空军基地和港口，但却拒绝支持美国入侵伊拉克。在敌对行动结束后，泰国派出了部队，却违背美国意愿。很快撤出了部队。
三、防范因素产生的原因
中外学者关于东盟其他国家对中国防范的探讨较多，除了学者所述原因外，以下几点也很重要：
第一，泰国作为小国对其安全的极端关注。毫无疑问，国家利益是任何国家外交的出发点。中国学者认为，国家利益就是一个国家的决策主体所认定的，由物质和精神两方面构成的生存与发展利益的总合。因此，国家的生存与发展利益是国家利益中最核心的部分。小国生存空间有限性所决定的安全脆弱性，注定了小国始终要把国家的生存利益作为国家利益中最核心的部分。
纵观泰国历史，泰国一直依靠与大国的双边同盟来确保自身的安全。有学者把这种战略称之为“与强者为伍”战略。然而，泰国对于战略伙伴的选择从来都不是事先决定的，而是随着环境的变化，在仁慈大国之间进行灵活选择，以减少自身的脆弱性，最大化自己的收益，避免依赖。在亚太地区大国，大国利益又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出于自身安全战略灵活性的考虑，泰国在发展与中国关系时必须有所保留。
第二，泰国认为，小国不能完全相信大国，而应该在大国之间保持影响力的平衡，并根据形势需要灵活调整政策，阻止这一区域任何一个大国对地区事务的主导地位。中国是泰国的邻国，更是对亚太，乃至整个世界具有重大影响的国家。泰国希望与中国保持亲密关系。但冷战期间美国在关键时刻不能信赖的历史和国家利益变换的事实，使得泰国在发展中泰关系时不能不有所保留。
第三，中国外交史上某些非理性因素，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前革命主义因素的影响。由于建国初期外交上缺乏经验，加上中国革命过程中所产生的无产阶级情感，当时的中国外交充满了革命主义的浪漫，欠缺了对国家利益的理性思考。这段时期，我国对第三世界，尤其是周边国家共产主义革命的强力支持，是我国与这些国家发展关系的极大障碍。即使在今天，我国提出“和平发展”方针后，仍然可以依稀看到泰国对中国创造的革命词句的畏惧。如新加坡学者黄朝翰所说：“中国形象欠佳的部分原因是国际冷战政治的歪曲，部分原因则在于东盟对中国本身所创造的革命词句的误解。”。
第四，中国的不够强大。国家之间，“没有永恒的敌人，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这句话是有一定道理的。任何国家外交政策和战略的制定都要考虑其政策或战略的成本与收益的对比。对于泰国这种小国来说，同中国的友好关系能够发展到何种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中国自身的发展能够给其带来多大的利益。
泰国在历史上的外交战略一直都在“与强者为伍”。因此，中国自身的强弱对于中泰关系的发展程度肯定会产生重大影响。中泰建交前泰国对于新中国的敌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美两国实力的对比。因为与美国的同盟不仅可以获得安全上的保障，而且可以获得许多经济上的利益，包括美国的经济援助和对泰国开放市场等，这是当时的中国所不能提供的。而中泰建交以后，特别是冷战后两国的亲密关系，则在一定程度上可归功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迅速攀升。有些西方学者甚至把中国和泰国1999年签订的《面向21世纪合作计划的联合声明》看作泰国施行向中国“顺风倒”战略的标志。认为这显示出“泰国对于中国‘和平崛起’战略关键原则的高度敏感和曼谷对中国作为潜在的亚洲大陆主导国家地位的承认”。
四、对于消减防范因素，顺利发展中泰关系的几点想法
泰国是我国重要的邻国，而且是东盟的主要国家。作为东盟成员国，泰国在加强中国和东盟的关系中具有他国不可替代的优势和独特作用。作为东盟与中国交往层次最高，合作最密切，合作领域最广泛和来往最频繁的国家之一，泰国最了解、熟悉和体谅中国的国情以及内政、外交等方面政策和处理中国国内和国际事务的立场和态度。因此，如何通过中泰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尽力消减泰国对华政策中不必要的防范因素，不仅对于中泰关系的发展，而且对于中国和东盟其他国家关系的发展都有巨大的借鉴意义。由于自身水平的有限，笔者只想提出自己不成熟的几点想法，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首先是要进一步加快自身的发展。如前所述，任何国家的外交都是紧密围绕国家利益的。因此，只有首先把自身发展问题解决好，才能增加自己外交的本钱，增加其他国家发展同中国友好关系的收益。包括泰国在内的东盟国家近年发展与中国良好关系的热情，除了中国“睦邻、安邻、富邻”和“以邻为善、以邻为伴”等外交原则和实践起了重要作用以外，中国政治经济，尤其是经济上的迅速崛起也居功至伟。两方学者甚至说，整个亚洲都承认中国是一个日益重要的政治主体和潜在的亚洲权力源。每一个政府都宁愿尽可能地避免同北京搞敌对。单从经济上来看，甚至所有东南亚国家都在执行向中国“顺风倒”的策略。由此可见，中国自身的发展状况将是中国和泰国关系，乃至中国和东南亚以至整个亚洲未来发展的最根本基础。
其次是要进一步加强外交研究，减少革命主义因素的影响，加强理性主义因素。建国初期革命主义因素对我国外交和国家利益的损害，至今仍然不能完全消除。即使近年来中国政府为了消除东盟国家的忧虑而费尽心机，但是，“许多东盟与中国双边关系中的消极经历确实减少了东盟国家对中国的和平主张的信任度。连续的历史记忆使得东盟国家……放弃了与他们交往几个世纪的强大邻国，他们对和中国现在的合作都抱有偏见”。因此，历史的教训我们必须时刻记起。
第三，妥善处理泰中关系的敏感问题，维护和促进泰中友好的大好局面。当前，日益崛起为世界大国的中国，对世界政治经济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作为中国的邻国，泰国当然希望维护与中国的友好关系，并从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中以及与中国的政治合作中获得利益。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对泰国作为小国和中国邻国发展与中国关系的顾虑有所考虑。在我们发展与泰国关系的时候，除了考虑扩大和深化现有的合作以及在对方发生困难时给予力所能及的照顾以外，还应该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在发展与泰国的合作时，一定要注意平等原则。第二，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中国有意或无意都会给邻国造成敏感的影响。我国的大国情绪、中原王朝观念必须被抛弃。绝对不能在发展中泰关系中给泰国造成不必要的压力。第三，对泰国作为小国，对于安全的合理关注和敏感给予适当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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