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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国以来的《淮南子》研究已逾百年。传统之学的文本校注、引入现代学术规范的义理阐释以及常研常新的《淮南子》与先秦文献关系探寻，成果丰硕。但研究仍需进一步推进：系统而深入地校注文本，避免研究的粗浅化；有据而适度地阐释义理，避免研究的庸俗化；开展整体性研究，避免研究的碎片化；注重创新性研究，避免研究的同质化。
关键词：民国以来；《淮南子》研究；反思
中图分类号：B2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6721101（2017）03000708
Abstract： The research of Huainanzi has undergone more than a century since the Republic of China with fruitful achievements such as the traditional text annotation， the modern academic norms of the interpretation and the everlasting explor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ainanzi and the pre-Qin literature. But further research is still needed： to annotate the text systematically and extensively， interpret the argumentation appropriately， carry out overall study， and focus on innovative research， avoiding superficial， vulgar and fragmented study and homogeneity of research.
Key words：Since the Republic of China； Study of Huannanzi； Reflect
《淮南子》，西汉淮南王刘安召集宾客集体编撰的一部著作，自名《鸿烈》。而后刘向校书， 定名《淮南》。自《隋书·经籍志》后，正史始称之为《淮南子》。自该书问世至明代，除流传下来的东汉许慎、高诱两注外，罕有学者专门研究，所见仅为只言片语的评论。随着清代朴学大兴，《淮南子》的校勘、笺释，成就斐然。民国时期，《淮南子》研究承晚清余绪并有所拓展，代表性著作有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刘家立《淮南集证》、吴承仕《淮南旧注校理》、杨树达《淮南子证闻》和胡适《淮南王书》等。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淮南子》研究从注重文本校注转为注重义理阐释，研究领域涉及哲学、政治、美学、科技、军事等方面。有研究者统计，在1912年至2010年的近百年中，有关《淮南子》研究的各类论文约有六百二十余篇，其中1950年以前仅二十二篇，1950年至1979年约有五十五篇，80年代以后就约有五百四十余篇[1]。为了进一步推动《淮南子》研究，应当对百年来《淮南子》研究开展学术史梳理，并提出前瞻性的研究建议。本文拟从文本校注、义理阐释和《淮南子》与先秦文献关系探寻等方面对民国以来《淮南子》研究进行回顾、反思与展望。
一、《淮南子》的文本校注
清代學者庄逵吉以钱坫校订的《道藏》本为底本，校勘《淮南子》，为后世提供了有较大影响的文本。庄本问世后，“而诵习本书者认为唯一之善本，盖百余年。”[2]王念孙参校前代典籍及各家说，校订《淮南子》文字、文义，所撰《读淮南子杂志》二十二卷，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民国时期，学者承晚清重考据之学术传统，对《淮南子》文本校注用功至深，成果最著。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 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以庄逵吉校本为底本，广泛吸收清代以来诸家《淮南子》校释成果，并征引《文选》注以及《太平御览》等著作中相关内容，内证外引，博采众长，取舍精当，使《淮南子》有了一个更好的读本，影响深远。刘家立《淮南集证》 刘家立：《淮南集证》（全十册），中华书局1924 年版。着重对《淮南子》文本进行考订和校勘，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吴承仕《淮南旧注校理》《淮南旧注校理》包括《淮南旧注校理》三卷、《校理之余》一卷，初刊于1924年。前三卷以庄逵吉刊本为批评对象，称其“妄有删易，未足保信”，并“校其长短，理其淆乱”，共得近四百条。《校理之余》一卷则依据蜀刊《道藏辑要》本，得六十余条，印证和补充前三卷。勘正《淮南子》旧注文字，并对庄逵吉刊本认真校勘、清理，多有精到之处。杨树达《淮南子证闻》 据作者自序，该书成于 1936 年冬，1953 年中国科学院印行。以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为底本，从声训、文法、修辞出发，引证先秦两汉的古籍，参考近代王念孙等诸家说，推陈出新。于省吾《淮南子新证》、胡怀琛《淮南子集解补正》等，也都是《淮南子》文献考据的重要成果。
清代及民国学者的文献整理，为建国后《淮南子》的文本校注奠定了坚实基础。1949年以后，张双棣《淮南子校释》、何宁《淮南子集释》、陈广忠《淮南子斠诠》这三部著作对《淮南子》进行了全面的校注。张双棣《淮南子校释》 张双棣：《淮南子校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以正统《道藏》本为底本，详细校勘，是一部较好注本。何宁《淮南子集释》 何宁：《淮南子集释》，中华书局1998年版。以光绪二年浙江书局刻庄逵吉校刊本为底本，校以多种刻本、类书，参考清代各家注释，时有己见，有较大参考价值。陈广忠《淮南子斠诠》陈广忠：《淮南子斠诠》，黄山书社 2008 年版。以上海涵芬楼景印刘泖生影写北宋本为底本，对校明《道藏》本、清《道藏辑要》本，参校明刘绩《补注》本、清庄逵吉本等，注、译并重，是《淮南子》文本校注的重要研究成果。三部著作虽然采用的底本不同，但都充分吸收了前人的优秀成果，并加以自己的研习心得，为研究者提供了很好的读本。此外，马宗霍的《淮南旧注参正》马宗霍：《淮南旧注参正》，齐鲁书社，1984年版。对《淮南子》旧注补充、修正达八百一十五条。除专著外，对《淮南子》文本校注的学术论文也不断刊发。蒋礼鸿《〈淮南鸿烈·原道〉补疏》蒋礼鸿：《〈淮南鸿烈·原道〉补疏》，《文献》1988年第2期。、何宁《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举正》《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4辑。、王利器《日本古写本<淮南鸿烈兵略间诂>第二十校证》《古籍整理与研究》第5期，中华书局1990年版。等文，对深入研究《淮南子》文本大有裨益。 在《淮南子》论著、论文相继发表的同时，民国时期部分旧著也得以整理再版。俞樾《淮南子平议》在《诸子平议》内，由中华书局1954年根据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重印。吴承仕《淮南旧注校理》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收入“吴检斋遗书”重印。杨树达《淮南子证闻》收入《杨树达文集》（之十一），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版。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由中华书局1989年收入“新编诸子集成”再版 ，安徽大学出版社和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联合出版的《刘文典全集》也收入该书，并增补了刘氏后来的若干条批注。明代傅山评注的《傅山〈荀子〉〈淮南子〉评注》由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出版。所有这些再版论著，为研究者打开了方便之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国学热”的逐步升温，为满足大众阅读经典古籍的需求，古籍今注今译不断涌现。
《淮南子》今注今译本主要有陈广忠《淮南子译注》 陈广忠：《淮南子译注》，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许匡一《淮南子全译》许匡一：《淮南子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刘康德《淮南子直解》 刘康德：《淮南子直解》，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赵宗乙《淮南子译注》赵宗乙：《淮南子譯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等，这些注译本对《淮南子》的普及起到了积极作用。
台湾地区的学者对《淮南子》文本校注，成果可观。其中代表性的有：20世纪四、五十年代王叔岷发表的《淮南子与庄子》、《淮南子斠证（上）、（下）》、《跋日本古钞卷子本淮南鸿烈兵略闲诂第廿》、《淮南子斠证补遗》、《淮南子斠证续补》王叔珉：《淮南子与庄子》，《中央日报》，1947年文史周刊第五十三期；《淮南子斠证》（上）（下），《国立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1953年第5期、第6期；《跋日本古钞卷子本淮南鸿烈兵略闲诂第廿》，《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54年第25期；《淮南子斠证补遗》，《国立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1956年第7期；《淮南子斠证续补》，《国立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1958年第8期。等系列论文、1969年于大成完成的博士论文《淮南子校释》以及其后的《六十年之〈淮南子〉学》、陈桂丽的《〈淮南子〉研究八十年》陈桂丽：《〈淮南子〉研究八十年》，载林徐典编《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下册），中华书局1995年版。等。此外，在国外也有一些值得关注的研究成果。日本学者仓石武四郎的《淮南子考》系统梳理了《淮南子》的版本源流，对许注、高注及北宋、明、清、近代的《淮南子》研究作了全面的总结；汉诺德·罗斯的《淮南子的文献源流》是英语世界中罕见的带有考据色彩的《淮南子》研究成果[3]。
二、《淮南子》的义理阐释
民国以来的《淮南子》研究，除了文本校注的传统之学，随着现代学术规范的引入，对文本蕴含的义理进行阐释成为研究重点，研究范围涉及《淮南子》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美学思想以及科技思想等。
（一）《淮南子》的哲学思想
《淮南子》哲学思想探究是百年来《淮南子》研究中最为深入、成果也最为丰硕的部分。对《淮南子》哲学思想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淮南子》思想主旨的讨论。对于《淮南子》一书的思想主旨，历来学者所见各异。自班固《汉书·艺文志》将其列入杂家、高诱《淮南子注·叙目》称其“旨近老子”而归为道家后，这两派观点分歧一直延续至今。如侯外庐在其影响极为广泛的《中国思想通史》中说：“这部杂家之言，间有儒者六艺与法家术势诸说，而主要篇幅则为阴阳五行家与老庄道家的混血种。”[4]劳思光称《淮南子》是“混杂学说之作品”，是“杂家化的道家”[5]。而梁启超则说“《淮南鸿烈》为西汉道家言之渊府”，“就其内容为严密的分类，毋宁以入道家也”[2]，胡适也认为“道家集古代思想的大成，而《淮南王书》又集道家的大成。”[6]冯友兰指出：“《淮南子》所讲的，正是司马谈所说的道德家的思想内容，《淮南子》所体现的正是黄老之学的体系”[7]。二是《淮南子》“道”思想的探讨。胡适认为《淮南子》的“中心思想终是那自然无为而无不为的‘道’” [6]9丁原明认为“道”是反映《淮南子》宇宙论哲学的核心范畴[8]，刘爱敏追溯《淮南子》道论的思想来源及其对后世的影响[9]，陈美东认为《淮南子》宇宙论“对宇宙本原及其演化学说作了新的发展和归纳，把中国古代的宇宙本原与演化学说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10]。此外，孙以楷主编的《道家与中国哲学·汉代卷》孙以楷：《道家与中国哲学·汉代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三卷）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对《淮南子》道论思想都作了精辟分析。三是《淮南子》“认识论”的研究。夏甑陶在《中国认识论思想史稿》中设有专章对《淮南子》蕴含的认识论进行探讨夏甑陶：《中国认识论思想史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于首奎对《淮南子》的认识论等思想都有专文论述，后收入《两汉哲学新论》于首奎：《两汉哲学新论》，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一书 。四是《淮南子》历史观论析。戴黍论述了《淮南子》的圣王史观[11]，许殿才分析了《淮南子》蕴含的“体道而无为”的社会历史观[12]，汪高鑫从历史的阶段论、变易论、决定论三个方面探讨了《淮南子》的历史哲学[13]。
（二）《淮南子》的政治思想
《淮南子》政治思想研究，是百年来《淮南子》研究中较为集中而深入的方面，成果很大部分散见于民国以来各种中国政治思想史著作中。如杨幼炯、萧公权、吕振羽、萨孟武、刘泽华等著名学者，在其著作中都专章论述《淮南子》所蕴含的政治思想。杨幼炯认为《淮南子》“政治思想亦多有与老庄相似处”，“其政治思想之中心”乃“无为主义”[14]。萧公权认为《淮南子》“论治术以无为自然为本，与黄老相契”[15]。吕振羽从阶级分析的角度，认为《淮南子》治国论具有维护封建统治阶级“专制主义”的实质[16]。刘泽华认为《淮南子》治国思想“比较驳杂，但占主导地位的是无为政治思想。”[17]此外，于首奎认为《淮南子》建立了以君主为中心，以仁义为纲纪，以法为准绳，以“安民”、“利民”为本的积极“无为”的政治学说[18]。李秀华认为刘安对道家的无为而治思想、法家的法治主义、儒家的人治思想等各家主张，并存不废，会通所长[19]。戴黍从道、人、史三个维度解读《淮南子》治国思想[20]。除通论《淮南子》政治思想外，学者还就《淮南子》某一方面的政治思想进行了深入探讨。论著方面，段秋关《〈淮南子〉与刘安的法律思想》段秋关：《〈淮南子〉与刘安的法律思想》，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专论《淮南子》法律思想，安乐哲《主术——中国古代政治艺术之研究》（美）安乐哲：《主术——中国古代政治艺术之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对《淮南子》“主术”篇政治思想进行专题剖析，戴黍《<淮南子>治道思想研究》戴黍：《<淮南子>治道思想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论述了《淮南子》的“治道”思想。 论文方面，吴淑真探讨了《淮南子》“主术”篇的君主统御观吴淑真：《<淮南子·主术训>中君主统御观之初探》《辅大中研所学刊》，2002年第12期。，高旭以“原道”篇为中心考察了《淮南子》道、法思想关系[21]，金春峰探讨了《淮南子》“主术”篇的治国思想[22]，王沁凌分析了《淮南子》“齐俗”篇的政治思想[23]，杨守戎阐述了《淮南子》的政治哲学[24]，许抗生论述了《淮南子》的“无为而治”思想[25]。 （三）《淮南子》的美学思想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淮南子》的美学思想逐步引起学者的关注，如李泽厚、刘纲纪主编的《中国美学史》、叶朗的《中国美学史大纲》、敏泽《中国美学思想史》等都有所涉及。李泽厚、刘纲纪认为《淮南子》“显示出汉代前期美学思想的特色”，是中国美学“上承先秦，下启魏晋”过程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历史环节”[26]。叶朗认为《淮南子》中关于美的理论思想“具有很高的概括性，所以在美学史上影响是很大的。”[27]除了美学史专著之外，还有一些学术论文探讨《淮南子》美学思想。方国武论述了《淮南子》的“大美”之境和审美理想，认为《淮南子》的大美之境是一种汇融万千、宽宏博大、真善美和谐统一的审美理想观[28]。周来祥认为《淮南子》提出“心和欲得则乐”命题和形、气、神统一的思想，对中国古典美学中的气韵论和形神论影响深远[29]。潘显一强调《淮南子》美学思想是典型的道家-道教一脉，以“一”为至美的道家美学本体论、多样化美学标准、“形、气、神”为中心的审美意识论等，都是典型的道家-道教美学的阐发[30]。赵国乾从生命美学的角度阐述了《淮南子》形、神、气三位一体的生命美学结构[31]。丁秀菊认为《淮南子》的修辞美学取向集中表现在“文”与“质”的关系上，是“在尚质前提下的文质统一”[32]。赵为民探究了《淮南子》的音乐美学思想[33]。
（四）《淮南子》的科技思想
《淮南子》中蕴含的科技思想及其涉及的自然科学知识，受到科技史研究者的关注并产生了一批研究成果。代表性专著有陈广忠《〈淮南子〉的科技思想》陈广忠：《〈淮南子〉的科技思想》，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王巧慧《〈淮南子〉的自然哲学思想》王巧慧：《〈淮南子〉的自然哲学思想》，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郑文光《中国天文学源流》、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陈美东《中国科学技术史·天文学卷》等天文学专著，详细论述并充分肯定《淮南子》天文学思想和成就郑文光：《中国天文学源流》，科學出版社1979年版；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陈美东：《中国科学技术史·天文学卷》，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陶磊从数术史的角度专题研究了《淮南子·天文》，认为：“《天文》是汉初殷历家的作品，是传世的先秦汉初文献中保存数术内容最丰富也是最完整的一篇文献。”[34]吕子方认为《淮南子》奠定了二十八宿及干支纪年的基础吕子方：《〈淮南子〉在天文学上的贡献》，《安徽史学》1960年第1期。，席泽宗阐述了《淮南子》对创立二十四节气的贡献席泽宗：《〈淮南子·天文训〉述略》，《科学通讯》1962年第6期。，陈应时探讨了《淮南子》的律数问题陈应时：《“〈淮南子〉律数”之谜》，《乐府新声》1984年第3期。，林飞飞分析了《淮南子》的农学思想[35]，龚纯总结了《淮南子》的医学思想龚纯：《淮南鸿烈中的医学思想》，《中华医史杂志》1983年第3期。。
除上述主要方面外，对《淮南子》义理的阐释还涉及经济、社会、伦理、军事等思想。孙国峰探讨了《淮南子》经济思想产生的基础及经济思想的内容、特点和影响[36]。陈辉讨论了《淮南子》的社会思想[37]。柴文华认为《淮南子》伦理体系是一个蕴涵多元参照点的开放结构，具有吞吐道儒的鲜明主题[38]。许匡一对《淮南子》的军事思想作了全面具体的介绍[39]。
三、《淮南子》与先秦文献关系的探寻
作为一部“结古代思想之总账”[40]的鸿篇巨制，《淮南子》大量引用先秦文献，深度融合诸子学说，因此，探寻《淮南子》与先秦文献的关系，厘清其学术渊源，成为民国以来《淮南子》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学术界对此的研究成果，主要涉及《淮南子》与先秦道家文献、杂家文献及其他诸子文献关系的梳理。
（一）《淮南子》与先秦道家文献
《淮南子》与先秦道家文献关系，主要集中在《淮南子》与《老子》、《庄子》、《文子》等文献关系的研究。
1.《淮南子》与《老子》。《淮南子》在许多方面直接引用和承袭《老子》。刘笑敢在《“无为”思想的发展——从〈老子〉到〈淮南子〉》一书论述了《淮南子》对老子“无为”的继承和发展，并对《淮南子》的无为思想与汉初黄老思想进行比较分析[41]。丁文宏、蔡友和认为《淮南子》极大地发展了老子的无为思想，使之成为特定的“有为”，成为一个具有科学性的概念，达到了老子哲学术语织成的理论外衣下面这个概念所可能达到的最高水平[42]。陈青远在其硕士学位论文《〈淮南子〉对〈老子〉的继承和发展》中指出，《淮南子》直接引用最多的典籍就是《老子》，其中记载老子其人其事的有四处，直接引用老子言论有七十七处，并且发展、改造了所引观点以明己志[43]。
2.《淮南子》与《庄子》。《淮南子》与《庄子》的学术渊源关系最为密切。江世荣认为刘安对《庄子》做过注解，是五十二篇本《庄子》的编者江世荣：《有关〈庄子〉的一些史料》，《文史》第1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张恒寿在《庄子新探》一书中提出：“《庄子》书一定经过刘安和他的门客们的编纂和整理”[44]。孙以楷更是认为：“刘安是中国学术史上整理、编纂、解说《庄子》的第一人，《天下》篇是刘安为《庄子》所写的《解说》三篇之一”[45]。王叔岷《〈淮南子〉引〈庄〉举偶》一文指出：“检《淮南》全书，其明引《庄子》之文仅一见……其暗用《庄子》者则触篇皆是。今本《庄子》三十三篇，惟《说剑》之文，不见于淮南。其余三十二篇，则均有称引。《汉志》列淮南于杂家，然其思想仍以道家为指归。尤与庄子为近，故引用庄子之文特多。” 王叔岷：《〈淮南子〉引〈庄〉举偶》，《道家文化研究》第14辑，三联书店1998年版。方勇认为 “《淮南子》不但大量援引了《庄子》思想资料，而且还往往对这些思想资料进行了积极阐释，从而既为庄子学说增添了一些新的内容，又为汉初最高统治者提供了一套适应当时实际情况的治身、治国等理论。”[46]徐飞认为“刘安的《淮南子》一书不仅把老庄同时当作其思想内容的重要来源，还将两者相联并称，老庄互阐，这为两者合而成为率真自然的思想体系作出了积极贡献，从而开启了老庄思想在汉代的融合趋势。”[47] 3.《淮南子》与《文子》。《淮南子》与《文子》都是反映秦汉黄老之学的著作，两书很多辞句甚至段落多有雷同，因此，二者“孰先孰后”、“谁抄袭谁”的问题，长期以来也作为一个学术公案而争论不休。民国以来，学术界多以为《文子》抄袭《淮南子》。胡适在其《淮南王书》中说“《文子》实是伪书，只可算是一种《淮南》节本”[6]8。20 世纪 70 年代马王堆汉墓帛书的出土、河北定县西汉墓《文子》残简的出土，为研究两者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资料，《淮南子》与《文子》的关系再度成为热点问题。对此，学者们的观点可分为三种：一是《文子》早于《淮南子》，后者抄袭前者。唐兰利用考古资料，通过《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即被称为《黄帝四经》者）与其他古籍的对比，认为：“《文子》与《淮南子》很多辞句是相同的。究竟谁抄谁，旧无定说。今以篇名袭黄帝之言来看，《文子》当在前。”唐兰：《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研究——兼论其与汉初儒法斗争的关系》，《考古学报》1975 年第 1 期。王利器认为：“《淮南》，《文子》之疏义也。故于《淮南子》之衍绎者，掇拾不遗余力，且进而指出其以楚之方言点窜《文子》，带有浓厚之地方色彩，则《淮南子》为《文子》之疏义，不待辩而自明矣。”[48]李定生、徐慧君也认为：“《文子》是先于《淮南子》的先秦古籍，是《淮南子》抄袭《文子》。在《淮南子》 之前，已有人引《文子》或《文子》之言。”[49]二是今本《文子》晚于《淮南子》，前者抄袭后者。陈广忠认为竹简《文子》为先秦古籍，保存下来的二千余言，竟无一句与《淮南子》相同，也就不存在谁抄谁的问题；今本《文子》约五万言，其中有七千多字为《淮南子》所无，而其余则与《淮南子》基本相同，主要资料当出自《淮南子》[50]。张丰乾认为“竹简《文子》的出土证明今本《文子》确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但二者从形式到内容相去甚远，不可混为一谈。对比二者的同异，不难发现今本必晚出于竹简本。今本的出现不会早于东汉前期，《淮南子》不可能抄袭今本《文子》 ，它和竹简《文子》也没有多少直接联系。古本《文子》在流传过程中散佚严重，是后人大量抄袭《淮南子》以做补充，而非《淮南子》抄袭《文子》。”[51]。三是《淮南子》与《文子》之间并非简单意义上的“抄袭”关系。江世荣对比《淮南子》与《文子》的文本内容，认为“《淮南子》虽采用了《文子》的文字，但對之有不少加工，比原来文义要详密一些；反之《文子》的文字则比较简略”，而《文子》本身也有《淮南子》所不及的特点。不能因二者有相同的文字、内容，就简单地认为是抄袭，古人著述各有所本，不一定都相同。《淮南子》中文字虽有很多根据《文子》，也有修改、变动之处，不应拘执，作主观、片面的理解，并且二者也很有可能共享着相同的先秦文献来源江世荣：《先秦道家言论集·老子古注之一文子述略———兼论〈淮南子〉与〈文子〉》，《文史》第 18 辑，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王云度认为：“《淮南子》与《文子》的关系并非传统所说的后者抄袭前者，更非后者为前者的节本；而正相反，前者是在后者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各家学说整理发挥而成的。”[52]马庆州在《淮南子考论》中也提出“竹简《文子》与今本《文子》内容既有相同者，也有不见于今本的佚文，说明《文子》是有渊源的，它与《淮南子》的关系，绝非简单的谁抄谁的问题。”[53]丁原植著有《<淮南子>与<文子>考辨》丁原植：《<淮南子>与<文子>考辨》，台湾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版。一书，对《淮南子》与《文子》进行了文献比勘研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创见。
（二）《淮南子》与先秦杂家文献
虽然《吕氏春秋》成书于秦统一中国的前夕，《淮南子》成书于西汉武帝初期，两者相距约百余年，但作为先秦杂家的代表作，《吕氏春秋》却在体系、结构、思想等方面与《淮南子》有着很多相似之处。因此，研究两者关系也成为《淮南子》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牟钟鉴《<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思想研究》牟钟鉴：《<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一书，对两者思想作了系统的专题研究，在学界影响较大。牟钟鉴认为《淮南子》大量吸收了《吕氏春秋》的思想，“可以说该书是以《吕氏春秋》为蓝本而写成的。在一定意义上，《淮南子》是《吕氏春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再现，两书堪称为秦汉之际道家著作的姊妹篇。”[54]熊铁基撰文指出：“（《吕氏春秋》与《淮南子》）在内容上一样地大量引用老庄之言，也都一样地兼儒墨，合名法，而且《淮南子》中许多地方（甚至整节的）还直接引用《吕氏春秋》的文字。”熊铁基：《从〈吕氏春秋〉到〈淮南子〉——论秦汉之际的新道家》，《文史哲》1981年第2期。龚留柱比较了《淮南子》与《吕氏春秋》的军事思想[55]，董志铁从逻辑思想讨论了两者的异同[56]。王磊的博士学位论文《〈淮南子〉与〈吕氏春秋〉传承关系考论》全面考察了二书的传承与嬗变关系[57]。
（三）《淮南子》与先秦其他诸子文献
《淮南子》与先秦其他诸子文献的关系主要集中于《淮南子》与《管子》、《墨子》的关系。丁原明在《<淮南子>对<管子>四篇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中从道论、规律论、修养论阐发了前者对后者的继承与发展[58]；刘爱敏的《<管子>四篇哲学思想对<淮南子>的影响》也从心气论、政治论、修养论三方面阐述了《淮南子》对《管子》思想的影响[59]。巩曰国《<管子>对<淮南子>的影响》认为“《管子》对《淮南子》的影响体现在文本和思想两个方面”[60]。陈广忠《<淮南子>与墨家》一文提出，《淮南子》中有二十四条关于墨子言行事迹的记述，史实之丰富，评价之公正，在诸子之林中无出其右者，因此，“《淮南子》的观点是正确解‘墨’之权舆。”[61]
四、《淮南子》研究的反思与展望
民国以来百余年的《淮南子》研究，无论是文本校注、义理阐释还是《淮南子》与先秦文献关系的探寻，都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使《淮南子》研究不断深入推进。但研究还存在进一步拓展的空间：从《淮南子》文本校注角度来看，《淮南子》在文字上还存有许多费解甚至不解之处，有待学者系统整理前人研究成果，进一步进行文本校勘、注释，避免研究的粗浅化，为世人提供更为精细、准确的文本。从《淮南子》义理阐释角度来看，许多研究者是通过“现代汉语”而不是“古代汉语”、“当下语境”而不是“当时语境”去解读《淮南子》思想的，这就难免曲解甚至背离文本的原意，因此，如何立足文本、贴近作者、忠实原意地进行义理阐释，避免研究的庸俗化，是目前研究中应加以注意的问题。从《淮南子》整体性研究角度来看，随着《淮南子》微观研究的不断深入，在细节上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也使研究呈现“碎片化”，难以在宏观上整体把握《淮南子》，其结果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因此，学者们在对《淮南子》进行微观研究的同时，也应当关注《淮南子》的宏观或中观研究，建立起整体性研究理论框架。从《淮南子》独创性研究角度来看，学术界虽然取得了一些原创性研究成果，但 “研究方法及选题的高度同质化，带来的必然后果是人云亦云者多，有创新的见解少”[1]144 ，与此同时，研究中缺少交流与对话、争鸣与回应，多为“自说自话”，这应当引起学界的注意。 令人欣喜的是，近几十年来，汉代考古资料不断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世文献的不足，为《淮南子》研究取得新突破提供了契机；《淮南子》研究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和参与，在全国形成了老中青相结合的较为稳定的研究队伍，研究成果不断涌现；自2006年以来连续召开六届《淮南子》全国学术研讨会，出版发行《淮南子研究》，扩大了《淮南子》的影响，使“淮南子学”逐渐趋向“显学”。相信在吾辈学人的共同努力下，千古奇书《淮南子》研究必将取得更多更好的成果。参考文献：
[1]马庆洲.六十年来《淮南子》研究的回顾与反思[J].文学遗产，2010（6）：137.
[2]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263.
[3]戴黍.国外的《淮南子》研究[J].哲学动态，2003（4）：44-46.
[4]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79.
[5]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二卷）[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92.
[6]胡适.淮南王书[M].长沙：岳麓书社，2011：9.
[7]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中）[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56.
[8]丁原明.黄老学论纲[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266-275.
[9]刘爱敏.《淮南子》道论研究[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229.
[10]陈美东.中国古代天文学思想[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52.
[11]戴黍.圣王与治道——试论《淮南子》的圣王史观[J].天津社会科学，2007（5）：131-134.
[12]许殿才.《淮南子》的历史思想[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0（6）：1-3.
[13]汪高鑫.《淮南子》历史哲学三论[J].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0（4）：1-5.
[14]杨幼炯.中国政治思想史[M].上海：上海书店，1984：176.
[15]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320.
[16]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M].上海：上海书店，1947：244-248.
[17]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53.
[18]于首奎.《淮南子》政治思想刍议[J].东岳论丛，1989（5）：71-77.
[19]李秀华.并存不废，会通所长——《淮南子》治国思想论析[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5）：85-89.
[20]戴黍.道·人·史：《淮南子》论治维度及思想史意义[J].现代哲学，2007（2）：86-91.
[21]高旭.《淮南子》道、法思想关系探论——以《原道训》为中心的考察[J].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6）：44-48.
[22]金春峰.《淮南子·主术训》的治国思想[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6）：7-10.
[23]王沁凌.《淮南子·齐俗训》政治思想浅议[J].船山学刊，2015（5）：64-69.
[24]杨守戎.《淮南子》的政治哲学[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3）：91-97.
[25]许抗生.《淮南子论》“无为而治”[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6）：1-2.
[26]李澤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 第一卷 ）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452、483.
[27]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167-170.
[28]方国武.《淮南子》“大美”之境论[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4）：452-456.
[29]周来祥.《淮南子》的哲学精神和美学思想[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4）：8-13.
[30]潘显一.《淮南子》道家-道教美学思想研究[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4）：53-57.
[31]赵国乾.论《淮南子》的生命美学精神[J].学术论坛，2009（11）：8-12.
[32]丁秀菊.论《淮南子》的修辞美学取向[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6）：38-43.
[33]赵为民.《淮南子》音乐美学思想初探[J].中国音乐，1990（3）：98-98.
[34]陶磊.《淮南子·天文》研究——从数术史的角度[M].济南：齐鲁书社，2003：179.
[35]林飞飞.《淮南子》重农思想初探[J].农业考古，2012（1）：107-109.
[36]孙国峰.《淮南子》经济思想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37]陈辉.《淮南子》社会思想研究[D].合肥：安徽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
[38]柴文华.《淮南子》的伦理主题述略[J].江汉论坛，1988（6）：30-33.
[39]许匡一.《淮南子》的军事思想[J].武汉教育学院学报，1995（1）：95-102.
[40]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M].上海：中华书局，1989：2.
[41]陈静.“无为”思想的发展──从《老子》到《淮南子》[J].中华文化论坛，1996（2）：93-100.
[42]丁文宏，蔡友和.老子“无为”思想探微─—兼论《淮南子》对老子“无为”思想的扬弃[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3）：61-66. [43]陈青远.《淮南子》对《老子》的继承和发展[D].合肥：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44]张恒寿.庄子新探[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24.
[45]孙以楷.刘安与《庄子》[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1）：9-15.
[46]方勇.《淮南子》对庄子的积极阐释[J].闽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2）：26-33.
[47]徐飞.《淮南子》融合老庄的思想及其后世影响[J].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4）：36-40.
[48]王利器.晓传书斋集[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184-185.
[49]李定生，徐慧君.文子校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6.
[50]陈广忠.今本“文子”抄袭论——竹简“文子”研究之二[J].学术研究，1996（7）：73-76.
[51]张丰乾.试论竹简《文子》与今本《文子》的關系——兼为《淮南子》正名[J].中国社会科学，1998（2）：117-126.
[52]王云度.《淮南子》与《文子》关系辨析[C]//周天游.陕西博物馆馆刊（第3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135.
[53]马庆洲.淮南子考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19.
[54]牟钟鉴.《吕氏春秋》与《淮南子》的比较分析——兼论秦汉之际的学术思潮[J].哲学研究，1984（1）：45-52.
[55]龚留柱.《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的军事思想比较[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3）：32-37.
[56]董志铁.论《淮南子》对《吕氏春秋》推类理论的继承和发展[J].人文杂志，1989（3）：69-75.
[57]王磊.《淮南子》与《吕氏春秋》传承关系考论[D].济南：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58]丁原明.《淮南子》对《管子》四篇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J].管子学刊，1995（3）：7-13.
[59]刘爱敏.《管子》四篇哲学思想对《淮南子》的影响[J].船山学刊，2015（3）：83-89.
[60]巩曰国.《管子》对《淮南子》的影响[J].管子学刊，2012（4）：19-23.
[61]陈广忠.《淮南子》与墨家[J].孔子研究，1995（2）：33-41.
[责任编辑：范君]
关键词：民国以来；《淮南子》研究；反思
中图分类号：B2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6721101（2017）03000708
Abstract： The research of Huainanzi has undergone more than a century since the Republic of China with fruitful achievements such as the traditional text annotation， the modern academic norms of the interpretation and the everlasting explor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ainanzi and the pre-Qin literature. But further research is still needed： to annotate the text systematically and extensively， interpret the argumentation appropriately， carry out overall study， and focus on innovative research， avoiding superficial， vulgar and fragmented study and homogeneity of research.
Key words：Since the Republic of China； Study of Huannanzi； Reflect
《淮南子》，西汉淮南王刘安召集宾客集体编撰的一部著作，自名《鸿烈》。而后刘向校书， 定名《淮南》。自《隋书·经籍志》后，正史始称之为《淮南子》。自该书问世至明代，除流传下来的东汉许慎、高诱两注外，罕有学者专门研究，所见仅为只言片语的评论。随着清代朴学大兴，《淮南子》的校勘、笺释，成就斐然。民国时期，《淮南子》研究承晚清余绪并有所拓展，代表性著作有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刘家立《淮南集证》、吴承仕《淮南旧注校理》、杨树达《淮南子证闻》和胡适《淮南王书》等。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淮南子》研究从注重文本校注转为注重义理阐释，研究领域涉及哲学、政治、美学、科技、军事等方面。有研究者统计，在1912年至2010年的近百年中，有关《淮南子》研究的各类论文约有六百二十余篇，其中1950年以前仅二十二篇，1950年至1979年约有五十五篇，80年代以后就约有五百四十余篇[1]。为了进一步推动《淮南子》研究，应当对百年来《淮南子》研究开展学术史梳理，并提出前瞻性的研究建议。本文拟从文本校注、义理阐释和《淮南子》与先秦文献关系探寻等方面对民国以来《淮南子》研究进行回顾、反思与展望。
一、《淮南子》的文本校注
清代學者庄逵吉以钱坫校订的《道藏》本为底本，校勘《淮南子》，为后世提供了有较大影响的文本。庄本问世后，“而诵习本书者认为唯一之善本，盖百余年。”[2]王念孙参校前代典籍及各家说，校订《淮南子》文字、文义，所撰《读淮南子杂志》二十二卷，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民国时期，学者承晚清重考据之学术传统，对《淮南子》文本校注用功至深，成果最著。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 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以庄逵吉校本为底本，广泛吸收清代以来诸家《淮南子》校释成果，并征引《文选》注以及《太平御览》等著作中相关内容，内证外引，博采众长，取舍精当，使《淮南子》有了一个更好的读本，影响深远。刘家立《淮南集证》 刘家立：《淮南集证》（全十册），中华书局1924 年版。着重对《淮南子》文本进行考订和校勘，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吴承仕《淮南旧注校理》《淮南旧注校理》包括《淮南旧注校理》三卷、《校理之余》一卷，初刊于1924年。前三卷以庄逵吉刊本为批评对象，称其“妄有删易，未足保信”，并“校其长短，理其淆乱”，共得近四百条。《校理之余》一卷则依据蜀刊《道藏辑要》本，得六十余条，印证和补充前三卷。勘正《淮南子》旧注文字，并对庄逵吉刊本认真校勘、清理，多有精到之处。杨树达《淮南子证闻》 据作者自序，该书成于 1936 年冬，1953 年中国科学院印行。以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为底本，从声训、文法、修辞出发，引证先秦两汉的古籍，参考近代王念孙等诸家说，推陈出新。于省吾《淮南子新证》、胡怀琛《淮南子集解补正》等，也都是《淮南子》文献考据的重要成果。
清代及民国学者的文献整理，为建国后《淮南子》的文本校注奠定了坚实基础。1949年以后，张双棣《淮南子校释》、何宁《淮南子集释》、陈广忠《淮南子斠诠》这三部著作对《淮南子》进行了全面的校注。张双棣《淮南子校释》 张双棣：《淮南子校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以正统《道藏》本为底本，详细校勘，是一部较好注本。何宁《淮南子集释》 何宁：《淮南子集释》，中华书局1998年版。以光绪二年浙江书局刻庄逵吉校刊本为底本，校以多种刻本、类书，参考清代各家注释，时有己见，有较大参考价值。陈广忠《淮南子斠诠》陈广忠：《淮南子斠诠》，黄山书社 2008 年版。以上海涵芬楼景印刘泖生影写北宋本为底本，对校明《道藏》本、清《道藏辑要》本，参校明刘绩《补注》本、清庄逵吉本等，注、译并重，是《淮南子》文本校注的重要研究成果。三部著作虽然采用的底本不同，但都充分吸收了前人的优秀成果，并加以自己的研习心得，为研究者提供了很好的读本。此外，马宗霍的《淮南旧注参正》马宗霍：《淮南旧注参正》，齐鲁书社，1984年版。对《淮南子》旧注补充、修正达八百一十五条。除专著外，对《淮南子》文本校注的学术论文也不断刊发。蒋礼鸿《〈淮南鸿烈·原道〉补疏》蒋礼鸿：《〈淮南鸿烈·原道〉补疏》，《文献》1988年第2期。、何宁《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举正》《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4辑。、王利器《日本古写本<淮南鸿烈兵略间诂>第二十校证》《古籍整理与研究》第5期，中华书局1990年版。等文，对深入研究《淮南子》文本大有裨益。 在《淮南子》论著、论文相继发表的同时，民国时期部分旧著也得以整理再版。俞樾《淮南子平议》在《诸子平议》内，由中华书局1954年根据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重印。吴承仕《淮南旧注校理》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收入“吴检斋遗书”重印。杨树达《淮南子证闻》收入《杨树达文集》（之十一），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版。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由中华书局1989年收入“新编诸子集成”再版 ，安徽大学出版社和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联合出版的《刘文典全集》也收入该书，并增补了刘氏后来的若干条批注。明代傅山评注的《傅山〈荀子〉〈淮南子〉评注》由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出版。所有这些再版论著，为研究者打开了方便之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国学热”的逐步升温，为满足大众阅读经典古籍的需求，古籍今注今译不断涌现。
《淮南子》今注今译本主要有陈广忠《淮南子译注》 陈广忠：《淮南子译注》，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许匡一《淮南子全译》许匡一：《淮南子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刘康德《淮南子直解》 刘康德：《淮南子直解》，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赵宗乙《淮南子译注》赵宗乙：《淮南子譯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等，这些注译本对《淮南子》的普及起到了积极作用。
台湾地区的学者对《淮南子》文本校注，成果可观。其中代表性的有：20世纪四、五十年代王叔岷发表的《淮南子与庄子》、《淮南子斠证（上）、（下）》、《跋日本古钞卷子本淮南鸿烈兵略闲诂第廿》、《淮南子斠证补遗》、《淮南子斠证续补》王叔珉：《淮南子与庄子》，《中央日报》，1947年文史周刊第五十三期；《淮南子斠证》（上）（下），《国立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1953年第5期、第6期；《跋日本古钞卷子本淮南鸿烈兵略闲诂第廿》，《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54年第25期；《淮南子斠证补遗》，《国立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1956年第7期；《淮南子斠证续补》，《国立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1958年第8期。等系列论文、1969年于大成完成的博士论文《淮南子校释》以及其后的《六十年之〈淮南子〉学》、陈桂丽的《〈淮南子〉研究八十年》陈桂丽：《〈淮南子〉研究八十年》，载林徐典编《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下册），中华书局1995年版。等。此外，在国外也有一些值得关注的研究成果。日本学者仓石武四郎的《淮南子考》系统梳理了《淮南子》的版本源流，对许注、高注及北宋、明、清、近代的《淮南子》研究作了全面的总结；汉诺德·罗斯的《淮南子的文献源流》是英语世界中罕见的带有考据色彩的《淮南子》研究成果[3]。
二、《淮南子》的义理阐释
民国以来的《淮南子》研究，除了文本校注的传统之学，随着现代学术规范的引入，对文本蕴含的义理进行阐释成为研究重点，研究范围涉及《淮南子》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美学思想以及科技思想等。
（一）《淮南子》的哲学思想
《淮南子》哲学思想探究是百年来《淮南子》研究中最为深入、成果也最为丰硕的部分。对《淮南子》哲学思想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淮南子》思想主旨的讨论。对于《淮南子》一书的思想主旨，历来学者所见各异。自班固《汉书·艺文志》将其列入杂家、高诱《淮南子注·叙目》称其“旨近老子”而归为道家后，这两派观点分歧一直延续至今。如侯外庐在其影响极为广泛的《中国思想通史》中说：“这部杂家之言，间有儒者六艺与法家术势诸说，而主要篇幅则为阴阳五行家与老庄道家的混血种。”[4]劳思光称《淮南子》是“混杂学说之作品”，是“杂家化的道家”[5]。而梁启超则说“《淮南鸿烈》为西汉道家言之渊府”，“就其内容为严密的分类，毋宁以入道家也”[2]，胡适也认为“道家集古代思想的大成，而《淮南王书》又集道家的大成。”[6]冯友兰指出：“《淮南子》所讲的，正是司马谈所说的道德家的思想内容，《淮南子》所体现的正是黄老之学的体系”[7]。二是《淮南子》“道”思想的探讨。胡适认为《淮南子》的“中心思想终是那自然无为而无不为的‘道’” [6]9丁原明认为“道”是反映《淮南子》宇宙论哲学的核心范畴[8]，刘爱敏追溯《淮南子》道论的思想来源及其对后世的影响[9]，陈美东认为《淮南子》宇宙论“对宇宙本原及其演化学说作了新的发展和归纳，把中国古代的宇宙本原与演化学说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10]。此外，孙以楷主编的《道家与中国哲学·汉代卷》孙以楷：《道家与中国哲学·汉代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三卷）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对《淮南子》道论思想都作了精辟分析。三是《淮南子》“认识论”的研究。夏甑陶在《中国认识论思想史稿》中设有专章对《淮南子》蕴含的认识论进行探讨夏甑陶：《中国认识论思想史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于首奎对《淮南子》的认识论等思想都有专文论述，后收入《两汉哲学新论》于首奎：《两汉哲学新论》，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一书 。四是《淮南子》历史观论析。戴黍论述了《淮南子》的圣王史观[11]，许殿才分析了《淮南子》蕴含的“体道而无为”的社会历史观[12]，汪高鑫从历史的阶段论、变易论、决定论三个方面探讨了《淮南子》的历史哲学[13]。
（二）《淮南子》的政治思想
《淮南子》政治思想研究，是百年来《淮南子》研究中较为集中而深入的方面，成果很大部分散见于民国以来各种中国政治思想史著作中。如杨幼炯、萧公权、吕振羽、萨孟武、刘泽华等著名学者，在其著作中都专章论述《淮南子》所蕴含的政治思想。杨幼炯认为《淮南子》“政治思想亦多有与老庄相似处”，“其政治思想之中心”乃“无为主义”[14]。萧公权认为《淮南子》“论治术以无为自然为本，与黄老相契”[15]。吕振羽从阶级分析的角度，认为《淮南子》治国论具有维护封建统治阶级“专制主义”的实质[16]。刘泽华认为《淮南子》治国思想“比较驳杂，但占主导地位的是无为政治思想。”[17]此外，于首奎认为《淮南子》建立了以君主为中心，以仁义为纲纪，以法为准绳，以“安民”、“利民”为本的积极“无为”的政治学说[18]。李秀华认为刘安对道家的无为而治思想、法家的法治主义、儒家的人治思想等各家主张，并存不废，会通所长[19]。戴黍从道、人、史三个维度解读《淮南子》治国思想[20]。除通论《淮南子》政治思想外，学者还就《淮南子》某一方面的政治思想进行了深入探讨。论著方面，段秋关《〈淮南子〉与刘安的法律思想》段秋关：《〈淮南子〉与刘安的法律思想》，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专论《淮南子》法律思想，安乐哲《主术——中国古代政治艺术之研究》（美）安乐哲：《主术——中国古代政治艺术之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对《淮南子》“主术”篇政治思想进行专题剖析，戴黍《<淮南子>治道思想研究》戴黍：《<淮南子>治道思想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论述了《淮南子》的“治道”思想。 论文方面，吴淑真探讨了《淮南子》“主术”篇的君主统御观吴淑真：《<淮南子·主术训>中君主统御观之初探》《辅大中研所学刊》，2002年第12期。，高旭以“原道”篇为中心考察了《淮南子》道、法思想关系[21]，金春峰探讨了《淮南子》“主术”篇的治国思想[22]，王沁凌分析了《淮南子》“齐俗”篇的政治思想[23]，杨守戎阐述了《淮南子》的政治哲学[24]，许抗生论述了《淮南子》的“无为而治”思想[25]。 （三）《淮南子》的美学思想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淮南子》的美学思想逐步引起学者的关注，如李泽厚、刘纲纪主编的《中国美学史》、叶朗的《中国美学史大纲》、敏泽《中国美学思想史》等都有所涉及。李泽厚、刘纲纪认为《淮南子》“显示出汉代前期美学思想的特色”，是中国美学“上承先秦，下启魏晋”过程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历史环节”[26]。叶朗认为《淮南子》中关于美的理论思想“具有很高的概括性，所以在美学史上影响是很大的。”[27]除了美学史专著之外，还有一些学术论文探讨《淮南子》美学思想。方国武论述了《淮南子》的“大美”之境和审美理想，认为《淮南子》的大美之境是一种汇融万千、宽宏博大、真善美和谐统一的审美理想观[28]。周来祥认为《淮南子》提出“心和欲得则乐”命题和形、气、神统一的思想，对中国古典美学中的气韵论和形神论影响深远[29]。潘显一强调《淮南子》美学思想是典型的道家-道教一脉，以“一”为至美的道家美学本体论、多样化美学标准、“形、气、神”为中心的审美意识论等，都是典型的道家-道教美学的阐发[30]。赵国乾从生命美学的角度阐述了《淮南子》形、神、气三位一体的生命美学结构[31]。丁秀菊认为《淮南子》的修辞美学取向集中表现在“文”与“质”的关系上，是“在尚质前提下的文质统一”[32]。赵为民探究了《淮南子》的音乐美学思想[33]。
（四）《淮南子》的科技思想
《淮南子》中蕴含的科技思想及其涉及的自然科学知识，受到科技史研究者的关注并产生了一批研究成果。代表性专著有陈广忠《〈淮南子〉的科技思想》陈广忠：《〈淮南子〉的科技思想》，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王巧慧《〈淮南子〉的自然哲学思想》王巧慧：《〈淮南子〉的自然哲学思想》，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郑文光《中国天文学源流》、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陈美东《中国科学技术史·天文学卷》等天文学专著，详细论述并充分肯定《淮南子》天文学思想和成就郑文光：《中国天文学源流》，科學出版社1979年版；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陈美东：《中国科学技术史·天文学卷》，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陶磊从数术史的角度专题研究了《淮南子·天文》，认为：“《天文》是汉初殷历家的作品，是传世的先秦汉初文献中保存数术内容最丰富也是最完整的一篇文献。”[34]吕子方认为《淮南子》奠定了二十八宿及干支纪年的基础吕子方：《〈淮南子〉在天文学上的贡献》，《安徽史学》1960年第1期。，席泽宗阐述了《淮南子》对创立二十四节气的贡献席泽宗：《〈淮南子·天文训〉述略》，《科学通讯》1962年第6期。，陈应时探讨了《淮南子》的律数问题陈应时：《“〈淮南子〉律数”之谜》，《乐府新声》1984年第3期。，林飞飞分析了《淮南子》的农学思想[35]，龚纯总结了《淮南子》的医学思想龚纯：《淮南鸿烈中的医学思想》，《中华医史杂志》1983年第3期。。
除上述主要方面外，对《淮南子》义理的阐释还涉及经济、社会、伦理、军事等思想。孙国峰探讨了《淮南子》经济思想产生的基础及经济思想的内容、特点和影响[36]。陈辉讨论了《淮南子》的社会思想[37]。柴文华认为《淮南子》伦理体系是一个蕴涵多元参照点的开放结构，具有吞吐道儒的鲜明主题[38]。许匡一对《淮南子》的军事思想作了全面具体的介绍[39]。
三、《淮南子》与先秦文献关系的探寻
作为一部“结古代思想之总账”[40]的鸿篇巨制，《淮南子》大量引用先秦文献，深度融合诸子学说，因此，探寻《淮南子》与先秦文献的关系，厘清其学术渊源，成为民国以来《淮南子》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学术界对此的研究成果，主要涉及《淮南子》与先秦道家文献、杂家文献及其他诸子文献关系的梳理。
（一）《淮南子》与先秦道家文献
《淮南子》与先秦道家文献关系，主要集中在《淮南子》与《老子》、《庄子》、《文子》等文献关系的研究。
1.《淮南子》与《老子》。《淮南子》在许多方面直接引用和承袭《老子》。刘笑敢在《“无为”思想的发展——从〈老子〉到〈淮南子〉》一书论述了《淮南子》对老子“无为”的继承和发展，并对《淮南子》的无为思想与汉初黄老思想进行比较分析[41]。丁文宏、蔡友和认为《淮南子》极大地发展了老子的无为思想，使之成为特定的“有为”，成为一个具有科学性的概念，达到了老子哲学术语织成的理论外衣下面这个概念所可能达到的最高水平[42]。陈青远在其硕士学位论文《〈淮南子〉对〈老子〉的继承和发展》中指出，《淮南子》直接引用最多的典籍就是《老子》，其中记载老子其人其事的有四处，直接引用老子言论有七十七处，并且发展、改造了所引观点以明己志[43]。
2.《淮南子》与《庄子》。《淮南子》与《庄子》的学术渊源关系最为密切。江世荣认为刘安对《庄子》做过注解，是五十二篇本《庄子》的编者江世荣：《有关〈庄子〉的一些史料》，《文史》第1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张恒寿在《庄子新探》一书中提出：“《庄子》书一定经过刘安和他的门客们的编纂和整理”[44]。孙以楷更是认为：“刘安是中国学术史上整理、编纂、解说《庄子》的第一人，《天下》篇是刘安为《庄子》所写的《解说》三篇之一”[45]。王叔岷《〈淮南子〉引〈庄〉举偶》一文指出：“检《淮南》全书，其明引《庄子》之文仅一见……其暗用《庄子》者则触篇皆是。今本《庄子》三十三篇，惟《说剑》之文，不见于淮南。其余三十二篇，则均有称引。《汉志》列淮南于杂家，然其思想仍以道家为指归。尤与庄子为近，故引用庄子之文特多。” 王叔岷：《〈淮南子〉引〈庄〉举偶》，《道家文化研究》第14辑，三联书店1998年版。方勇认为 “《淮南子》不但大量援引了《庄子》思想资料，而且还往往对这些思想资料进行了积极阐释，从而既为庄子学说增添了一些新的内容，又为汉初最高统治者提供了一套适应当时实际情况的治身、治国等理论。”[46]徐飞认为“刘安的《淮南子》一书不仅把老庄同时当作其思想内容的重要来源，还将两者相联并称，老庄互阐，这为两者合而成为率真自然的思想体系作出了积极贡献，从而开启了老庄思想在汉代的融合趋势。”[47] 3.《淮南子》与《文子》。《淮南子》与《文子》都是反映秦汉黄老之学的著作，两书很多辞句甚至段落多有雷同，因此，二者“孰先孰后”、“谁抄袭谁”的问题，长期以来也作为一个学术公案而争论不休。民国以来，学术界多以为《文子》抄袭《淮南子》。胡适在其《淮南王书》中说“《文子》实是伪书，只可算是一种《淮南》节本”[6]8。20 世纪 70 年代马王堆汉墓帛书的出土、河北定县西汉墓《文子》残简的出土，为研究两者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资料，《淮南子》与《文子》的关系再度成为热点问题。对此，学者们的观点可分为三种：一是《文子》早于《淮南子》，后者抄袭前者。唐兰利用考古资料，通过《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即被称为《黄帝四经》者）与其他古籍的对比，认为：“《文子》与《淮南子》很多辞句是相同的。究竟谁抄谁，旧无定说。今以篇名袭黄帝之言来看，《文子》当在前。”唐兰：《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研究——兼论其与汉初儒法斗争的关系》，《考古学报》1975 年第 1 期。王利器认为：“《淮南》，《文子》之疏义也。故于《淮南子》之衍绎者，掇拾不遗余力，且进而指出其以楚之方言点窜《文子》，带有浓厚之地方色彩，则《淮南子》为《文子》之疏义，不待辩而自明矣。”[48]李定生、徐慧君也认为：“《文子》是先于《淮南子》的先秦古籍，是《淮南子》抄袭《文子》。在《淮南子》 之前，已有人引《文子》或《文子》之言。”[49]二是今本《文子》晚于《淮南子》，前者抄袭后者。陈广忠认为竹简《文子》为先秦古籍，保存下来的二千余言，竟无一句与《淮南子》相同，也就不存在谁抄谁的问题；今本《文子》约五万言，其中有七千多字为《淮南子》所无，而其余则与《淮南子》基本相同，主要资料当出自《淮南子》[50]。张丰乾认为“竹简《文子》的出土证明今本《文子》确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但二者从形式到内容相去甚远，不可混为一谈。对比二者的同异，不难发现今本必晚出于竹简本。今本的出现不会早于东汉前期，《淮南子》不可能抄袭今本《文子》 ，它和竹简《文子》也没有多少直接联系。古本《文子》在流传过程中散佚严重，是后人大量抄袭《淮南子》以做补充，而非《淮南子》抄袭《文子》。”[51]。三是《淮南子》与《文子》之间并非简单意义上的“抄袭”关系。江世荣对比《淮南子》与《文子》的文本内容，认为“《淮南子》虽采用了《文子》的文字，但對之有不少加工，比原来文义要详密一些；反之《文子》的文字则比较简略”，而《文子》本身也有《淮南子》所不及的特点。不能因二者有相同的文字、内容，就简单地认为是抄袭，古人著述各有所本，不一定都相同。《淮南子》中文字虽有很多根据《文子》，也有修改、变动之处，不应拘执，作主观、片面的理解，并且二者也很有可能共享着相同的先秦文献来源江世荣：《先秦道家言论集·老子古注之一文子述略———兼论〈淮南子〉与〈文子〉》，《文史》第 18 辑，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王云度认为：“《淮南子》与《文子》的关系并非传统所说的后者抄袭前者，更非后者为前者的节本；而正相反，前者是在后者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各家学说整理发挥而成的。”[52]马庆州在《淮南子考论》中也提出“竹简《文子》与今本《文子》内容既有相同者，也有不见于今本的佚文，说明《文子》是有渊源的，它与《淮南子》的关系，绝非简单的谁抄谁的问题。”[53]丁原植著有《<淮南子>与<文子>考辨》丁原植：《<淮南子>与<文子>考辨》，台湾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版。一书，对《淮南子》与《文子》进行了文献比勘研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创见。
（二）《淮南子》与先秦杂家文献
虽然《吕氏春秋》成书于秦统一中国的前夕，《淮南子》成书于西汉武帝初期，两者相距约百余年，但作为先秦杂家的代表作，《吕氏春秋》却在体系、结构、思想等方面与《淮南子》有着很多相似之处。因此，研究两者关系也成为《淮南子》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牟钟鉴《<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思想研究》牟钟鉴：《<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一书，对两者思想作了系统的专题研究，在学界影响较大。牟钟鉴认为《淮南子》大量吸收了《吕氏春秋》的思想，“可以说该书是以《吕氏春秋》为蓝本而写成的。在一定意义上，《淮南子》是《吕氏春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再现，两书堪称为秦汉之际道家著作的姊妹篇。”[54]熊铁基撰文指出：“（《吕氏春秋》与《淮南子》）在内容上一样地大量引用老庄之言，也都一样地兼儒墨，合名法，而且《淮南子》中许多地方（甚至整节的）还直接引用《吕氏春秋》的文字。”熊铁基：《从〈吕氏春秋〉到〈淮南子〉——论秦汉之际的新道家》，《文史哲》1981年第2期。龚留柱比较了《淮南子》与《吕氏春秋》的军事思想[55]，董志铁从逻辑思想讨论了两者的异同[56]。王磊的博士学位论文《〈淮南子〉与〈吕氏春秋〉传承关系考论》全面考察了二书的传承与嬗变关系[57]。
（三）《淮南子》与先秦其他诸子文献
《淮南子》与先秦其他诸子文献的关系主要集中于《淮南子》与《管子》、《墨子》的关系。丁原明在《<淮南子>对<管子>四篇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中从道论、规律论、修养论阐发了前者对后者的继承与发展[58]；刘爱敏的《<管子>四篇哲学思想对<淮南子>的影响》也从心气论、政治论、修养论三方面阐述了《淮南子》对《管子》思想的影响[59]。巩曰国《<管子>对<淮南子>的影响》认为“《管子》对《淮南子》的影响体现在文本和思想两个方面”[60]。陈广忠《<淮南子>与墨家》一文提出，《淮南子》中有二十四条关于墨子言行事迹的记述，史实之丰富，评价之公正，在诸子之林中无出其右者，因此，“《淮南子》的观点是正确解‘墨’之权舆。”[61]
四、《淮南子》研究的反思与展望
民国以来百余年的《淮南子》研究，无论是文本校注、义理阐释还是《淮南子》与先秦文献关系的探寻，都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使《淮南子》研究不断深入推进。但研究还存在进一步拓展的空间：从《淮南子》文本校注角度来看，《淮南子》在文字上还存有许多费解甚至不解之处，有待学者系统整理前人研究成果，进一步进行文本校勘、注释，避免研究的粗浅化，为世人提供更为精细、准确的文本。从《淮南子》义理阐释角度来看，许多研究者是通过“现代汉语”而不是“古代汉语”、“当下语境”而不是“当时语境”去解读《淮南子》思想的，这就难免曲解甚至背离文本的原意，因此，如何立足文本、贴近作者、忠实原意地进行义理阐释，避免研究的庸俗化，是目前研究中应加以注意的问题。从《淮南子》整体性研究角度来看，随着《淮南子》微观研究的不断深入，在细节上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也使研究呈现“碎片化”，难以在宏观上整体把握《淮南子》，其结果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因此，学者们在对《淮南子》进行微观研究的同时，也应当关注《淮南子》的宏观或中观研究，建立起整体性研究理论框架。从《淮南子》独创性研究角度来看，学术界虽然取得了一些原创性研究成果，但 “研究方法及选题的高度同质化，带来的必然后果是人云亦云者多，有创新的见解少”[1]144 ，与此同时，研究中缺少交流与对话、争鸣与回应，多为“自说自话”，这应当引起学界的注意。 令人欣喜的是，近几十年来，汉代考古资料不断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世文献的不足，为《淮南子》研究取得新突破提供了契机；《淮南子》研究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和参与，在全国形成了老中青相结合的较为稳定的研究队伍，研究成果不断涌现；自2006年以来连续召开六届《淮南子》全国学术研讨会，出版发行《淮南子研究》，扩大了《淮南子》的影响，使“淮南子学”逐渐趋向“显学”。相信在吾辈学人的共同努力下，千古奇书《淮南子》研究必将取得更多更好的成果。参考文献：
[1]马庆洲.六十年来《淮南子》研究的回顾与反思[J].文学遗产，2010（6）：137.
[2]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263.
[3]戴黍.国外的《淮南子》研究[J].哲学动态，2003（4）：44-46.
[4]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79.
[5]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二卷）[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92.
[6]胡适.淮南王书[M].长沙：岳麓书社，2011：9.
[7]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中）[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56.
[8]丁原明.黄老学论纲[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266-275.
[9]刘爱敏.《淮南子》道论研究[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229.
[10]陈美东.中国古代天文学思想[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52.
[11]戴黍.圣王与治道——试论《淮南子》的圣王史观[J].天津社会科学，2007（5）：131-134.
[12]许殿才.《淮南子》的历史思想[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0（6）：1-3.
[13]汪高鑫.《淮南子》历史哲学三论[J].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0（4）：1-5.
[14]杨幼炯.中国政治思想史[M].上海：上海书店，1984：176.
[15]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320.
[16]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M].上海：上海书店，1947：244-248.
[17]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53.
[18]于首奎.《淮南子》政治思想刍议[J].东岳论丛，1989（5）：71-77.
[19]李秀华.并存不废，会通所长——《淮南子》治国思想论析[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5）：85-89.
[20]戴黍.道·人·史：《淮南子》论治维度及思想史意义[J].现代哲学，2007（2）：86-91.
[21]高旭.《淮南子》道、法思想关系探论——以《原道训》为中心的考察[J].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6）：44-48.
[22]金春峰.《淮南子·主术训》的治国思想[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6）：7-10.
[23]王沁凌.《淮南子·齐俗训》政治思想浅议[J].船山学刊，2015（5）：64-69.
[24]杨守戎.《淮南子》的政治哲学[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3）：91-97.
[25]许抗生.《淮南子论》“无为而治”[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6）：1-2.
[26]李澤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 第一卷 ）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452、483.
[27]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167-170.
[28]方国武.《淮南子》“大美”之境论[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4）：452-456.
[29]周来祥.《淮南子》的哲学精神和美学思想[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4）：8-13.
[30]潘显一.《淮南子》道家-道教美学思想研究[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4）：53-57.
[31]赵国乾.论《淮南子》的生命美学精神[J].学术论坛，2009（11）：8-12.
[32]丁秀菊.论《淮南子》的修辞美学取向[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6）：38-43.
[33]赵为民.《淮南子》音乐美学思想初探[J].中国音乐，1990（3）：98-98.
[34]陶磊.《淮南子·天文》研究——从数术史的角度[M].济南：齐鲁书社，2003：179.
[35]林飞飞.《淮南子》重农思想初探[J].农业考古，2012（1）：107-109.
[36]孙国峰.《淮南子》经济思想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37]陈辉.《淮南子》社会思想研究[D].合肥：安徽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
[38]柴文华.《淮南子》的伦理主题述略[J].江汉论坛，1988（6）：30-33.
[39]许匡一.《淮南子》的军事思想[J].武汉教育学院学报，1995（1）：95-102.
[40]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M].上海：中华书局，1989：2.
[41]陈静.“无为”思想的发展──从《老子》到《淮南子》[J].中华文化论坛，1996（2）：93-100.
[42]丁文宏，蔡友和.老子“无为”思想探微─—兼论《淮南子》对老子“无为”思想的扬弃[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3）：61-66. [43]陈青远.《淮南子》对《老子》的继承和发展[D].合肥：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44]张恒寿.庄子新探[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24.
[45]孙以楷.刘安与《庄子》[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1）：9-15.
[46]方勇.《淮南子》对庄子的积极阐释[J].闽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2）：26-33.
[47]徐飞.《淮南子》融合老庄的思想及其后世影响[J].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4）：36-40.
[48]王利器.晓传书斋集[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184-185.
[49]李定生，徐慧君.文子校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6.
[50]陈广忠.今本“文子”抄袭论——竹简“文子”研究之二[J].学术研究，1996（7）：73-76.
[51]张丰乾.试论竹简《文子》与今本《文子》的關系——兼为《淮南子》正名[J].中国社会科学，1998（2）：117-126.
[52]王云度.《淮南子》与《文子》关系辨析[C]//周天游.陕西博物馆馆刊（第3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135.
[53]马庆洲.淮南子考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19.
[54]牟钟鉴.《吕氏春秋》与《淮南子》的比较分析——兼论秦汉之际的学术思潮[J].哲学研究，1984（1）：45-52.
[55]龚留柱.《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的军事思想比较[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3）：32-37.
[56]董志铁.论《淮南子》对《吕氏春秋》推类理论的继承和发展[J].人文杂志，1989（3）：69-75.
[57]王磊.《淮南子》与《吕氏春秋》传承关系考论[D].济南：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58]丁原明.《淮南子》对《管子》四篇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J].管子学刊，1995（3）：7-13.
[59]刘爱敏.《管子》四篇哲学思想对《淮南子》的影响[J].船山学刊，2015（3）：83-89.
[60]巩曰国.《管子》对《淮南子》的影响[J].管子学刊，2012（4）：19-23.
[61]陈广忠.《淮南子》与墨家[J].孔子研究，1995（2）：3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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