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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需要一些时间，才让我们看得更加清楚；历史，在观看的角度有所调整之后，才让我们的判断变得相对准确。但时间如同急逝的流星，不会为任何人刹住，也不会尾随于任何人。而晋商老照片却能够在它过去的那个瞬间让人捕捉到它，像一颗从明清飞向今天的流星，它的光芒帮你记忆，帮你验证。
1994年，那时的平遥古城还只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小地方，尽管它已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八年之久；那个时候的我，从事着几乎与文化并不太密切的乡镇工作，日子过得不紧不慢，不好不坏。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余秋雨先生的散文《抱愧山西》，其间余先生用大篇幅论证着“山西曾是海内最富”这一说法，从此，我的心境再也不是那么“水波不兴”了。
“海内最富”—这是梁启超老夫子对清民时期山西的评价，山西在全国经济结构中曾经占据过这样一个显赫的地位？我惊讶了。但那些文字确实让我热血沸腾、心潮起伏且浮想联翩：“直到本世纪（20世纪，编者注）初，山西，仍是中国堂而皇之的金融贸易中心。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城市里那些比较像样的金融机构，最高总部大抵都在山西平遥县和太谷县几条寻常的街道间，这些大城市只不过是腰缠万贯的山西商人小试身手的码头而已。”“在山西最红火的年代，财富的中心并不在省会太原，而是在平遥、祁县和太谷，其中尤以平遥为最”，这一结论简直让我陶醉，接下来的文字却更令我震惊：“平遥西大街上中国第一家专营异地汇兑和存、放款业务的‘票号’—大名鼎鼎的‘日升昌’旧址，这是今天中国大地上各式银行的‘乡下祖父’，也是中国金融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的所在。”天哪！我安身立命这么多年的故里竟然有着如此辉煌的昨天？而创造了这等辉煌历史的人物竟然是我的乡邦先祖，那些个“稳稳地把自己放在全国民间钱财流通主宰者的地位上”的平遥商人？
这下该我抱愧平遥了。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的脑海中有了和余秋雨先生同样的悬想：“创建了‘海内最富’奇迹的人们，你们究竟是何等样的人，是怎么走进历史又从历史中消失的呢？”余先生说：“我只有在《山西票号史料》中看到过一幅模糊不清的照片，日升昌票号门外，为了拍照，断然站着两个白色衣衫的年长男人，意态平静，似笑非笑，这就是你们吗？”那一刻，我豁然开朗、恍然大悟！
山西商人—晋商，难道这仅仅是个泛泛而谈的定义？不，让我引以为豪的是山西商人的为富之最—“反正在清代全国商业领域，人数最多、资本最厚、散布最广的是山西人；每次全国性募捐，捐出银两数最大的是山西人；要在全国排出最富有的家庭和个人，最前面的一大串名字大多也是山西人；甚至，在京城宣告歇业回乡的各路商家中，携带钱财最多的又是山西人”—感谢余秋雨先生一口气为我们总结出了这么多的山西商人之最，让我们在回望晋商历史的时候，尽可能地有了具体想象的空间。
晋商，诚信为本，纵横欧亚九千里；以义制利，称雄商场五百年的一群“东方威尼斯商人”，你们目光远大、开疆拓土，在那个“商”被排在最末位的社会环境中却坦然从商、讲究信义、严于管理，开辟出了一片新天地；你们以大手笔书写了商业历史，树起了飘扬四海的商业旗帜，是最具光彩的商民代表者。
我要让历史的印象赋予现实的意义，从发黄照片的面容上追寻你们的精魂所在。
平遥是晋商的重要发祥地，仅一个雷履泰就把中国金融史的纪录刷新，因为他和他的商业团队打拼出了“汇通天下”之“日升昌”，让中国内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城挺起中国金融的脊梁，进而有了一种豪迈的辉煌，这一历史是平遥人的骄傲，也是文化经营的重要资源，我明白得天独厚是何等的优势，然而由于沧桑巨变，晋商文化能展示给世人的似乎更多的是历史遗存的晋商宅院和文史资料，要想通过历史照片来表现其独特魅力，困难之多可想而知。
据史料记载，摄影术于清光绪中期传入中国。1899年10月，42岁的法国人方苏雅（Auguste Francois），带着七部相机和大量1885年才问世的玻璃干版，历时11个月后抵达昆明，开始了他对这个城市巨细无遗地注视。在此后的将近五年时间里，他阅尽了这里的山川湖泊、城镇乡村、街道建筑、寺庙道观，也包括上至总督巡抚，下至贩夫走卒、乞丐犯人的各色人等，以及发生在这里重大或日常的事件；更重要的是，他还将目光所及的一切尽量地凝固在了他拍下的照片里。他当时可能不会想到，这些照片百年后将成为亚洲最早、最完整地记录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社会概貌的纪实性图片。方苏雅于1900年拍摄的《个性强烈的五百罗汉》成为中国现存最早的珍贵照片。
1901年至1902年间，太原有了山西第一家照相馆。
1912年在平遥城内的城隍庙街33号开设了平遥县第一家照相馆，经营者是王正。在他的传授帮助下，巩秉富、宋宗先也学会照相技术并相继开设了照相馆。后来县城内主要大街也陆续开设了几处照相馆。不久，王正迁至衙门街65号开设“新民照相馆”，宋宗元在小察院街4号开设“宋记照相馆”，巩秉富在衙门街32号开设了“福生大照相馆”。数年后陆续开设的有：日本人田中在南大街30号开的“田中照相馆”，两年后停业，王尧林租了该门面开设“丽生照相馆”，后关闭，迁至宁固与郭本胜的“野村照相馆”合并；巩秉富迁到花园街31号使用了“丽生照相馆”字号名称。此外，还有苏纪、张其武在西大街42号的“木村照相馆”，雷胜远、武树贤在南大街41号的“正光照相馆”，张青山在西大街39号的“春利照相馆”，李中文在政府街44号的“丽华照相馆”，苏纪、任志惠在政府街59号的“联友照相馆”，关闭后改为“志让照相馆”，张景华、苗学华、宋执贵在东大街37号开设的“裕华照相馆”。
1956年公私合营，各私家照相馆共同走向了集体经营。公私合营后城内集中为两家照相馆，一家是政府街的“平遥县福利事业总店公司合营春丽照相馆”，另一家是南大街的“平遥县福利事业总店福利照相馆”。1959年更名为“平遥县服务公司服务照相一部、照相二部”。1960年更名为“平遥县饮食服务公司精艺照相馆”。1963年照相二部撤销，到1981年城内只有一家照相馆“南街国营照相馆”。 平遥作为当时引领风气之先的富甲之地，很快就有了照相馆，商界、学界竞相拍照，成为一时风尚。一些富商子弟出于个人爱好还专门购置了摄影器材以供娱乐。虽历尽百年沧桑，社会变迁人世代谢，但平遥早年摄影艺术的传播普及还是得以留下了许多值得回味的珍贵历史瞬间。
我收藏的老照片基本分为三个类型，一是晋商老照片，时间段从1842年至1949年；二是红色题材照片，时间划分为1931年至1964年，包括历史文化照片特别是国家级非遗项目平遥推光漆的照片；三是“文革”题材的照片。我所收藏的最早的晋商老照片是1842年日升昌汉口分号经理李文新夫人在汉口的照片，收藏的最大照片是蔚泰厚总经理毛鸿翰的照片，毛是蔚字五连号最后一任大掌柜，是票号业保守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从我现有的晋商照片资料分析，晋商老照片的主体是晋商东家或掌柜的个人照片，特别是民国年间，随着照相技术的传播，商人的个人肖像、形象照片不断增加；晋商人物闯荡外出时的照片占据较大比例；东掌、东掌夫人、东掌伙计的合影；商业性团体合影、晋商人物与客户的合影；晋商家族家庭合影；字号伙友同仁合影；晋商民俗风情照片等。从时间上分析，清中期及稍后这一历史时期，由于拍摄照片是一项高级消费活动，故以晋商东掌个人形象照片和东掌伙合影照片为主，还有一些人由官而商、由商而官的照片。晋商人物直接为官者并不太多，但有许多发迹的商人捐得了官位，如平遥“日升昌”东家李箴视就曾为其曾祖、祖父、父亲捐得“府加四级”职衔；其弟李箴听、李箴言分别捐了武职副将衔和盐运使加二级。毛鸿翰也为自己的父亲、祖父都有捐输。这些商业精英、商界领袖捐官后都留下了一些照片资料。
据考证，平遥晋商在字号年终结账或正月开张时，东掌伙要聚餐并合影留念。我所收藏的晋商老照片中有很多属于东掌伙合影的照片，这些照片以铺面字号或东家住所为背景，尚无人造道具背景，那时候风光照片也是凤毛麟角。
从平遥现有老照片分析，到清代后期，照片领域逐步扩大，生活类内容出现，婚嫁活动也有记录。这一时期的照片，除自然背景之外，人造布景背景已出现，还出现了商团合影、学校师生合影、武术团体等照片。
到民国初期，照相成为一个普及性行业，这一时期的照片在原有领域的基础上，出现了大量商人一般性合影，普通商人照片、民俗活动如婚嫁、生日、寿辰筵席等都有照片反映。
晋商老照片经历了各个历史时期，特别是“文革”洗劫，许多有研究价值的照片几乎全被毁损，遗留下来的弥足珍贵。也有一些老照片流落到了非法文物贩子手中，还有的漂洋过海，沦落他乡。有的晋商老照片反映了晋商封闭氛围中的开放理念，如我征集到的第一幅照片就是“日升昌”在武汉的分号经理李文新夫人的照片。这张照片充分展示了那个时代女性的亮丽风采，尽显其思想解放程度。当然大多数照片是晋商后人作为祖先牌位供奉才得以侥幸“存活”下来的。
1997年，平遥古城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之后，出现了十几家民营博物馆，老照片来源“紧俏”，供不应求。一些商贩虽有经营，但缺乏晋商知识，不懂照片蕴含的历史事件和时代背景，对其价值估计不足。于是，我与这些人结识为朋友，通过推心置腹地交谈使他们成为我收藏老照片的一个主要信息渠道。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老照片价值的认识逐渐上升，有人视之若宝，囤积居奇，待价而沽，收藏的难度与日俱增。为了一张老照片，我真是千方百计，不惜奔波千百里，其中甘苦不足与外人道。
“存得本来真面目，映成绝世好风姿”，通过摄影技术纳天地于方寸，铭古今于瞬间，是让历史成为永恒的重要载体之一。翻阅这些泛黄的老照片，我们可以欣赏世界文化遗产、历史文化名城宏伟壮观的古老建筑，瞻仰历史人物的风姿俊采，领略晋商巨贾的雄才大略，感受有识之士的宏图大志，体会时代骄子的凌云志向。从一张东家与伙计的合影照上，我们可以对平遥票号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有一定直观印象：无论是身材相貌还是穿戴打扮，东家掌柜们都是相当讲究，个个都显得那么自信。看照片中人一个个泰然自若，仿佛是在告诉人们：浩浩商海风云，尽在运筹帷幄中。透过照片，我们会不由想起当时的一些民谣：“八秀才进字号，改邪归正”；“生子有才可经商，不羡七品空堂皇”。
一张老照片就是一段晋商创业史，一张老照片就是一段晋商文化史，它们是那个时代社会经济的缩影，是晋商艰苦创业、智慧守业、悲壮歇业的佐证。在我所收藏的照片中，有一幅是用数千元的代价收藏的，那就是毛鸿瀚的巨幅老照片。毛鸿瀚原为蔚泰厚票号后期大掌柜，是一个杰出的票号经营者，为蔚泰厚创造了丰厚的财富，但他同时也是平遥票号商中保守派的一个代表人物，由于他的影响，致使平遥票号在向现代银行转型的关键时期惨遭失败。毛鸿瀚与创新人物“日升昌”票号北京分号总经理李宏龄形成了鲜明对照，现实意义之大非同寻常。从他照片的形象上，我们依稀看到他运筹帷幄、调度有方之精明一面，但分明也读出了他刚愎自用、顽固不化的另一面，不由让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枉叹时不我待。
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我有幸收集到作为东来号财东的祖父、祖母照片，后也零星积累了一些老照片，但并没有从晋商这个主题上去寻访。平遥国际摄影大展启动后，我曾与原平遥县衙博物馆冀太平馆长共同策划了《平遥商人·女人·老人》老照片展，旨在表现“平遥的商人创造了历史，老人记录了历史，女人诠释了历史”这样一个主题。这次活动之后，我破译了晋商与老照片的密码，开始用心去研究和收藏老照片，利用一切机会和可能，积累平遥晋商老照片，把触角伸向了晋商历史文化名村，伸向了晋商后人，伸向了文史研究工作者，伸向了各级各类档案馆，建成了一个兴趣同一的网络，利用自己是县市摄影机构负责人的优势，发动会员，在晋商人物主题下，把老照片征集收藏作为研究晋商、服务平遥文化的一件大事，渗透在平常的工作之中。
每年的平遥国际摄影大展期间，我都策划组织专题展览，辟出专门的展位来表现平遥晋商老照片的独特风情。更为欣喜的是，2006年平遥国际摄影大展中，我在王悦、张国田两位老师指导下策展的《晋商老照片》被安排在国际级大师作品的展区内；在太原市举办的平遥国际摄影大展国际级大师作品邀请展中，《晋商老照片》有幸应邀参展，也算是对自己老照片情结的一种接纳和鼓励吧。
这几年在与老照片的“亲密接触”中，我经常会思索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晋商是山西最悠远的骄傲，他们曾经带给山西最辉煌的荣耀，他们的印记应该震撼、感动和抚慰今天之山西后辈的心灵，并为艰难行走在重振晋商雄风之路上的人们亮起一盏明灯。也许有人会说，让一张照片承担如此厚重的内涵未免太苛刻了一些，可是想想罗中立的《父亲》，谁走到他的面前能不驻足凝神忆起几千年的沧桑？想想解海龙的那个唤起希望工程的《我要读书》的大眼睛女孩，谁走到她的面前能不掬把热泪而心潮涌动？如此想来，我们又不能不说，一张老照片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取悦观者的眼睛，它该有一种力量，该有一种魅力，让人们被滚滚红尘物化了的眼睛、刻板了的心灵，活跃起来，振奋起来，高尚起来。商道即人道，晋商老照片让历史变成了鲜活的面容，呈现出了可以触摸的灵魂，并穿越昨天，引领今天，印证明天。
1994年，那时的平遥古城还只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小地方，尽管它已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八年之久；那个时候的我，从事着几乎与文化并不太密切的乡镇工作，日子过得不紧不慢，不好不坏。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余秋雨先生的散文《抱愧山西》，其间余先生用大篇幅论证着“山西曾是海内最富”这一说法，从此，我的心境再也不是那么“水波不兴”了。
“海内最富”—这是梁启超老夫子对清民时期山西的评价，山西在全国经济结构中曾经占据过这样一个显赫的地位？我惊讶了。但那些文字确实让我热血沸腾、心潮起伏且浮想联翩：“直到本世纪（20世纪，编者注）初，山西，仍是中国堂而皇之的金融贸易中心。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城市里那些比较像样的金融机构，最高总部大抵都在山西平遥县和太谷县几条寻常的街道间，这些大城市只不过是腰缠万贯的山西商人小试身手的码头而已。”“在山西最红火的年代，财富的中心并不在省会太原，而是在平遥、祁县和太谷，其中尤以平遥为最”，这一结论简直让我陶醉，接下来的文字却更令我震惊：“平遥西大街上中国第一家专营异地汇兑和存、放款业务的‘票号’—大名鼎鼎的‘日升昌’旧址，这是今天中国大地上各式银行的‘乡下祖父’，也是中国金融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的所在。”天哪！我安身立命这么多年的故里竟然有着如此辉煌的昨天？而创造了这等辉煌历史的人物竟然是我的乡邦先祖，那些个“稳稳地把自己放在全国民间钱财流通主宰者的地位上”的平遥商人？
这下该我抱愧平遥了。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的脑海中有了和余秋雨先生同样的悬想：“创建了‘海内最富’奇迹的人们，你们究竟是何等样的人，是怎么走进历史又从历史中消失的呢？”余先生说：“我只有在《山西票号史料》中看到过一幅模糊不清的照片，日升昌票号门外，为了拍照，断然站着两个白色衣衫的年长男人，意态平静，似笑非笑，这就是你们吗？”那一刻，我豁然开朗、恍然大悟！
山西商人—晋商，难道这仅仅是个泛泛而谈的定义？不，让我引以为豪的是山西商人的为富之最—“反正在清代全国商业领域，人数最多、资本最厚、散布最广的是山西人；每次全国性募捐，捐出银两数最大的是山西人；要在全国排出最富有的家庭和个人，最前面的一大串名字大多也是山西人；甚至，在京城宣告歇业回乡的各路商家中，携带钱财最多的又是山西人”—感谢余秋雨先生一口气为我们总结出了这么多的山西商人之最，让我们在回望晋商历史的时候，尽可能地有了具体想象的空间。
晋商，诚信为本，纵横欧亚九千里；以义制利，称雄商场五百年的一群“东方威尼斯商人”，你们目光远大、开疆拓土，在那个“商”被排在最末位的社会环境中却坦然从商、讲究信义、严于管理，开辟出了一片新天地；你们以大手笔书写了商业历史，树起了飘扬四海的商业旗帜，是最具光彩的商民代表者。
我要让历史的印象赋予现实的意义，从发黄照片的面容上追寻你们的精魂所在。
平遥是晋商的重要发祥地，仅一个雷履泰就把中国金融史的纪录刷新，因为他和他的商业团队打拼出了“汇通天下”之“日升昌”，让中国内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城挺起中国金融的脊梁，进而有了一种豪迈的辉煌，这一历史是平遥人的骄傲，也是文化经营的重要资源，我明白得天独厚是何等的优势，然而由于沧桑巨变，晋商文化能展示给世人的似乎更多的是历史遗存的晋商宅院和文史资料，要想通过历史照片来表现其独特魅力，困难之多可想而知。
据史料记载，摄影术于清光绪中期传入中国。1899年10月，42岁的法国人方苏雅（Auguste Francois），带着七部相机和大量1885年才问世的玻璃干版，历时11个月后抵达昆明，开始了他对这个城市巨细无遗地注视。在此后的将近五年时间里，他阅尽了这里的山川湖泊、城镇乡村、街道建筑、寺庙道观，也包括上至总督巡抚，下至贩夫走卒、乞丐犯人的各色人等，以及发生在这里重大或日常的事件；更重要的是，他还将目光所及的一切尽量地凝固在了他拍下的照片里。他当时可能不会想到，这些照片百年后将成为亚洲最早、最完整地记录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社会概貌的纪实性图片。方苏雅于1900年拍摄的《个性强烈的五百罗汉》成为中国现存最早的珍贵照片。
1901年至1902年间，太原有了山西第一家照相馆。
1912年在平遥城内的城隍庙街33号开设了平遥县第一家照相馆，经营者是王正。在他的传授帮助下，巩秉富、宋宗先也学会照相技术并相继开设了照相馆。后来县城内主要大街也陆续开设了几处照相馆。不久，王正迁至衙门街65号开设“新民照相馆”，宋宗元在小察院街4号开设“宋记照相馆”，巩秉富在衙门街32号开设了“福生大照相馆”。数年后陆续开设的有：日本人田中在南大街30号开的“田中照相馆”，两年后停业，王尧林租了该门面开设“丽生照相馆”，后关闭，迁至宁固与郭本胜的“野村照相馆”合并；巩秉富迁到花园街31号使用了“丽生照相馆”字号名称。此外，还有苏纪、张其武在西大街42号的“木村照相馆”，雷胜远、武树贤在南大街41号的“正光照相馆”，张青山在西大街39号的“春利照相馆”，李中文在政府街44号的“丽华照相馆”，苏纪、任志惠在政府街59号的“联友照相馆”，关闭后改为“志让照相馆”，张景华、苗学华、宋执贵在东大街37号开设的“裕华照相馆”。
1956年公私合营，各私家照相馆共同走向了集体经营。公私合营后城内集中为两家照相馆，一家是政府街的“平遥县福利事业总店公司合营春丽照相馆”，另一家是南大街的“平遥县福利事业总店福利照相馆”。1959年更名为“平遥县服务公司服务照相一部、照相二部”。1960年更名为“平遥县饮食服务公司精艺照相馆”。1963年照相二部撤销，到1981年城内只有一家照相馆“南街国营照相馆”。 平遥作为当时引领风气之先的富甲之地，很快就有了照相馆，商界、学界竞相拍照，成为一时风尚。一些富商子弟出于个人爱好还专门购置了摄影器材以供娱乐。虽历尽百年沧桑，社会变迁人世代谢，但平遥早年摄影艺术的传播普及还是得以留下了许多值得回味的珍贵历史瞬间。
我收藏的老照片基本分为三个类型，一是晋商老照片，时间段从1842年至1949年；二是红色题材照片，时间划分为1931年至1964年，包括历史文化照片特别是国家级非遗项目平遥推光漆的照片；三是“文革”题材的照片。我所收藏的最早的晋商老照片是1842年日升昌汉口分号经理李文新夫人在汉口的照片，收藏的最大照片是蔚泰厚总经理毛鸿翰的照片，毛是蔚字五连号最后一任大掌柜，是票号业保守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从我现有的晋商照片资料分析，晋商老照片的主体是晋商东家或掌柜的个人照片，特别是民国年间，随着照相技术的传播，商人的个人肖像、形象照片不断增加；晋商人物闯荡外出时的照片占据较大比例；东掌、东掌夫人、东掌伙计的合影；商业性团体合影、晋商人物与客户的合影；晋商家族家庭合影；字号伙友同仁合影；晋商民俗风情照片等。从时间上分析，清中期及稍后这一历史时期，由于拍摄照片是一项高级消费活动，故以晋商东掌个人形象照片和东掌伙合影照片为主，还有一些人由官而商、由商而官的照片。晋商人物直接为官者并不太多，但有许多发迹的商人捐得了官位，如平遥“日升昌”东家李箴视就曾为其曾祖、祖父、父亲捐得“府加四级”职衔；其弟李箴听、李箴言分别捐了武职副将衔和盐运使加二级。毛鸿翰也为自己的父亲、祖父都有捐输。这些商业精英、商界领袖捐官后都留下了一些照片资料。
据考证，平遥晋商在字号年终结账或正月开张时，东掌伙要聚餐并合影留念。我所收藏的晋商老照片中有很多属于东掌伙合影的照片，这些照片以铺面字号或东家住所为背景，尚无人造道具背景，那时候风光照片也是凤毛麟角。
从平遥现有老照片分析，到清代后期，照片领域逐步扩大，生活类内容出现，婚嫁活动也有记录。这一时期的照片，除自然背景之外，人造布景背景已出现，还出现了商团合影、学校师生合影、武术团体等照片。
到民国初期，照相成为一个普及性行业，这一时期的照片在原有领域的基础上，出现了大量商人一般性合影，普通商人照片、民俗活动如婚嫁、生日、寿辰筵席等都有照片反映。
晋商老照片经历了各个历史时期，特别是“文革”洗劫，许多有研究价值的照片几乎全被毁损，遗留下来的弥足珍贵。也有一些老照片流落到了非法文物贩子手中，还有的漂洋过海，沦落他乡。有的晋商老照片反映了晋商封闭氛围中的开放理念，如我征集到的第一幅照片就是“日升昌”在武汉的分号经理李文新夫人的照片。这张照片充分展示了那个时代女性的亮丽风采，尽显其思想解放程度。当然大多数照片是晋商后人作为祖先牌位供奉才得以侥幸“存活”下来的。
1997年，平遥古城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之后，出现了十几家民营博物馆，老照片来源“紧俏”，供不应求。一些商贩虽有经营，但缺乏晋商知识，不懂照片蕴含的历史事件和时代背景，对其价值估计不足。于是，我与这些人结识为朋友，通过推心置腹地交谈使他们成为我收藏老照片的一个主要信息渠道。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老照片价值的认识逐渐上升，有人视之若宝，囤积居奇，待价而沽，收藏的难度与日俱增。为了一张老照片，我真是千方百计，不惜奔波千百里，其中甘苦不足与外人道。
“存得本来真面目，映成绝世好风姿”，通过摄影技术纳天地于方寸，铭古今于瞬间，是让历史成为永恒的重要载体之一。翻阅这些泛黄的老照片，我们可以欣赏世界文化遗产、历史文化名城宏伟壮观的古老建筑，瞻仰历史人物的风姿俊采，领略晋商巨贾的雄才大略，感受有识之士的宏图大志，体会时代骄子的凌云志向。从一张东家与伙计的合影照上，我们可以对平遥票号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有一定直观印象：无论是身材相貌还是穿戴打扮，东家掌柜们都是相当讲究，个个都显得那么自信。看照片中人一个个泰然自若，仿佛是在告诉人们：浩浩商海风云，尽在运筹帷幄中。透过照片，我们会不由想起当时的一些民谣：“八秀才进字号，改邪归正”；“生子有才可经商，不羡七品空堂皇”。
一张老照片就是一段晋商创业史，一张老照片就是一段晋商文化史，它们是那个时代社会经济的缩影，是晋商艰苦创业、智慧守业、悲壮歇业的佐证。在我所收藏的照片中，有一幅是用数千元的代价收藏的，那就是毛鸿瀚的巨幅老照片。毛鸿瀚原为蔚泰厚票号后期大掌柜，是一个杰出的票号经营者，为蔚泰厚创造了丰厚的财富，但他同时也是平遥票号商中保守派的一个代表人物，由于他的影响，致使平遥票号在向现代银行转型的关键时期惨遭失败。毛鸿瀚与创新人物“日升昌”票号北京分号总经理李宏龄形成了鲜明对照，现实意义之大非同寻常。从他照片的形象上，我们依稀看到他运筹帷幄、调度有方之精明一面，但分明也读出了他刚愎自用、顽固不化的另一面，不由让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枉叹时不我待。
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我有幸收集到作为东来号财东的祖父、祖母照片，后也零星积累了一些老照片，但并没有从晋商这个主题上去寻访。平遥国际摄影大展启动后，我曾与原平遥县衙博物馆冀太平馆长共同策划了《平遥商人·女人·老人》老照片展，旨在表现“平遥的商人创造了历史，老人记录了历史，女人诠释了历史”这样一个主题。这次活动之后，我破译了晋商与老照片的密码，开始用心去研究和收藏老照片，利用一切机会和可能，积累平遥晋商老照片，把触角伸向了晋商历史文化名村，伸向了晋商后人，伸向了文史研究工作者，伸向了各级各类档案馆，建成了一个兴趣同一的网络，利用自己是县市摄影机构负责人的优势，发动会员，在晋商人物主题下，把老照片征集收藏作为研究晋商、服务平遥文化的一件大事，渗透在平常的工作之中。
每年的平遥国际摄影大展期间，我都策划组织专题展览，辟出专门的展位来表现平遥晋商老照片的独特风情。更为欣喜的是，2006年平遥国际摄影大展中，我在王悦、张国田两位老师指导下策展的《晋商老照片》被安排在国际级大师作品的展区内；在太原市举办的平遥国际摄影大展国际级大师作品邀请展中，《晋商老照片》有幸应邀参展，也算是对自己老照片情结的一种接纳和鼓励吧。
这几年在与老照片的“亲密接触”中，我经常会思索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晋商是山西最悠远的骄傲，他们曾经带给山西最辉煌的荣耀，他们的印记应该震撼、感动和抚慰今天之山西后辈的心灵，并为艰难行走在重振晋商雄风之路上的人们亮起一盏明灯。也许有人会说，让一张照片承担如此厚重的内涵未免太苛刻了一些，可是想想罗中立的《父亲》，谁走到他的面前能不驻足凝神忆起几千年的沧桑？想想解海龙的那个唤起希望工程的《我要读书》的大眼睛女孩，谁走到她的面前能不掬把热泪而心潮涌动？如此想来，我们又不能不说，一张老照片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取悦观者的眼睛，它该有一种力量，该有一种魅力，让人们被滚滚红尘物化了的眼睛、刻板了的心灵，活跃起来，振奋起来，高尚起来。商道即人道，晋商老照片让历史变成了鲜活的面容，呈现出了可以触摸的灵魂，并穿越昨天，引领今天，印证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