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在一些人的印象里是一个“迂腐的老头”。其实这是一个天大的误解。
　　恰恰相反，孔子是一个乐天知命、通权达变、与时偕行的智者。诚然，孔子一生历尽磨难，孜孜不倦地追求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但这种“坚定”决不是刻板、拘泥和迂腐。
　　与孔子同时代，鲁国有一个叫尾生高的人，以守信、热心著称，他守道义但不知变通，结果送了命。传说他与一女子相约在桥下见面，女子没有按时来，尾生高一直在约会处等候。后来，河水暴涨，尾生高不愿失信离开桥下，就抱住桥柱子死守，终于被淹死。


　　史料记载，孔子不喜欢拘泥、固执的尾生高。在《论语》中，孔子还批评过曾参的“愚孝”；也批评过子贡的“谦让而止善”。守信、孝顺、谦让当然好，但不分情况的拘泥与固执就不好，大的原则坚持住，就要“通权达变”和“与时偕行”。
　　《易经》中有“时中”的说法，也就是在坚持“道义”的前提下“合乎时宜”，还要“随时变通”。孟子认为孔子在这方面做得特别好，评价他为“圣之时者也”，并认为孔子融会贯通，真正做到了“集圣贤之大成”。
　　孔子及儒家思想之所以上千年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其中一个奥秘就是它有“活的灵魂”，我们认为这种“灵魂”就是其时代精神。
　　回顾儒学发展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儒家之兼容并包、与时俱进是其强大生命力的源泉。从唐朝开始，佛教影响已然非常强大，其学说和组织形式具有许多优势。历代儒家从一开始的排斥，最终走上一条借鉴吸收、融合提升的路子，最终形成影响巨大的“心学”，哲学史上被称为“新儒家”。
　　到了近代，面对西学的强大攻势，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学一败涂地，国人的文化自信荡然无存。一部分儒家学者为了应对西学挑战，兴起了所谓“新新儒家”，期望在儒学“花果飘零”后，能够“灵根再植”、“反本开新”。到今天，他们的孜孜之求已经初见成效。
　　2013年末，习近平同志在孔子故里曲阜考察时说：对历史文化特别是传承下来的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其实这正是儒家真义所在。
　　离开了时代，就没有儒家；离开了生活，就没有儒家；离开了人本身，也没有儒家。新的时代，给了我们新的使命：“周虽旧邦，其命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