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汉学家如何看中国文学
　　
　　数十年来美国汉学界一直流行着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那就是，古典文学高高在上，现代文学却一般不太受重视。因此，在大学里，中国现代文学常被推至边缘之边缘，而所需经费也往往得不到校方或有关机构的支持。一直到九十年代，汉学界才开始积极地争取现代文学方面的“终身职位”，然而其声势仍嫌微弱。有些人干脆就把现代中国文学看作是古代中国文学的“私生子”。
　　是什么原因使得美国的中国文学研究形成这种“传统”与“现代”的畸形对立呢？这无疑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尤其因为它涉及许多“跨文化”的因素，不是一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然而，今日当我们检讨“海外”中文文学的理想和实践时，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这个问题所象征的文化意义。本文拟从文化认同、艺术准则、文学典律诸方面来进行讨论。
　　首先，让我们从周蕾所谓“对他者物恋化”的文化现象说起。在她的近著《妇女与中国现代性：东西方之间阅读记》中，周蕾特别提出西方人如何把“传统”中国看成“他者”的问题。她认为西方人是以“物恋”的方式来研究“传统”中国文化的——在他们的心目中，最值得迷恋的就是“传统”中国所代表的尚未西化的“纯粹”中国性，因此他们执迷对于古典的美化。从周蕾的观点看来，诸如贝特鲁奇所导演的《末代皇帝》以及克莉丝特娃的《关于中国妇女》一书都是这种迷恋“他者”的跨文化产物，它们所呈现的不是真正的中国，而是对“中国”的“物恋化想象”。
　　相对而言，周蕾以为许多西方人之所以蔑视“现代”中国文化，主要因为那是一个已经被西化、被现代化了的中国——换言之，那是被认为丧失了“纯粹中国性”、被西方霸权“肢解”了的复杂主体。所以周蕾说，“汉学家在对中国传统和中国本色执迷之中，缺乏的却是对现代中国人民的经历的兴趣”。她甚至尖锐地指出：
　　
　　“汉学家是那么酷爱古代中国文本里面的中国，以致于他们不愿意去参观访问中国。他们只能把中国文本当做图画来默默地阅读，却不会讲中国话；他们担忧中国与其余的世界靠得太拢了，于是强调中国研究的方法是自足的……”。也许正是这种古典“自足”的偏见使得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StephenDwen)于几年前对诗人北岛作品的“西化”有所批评，而引发了张隆溪、奚密等人对这种偏见的反弹。
　　
　　不用说，周蕾对美国汉学界的批判具有一定的启发性，它至少促使人们改变一些看问题的方法。但我认为这个问题还可以讨论得更深刻，也可以从不同角度来看，才不致于落入“以偏概全”的陷阱。我愿意站在客观的立场，针对“古典”与“现代”的对立，做进一步的讨论。
　　我认为美国汉学界从一开始之所以偏重于古典的研究，并不完全出于对“他者”的迷恋。而它之所以忽视现代文学的研究，也不意味着缺乏对“他者”的迷恋，因为任何研究目标都有被“他者化”的可能。其实真正的关键在于文学研究本身所强调的“经典”(Canon)准则问题：当现代文学的批评准则正在形成、尚未定型之际，早期的汉学家只能研究传统的“经典之作”(Classics)。像《诗经》、《四书》一类的古典文本对汉学家来说特别具有继承性，因为那些都是过去传教士所编译过的“经典之作”。后来随着对中文的逐渐精通，汉学家开始研究唐诗宋词等典范诗类，接着近年来又开拓小说戏曲的研究以及明清文学的新科目。总之，汉学研究的发展是与文学典范的重新阐释息息相关的。比起古典文学，现代中国文学大多尚未进入“经典之作”的行列，所以长期间一直被忽视了。
　　事实上，不仅汉学界如此，西方的文学批评界也是如此。整部西方文学史其实就是不断奠定新文学经典的历史。像波多雷(Baudelair-e)、乔伊斯(Joyce)、惠特曼(Whitman)等现代诗人也都在长时间的考验之下才慢慢进入大学课程中的“经典作家”之列的。在这期间，许多纯因侥幸而流行一时的作者也相继遭到淘汰。至于“何者被纳为经典？何者被淘汰？”一直是西方批评史中一个重要的课题。例如，艾略特(T.S.E1iot)在其著名的文章《什么是古典》(What is a Classic？)中特别提出，所谓“古典”就是“成熟的心灵”(maturity of min山之表现——一个成熟的作家就是在一种语言中表达人类“普遍性”(universality)的作者，但不成熟的作者只会表达“狭窄的”(provincial)意识。换言之，“经典”的准则就是经得起时空考验的准则，伟大的作家自然会登上经典的宝座，二流的作者会终究被排斥在经典之外。
　　但问题是，人们对于经典的准则有不同的解释和定义。尤其在多元文化的今日，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选择经典时很难达到共识。目，前最典型的批评策略就是，一致以“政治性”的说法来说明经典的形成与奠定。例如布仑斯(GesaldL.Bruns)在一篇有关“经典”与“权力”的文章中说道：“所谓经典，并不属于文学的范畴，它是一种属于权力的东西”。诸如此类的言论无形中使人把“权力的准则”代替了“文学的准则”，因而忘记了文学本身的重要性。有鉴于此，著名文学理论家布鲁姆(Harold Bloom)就出版《西方经典》(The Western Canon)一书来重申“美学价值”(aesthetic value)的独立性与必要性。他一反当前对经典作品政治化与实用化的强调，呼吁大家以“怀旧”的精神来看“经典之所以为经典”的根本文学性。然而问题是，布鲁姆在书中对“西方”纯文学的强调，以及他对女性主义和黑人文化运动的攻击，都处处表现出“欧洲中心论”(Eurocentrism)的偏见。难怪该书一出就引起各界人士对其“错误”意识形态的抨击。
　　事实上，在今日复杂的社会中，文学经典的研究不可能与权力无关——例如，长期以来欧美作家一直被视为最具权威性的经典作家，但少数民族与女性的作家则被普遍地忽视。幸而近年来由于“政治正确”运动的影响，许多美国大学都纷纷重新调整“经典课程”的内容，使有些“边缘文学”的课程一跃而成主流文学。以耶鲁大学为例，所谓“古典文学”一向只指希腊文学与拉丁文学；但自一九八八年起，比较文学系里的“古典”选修科目则包括中国文学。此外，当今的文学批评思潮中最令人感到兴奋的，莫过于女性主义的兴起与女性作品的重新阐释。这场文化风潮涉面之广、影响之深是文学史中罕见的。而女性文学的“经典化”显然在相当程度下是由于“权力准则”的运用而产生的。
　　然而，若把文学作品被纳入经典与否一概视为权力的运用也是极其危险的；我认为许多信奉后殖民理论的学者正犯了这种错误。我可以很坦率地说，我虽然十分赞同周蕾在《妇女与中国现代性》中的女性主义阅读，但对于她有关第一世界西方如何歧视第三世界中国的论点却要提出质疑。至少在现代中国文学的问题上，若把注意力完全集中于西方的文化霸权上，把现代文学的边缘性完全归咎于西方人的偏见，那么我们就等于自己放弃了做为“中国人”的自我批评职责。在重新估价现代文学的过程中，我们是否有勇气自问：是什么纯粹的“文学的”原因使许多现代作品被排斥于经典之外？例如，我们可以考虑：现代中国文学在艺术上及文化上是否已建立了一个成熟的审美传统？它与古典传统的断裂意味着什么危机？它是否长期间受害于“艺术反映现实”的文学观？
　　我看只有当“我们”自己努力提高文学艺术的准则，现代中国文学才能真正地经典化。否则一味地指责西方的文化霸权、把文学一律视为权力的运作，则会无可避免地走向更大的困境。
　　事实上，近五、六年来，中国现代与当代文学在美国汉学界的地位可谓突飞猛进。突然间，申请攻读这一学科的人数戏剧性地增多，许多大学的东亚系都有供不应求的现象。这种兴盛显然与中国当代文学自身的发展、流传与进步息息相关。像王安忆、莫言、苏童、残雪、北岛等人的作品英译都由美国主流出版社出版，而且也先后得到读者的好评。按照今日批评界所流行的“经典论”(Canonization)来说，中国当代文学正在逐渐走向“经典化”的过程：哪些作品将会成为永垂不朽的经典，哪些只是喧腾一时的畅销书，则要看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而定。
　　无论是“古典”或是“现代”，文学的经典化还要靠批评家的努力。不用说，汉学界里中国现代文学的逐渐兴盛与王德威、李欧梵、周蕾等专家的推波助澜是同步的。尤其在有关九十年代小说的评析上，王德威带给了我们新的美学眼光，让我们在这个后现代、多元文化的环境中，更加意识到我们“看”的是什么，要如何“看”，从什么上下文中来“看”。只有像这样的文学批评才能把当代中国文学逐渐从边缘地位引向经典化的方向。仅只这一点就足以证明，过去中国现代文学之所以被忽视，并非由于第一世界西方歧视第三世界中国，而是由于现代(包括当代)文学的批评活动与准则尚未定型，而文学作品本身也还在不断成长与被发现的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