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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以上企业增长乏力，吸纳劳动力能力大幅下降，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国家人口结构失衡，国际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以上诸多问题，对“十四五”规划的决策层来说更像是一次规划艺术大考。
规划需要新视角
“制定‘十四五’规划需要新视角。”这是上海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杨成长的观点。杨成长就此提出了四点建议。
第一，坚持从问题出发，着力解决“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短板和问题。从“四普数据”看，“十三五”期间我国企业数量和资产规模增长很快，营业收入增长缓慢，规模以上制造业利润甚至停止增长，吸纳劳动力能力大幅度下降。这说明国内需求并没有启动起来，并且严重影响到企业收入的增长；企业资产规模增长过快，形成“虚胖”，导致总资产收益率持续下降；投资收益率又是引导企业投资的“指挥棒”，投资收益率过低导致制造业投资相对低迷；高科技产业占比增速缓慢，很多地方政府将激励政策都提供给了高科技产业，而增长却依然依赖传统产业；吸纳劳动力最多的是个体工商户，劳动力过多流向了低效率经济领域，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还有待提高。这些都是我国亟待解决的发展机制以及短板问题。
第二，坚持从企业家视角出发，让企业家能在规划中挖掘商机。“十三五”期间，各地政府在优化营商环境、搭建科技创新平台和降低要素成本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这些改革举措在转化为产业和经济发展绩效上差异很大，很多地方政府平台搭建好了，却没有引来企业家唱戏。企业家是发现商机、组织要素生产并承担投资风险者，是创新的核心推动者。发展规划中的大部分内容，需要通过企业家创新和投资来实现。政府作为规划制定者，视角很容易从政府出发，忘记了发展规划的实现过程需要企业家来唱主角。因此，我们要从企业家视角去制定规划和审视规划，要让企业家从规划中能够挖掘出巨大商机，激发起投资的热情。
第三，坚持从完善市场机制出发，把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作为改革核心。企业家创新创业，一要优良营商环境，二要健全要素市场，三要完备金融市场体系。健全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大幅度提高要素配置效率，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条件。从资本要素角度看，每个企业都有资本，都需要能流通、定价和交易的市场，无论大小、业绩和所有制有多么不同，都不能剥夺企业交易资本的权益。我国资本市场服务需要下沉。
第四，坚持从产业发展体制机制差异性出发，制定出有针对性的产业发展政策。要分类推进服务业的发展。第一类是我国传统的商贸、金融、房地产、交通运输四大服务业，约占GDP的30%，与服务业高度发达的美国相比，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已经很相近，占比短时间难以提升。这类产业发展的关键是整合布局、提质增效。第二类是新兴生产性服务业，包括信息软件服务业、商务服务业以及科技服务业等，约占GDP的7%，與美国同类服务业相比仍然有翻倍提升的空间。第三类是社会服务业，包括教育、医疗、文化、体育、养老、社区服务等，约占GDP的15%。这类服务业发展的空间更大。“十四五”期间，要加速事业单位改革，大力度导入民营经济，在社会服务业中创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学会用市场力量推动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均等化。
着力延长经济增长平台期
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前司长、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徐林认为，未来的潜在增长率已经落入5%-6%的区间，如何更多向6%左右靠近，稳定并延长经济增长平台期，是制定新的五年规划时需要认真考虑的政策和改革重点。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十三五”规划明确的发展主线，这一任务不可能在五年内完成历史使命，需要在“十四五”期间继续深入推进。应该在以下几个领域采取措施，深度发力。
首先，努力稳定劳动力供求关系。化解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主要做法包括：一是延长退休年龄至65岁；二是让进城农民工和城市间流动就业人口落户；三是让体制内退休官员和科技人员更好发挥作用；四是在一对夫妇可以生两个孩子政策的基础上，尽快实施自主生育政策，必要时视情况采取措施鼓励年轻人多生育，以扭转人口快速老龄化带来的国家人口结构失衡问题；五是提高劳动力素质和质量。应对劳动力数量减少的有效措施还有提高劳动力素质，以质量提高弥补数量的不足。
其次，强化全方位科学技术创新，强化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鼓励企业更多投入资源用于研究开发，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知识产权激励，形成更加开放包容的创新环境。
第三，深度推进全面对外开放。从产业政策角度看，我们需要更好发挥竞争机制对市场主体的激励作用，而不是简单利用政府补贴予以支持，避免给别国采取贸易保护措施或反补贴、反倾销措施留下话柄。在服务领域，要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
第四，优化能源结构并强化节能。众所周知，能源是现代经济增长发动机的燃料，能源革命和创新对我国的安全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来说至关重要。
第五，深化市场化和法治化改革。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核心最关键最复杂的内容。
第六，有效促进内外需增长。从需求侧提高内外需对增长的贡献度，发力点不见得就在需求侧，也不在于简单增加消费补贴和扩大政府支出，很多功夫实际上在供给侧，即与供给侧的改革、开放、创新密切相关，做到基于就业和收入预期稳定的内需扩大、基于深度城市化的城乡融合发展、基于深化开放的出口稳定增长。
上海市宏观经济学会会长王思政认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推动高质量发展、全力打响“四大品牌”、转变政府职能、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文化软实力、重视人才队伍建设是“十四五”时期需要着力解决的重要问题。
八大趋势中的机遇和挑战
中机产城规划设计研究院相关专家认为，“十四五”发展将面临八个方面的重大趋势，且其机遇与挑战、矛盾与问题、破解和出路也主要隐匿在这八大趋势之中。
一是工业化进入后期，进入全新的人工智能制造时期；二是城市化进入后期，进入城市有机更新和城乡人口双向流动的时期；三是市场化进入深度改革期，进入基于法律和规则的制度完善期；四是国际化进入分化期，进入全球治理体系的大变革时期；五是信息化进入新一轮革命期，进入以5G为主要标志的新技术突破期；六是人口老龄化进入凸显期，进入应对老龄化和鼓励生二胎的交汇期；七是生态化建设进入关键期，进入生态环境保护修复与破坏恶化的胶着期；八是社会治理现代化进入全面推进期，进入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和确保国家安全的新时期。
总之，“十四五”期间如何增强消费的经济增长动力，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兴服务业、新兴业态、新兴经济模式的发展程度。
规划需要新视角
“制定‘十四五’规划需要新视角。”这是上海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杨成长的观点。杨成长就此提出了四点建议。
第一，坚持从问题出发，着力解决“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短板和问题。从“四普数据”看，“十三五”期间我国企业数量和资产规模增长很快，营业收入增长缓慢，规模以上制造业利润甚至停止增长，吸纳劳动力能力大幅度下降。这说明国内需求并没有启动起来，并且严重影响到企业收入的增长；企业资产规模增长过快，形成“虚胖”，导致总资产收益率持续下降；投资收益率又是引导企业投资的“指挥棒”，投资收益率过低导致制造业投资相对低迷；高科技产业占比增速缓慢，很多地方政府将激励政策都提供给了高科技产业，而增长却依然依赖传统产业；吸纳劳动力最多的是个体工商户，劳动力过多流向了低效率经济领域，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还有待提高。这些都是我国亟待解决的发展机制以及短板问题。
第二，坚持从企业家视角出发，让企业家能在规划中挖掘商机。“十三五”期间，各地政府在优化营商环境、搭建科技创新平台和降低要素成本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这些改革举措在转化为产业和经济发展绩效上差异很大，很多地方政府平台搭建好了，却没有引来企业家唱戏。企业家是发现商机、组织要素生产并承担投资风险者，是创新的核心推动者。发展规划中的大部分内容，需要通过企业家创新和投资来实现。政府作为规划制定者，视角很容易从政府出发，忘记了发展规划的实现过程需要企业家来唱主角。因此，我们要从企业家视角去制定规划和审视规划，要让企业家从规划中能够挖掘出巨大商机，激发起投资的热情。
第三，坚持从完善市场机制出发，把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作为改革核心。企业家创新创业，一要优良营商环境，二要健全要素市场，三要完备金融市场体系。健全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大幅度提高要素配置效率，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条件。从资本要素角度看，每个企业都有资本，都需要能流通、定价和交易的市场，无论大小、业绩和所有制有多么不同，都不能剥夺企业交易资本的权益。我国资本市场服务需要下沉。
第四，坚持从产业发展体制机制差异性出发，制定出有针对性的产业发展政策。要分类推进服务业的发展。第一类是我国传统的商贸、金融、房地产、交通运输四大服务业，约占GDP的30%，与服务业高度发达的美国相比，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已经很相近，占比短时间难以提升。这类产业发展的关键是整合布局、提质增效。第二类是新兴生产性服务业，包括信息软件服务业、商务服务业以及科技服务业等，约占GDP的7%，與美国同类服务业相比仍然有翻倍提升的空间。第三类是社会服务业，包括教育、医疗、文化、体育、养老、社区服务等，约占GDP的15%。这类服务业发展的空间更大。“十四五”期间，要加速事业单位改革，大力度导入民营经济，在社会服务业中创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学会用市场力量推动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均等化。
着力延长经济增长平台期
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前司长、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徐林认为，未来的潜在增长率已经落入5%-6%的区间，如何更多向6%左右靠近，稳定并延长经济增长平台期，是制定新的五年规划时需要认真考虑的政策和改革重点。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十三五”规划明确的发展主线，这一任务不可能在五年内完成历史使命，需要在“十四五”期间继续深入推进。应该在以下几个领域采取措施，深度发力。
首先，努力稳定劳动力供求关系。化解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主要做法包括：一是延长退休年龄至65岁；二是让进城农民工和城市间流动就业人口落户；三是让体制内退休官员和科技人员更好发挥作用；四是在一对夫妇可以生两个孩子政策的基础上，尽快实施自主生育政策，必要时视情况采取措施鼓励年轻人多生育，以扭转人口快速老龄化带来的国家人口结构失衡问题；五是提高劳动力素质和质量。应对劳动力数量减少的有效措施还有提高劳动力素质，以质量提高弥补数量的不足。
其次，强化全方位科学技术创新，强化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鼓励企业更多投入资源用于研究开发，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知识产权激励，形成更加开放包容的创新环境。
第三，深度推进全面对外开放。从产业政策角度看，我们需要更好发挥竞争机制对市场主体的激励作用，而不是简单利用政府补贴予以支持，避免给别国采取贸易保护措施或反补贴、反倾销措施留下话柄。在服务领域，要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
第四，优化能源结构并强化节能。众所周知，能源是现代经济增长发动机的燃料，能源革命和创新对我国的安全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来说至关重要。
第五，深化市场化和法治化改革。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核心最关键最复杂的内容。
第六，有效促进内外需增长。从需求侧提高内外需对增长的贡献度，发力点不见得就在需求侧，也不在于简单增加消费补贴和扩大政府支出，很多功夫实际上在供给侧，即与供给侧的改革、开放、创新密切相关，做到基于就业和收入预期稳定的内需扩大、基于深度城市化的城乡融合发展、基于深化开放的出口稳定增长。
上海市宏观经济学会会长王思政认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推动高质量发展、全力打响“四大品牌”、转变政府职能、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文化软实力、重视人才队伍建设是“十四五”时期需要着力解决的重要问题。
八大趋势中的机遇和挑战
中机产城规划设计研究院相关专家认为，“十四五”发展将面临八个方面的重大趋势，且其机遇与挑战、矛盾与问题、破解和出路也主要隐匿在这八大趋势之中。
一是工业化进入后期，进入全新的人工智能制造时期；二是城市化进入后期，进入城市有机更新和城乡人口双向流动的时期；三是市场化进入深度改革期，进入基于法律和规则的制度完善期；四是国际化进入分化期，进入全球治理体系的大变革时期；五是信息化进入新一轮革命期，进入以5G为主要标志的新技术突破期；六是人口老龄化进入凸显期，进入应对老龄化和鼓励生二胎的交汇期；七是生态化建设进入关键期，进入生态环境保护修复与破坏恶化的胶着期；八是社会治理现代化进入全面推进期，进入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和确保国家安全的新时期。
总之，“十四五”期间如何增强消费的经济增长动力，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兴服务业、新兴业态、新兴经济模式的发展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