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道国政策风险是影响跨国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关键因素。已有研究主要从制度理论的合法性视角出发,认为跨国企业应该采取制度同构的方式获取合法性,即选择合资模式进入政策风险较高的东道国。该视角认为政策风险是跨国企业只能被动适应而不能主动利用的外生因素,忽视了拥有能动性的跨国企业在管理政策风险方面扮演的是一个更加积极的角色。基于制度理论的能动性视角并且结合企业资源基础观,探讨政策风险对中国跨国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机理。以2003年至2014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投资新建的海外子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Stata 12.0软件和Logit回归分析,系统分析政策风险与中国跨国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考察中国跨国企业母公司的所有权性质、国际化经验和组织冗余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由于中国跨国企业拥有采取制度创业的方式获取合法性的政治能力,因此,政策风险对中国跨国企业选择独资模式进入具有正向影响,即中国跨国企业倾向于选择独资模式进入政策风险较高的东道国;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更倾向于选择独资模式进入政策风险较高的东道国;国际化经验提高了中国跨国企业选择独资模式进入政策风险较高东道国的可能性;组织冗余降低了中国跨国企业选择独资模式进入政策风险较高东道国的可能性。通过引入制度理论的能动性视角,研究结果拓展了关于东道国政府的政策风险影响跨国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研究;从企业资源基础观出发,考察二者关系成立的情景条件,扩展了理论的适用条件和范围;中国跨国企业的国际化过程是资产扩大与资产利用动机的结合,丰富了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的国际化理论。相关研究结论对于以中国企业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在进入政策风险较高的东道国时采取制度同构还是制度创业的方式获取合法性具有一定的启示和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