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曾有学者修正传统的观点，认为：尽管有18世纪的工业革命和农业革命，但英格兰乃至欧洲并非独步天下，远东和近东各国都有各自的现代化道路，不见得要奉英国模式为惟一楷模。
　　麦克法兰用数据证明：到18世纪后半叶，英格兰已变成一个发达的相当富裕的经济体，而无论南欧、东欧还是印度、中国，不仅GDP差一大截，也没有出现工业化的迹象。更重要的是，这些国家的“旧制度”妨碍了现代化的步伐。而英国在积累财富的同时，已发展出一套新型伦理，推动国家朝现代狂奔。
　　首先是深入人心的新教伦理。它赋予英国人一种普遍的焦虑，“人们永不满足，永不快乐，除非是在一场攀爬更高地位而且被公众认可的奋斗中获得满足和快乐。商人、手艺人、劳动者，……他们都不可能像同样处境中的德国人那样，随和而知足，坐下来闲谈和小酌，每天白白浪费掉三四个钟头”。
　　我们因此有必要修正对英国人的印象。他们并非想象中那么优雅，不紧不慢，视金钱如粪土，而是比美国人更美国。托克维尔在美国看到的是英格兰道路的“最极端形式”，我们则在麦克法兰那里看到：英国人是美国人的雏形。
　　奇特的是，英国人没有美国人那种极为重视家庭的“美德”。家庭和亲属关系不是英国人赖以存活的基本关系。英格兰人的孩子年幼时就被送出家门——穷人去当佣工，中产阶级去做学徒，富人则去服侍更富的人家，或去读寄宿学校，以此习得独立生存技能和尽早社会化。父母不一定把财产留给儿女，儿女也没有法律义务照顾父母。当一个人遇到危机时，可以求助的是社会组织而非家人或亲属。这使得自发结合的社团组织、俱乐部有了巨大空间。英格兰人登陆美洲大陆以后，又把这种爱结社的习惯发扬光大。它们构成了英国和美国社会结构的基石。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重视契约、懂得合作、遵守规则，也更加热爱民主。
　　麦克法兰在书中讲了一个故事：英国的土地属于国王，当一个富人去世，他的土地要收归国有，除非缴纳一大笔遗产税，其后人才有可能继承土地，律师们想出一个对策：将地产合法转让给值得信赖的一帮人，让其代为托管，可以随意处分地产。从此，“信托会”成为一个独特的法人实体，在英国社会长期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渗透到方方面面，乃至于到了18世纪，英国的君主和人民之间也成了一种信托关系。
　　这回答了托克维尔的一个重要提问：为什么英国这样一个蕞尔小国，竟然一度治理了全世界那么多的国度。
　　英国作为宗主国，把自己当作当地的“托管人”行使权力。英国女王的政府仅仅是庞大帝国的“受托人”，而非生杀予夺的帝王。
　　另一个问题也变得好理解了：为什么英国“在它填满了全人类想象力的无垠空间之后，却能安全地从中撤退”，而没有遇到多大的阻力？答案在于，托管并非占领和吞并，时间到了，托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