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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日本盛田昭夫创办索尼。七年后，他游说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一位89岁的高管给他寄了一份资料——贝尔实验室编撰的两卷本《晶体管技术》。索尼的工程师潜心研读，于1957年发明世界第一台袖珍晶体管收音机，一经推出便风靡全球，索尼的江湖地位就此确立。
日本的著名企业中，索尼是唯二（另一家是本田）在战后创办起来的。如果说半导体是20世纪中叶以来最大的风口，那么索尼就是“风口上的猪”。
新兴的半导体革命引起了中国的注意。新生的共和国提出“向科学进军”，周恩来总理挂帅制订“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把半导体列为仅次于导弹和原子弹的重点发展领域。
1959年2月，共和国工业的长子——北京电子管厂拉出中国第一根锗单晶。9月，又拉出中国第一根硅单晶，仅比发明半导体的美国晚一年。半个世纪后，这家“红旗工厂”将代表中国再度出场。
1961年5月16日，韩国青年军官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李承晚的独裁恐怖统治，入主青瓦台。朴正熙政府认定三星创始人李秉喆为头号非法敛财者，下达逮捕令。李秉喆“上缴全部财产”换取释放。经此一劫，三星用条文锚定经营理念：实业报国，合理追求。
八年后的1969年，东山再起的李秉喆在水原郊区买下200多亩地，进军半导体。习惯了生产白糖、西服和化肥的部下目瞪口呆，难以置信。李秉喆指着一片荒芜的土地说：“难道你们看不到未来这里将是规模宏大的电子产业基地吗？难道你们看不到将来养活我们国民的高科技产业蓝图吗？”
在20世纪中叶鸣枪的世界半导体工业竞赛中，中国一个漂亮的起跑，紧随美国和日本，把韩国甩在了身后。
韩国人为迟到付出了代价。三星电子产业基地落成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只能为日本企业代工。
从1970年至1985年，日本半导体工业高歌猛进，晶体管收音机、晶体管电视机等畅销全球，成为继汽车之后为日本赚取外汇的又一得力干将。
日本的半导体产品中，最具统治力的是生产电脑不可或缺的DRAM存储芯片，到1980年代初，日本占据世界市场份额的80%，世界前十的企业中，日本占六席，包揽前三名。
三星在为日本企业代工的过程中想偷师技术，但日本人绝对保密，但凡谈到技术话题，就会请韩国人靠边站。三星员工很恼火，李秉喆却很坦然。他劝导手下，日本人越防备，自己就越要争口气。
這口气一憋就是15年。
爆发于1973年和1978年的两次石油危机，令西方工业国在1980年代初陷入急剧的经济衰退，电脑需求放缓，存储芯片产业不振。随着冷战威胁变弱，美国对日本的长期政策也发生了变化。加上美日贸易逆差，美国对日本工业由支援变为抑制，对日本存储芯片频频提出反倾销诉讼。
多重不利因素叠加，令日本存储芯片产业陷入衰退。1983年，日本美光公司断臂求生，对外出售64KB DRAM存储芯片业务。对半导体核心技术觊觎已久的李秉喆喜出望外，这个机会，他等了15年。三星押上天量资金将美光业务并入麾下——这是韩国半导体工业的历史转折点。
三星员工却为此忧心忡忡：半导体工业投资强度极大，技术变化极快，盈利周期极长，市场风险极高，三星搞得定吗？听说李秉喆的决定后，半导体行业祖师爷英特尔讥讽其为“自大的妄想家”。
更令三星员工担忧的是，李秉喆选择以64KB DRAM存储芯片作为进军半导体工业的切入口。这个领域强手如云，而且供过于求，市场陷入低谷。员工认为，李秉喆的决定是一场豪赌，一旦失败，三星将万劫不复。事实也在印证三星员工的观点。1984年三星推出64KB DRAM时，存储芯片价格从每片4美元暴跌至每片30美分，而三星生产成本是每片1.3美元。每卖出一片，净亏一美元。
为减少亏损，索尼、东芝、NEC等日本企业大幅减产。美国企业更惨，英特尔从1985年至1986年连续亏损六个季度，濒临破产，被迫退出存储芯片领域。
而三星却像想要扳本的赌徒一样疯狂加码，不断上马新产能。到1986年底，三星半导体累计亏损3亿美元，股本完全亏空。三星上下心急如焚。一个高管劝说李秉喆：“自从半导体生产线运行以来，三星集团连续三年亏损，赤字金额高达数千亿韩元。再继续下去的话，过不了多久就会破产。”三星董事会也劝李秉喆：趁还没有完全赔光，干脆撤出来吧。但李秉喆孤注一掷：“我们要做的依然是扩大工厂规模，并加强技术开发。”三星模仿“索尼大学”，斥巨资组建“龙仁研修院”，培养尖端创新人才。
在三星命悬一线的关键时刻，韩国政府扮演了“白衣骑士”——1983年—1987年，韩国实施“半导体工业振兴计划”，提出实现半导体生产的本土化目标。政府为此投入3.46亿美元贷款，并激发了20亿美元的私人投资。
韩国推进“政府 大财团”模式，将大型的航空、钢铁等巨头企业私有化，分配给大财团，并向大财团提供被称为“特惠”的措施。为支持三星发展存储芯片产业，韩国政府甚至不惜动用建交过程中日本向韩国提供的战争赔款。
一念之间，地狱天堂。撑过谷底的三星出现命运转折——1987年日美半导体协议签署后，内存价格回升，三星迅速盈利。
李秉喆的“豪赌”大获成功，1992年三星一举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大存储芯片生产商。在三星的挤压之下，日本企业要么破产，要么退出，如今日本连一家存储芯片企业都没有了。
“反周期定律”也从此演化为三星的商业模式——价格低迷时，扩张产能击垮对手，再利用垄断地位，抬高价格获取暴利。
尝到甜头的韩国，随后又瞄准了LCD液晶显示工业——这又是一个由日本企业主宰的世界市场，但韩国人从日本人的成功上再一次看到了即将腾飞的工业，他们把它称为继存储芯片之后韩国半导体工业的第二顿饕餮大餐。
像是历史的诅咒，在1995年—1996年的液晶产业衰退期里，三星、现代和LG依靠凶猛的投资战略，并忍受多年的巨大亏损，到2002年又一次把日本赶出了LCD工业，三星的市场占有率登顶世界第一。 2003年，索尼为了维持电视机生产，不得不与昔日的小弟三星成立LCD合资公司。但主次关系时移世易，三星占股51%，索尼占股49%，CFO由索尼派人担任，主持全面工作的CEO则是三星人。
在韩国弯道超车时，漂亮起跑的中国却在半导体竞赛的起跑线不远处原地踏步。
一个令人惊愕的事实是，作为中国最大、最强的电子元器件厂，北京电子管厂第一个十年（1956—1965）的平均年利润为4300万元，第二个十年（1966—1975）的平均年利润降为3700万元，第三个十年（1976—1985）的平均年利润降为1800万元。
原因很简单——在生产成本和人员负担不断膨胀的同时，工厂的生产能力基本没变，从1956年建成投产到改革开放之初，唯一的基建是1958年建成的802厂房。
1992年底，北京市任命35岁的王东升为厂长，希望年轻人冲一冲，带领企业“活下来”。在王东升的折腾下，1997年6月，企业在深圳证交所上市，取名“东方电子”（后改名“京东方”）。王东升在当年的集团年中工作会上提出了奋斗目标：用10年至15年，把京东方建成中国的三星。但这只是一个抽象的目标，因为京东方没有支撑目标的主营业务。经过三年的摸索，2000年京东方把LCD液晶显示器确定为进入目标。
当时，液晶显示器正处在替代传统显像管的前夜。仅仅几年之后，这个替代就像风暴一样席卷中国，咸阳彩虹、河南安彩等赫赫有名的显像管企业一个个轰然倒地。中国花了20年时间发展起来的显像管工业被一扫而空，而庞大的中国彩电工业也突然回到必须依靠进口显示器才能生产的地步。液晶显示器屡遭“卡脖子”，使其重要性被国内各方所认识。
一旦决定进入之后，主要问题就是怎么进入。那时LCD已经进入大规模产业化阶段，率先进入的日韩企业已经形成先发优势，专利和技术壁垒一大堆，靠国内从基础开始自主研发速度太慢。
2001年，机会出现了：韩国现代集团的液晶业务要出售。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现代因为过度扩张陷入困境，它牵头的朝韩交流合作项目——朝鲜金刚山观光、开城工业园区、朝韩铁路和公路等一直亏损，不得不“舍弃式经营”。
京东方抓住机会，斥资3.5亿美元并购现代项目，进入了“朝思暮想”的LCD工业。
虽然王东升做了充足的心理准备，但他仍然低估了这个工业竞争的难度。液晶周期从2003年初开始进入上升阶段，15英寸显示屏的价格一度飙升到每片230美元，京东方那年的营业收入达到破纪录的111.8亿元，比上年猛增133.7%。4.03亿元的净利润更是比上年暴增386.2%。一时间，企业洋溢着一片喜悦气氛。
但好景只持续了一年多，液晶从2004年下半年开始进入衰退周期，15英寸显示屏一路下跌到每片145美元，京东方在韩国的全资子公司开始亏损。
不仅如此，当京东方在国内自主建设的第一条线——北京5代线于2005年10月开始量产时，正好赶上这个低谷期。这条线的主打产品是17英寸显示屏，市场价格在动工时还是每片300美元，但到建成量产时，却跌到150美元。2005年京东方亏损近16亿元，这是自1993年扭亏以后的第一次年度亏损。
5代线刚一量产就亏损，让给京东方贷款的各大银行脸色十分难看，抱怨被京东方骗了。银行拒绝再给任何贷款，而且把京东方的信用等级由良好下调为次级。一旦有一个银行这样做，其他所有的银行都不会提供贷款。
进入2006年，京东方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市场回暖无期，产品价格继续下降，那年的亏损超过17亿元。
连续两年巨亏让京东方戴上了ST（指境内上市公司被进行特别处理的股票，也是退市风险警示）帽子，面临退市。证监会为此对京东方进行了调查，怀疑京东方内部有利润调节行为才导致价格波动如此之大。但最后京东方被“无罪释放”了。因为查了三年之后，他们发现这个行业确实就是这个样子。
即使在这样的困难阶段，京东方仍然在寻求任何可能的扩张机会，推动6代线建设。进入这个工业就像骑上虎背，骑着不舒服，下来却更危险，只能继续扩张。
越亏损，越扩张，对三星“反周期定律”的模仿，让京东方陷入了三星当年同样的困境。
尽管京东方是共和国工业的长子，但一开始并没有获得像韩国政府支持三星一样的支持。2007年，北京市政府为京东方的亏损专门开过一次会，会上领导明确表示：市政府无力相救。
祸不单行，市场不景气，京东方产品又出了质量问题，国际大公司的订单剧減，致使5代线开工率不足70%。
财务危机搞得人心惶惶，一些骨干员工陆续离职，竞争对手甚至把招聘广告贴到了京东方门口。王东升承受着巨大质疑：进入LCD行业是否正确？
从2007年4月开始，液晶面板市场突然好转，价格开始反弹，并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京东方在艰难困顿中坚持扩产的决策得到回报，从5月份开始扭亏为盈。2007年全年实现净利润近7亿元，京东方在这个阶段迅速还清了大部分余下债务。
进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刚刚回暖的液晶面板市场又一次进入衰退周期。
2008年上半年，19寸液晶屏价格为每片120美元，到2009年1月已经掉到50美元，京东方2008年亏损8亿多元。日本、韩国、中国台湾面板厂商纷纷收缩战线过冬。好不容易喘过气来的京东方又一次濒临窒息。
就在此时，“白衣骑士”从天而降——中国政府出台4万亿刺激计划，振兴包括电子信息产业在内的十大产业。政府成为“合伙人”后，京东方“化市场低谷为成长机会”的反周期逆旅启程了：
2008年3月，第二条生产线（4.5代线）在成都开工，生产应用于手机和平板电脑的小尺寸液晶显示器。总投资34亿元，成都市政府出18亿元，国家开发银行贷款16亿元。
2009年4月，第三条生产线（6代线）在合肥动工。总投资175亿元。合肥市政府承诺保底出资90亿元，这一承诺起到了“信用担保”作用，私人投资者认购踊跃，合肥市最后只出了30亿元。合肥项目也为京东方确立了一条成熟的资金来源结构：1/3来自政府，1/3来自机构投资者，1/3来自纯市场的钱。
2009年10月，第四条生产线（8.5代线）在北京亦庄破土。总投资280亿元，北京市投资85亿元。
2011年8月，第五条生产线（5.5代AM-OLED线）在鄂尔多斯建设。总投资220亿元，鄂尔多斯以10亿吨煤的探矿权作为置换。
2012年8月，第六条生产线（8.5代线）落户合肥。总投资285亿元，合肥市政府占90%股份，京东方以技术入股占10%。
2012年12月，第七条生产线（8.5代线）落户重庆。总投资328亿元，重庆市政府出资108亿元。生产触摸屏以及电视机面板等。
京东方在2004年—2013年的10年间，投资建设7条生产线后，经历了6年的主营业务亏损。特别是2008年京东方开始扩张后，在严重亏损的情况下连续投资成为京东方的一个显著特征，被形容为“分红不多，融资不少”“亏损不断，圈钱不休”。
外界的质疑铺天盖地。一篇报道称：尽管一直得到国家的扶持，但是阿斗京东方在过去的数年中始终处于“越亏越投，越投越亏”的怪圈。沉重的财务压力，让王东升在企业内部成为一意孤行的“孤家寡人”。庞大的舆论压力，则让王东升成背负了“骗子”的骂名。
但进入2013年后，液晶周期走出低谷，京东方用巨大的盈利回应了所有攻击。这一年，京东方实现23.5亿元的净利润，比上一年增长800%。从生产规模讲，京东方已经跻身全球前五。
2019年，在京东方和中国另一大LCD巨头华星光电的共同挤压下，韩国双雄三星和LG大幅减产，中国市场份额占世界一半以上，超越韩国跻身LCD工业世界第一宝座，京东方也成长为世界第一大半导体显示企业。
这不仅意味着王东升的扬眉吐气，也不仅意味着京东方的咸鱼翻身，更标志着自1950年代半导体革命以来，中国在世界半导体工业舞台终于占据了一个重要领域。
日本的著名企业中，索尼是唯二（另一家是本田）在战后创办起来的。如果说半导体是20世纪中叶以来最大的风口，那么索尼就是“风口上的猪”。
新兴的半导体革命引起了中国的注意。新生的共和国提出“向科学进军”，周恩来总理挂帅制订“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把半导体列为仅次于导弹和原子弹的重点发展领域。
1959年2月，共和国工业的长子——北京电子管厂拉出中国第一根锗单晶。9月，又拉出中国第一根硅单晶，仅比发明半导体的美国晚一年。半个世纪后，这家“红旗工厂”将代表中国再度出场。
1961年5月16日，韩国青年军官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李承晚的独裁恐怖统治，入主青瓦台。朴正熙政府认定三星创始人李秉喆为头号非法敛财者，下达逮捕令。李秉喆“上缴全部财产”换取释放。经此一劫，三星用条文锚定经营理念：实业报国，合理追求。
八年后的1969年，东山再起的李秉喆在水原郊区买下200多亩地，进军半导体。习惯了生产白糖、西服和化肥的部下目瞪口呆，难以置信。李秉喆指着一片荒芜的土地说：“难道你们看不到未来这里将是规模宏大的电子产业基地吗？难道你们看不到将来养活我们国民的高科技产业蓝图吗？”
在20世纪中叶鸣枪的世界半导体工业竞赛中，中国一个漂亮的起跑，紧随美国和日本，把韩国甩在了身后。
韩国人为迟到付出了代价。三星电子产业基地落成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只能为日本企业代工。
从1970年至1985年，日本半导体工业高歌猛进，晶体管收音机、晶体管电视机等畅销全球，成为继汽车之后为日本赚取外汇的又一得力干将。
日本的半导体产品中，最具统治力的是生产电脑不可或缺的DRAM存储芯片，到1980年代初，日本占据世界市场份额的80%，世界前十的企业中，日本占六席，包揽前三名。
三星在为日本企业代工的过程中想偷师技术，但日本人绝对保密，但凡谈到技术话题，就会请韩国人靠边站。三星员工很恼火，李秉喆却很坦然。他劝导手下，日本人越防备，自己就越要争口气。
這口气一憋就是15年。
爆发于1973年和1978年的两次石油危机，令西方工业国在1980年代初陷入急剧的经济衰退，电脑需求放缓，存储芯片产业不振。随着冷战威胁变弱，美国对日本的长期政策也发生了变化。加上美日贸易逆差，美国对日本工业由支援变为抑制，对日本存储芯片频频提出反倾销诉讼。
多重不利因素叠加，令日本存储芯片产业陷入衰退。1983年，日本美光公司断臂求生，对外出售64KB DRAM存储芯片业务。对半导体核心技术觊觎已久的李秉喆喜出望外，这个机会，他等了15年。三星押上天量资金将美光业务并入麾下——这是韩国半导体工业的历史转折点。
三星员工却为此忧心忡忡：半导体工业投资强度极大，技术变化极快，盈利周期极长，市场风险极高，三星搞得定吗？听说李秉喆的决定后，半导体行业祖师爷英特尔讥讽其为“自大的妄想家”。
更令三星员工担忧的是，李秉喆选择以64KB DRAM存储芯片作为进军半导体工业的切入口。这个领域强手如云，而且供过于求，市场陷入低谷。员工认为，李秉喆的决定是一场豪赌，一旦失败，三星将万劫不复。事实也在印证三星员工的观点。1984年三星推出64KB DRAM时，存储芯片价格从每片4美元暴跌至每片30美分，而三星生产成本是每片1.3美元。每卖出一片，净亏一美元。
为减少亏损，索尼、东芝、NEC等日本企业大幅减产。美国企业更惨，英特尔从1985年至1986年连续亏损六个季度，濒临破产，被迫退出存储芯片领域。
而三星却像想要扳本的赌徒一样疯狂加码，不断上马新产能。到1986年底，三星半导体累计亏损3亿美元，股本完全亏空。三星上下心急如焚。一个高管劝说李秉喆：“自从半导体生产线运行以来，三星集团连续三年亏损，赤字金额高达数千亿韩元。再继续下去的话，过不了多久就会破产。”三星董事会也劝李秉喆：趁还没有完全赔光，干脆撤出来吧。但李秉喆孤注一掷：“我们要做的依然是扩大工厂规模，并加强技术开发。”三星模仿“索尼大学”，斥巨资组建“龙仁研修院”，培养尖端创新人才。
在三星命悬一线的关键时刻，韩国政府扮演了“白衣骑士”——1983年—1987年，韩国实施“半导体工业振兴计划”，提出实现半导体生产的本土化目标。政府为此投入3.46亿美元贷款，并激发了20亿美元的私人投资。
韩国推进“政府 大财团”模式，将大型的航空、钢铁等巨头企业私有化，分配给大财团，并向大财团提供被称为“特惠”的措施。为支持三星发展存储芯片产业，韩国政府甚至不惜动用建交过程中日本向韩国提供的战争赔款。
一念之间，地狱天堂。撑过谷底的三星出现命运转折——1987年日美半导体协议签署后，内存价格回升，三星迅速盈利。
李秉喆的“豪赌”大获成功，1992年三星一举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大存储芯片生产商。在三星的挤压之下，日本企业要么破产，要么退出，如今日本连一家存储芯片企业都没有了。
“反周期定律”也从此演化为三星的商业模式——价格低迷时，扩张产能击垮对手，再利用垄断地位，抬高价格获取暴利。
尝到甜头的韩国，随后又瞄准了LCD液晶显示工业——这又是一个由日本企业主宰的世界市场，但韩国人从日本人的成功上再一次看到了即将腾飞的工业，他们把它称为继存储芯片之后韩国半导体工业的第二顿饕餮大餐。
像是历史的诅咒，在1995年—1996年的液晶产业衰退期里，三星、现代和LG依靠凶猛的投资战略，并忍受多年的巨大亏损，到2002年又一次把日本赶出了LCD工业，三星的市场占有率登顶世界第一。 2003年，索尼为了维持电视机生产，不得不与昔日的小弟三星成立LCD合资公司。但主次关系时移世易，三星占股51%，索尼占股49%，CFO由索尼派人担任，主持全面工作的CEO则是三星人。
在韩国弯道超车时，漂亮起跑的中国却在半导体竞赛的起跑线不远处原地踏步。
一个令人惊愕的事实是，作为中国最大、最强的电子元器件厂，北京电子管厂第一个十年（1956—1965）的平均年利润为4300万元，第二个十年（1966—1975）的平均年利润降为3700万元，第三个十年（1976—1985）的平均年利润降为1800万元。
原因很简单——在生产成本和人员负担不断膨胀的同时，工厂的生产能力基本没变，从1956年建成投产到改革开放之初，唯一的基建是1958年建成的802厂房。
1992年底，北京市任命35岁的王东升为厂长，希望年轻人冲一冲，带领企业“活下来”。在王东升的折腾下，1997年6月，企业在深圳证交所上市，取名“东方电子”（后改名“京东方”）。王东升在当年的集团年中工作会上提出了奋斗目标：用10年至15年，把京东方建成中国的三星。但这只是一个抽象的目标，因为京东方没有支撑目标的主营业务。经过三年的摸索，2000年京东方把LCD液晶显示器确定为进入目标。
当时，液晶显示器正处在替代传统显像管的前夜。仅仅几年之后，这个替代就像风暴一样席卷中国，咸阳彩虹、河南安彩等赫赫有名的显像管企业一个个轰然倒地。中国花了20年时间发展起来的显像管工业被一扫而空，而庞大的中国彩电工业也突然回到必须依靠进口显示器才能生产的地步。液晶显示器屡遭“卡脖子”，使其重要性被国内各方所认识。
一旦决定进入之后，主要问题就是怎么进入。那时LCD已经进入大规模产业化阶段，率先进入的日韩企业已经形成先发优势，专利和技术壁垒一大堆，靠国内从基础开始自主研发速度太慢。
2001年，机会出现了：韩国现代集团的液晶业务要出售。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现代因为过度扩张陷入困境，它牵头的朝韩交流合作项目——朝鲜金刚山观光、开城工业园区、朝韩铁路和公路等一直亏损，不得不“舍弃式经营”。
京东方抓住机会，斥资3.5亿美元并购现代项目，进入了“朝思暮想”的LCD工业。
虽然王东升做了充足的心理准备，但他仍然低估了这个工业竞争的难度。液晶周期从2003年初开始进入上升阶段，15英寸显示屏的价格一度飙升到每片230美元，京东方那年的营业收入达到破纪录的111.8亿元，比上年猛增133.7%。4.03亿元的净利润更是比上年暴增386.2%。一时间，企业洋溢着一片喜悦气氛。
但好景只持续了一年多，液晶从2004年下半年开始进入衰退周期，15英寸显示屏一路下跌到每片145美元，京东方在韩国的全资子公司开始亏损。
不仅如此，当京东方在国内自主建设的第一条线——北京5代线于2005年10月开始量产时，正好赶上这个低谷期。这条线的主打产品是17英寸显示屏，市场价格在动工时还是每片300美元，但到建成量产时，却跌到150美元。2005年京东方亏损近16亿元，这是自1993年扭亏以后的第一次年度亏损。
5代线刚一量产就亏损，让给京东方贷款的各大银行脸色十分难看，抱怨被京东方骗了。银行拒绝再给任何贷款，而且把京东方的信用等级由良好下调为次级。一旦有一个银行这样做，其他所有的银行都不会提供贷款。
进入2006年，京东方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市场回暖无期，产品价格继续下降，那年的亏损超过17亿元。
连续两年巨亏让京东方戴上了ST（指境内上市公司被进行特别处理的股票，也是退市风险警示）帽子，面临退市。证监会为此对京东方进行了调查，怀疑京东方内部有利润调节行为才导致价格波动如此之大。但最后京东方被“无罪释放”了。因为查了三年之后，他们发现这个行业确实就是这个样子。
即使在这样的困难阶段，京东方仍然在寻求任何可能的扩张机会，推动6代线建设。进入这个工业就像骑上虎背，骑着不舒服，下来却更危险，只能继续扩张。
越亏损，越扩张，对三星“反周期定律”的模仿，让京东方陷入了三星当年同样的困境。
尽管京东方是共和国工业的长子，但一开始并没有获得像韩国政府支持三星一样的支持。2007年，北京市政府为京东方的亏损专门开过一次会，会上领导明确表示：市政府无力相救。
祸不单行，市场不景气，京东方产品又出了质量问题，国际大公司的订单剧減，致使5代线开工率不足70%。
财务危机搞得人心惶惶，一些骨干员工陆续离职，竞争对手甚至把招聘广告贴到了京东方门口。王东升承受着巨大质疑：进入LCD行业是否正确？
从2007年4月开始，液晶面板市场突然好转，价格开始反弹，并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京东方在艰难困顿中坚持扩产的决策得到回报，从5月份开始扭亏为盈。2007年全年实现净利润近7亿元，京东方在这个阶段迅速还清了大部分余下债务。
进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刚刚回暖的液晶面板市场又一次进入衰退周期。
2008年上半年，19寸液晶屏价格为每片120美元，到2009年1月已经掉到50美元，京东方2008年亏损8亿多元。日本、韩国、中国台湾面板厂商纷纷收缩战线过冬。好不容易喘过气来的京东方又一次濒临窒息。
就在此时，“白衣骑士”从天而降——中国政府出台4万亿刺激计划，振兴包括电子信息产业在内的十大产业。政府成为“合伙人”后，京东方“化市场低谷为成长机会”的反周期逆旅启程了：
2008年3月，第二条生产线（4.5代线）在成都开工，生产应用于手机和平板电脑的小尺寸液晶显示器。总投资34亿元，成都市政府出18亿元，国家开发银行贷款16亿元。
2009年4月，第三条生产线（6代线）在合肥动工。总投资175亿元。合肥市政府承诺保底出资90亿元，这一承诺起到了“信用担保”作用，私人投资者认购踊跃，合肥市最后只出了30亿元。合肥项目也为京东方确立了一条成熟的资金来源结构：1/3来自政府，1/3来自机构投资者，1/3来自纯市场的钱。
2009年10月，第四条生产线（8.5代线）在北京亦庄破土。总投资280亿元，北京市投资85亿元。
2011年8月，第五条生产线（5.5代AM-OLED线）在鄂尔多斯建设。总投资220亿元，鄂尔多斯以10亿吨煤的探矿权作为置换。
2012年8月，第六条生产线（8.5代线）落户合肥。总投资285亿元，合肥市政府占90%股份，京东方以技术入股占10%。
2012年12月，第七条生产线（8.5代线）落户重庆。总投资328亿元，重庆市政府出资108亿元。生产触摸屏以及电视机面板等。
京东方在2004年—2013年的10年间，投资建设7条生产线后，经历了6年的主营业务亏损。特别是2008年京东方开始扩张后，在严重亏损的情况下连续投资成为京东方的一个显著特征，被形容为“分红不多，融资不少”“亏损不断，圈钱不休”。
外界的质疑铺天盖地。一篇报道称：尽管一直得到国家的扶持，但是阿斗京东方在过去的数年中始终处于“越亏越投，越投越亏”的怪圈。沉重的财务压力，让王东升在企业内部成为一意孤行的“孤家寡人”。庞大的舆论压力，则让王东升成背负了“骗子”的骂名。
但进入2013年后，液晶周期走出低谷，京东方用巨大的盈利回应了所有攻击。这一年，京东方实现23.5亿元的净利润，比上一年增长800%。从生产规模讲，京东方已经跻身全球前五。
2019年，在京东方和中国另一大LCD巨头华星光电的共同挤压下，韩国双雄三星和LG大幅减产，中国市场份额占世界一半以上，超越韩国跻身LCD工业世界第一宝座，京东方也成长为世界第一大半导体显示企业。
这不仅意味着王东升的扬眉吐气，也不仅意味着京东方的咸鱼翻身，更标志着自1950年代半导体革命以来，中国在世界半导体工业舞台终于占据了一个重要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