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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燕 真 采访整理/林 森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河北曲阳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参加革命,后来一直在华东和华北战区从事战地医疗救护工作。在这一段时间,我与白求恩大夫多次在一起工作,并做过他的手术助手。
在与白求恩大夫的相处中,我发现他是一个具有献身精神的真正伟大的人,是一个爱憎分明的很平凡的好长辈,他的高尚品德和高超医术影响了我一生。
亲自动手,创建战地模范医院
我是河北人。1938年5月,我18岁,在日本鬼子的一次大扫荡中离开了自己的村子,跑到当时在曲阳的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参加了革命。
因为我此前在地方上学过一点医,部队把我分到三分区卫生处工作,第二天发衣服时说让我当司药,我二话没说,高高兴兴上了岗。第四天,卫生处首长通知我去五台县军区卫生部医训队学习。
到医训队所在地河北村的次日,我们集体去8公里以外的耿镇河西村去参观白求恩正在筹建中的“医院”。
白求恩是1938年初受加、美共产党派遣,从加拿大告别白发高龄老母,来到中国支援抗日的。他当时是国际上著名的胸外科专家,率领加美医疗队来到中国后,拒绝了国民党的挽留,于4月到达延安。
见过毛主席后,他东渡黄河,突破重重封锁线,辗转一月有余,于5月末来到战事激烈的晋察冀前线。看到当时八路军战场上医疗救护条件很差,经验也不足,白求恩一到前线,就开始组建战地“白求恩模范医院”,一边收治伤员,一边示范教学。
这个名为“国际和平医院”的“医院”是一个破庙。我们一进庙门,就见一个瘦削、高个儿、头发稀少而且花白的外国老头儿正在画图,他躬着腰教一位当地木匠做木夹板和牵引架。这就是白求恩大夫。白求恩穿着八路军的灰军装,戴着袖标打着裹腿。他动作敏捷,看上去很精神,出出进进忙个不停。院子里还有个铁匠摊儿,忙完了木工活那边,白求恩又来到铁匠炉跟前蹲下,指导铁匠打制托马氏夹板的铁条,还亲手拿榔头敲敲打打,火星溅了一身也不躲闪。
庙里到处是尘土和蜘蛛网,一些人正在打扫,有人抬进来一两张从村里借来的破旧桌子。庙堂地上铺着干草,上面躺着几十个伤员。
刚来学习的人也都急忙加入到打扫中,整整干了一天,才弄得像个样子了。年过半百的白求恩大夫忙里忙外,一刻都没有休息。各个环节的事,他都逐一交待。有人劝他休息一会儿,不料,老头儿胡子一撅嚷道:“NO!NO!NO!你们要拿我当机关枪使用。”
第二天我们又去那里,白求恩让大家看他怎样自制医院里需要的生活用具。当时战地什么都没有,全得自己想办法。白求恩裁剪美孚废油桶,教我们焊制伤员用的大小便器和喝水的缸子,还找来一个首饰匠做手术镊子和探针等物品。白求恩还让人找来农村妇救会的一帮妇女,给伤员做棉屁股垫子,中间掏一个洞,用来透气。第三天去时,我们分了组,白求恩开始轮流给各组讲课:怎么给伤员换衣服、喂饭、擦脸,怎么给伤员翻身、扶伤员大小便,怎么换药……讲得极其细微周到,然后亲手示范,再让学员们一个个地做给他看。有一位学员给伤员换裤子,有点紧张,忘了讲的方法,先穿好腿后穿伤腿,弄疼了伤员,白求恩忽然大发脾气:“你这是犯罪!犯罪!”他极其严肃地再一次对大家说:“你们千万要记住,给伤员换衣服,一定要先穿受伤的腿和胳膊,因为好着的胳膊和腿好动,不会弄疼伤员……”
大家发现这个洋大夫从来不笑、脾气挺大,有点害怕,但还是觉得他脾气大得很有道理,心里是很敬服他的。因为我在参加革命前学过医,多少有些常识,做实习的时候,白求恩大夫还算满意,但他只是点点头,不会说什么表扬的话。
白求恩在“模范医院”正式开幕典礼时,发表了一番精彩而感人的演讲,他说:“因为日本人残杀中国人民,我才要求到中国来的,我觉得这儿是迫切需要援助的地方,这儿对我是最有用的地方!”“不要以为奇怪,那些爱自由的人们同你们自己一样,正在绕地球三万里之外来帮助你们。”
从他那次演讲中,大家才知道白求恩年轻时自筹学费奋发学医,后来成为闻名欧美的胸外科专家,并发明创造了一些外科器械,为人类医学做出了贡献。他接受马列主义,为劳苦大众服务,全力帮助那些付不起医疗费的穷人。他离开豪华的医院,长期到贫民窟去为穷人治病,谢绝了大学教授的头衔和英国皇家医学会的聘请,参加了革命,成为一个共产党员。他在二战西班牙战场国际纵队组织著名的“流动输血队”,救护反法西斯战士,赢得战士们的高呼:“战地输血万岁!”。
白求恩来到中国,作为晋察冀军区的卫生顾问,经常到医训大队来演讲,并兼任教务长,而更多的时间是在战场上。
他比中国人更爱护受伤的战士
后来,日本人扩大扫荡圈,集中两万多兵力向五台山地区发动疯狂进攻,“模范医院”和军区医训队都转移了,白求恩也去了前线。10月,反扫荡斗争开始,医训队转移到平山县常峪村,我又一次见到了白求恩。此前白求恩在前线,短短一个月时间就在四分区战地医院为伤员做了60多个手术,在火线做了20多个手术。
白求恩这次来到医院,一进门,连饭都不吃,就直奔病房查看伤员。他看到医院仍保持着他的“模范医院”的作风,很高兴、很满意,只是说消毒条件太差了。他看大家正在水中煮消毒包,就立刻把袖子捋上去,把有血和无血、有脓和无脓的一一分开,并当场教医护人员怎样折纱布和装袋子,讲他总结出来的“消毒十三步”。就是扫地、端水这样的细节,他都有要求,嫌大家做得不合格,说要推着扫,那样不会飞尘;端水要快走,时间就是生命,“多争取一分钟就可多挽救一条战士的生命”。白求恩回来后每天都忙着给伤员做手术。他是著名的胸外科专家,但做手术仍然非常严谨科学,旁边放一摞医书,边做边翻书查阅,怕记忆有误。
大约一周后,白求恩大夫接到前线王震旅长电报,又走了。他连饭都顾不上吃,星夜急行军赶到前线救急,日夜连续工作了十几天,救了几十个重伤员的性命。他从来就是这样,一会儿在这儿一会儿跑那儿,哪个战场上呼救紧急,他就出现在哪里,忙得不亦乐乎。也就是这个时期,他认识到在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建立固定的医院显然不可能,产生了建立战时特种外科医院的想法——把医院建在老百姓家里,敌人就很难破坏掉它。
我第三次见到白求恩,是白求恩从王震旅长那里再次回到常峪村来筹建特种外科医院的时候。
白求恩大夫这次回来,全身心地投入特种外科医院的筹建。当时那里收容了300多名重伤员,都分散在老百姓家里,全部治疗都是由白求恩亲自指挥的。他每天带领大家学习骨折固定和腿伤吻合等大手术,亲自指导医护人员写病历、开处方和给伤员换药。这段时间,我担任白求恩手术的第二助手,负责抬伤员、麻醉等工作。开始十多天,白求恩亲手做了几十个大手术,大部分重伤员都保住了性命。白大夫讲:“时间就是生命!”“抢救正在战斗中的八路军伤员,必须争分夺秒,越快越好。”他反复用他亲身经历的一个事例来说服大家:两个情况几乎相同的伤员,子弹进入腹内,两者的大肠和小肠都有十多个穿口和裂罅,都大量出血积血,粪便都进入腹腔,都是在蜡烛和手电筒的光亮下实施手术的,可一个次日就死了,另一个则平安痊愈了,虽然在第二星期内每天夜晚要在简陋的担架里被搬运60里。
生与死的区分,就在伤后8小时和18小时的施术之别。由此,他得出结论:直接在火线疗伤的疗效可达空前高度,遂提出“医生在后方等待伤员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医生的工作是在前线”的口号。这个口号,后来成为军区卫生工作的条例之一。
白求恩大夫用他卓越的外科技术和战地的及时实施手术,抢救了无数中国八路军士兵的生命,还慷慨地用自己的鲜血,挽救生命垂危的战士。
有一次,一个伤员需要做断肢手术,急需输血,他毫不迟疑地伸出自己的胳膊要求输他的血。大家看他已年过半百、鬓发花白,又整天连续工作,十分劳累,健康状况并不好,都不同意他这样做。但他立刻虎起脸来坚持说:“前方将士为国家为民族流血牺牲,我们献出一点血有什么不应该的!”
他的鲜血缓缓流入一个普通中国战士的躯体。这个战士被救活了,三个星期后要转移到后方休养,他大哭着与白求恩告别。白求恩深情地对他说:“希望你好好养伤,早日恢复健康,再回到前线来消灭敌人。”白求恩就是这样,“一切为了伤员,一切为了阶级兄弟,一切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胜利!”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白求恩的感召倡议下,医院成立了战地输血队,医院领导、翻译和我们医生、护士,还有当地的老乡,都参加了,什么时候要血什么时候抽。建立输血队的做法在边区各医院得到推广。
“要把伤员当兄弟,不然就是犯罪”
1939年上半年,白求恩一直带着他组建的20多人的“白求恩医疗队”,辗转在晋察冀战场前线各地。在102师,他一天就做了60多个手术。4月,在河间、齐会战斗中,白求恩在敌人的炸弹炸塌了他正做手术的庙院后墙的时候,继续做他的手术,奇迹般地连续69个小时完成了115名伤员的手术,然后才开始转移。
在这一段时间里,白求恩在战地亲手做了近千例手术,辗转1504里路程,帮助各分区医院建立手术室和包扎所13处,并组建了两个新的医疗队……
白求恩受到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和中央首长们的高度赞扬。他在日记里这样写道:“我确实很累,但我从来没有这样高兴过,我感到满足,我正在做着我要做的事情。这里到处需要我……”
7月,我刚被调动到军区卫生部后方医院(也就是原“白求恩模范医院”,设在唐县稻远乡花盆村)当主治医生,一天,白求恩忽然来了,风尘仆仆的样子,一看就知道他是刚从前线回来的。他还是那样,不喝水,不吃饭,也不休息,一进门就问:“伤员在哪里,在哪里?”他直接去病房,我和卫生部长游胜华跟在他后面。他一边在病房巡视,一边听汇报,忙了一下午。晚上他给医院打分:59分,接着就开始发脾气,批评医院不如以前。
第二天查房,白求恩要求我挨个给他汇报病人的情况,他一边听着查看着,一边在本儿上记床号记病情。我把一个伤员左腿伤误说成了右腿,白求恩发现后突然大发脾气。后面我又说错了一次,白求恩又批评我一通:“怎么搞的,这么粗心?”检查完后,白求恩决定30多个伤员要做手术,亲手开列了名单。这天晚上,我正为自己的工作做得不周到而难过,忽然白求恩大夫进来了,和蔼地向我道歉:“对不起,白天我批评了你,不知道你是新来的。”
我一听,差点哭出来,自己没把工作做好,心里正内疚,他反倒道起歉来,当时在场的医护人员都非常感动。白求恩就是这样一个心直口快,对工作极其严格、对同志极其谦和真诚的人。
白求恩大夫回来后,又开始整顿医院,教管理教技术。他讲得非常细,如抬伤员上山或下山要头朝上;断肢的不准脱衣裤只能用剪子剪,以免造成碎骨新的扎伤;“手术室”地下一定要洒水避免起尘;还让大家不翻身睡觉来体验伤员的痛苦,督促大家给伤员勤翻身……
白求恩还抽空编写教材,给我军留下了一批实用战地医疗救护教材,其中仅他自己绘制的插图就多达119幅,并教我绘制了一厚本。尤其令大家感动的是,他经常讲“要把伤员当兄弟,不然就是犯罪”这句话。
有个叫李盛才的骑兵连长,右大腿骨折上了“托板”,他嫌牵引难受,私自松开了。白求恩发现后,上去就把负责这个伤员的医生煽了一巴掌,大怒着喊:“你怎么不管住他,你这是犯罪!犯罪!”
白求恩的手术室是借用民房搞起来的,地上铺上席子,弄一些铁盆子、瓷盆子放在凳子上,两张老乡的方桌拼起来、铺上被子和布单就是手术床,上面再拉起一张大布单遮灰尘。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白求恩做了很多肢体离断术、肠胃吻合和肠肠吻合术等大手术。我作为白求恩的第一助手,亲眼目睹了他高超的技术和拚命工作的崇高忘我精神。
有时候,白求恩让我做手术,他在旁指导,譬如离植术、肠吻合等手术,白求恩表示满意。我们一起合作,还给当地老百姓做了许多例大脖子病切除手术。这种手术出血很多,很危险,白求恩为了减轻他们的痛苦,克服困难主动给他们做,当地老百姓千恩万谢。
手术当第一助手,我手脚还算比较快,让白求恩大夫很满意。但有一次,我把刀递反了,刀刃朝向了白求恩,白求恩瞪了我一眼,很不高兴。我慌乱之中把手划破了。白求恩看到了,立刻夹了一个棉球给我消毒,又继续做手术。晚上,白求恩又跑来说“对不起”,我感动得流下了泪。
白求恩自己生活非常简朴,想的却是让伤员们吃好一点。八路军发津贴,从战士到团级以上每月各为1、2、3、4、5元,毛主席也是5元,中央为了照顾白求恩,特批给他100元,但他从来没有领过这个生活津贴费,坚持不要。给了他一匹马,他倒是要了,但从没见他骑过,而是用于驮医疗器械。炊事员看他那么累,身体越来越差,有时给他炒一盘鸡蛋补一补,他却大发雷霆,一口不吃,分给伤员,去和战士们一样吃小米饭喝白菜汤。平时有点好菜,他也不吃,分给伤员,自己却拿柿子充饥。军区常送给他一些战利品,如炼乳、白糖、毛毯、床单等东西,他自己不用,都让人拿去分给伤员了。白求恩非常善良、非常高尚,深深地感动着我们这些身边的人。
在后方医院工作了一段时间后,白求恩又去前线了。我们在花盆村分手时,白求恩送给我一个他用过的听诊器和一张穿高领毛衣的照片,还说了许多鼓励我的话。没想到此次分手,竟成永诀!
几个月后的11月初,传来白求恩大夫因在唐县黄土岭战役前线救护伤员中受丹毒感染、不治身亡的噩耗。这件事发生在他正准备回美国和加拿大去为中国抗日慕款的前夕。
一个伟大的灵魂去了,八路军全军为之悲恸。司令部、卫生部让我派人接回了白求恩的尸体,大家于17日晚将他秘密暂葬到于家寨村狼山沟门,地面抹平,暗作了标记。
12月1日,党中央在延安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12月25日,毛主席专为白求恩发表了《纪念白求恩》。
1940年1月5日,晋察冀军区又将他的遗体从于家寨移至唐县军城南关村的一个高坡上正式厚葬,并进行隆重的祭典和吊唁。当时去的人很多,还有满山遍野的老百姓,万人恸哭,悲声震天。
白求恩大夫的死,让我悲痛了很长时间,我们在一起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失去他,就像失去自己的亲人一样!
后来,我去延安军医大高级班学习了几年,毕业后任军区卫生部副部长。建国后,我先后在成都、兰州和武汉工作,担任卫生部门领导职务,离休后定居兰州。一生辗转几十年,但无论到哪里,我都保存着当年和白求恩一起工作时留下来的的珍贵物品和资料。我与白求恩一起工作过的那些经历,是我此生的荣幸和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河北曲阳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参加革命,后来一直在华东和华北战区从事战地医疗救护工作。在这一段时间,我与白求恩大夫多次在一起工作,并做过他的手术助手。
在与白求恩大夫的相处中,我发现他是一个具有献身精神的真正伟大的人,是一个爱憎分明的很平凡的好长辈,他的高尚品德和高超医术影响了我一生。
亲自动手,创建战地模范医院
我是河北人。1938年5月,我18岁,在日本鬼子的一次大扫荡中离开了自己的村子,跑到当时在曲阳的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参加了革命。
因为我此前在地方上学过一点医,部队把我分到三分区卫生处工作,第二天发衣服时说让我当司药,我二话没说,高高兴兴上了岗。第四天,卫生处首长通知我去五台县军区卫生部医训队学习。
到医训队所在地河北村的次日,我们集体去8公里以外的耿镇河西村去参观白求恩正在筹建中的“医院”。
白求恩是1938年初受加、美共产党派遣,从加拿大告别白发高龄老母,来到中国支援抗日的。他当时是国际上著名的胸外科专家,率领加美医疗队来到中国后,拒绝了国民党的挽留,于4月到达延安。
见过毛主席后,他东渡黄河,突破重重封锁线,辗转一月有余,于5月末来到战事激烈的晋察冀前线。看到当时八路军战场上医疗救护条件很差,经验也不足,白求恩一到前线,就开始组建战地“白求恩模范医院”,一边收治伤员,一边示范教学。
这个名为“国际和平医院”的“医院”是一个破庙。我们一进庙门,就见一个瘦削、高个儿、头发稀少而且花白的外国老头儿正在画图,他躬着腰教一位当地木匠做木夹板和牵引架。这就是白求恩大夫。白求恩穿着八路军的灰军装,戴着袖标打着裹腿。他动作敏捷,看上去很精神,出出进进忙个不停。院子里还有个铁匠摊儿,忙完了木工活那边,白求恩又来到铁匠炉跟前蹲下,指导铁匠打制托马氏夹板的铁条,还亲手拿榔头敲敲打打,火星溅了一身也不躲闪。
庙里到处是尘土和蜘蛛网,一些人正在打扫,有人抬进来一两张从村里借来的破旧桌子。庙堂地上铺着干草,上面躺着几十个伤员。
刚来学习的人也都急忙加入到打扫中,整整干了一天,才弄得像个样子了。年过半百的白求恩大夫忙里忙外,一刻都没有休息。各个环节的事,他都逐一交待。有人劝他休息一会儿,不料,老头儿胡子一撅嚷道:“NO!NO!NO!你们要拿我当机关枪使用。”
第二天我们又去那里,白求恩让大家看他怎样自制医院里需要的生活用具。当时战地什么都没有,全得自己想办法。白求恩裁剪美孚废油桶,教我们焊制伤员用的大小便器和喝水的缸子,还找来一个首饰匠做手术镊子和探针等物品。白求恩还让人找来农村妇救会的一帮妇女,给伤员做棉屁股垫子,中间掏一个洞,用来透气。第三天去时,我们分了组,白求恩开始轮流给各组讲课:怎么给伤员换衣服、喂饭、擦脸,怎么给伤员翻身、扶伤员大小便,怎么换药……讲得极其细微周到,然后亲手示范,再让学员们一个个地做给他看。有一位学员给伤员换裤子,有点紧张,忘了讲的方法,先穿好腿后穿伤腿,弄疼了伤员,白求恩忽然大发脾气:“你这是犯罪!犯罪!”他极其严肃地再一次对大家说:“你们千万要记住,给伤员换衣服,一定要先穿受伤的腿和胳膊,因为好着的胳膊和腿好动,不会弄疼伤员……”
大家发现这个洋大夫从来不笑、脾气挺大,有点害怕,但还是觉得他脾气大得很有道理,心里是很敬服他的。因为我在参加革命前学过医,多少有些常识,做实习的时候,白求恩大夫还算满意,但他只是点点头,不会说什么表扬的话。
白求恩在“模范医院”正式开幕典礼时,发表了一番精彩而感人的演讲,他说:“因为日本人残杀中国人民,我才要求到中国来的,我觉得这儿是迫切需要援助的地方,这儿对我是最有用的地方!”“不要以为奇怪,那些爱自由的人们同你们自己一样,正在绕地球三万里之外来帮助你们。”
从他那次演讲中,大家才知道白求恩年轻时自筹学费奋发学医,后来成为闻名欧美的胸外科专家,并发明创造了一些外科器械,为人类医学做出了贡献。他接受马列主义,为劳苦大众服务,全力帮助那些付不起医疗费的穷人。他离开豪华的医院,长期到贫民窟去为穷人治病,谢绝了大学教授的头衔和英国皇家医学会的聘请,参加了革命,成为一个共产党员。他在二战西班牙战场国际纵队组织著名的“流动输血队”,救护反法西斯战士,赢得战士们的高呼:“战地输血万岁!”。
白求恩来到中国,作为晋察冀军区的卫生顾问,经常到医训大队来演讲,并兼任教务长,而更多的时间是在战场上。
他比中国人更爱护受伤的战士
后来,日本人扩大扫荡圈,集中两万多兵力向五台山地区发动疯狂进攻,“模范医院”和军区医训队都转移了,白求恩也去了前线。10月,反扫荡斗争开始,医训队转移到平山县常峪村,我又一次见到了白求恩。此前白求恩在前线,短短一个月时间就在四分区战地医院为伤员做了60多个手术,在火线做了20多个手术。
白求恩这次来到医院,一进门,连饭都不吃,就直奔病房查看伤员。他看到医院仍保持着他的“模范医院”的作风,很高兴、很满意,只是说消毒条件太差了。他看大家正在水中煮消毒包,就立刻把袖子捋上去,把有血和无血、有脓和无脓的一一分开,并当场教医护人员怎样折纱布和装袋子,讲他总结出来的“消毒十三步”。就是扫地、端水这样的细节,他都有要求,嫌大家做得不合格,说要推着扫,那样不会飞尘;端水要快走,时间就是生命,“多争取一分钟就可多挽救一条战士的生命”。白求恩回来后每天都忙着给伤员做手术。他是著名的胸外科专家,但做手术仍然非常严谨科学,旁边放一摞医书,边做边翻书查阅,怕记忆有误。
大约一周后,白求恩大夫接到前线王震旅长电报,又走了。他连饭都顾不上吃,星夜急行军赶到前线救急,日夜连续工作了十几天,救了几十个重伤员的性命。他从来就是这样,一会儿在这儿一会儿跑那儿,哪个战场上呼救紧急,他就出现在哪里,忙得不亦乐乎。也就是这个时期,他认识到在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建立固定的医院显然不可能,产生了建立战时特种外科医院的想法——把医院建在老百姓家里,敌人就很难破坏掉它。
我第三次见到白求恩,是白求恩从王震旅长那里再次回到常峪村来筹建特种外科医院的时候。
白求恩大夫这次回来,全身心地投入特种外科医院的筹建。当时那里收容了300多名重伤员,都分散在老百姓家里,全部治疗都是由白求恩亲自指挥的。他每天带领大家学习骨折固定和腿伤吻合等大手术,亲自指导医护人员写病历、开处方和给伤员换药。这段时间,我担任白求恩手术的第二助手,负责抬伤员、麻醉等工作。开始十多天,白求恩亲手做了几十个大手术,大部分重伤员都保住了性命。白大夫讲:“时间就是生命!”“抢救正在战斗中的八路军伤员,必须争分夺秒,越快越好。”他反复用他亲身经历的一个事例来说服大家:两个情况几乎相同的伤员,子弹进入腹内,两者的大肠和小肠都有十多个穿口和裂罅,都大量出血积血,粪便都进入腹腔,都是在蜡烛和手电筒的光亮下实施手术的,可一个次日就死了,另一个则平安痊愈了,虽然在第二星期内每天夜晚要在简陋的担架里被搬运60里。
生与死的区分,就在伤后8小时和18小时的施术之别。由此,他得出结论:直接在火线疗伤的疗效可达空前高度,遂提出“医生在后方等待伤员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医生的工作是在前线”的口号。这个口号,后来成为军区卫生工作的条例之一。
白求恩大夫用他卓越的外科技术和战地的及时实施手术,抢救了无数中国八路军士兵的生命,还慷慨地用自己的鲜血,挽救生命垂危的战士。
有一次,一个伤员需要做断肢手术,急需输血,他毫不迟疑地伸出自己的胳膊要求输他的血。大家看他已年过半百、鬓发花白,又整天连续工作,十分劳累,健康状况并不好,都不同意他这样做。但他立刻虎起脸来坚持说:“前方将士为国家为民族流血牺牲,我们献出一点血有什么不应该的!”
他的鲜血缓缓流入一个普通中国战士的躯体。这个战士被救活了,三个星期后要转移到后方休养,他大哭着与白求恩告别。白求恩深情地对他说:“希望你好好养伤,早日恢复健康,再回到前线来消灭敌人。”白求恩就是这样,“一切为了伤员,一切为了阶级兄弟,一切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胜利!”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白求恩的感召倡议下,医院成立了战地输血队,医院领导、翻译和我们医生、护士,还有当地的老乡,都参加了,什么时候要血什么时候抽。建立输血队的做法在边区各医院得到推广。
“要把伤员当兄弟,不然就是犯罪”
1939年上半年,白求恩一直带着他组建的20多人的“白求恩医疗队”,辗转在晋察冀战场前线各地。在102师,他一天就做了60多个手术。4月,在河间、齐会战斗中,白求恩在敌人的炸弹炸塌了他正做手术的庙院后墙的时候,继续做他的手术,奇迹般地连续69个小时完成了115名伤员的手术,然后才开始转移。
在这一段时间里,白求恩在战地亲手做了近千例手术,辗转1504里路程,帮助各分区医院建立手术室和包扎所13处,并组建了两个新的医疗队……
白求恩受到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和中央首长们的高度赞扬。他在日记里这样写道:“我确实很累,但我从来没有这样高兴过,我感到满足,我正在做着我要做的事情。这里到处需要我……”
7月,我刚被调动到军区卫生部后方医院(也就是原“白求恩模范医院”,设在唐县稻远乡花盆村)当主治医生,一天,白求恩忽然来了,风尘仆仆的样子,一看就知道他是刚从前线回来的。他还是那样,不喝水,不吃饭,也不休息,一进门就问:“伤员在哪里,在哪里?”他直接去病房,我和卫生部长游胜华跟在他后面。他一边在病房巡视,一边听汇报,忙了一下午。晚上他给医院打分:59分,接着就开始发脾气,批评医院不如以前。
第二天查房,白求恩要求我挨个给他汇报病人的情况,他一边听着查看着,一边在本儿上记床号记病情。我把一个伤员左腿伤误说成了右腿,白求恩发现后突然大发脾气。后面我又说错了一次,白求恩又批评我一通:“怎么搞的,这么粗心?”检查完后,白求恩决定30多个伤员要做手术,亲手开列了名单。这天晚上,我正为自己的工作做得不周到而难过,忽然白求恩大夫进来了,和蔼地向我道歉:“对不起,白天我批评了你,不知道你是新来的。”
我一听,差点哭出来,自己没把工作做好,心里正内疚,他反倒道起歉来,当时在场的医护人员都非常感动。白求恩就是这样一个心直口快,对工作极其严格、对同志极其谦和真诚的人。
白求恩大夫回来后,又开始整顿医院,教管理教技术。他讲得非常细,如抬伤员上山或下山要头朝上;断肢的不准脱衣裤只能用剪子剪,以免造成碎骨新的扎伤;“手术室”地下一定要洒水避免起尘;还让大家不翻身睡觉来体验伤员的痛苦,督促大家给伤员勤翻身……
白求恩还抽空编写教材,给我军留下了一批实用战地医疗救护教材,其中仅他自己绘制的插图就多达119幅,并教我绘制了一厚本。尤其令大家感动的是,他经常讲“要把伤员当兄弟,不然就是犯罪”这句话。
有个叫李盛才的骑兵连长,右大腿骨折上了“托板”,他嫌牵引难受,私自松开了。白求恩发现后,上去就把负责这个伤员的医生煽了一巴掌,大怒着喊:“你怎么不管住他,你这是犯罪!犯罪!”
白求恩的手术室是借用民房搞起来的,地上铺上席子,弄一些铁盆子、瓷盆子放在凳子上,两张老乡的方桌拼起来、铺上被子和布单就是手术床,上面再拉起一张大布单遮灰尘。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白求恩做了很多肢体离断术、肠胃吻合和肠肠吻合术等大手术。我作为白求恩的第一助手,亲眼目睹了他高超的技术和拚命工作的崇高忘我精神。
有时候,白求恩让我做手术,他在旁指导,譬如离植术、肠吻合等手术,白求恩表示满意。我们一起合作,还给当地老百姓做了许多例大脖子病切除手术。这种手术出血很多,很危险,白求恩为了减轻他们的痛苦,克服困难主动给他们做,当地老百姓千恩万谢。
手术当第一助手,我手脚还算比较快,让白求恩大夫很满意。但有一次,我把刀递反了,刀刃朝向了白求恩,白求恩瞪了我一眼,很不高兴。我慌乱之中把手划破了。白求恩看到了,立刻夹了一个棉球给我消毒,又继续做手术。晚上,白求恩又跑来说“对不起”,我感动得流下了泪。
白求恩自己生活非常简朴,想的却是让伤员们吃好一点。八路军发津贴,从战士到团级以上每月各为1、2、3、4、5元,毛主席也是5元,中央为了照顾白求恩,特批给他100元,但他从来没有领过这个生活津贴费,坚持不要。给了他一匹马,他倒是要了,但从没见他骑过,而是用于驮医疗器械。炊事员看他那么累,身体越来越差,有时给他炒一盘鸡蛋补一补,他却大发雷霆,一口不吃,分给伤员,去和战士们一样吃小米饭喝白菜汤。平时有点好菜,他也不吃,分给伤员,自己却拿柿子充饥。军区常送给他一些战利品,如炼乳、白糖、毛毯、床单等东西,他自己不用,都让人拿去分给伤员了。白求恩非常善良、非常高尚,深深地感动着我们这些身边的人。
在后方医院工作了一段时间后,白求恩又去前线了。我们在花盆村分手时,白求恩送给我一个他用过的听诊器和一张穿高领毛衣的照片,还说了许多鼓励我的话。没想到此次分手,竟成永诀!
几个月后的11月初,传来白求恩大夫因在唐县黄土岭战役前线救护伤员中受丹毒感染、不治身亡的噩耗。这件事发生在他正准备回美国和加拿大去为中国抗日慕款的前夕。
一个伟大的灵魂去了,八路军全军为之悲恸。司令部、卫生部让我派人接回了白求恩的尸体,大家于17日晚将他秘密暂葬到于家寨村狼山沟门,地面抹平,暗作了标记。
12月1日,党中央在延安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12月25日,毛主席专为白求恩发表了《纪念白求恩》。
1940年1月5日,晋察冀军区又将他的遗体从于家寨移至唐县军城南关村的一个高坡上正式厚葬,并进行隆重的祭典和吊唁。当时去的人很多,还有满山遍野的老百姓,万人恸哭,悲声震天。
白求恩大夫的死,让我悲痛了很长时间,我们在一起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失去他,就像失去自己的亲人一样!
后来,我去延安军医大高级班学习了几年,毕业后任军区卫生部副部长。建国后,我先后在成都、兰州和武汉工作,担任卫生部门领导职务,离休后定居兰州。一生辗转几十年,但无论到哪里,我都保存着当年和白求恩一起工作时留下来的的珍贵物品和资料。我与白求恩一起工作过的那些经历,是我此生的荣幸和最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