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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话剧，试图将孔子从“圣人”还原成“有情有欲，有血有肉的人”，却成为“倒孔”与“尊孔”两派交锋的舞台，进而搅动中国上下。
1929年6月8日晚，山东省曲阜第二师范学院礼堂灯火通明。此时，正在上演由学生剧团自己排演的新编历史剧《子见南子》。
谁也没有想到，这场在校内公演的历史剧，居然会在一个月后成为全国舆论争论的焦点，并将鲁迅、林语堂、孔祥熙等文化界、政界名人，拉入到这场争论之中。
林语堂还原“圣人”
《子见南子》的剧本，最初是由“语丝派”重要人物林语堂于1928年创作，发表在由鲁迅和郁达夫合编的《奔流》月刊1卷6期上。
剧本的主要情节是讲，圣人孔子周游到卫国，而卫灵公的夫人南子，要创办“男女同学”的“六艺研究社”，并请孔子“领导指教”。剧中的南子年轻美丽，潇洒大方，思想新潮，举止风流。相比之下，孔子则显得呆头呆脑，古板正经,言必称尧舜，坚持周公之礼，主张“男女有别”，试图“兴乐复礼”。
戏剧在结尾处达到高潮：孔子被南子感化，和学生子路一起看着南子且歌且舞，并赞叹：“这才是真正的诗，真正的礼，真正的乐。”
林语堂在剧本中，本来并没有丑化孔子的想法，只是将孔子从一个“圣人”还原成“一个有情有欲，有血有肉的人”。在剧中，林语堂不过是借孔子开开玩笑，从“幽默方面看去，才能达到对孔子性格美点的真正领略”。
但事情的发展却完全出乎预料。
孔府门前演戏
林语堂的剧本发表后，立刻引发极大反响。
经历过“新文化”、“五四”运动洗礼的青年学生们，发现了这部构思精巧、语言幽默的作品，大喜过望，纷纷组织排练上演，用作“反孔”宣传。其中，位于山东曲阜的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院由于地处特殊，更是受人关注。
曲阜，是孔子老家，孔氏族人世居于此。“曲阜二师”位于孔府东侧，本是由清末孔氏后人创办的“曲阜四氏师范学院”改建而来，历任校长也大多为孔氏族人担任，“尊孔”、“崇古”的风气更是比全国其他学校更加浓厚。
1920年，新任校长范炳宸到任。范炳宸原本为清末留日学生，深受蔡元培“兼容并包”教育理念的影响，他的到来使学校风气为之一变。
《子见南子》话剧上演时，“曲阜二师”校长为宋还吾。宋还吾毕业于北京大学，深受“新文化”思想熏陶，1928年，宋到任后，多聘任新派教员，并主张学生应多关心政治。
6月8日的演出，是在“曲阜二师”学生会的主持下举办的。为了追求逼真，学生会特地向孔府借用了器具道具，并送票给孔府。为扩大影响，学生们还在大街小巷张贴海报。
演出当晚，观者如潮。“二师”礼堂水泄不通，台下观看演出的不仅仅是本校学生，还有不少曲阜乡里父老。
戏剧高潮处，扮演孔子者一个个滑稽举动惹得观众哄堂大笑，而台下受邀观剧的孔府族人则怒不可遏，演出未完，即拂袖而去。
“先祖名誉”
演出结束不久，一封由孔氏族长孔傅堉牵头撰写的呈文，就抵达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呈文称演出丑化圣人，并提出“速将该校校长宋还吾查办，昭示大众。”
数千年来，孔府在山东一直无比尊崇。即便是受到“新文化”、“五四”思潮的冲击，孔府在山东的地位也依然稳固。尤其在张宗昌主政期间，提倡修孔庙、祭孔，教《四书》，直到1928年离开。
孔府族人之所以选择越级上告，也与时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的何思源有莫大关系。张宗昌离开山东后，继任的韩复榘任命何思源为教育厅长。何到任后，聘任了不少深受“新文化”和“五四”思潮影响的教育界人士，在各级学校任职，宋还吾就是其中之一，宋还是何思源的北大校友。
与山东“倒孔”人士逐步占据主流地位不同，在南京国民政府当中，形势则要复杂得多：曾经参与或受到“新文化”影响的官员多赞成“倒孔”，而和传统教育联系密切的官员则多赞成“尊孔”，这也导致政府政策常在左右摇摆之中。1928年，国民政府大学院曾明令学校禁止祀孔，并颁布教育方针，以“三民主义”替代“读经、尚武、尊孔孟”。但也在同一年，蒋介石在参拜孔庙时，又称孔子是“千秋仁义之师，万世人伦之表”。
在此大背景之下。一所“地方院校”内部的一场演出引发的“先祖名誉”的争论，就逐步变成“尊孔”、“倒孔”两派借题发挥的道具，并最终完全超出了争端当事人的控制范围。
“小题大作”？
孔氏族人的告状信先是到了教育部部长蒋梦麟手中。
蒋梦麟是蔡元培的学生，也曾做过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在他看来，一场学生排演的话剧并不值得如此小题大做，并以此回复孔氏。
但很快，孔氏族人找到了时任国民政府工商部部长，同是孔氏后裔的孔祥熙。孔祥熙则将这件事转呈给了蒋介石。在蒋介石的批复下，教育部于6月16日下发“训令第八五五号”，要求山东省教育厅对此事进行调查。
蒋梦麟于是派参事朱葆勤会同何思源一起办理此案。调查结束后，何思源向蒋梦麟做了汇报，称《子见南子》一剧“并非该校自撰”，完全根据林语堂所编成剧本，“至扮演孔子脚色，衣冠端正，确非丑末。”同时还表示“又查学生演剧之时，该校校长宋还吾正因公在省”，对此事没有任何责任。
宋还吾也自己上书教育部进行辩解，称“本校所以排演此剧者，在使观众明了礼教与艺术之冲突。”并称孔氏族人的告状信“真是信口胡云”。
“二师”学生会甚至向全国发出通电，认为“惟对于孔氏族人所呈控敝校校长各节，认为绝无意义。断难成立罪名，公论其在，不可淹没”。并且表示“敝会同人在此时期绝不向封建势力低首降伏。”
孔氏族人和“曲阜二师”之间的纠葛，新闻界很快进行了大规模报道。敏感的大众传媒显然意识到，这不仅仅是孔氏族人和“曲阜二师”之间有关名誉问题的争论，而是涉及到如何评价孔子，以及孔子新的历史地位的大问题。
7月8日，国内最著名的新闻媒体《大公报》以“丑扮孔子引起风波”为题，连续刊发文章，对事情的进展进行报道。其它如《民国日报》、《新闻报》、《华北日报》也纷纷跟进。
接受新文化理念的大众媒体，大多对孔氏族人提出批评，仅《民国日报》就连续刊发《关于“子见南子”———连死人也骂不得》、《因“子见南子”想到孔子学说在今日之地位》等文章予以抨击。
上海报纸《金刚钻》甚至发表文章称，孔氏之所以要引发诉讼，不过是想借机排挤“曲阜二师”。
在全国舆论一边倒的情势下，蒋梦麟等新派势力，也借机认可山东省教育厅的报告，认为孔氏族人控告二师学生演“子见南子”一案，查无实据。“二师师生，尚无侮辱孔子事情，自应免予置议。”
余波难了
教育部本想就此了事，孰料风波又起。
孔氏族人又递交呈文，认为教育部前去调查的参事朱葆勤“偏袒一方，查复不实”。而孔祥熙等人，也借此对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提出弹劾。“倒孔”和“保孔”两方人马又起争论。
迫于孔祥熙等人的压力，山东省教育厅不得不下令，将宋还吾“只得调厅，另有任用”，并将主持排演此幕话剧的学生会会长王宗佩、刘子衡等开除学籍。
这显然是两派平衡妥协的结果——孔氏族人的要求部分得到满足，但校长宋还吾并未被查办，只是调离原职而已。
这样的处理结果，虽非以信奉新文化思想为主的教育部官员的初衷，但在国民政府内部“尊孔”潮复起的情势下，没有酿成更严重的后果，已属不易。
但在思想更加激进的“倒孔”派看来，这种结果无疑意味者失败。鲁迅对此极为不满，他随后撰写了《关于<子见南子>》一文，不但详细记录了整个事情的全过程，还提到“只得调厅，另有任用，其实就是‘撤差’也矣。这所谓‘息事宁人’之举，也还是‘强宗大姓’的完全胜利。”
1929年6月8日晚，山东省曲阜第二师范学院礼堂灯火通明。此时，正在上演由学生剧团自己排演的新编历史剧《子见南子》。
谁也没有想到，这场在校内公演的历史剧，居然会在一个月后成为全国舆论争论的焦点，并将鲁迅、林语堂、孔祥熙等文化界、政界名人，拉入到这场争论之中。
林语堂还原“圣人”
《子见南子》的剧本，最初是由“语丝派”重要人物林语堂于1928年创作，发表在由鲁迅和郁达夫合编的《奔流》月刊1卷6期上。
剧本的主要情节是讲，圣人孔子周游到卫国，而卫灵公的夫人南子，要创办“男女同学”的“六艺研究社”，并请孔子“领导指教”。剧中的南子年轻美丽，潇洒大方，思想新潮，举止风流。相比之下，孔子则显得呆头呆脑，古板正经,言必称尧舜，坚持周公之礼，主张“男女有别”，试图“兴乐复礼”。
戏剧在结尾处达到高潮：孔子被南子感化，和学生子路一起看着南子且歌且舞，并赞叹：“这才是真正的诗，真正的礼，真正的乐。”
林语堂在剧本中，本来并没有丑化孔子的想法，只是将孔子从一个“圣人”还原成“一个有情有欲，有血有肉的人”。在剧中，林语堂不过是借孔子开开玩笑，从“幽默方面看去，才能达到对孔子性格美点的真正领略”。
但事情的发展却完全出乎预料。
孔府门前演戏
林语堂的剧本发表后，立刻引发极大反响。
经历过“新文化”、“五四”运动洗礼的青年学生们，发现了这部构思精巧、语言幽默的作品，大喜过望，纷纷组织排练上演，用作“反孔”宣传。其中，位于山东曲阜的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院由于地处特殊，更是受人关注。
曲阜，是孔子老家，孔氏族人世居于此。“曲阜二师”位于孔府东侧，本是由清末孔氏后人创办的“曲阜四氏师范学院”改建而来，历任校长也大多为孔氏族人担任，“尊孔”、“崇古”的风气更是比全国其他学校更加浓厚。
1920年，新任校长范炳宸到任。范炳宸原本为清末留日学生，深受蔡元培“兼容并包”教育理念的影响，他的到来使学校风气为之一变。
《子见南子》话剧上演时，“曲阜二师”校长为宋还吾。宋还吾毕业于北京大学，深受“新文化”思想熏陶，1928年，宋到任后，多聘任新派教员，并主张学生应多关心政治。
6月8日的演出，是在“曲阜二师”学生会的主持下举办的。为了追求逼真，学生会特地向孔府借用了器具道具，并送票给孔府。为扩大影响，学生们还在大街小巷张贴海报。
演出当晚，观者如潮。“二师”礼堂水泄不通，台下观看演出的不仅仅是本校学生，还有不少曲阜乡里父老。
戏剧高潮处，扮演孔子者一个个滑稽举动惹得观众哄堂大笑，而台下受邀观剧的孔府族人则怒不可遏，演出未完，即拂袖而去。
“先祖名誉”
演出结束不久，一封由孔氏族长孔傅堉牵头撰写的呈文，就抵达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呈文称演出丑化圣人，并提出“速将该校校长宋还吾查办，昭示大众。”
数千年来，孔府在山东一直无比尊崇。即便是受到“新文化”、“五四”思潮的冲击，孔府在山东的地位也依然稳固。尤其在张宗昌主政期间，提倡修孔庙、祭孔，教《四书》，直到1928年离开。
孔府族人之所以选择越级上告，也与时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的何思源有莫大关系。张宗昌离开山东后，继任的韩复榘任命何思源为教育厅长。何到任后，聘任了不少深受“新文化”和“五四”思潮影响的教育界人士，在各级学校任职，宋还吾就是其中之一，宋还是何思源的北大校友。
与山东“倒孔”人士逐步占据主流地位不同，在南京国民政府当中，形势则要复杂得多：曾经参与或受到“新文化”影响的官员多赞成“倒孔”，而和传统教育联系密切的官员则多赞成“尊孔”，这也导致政府政策常在左右摇摆之中。1928年，国民政府大学院曾明令学校禁止祀孔，并颁布教育方针，以“三民主义”替代“读经、尚武、尊孔孟”。但也在同一年，蒋介石在参拜孔庙时，又称孔子是“千秋仁义之师，万世人伦之表”。
在此大背景之下。一所“地方院校”内部的一场演出引发的“先祖名誉”的争论，就逐步变成“尊孔”、“倒孔”两派借题发挥的道具，并最终完全超出了争端当事人的控制范围。
“小题大作”？
孔氏族人的告状信先是到了教育部部长蒋梦麟手中。
蒋梦麟是蔡元培的学生，也曾做过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在他看来，一场学生排演的话剧并不值得如此小题大做，并以此回复孔氏。
但很快，孔氏族人找到了时任国民政府工商部部长，同是孔氏后裔的孔祥熙。孔祥熙则将这件事转呈给了蒋介石。在蒋介石的批复下，教育部于6月16日下发“训令第八五五号”，要求山东省教育厅对此事进行调查。
蒋梦麟于是派参事朱葆勤会同何思源一起办理此案。调查结束后，何思源向蒋梦麟做了汇报，称《子见南子》一剧“并非该校自撰”，完全根据林语堂所编成剧本，“至扮演孔子脚色，衣冠端正，确非丑末。”同时还表示“又查学生演剧之时，该校校长宋还吾正因公在省”，对此事没有任何责任。
宋还吾也自己上书教育部进行辩解，称“本校所以排演此剧者，在使观众明了礼教与艺术之冲突。”并称孔氏族人的告状信“真是信口胡云”。
“二师”学生会甚至向全国发出通电，认为“惟对于孔氏族人所呈控敝校校长各节，认为绝无意义。断难成立罪名，公论其在，不可淹没”。并且表示“敝会同人在此时期绝不向封建势力低首降伏。”
孔氏族人和“曲阜二师”之间的纠葛，新闻界很快进行了大规模报道。敏感的大众传媒显然意识到，这不仅仅是孔氏族人和“曲阜二师”之间有关名誉问题的争论，而是涉及到如何评价孔子，以及孔子新的历史地位的大问题。
7月8日，国内最著名的新闻媒体《大公报》以“丑扮孔子引起风波”为题，连续刊发文章，对事情的进展进行报道。其它如《民国日报》、《新闻报》、《华北日报》也纷纷跟进。
接受新文化理念的大众媒体，大多对孔氏族人提出批评，仅《民国日报》就连续刊发《关于“子见南子”———连死人也骂不得》、《因“子见南子”想到孔子学说在今日之地位》等文章予以抨击。
上海报纸《金刚钻》甚至发表文章称，孔氏之所以要引发诉讼，不过是想借机排挤“曲阜二师”。
在全国舆论一边倒的情势下，蒋梦麟等新派势力，也借机认可山东省教育厅的报告，认为孔氏族人控告二师学生演“子见南子”一案，查无实据。“二师师生，尚无侮辱孔子事情，自应免予置议。”
余波难了
教育部本想就此了事，孰料风波又起。
孔氏族人又递交呈文，认为教育部前去调查的参事朱葆勤“偏袒一方，查复不实”。而孔祥熙等人，也借此对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提出弹劾。“倒孔”和“保孔”两方人马又起争论。
迫于孔祥熙等人的压力，山东省教育厅不得不下令，将宋还吾“只得调厅，另有任用”，并将主持排演此幕话剧的学生会会长王宗佩、刘子衡等开除学籍。
这显然是两派平衡妥协的结果——孔氏族人的要求部分得到满足，但校长宋还吾并未被查办，只是调离原职而已。
这样的处理结果，虽非以信奉新文化思想为主的教育部官员的初衷，但在国民政府内部“尊孔”潮复起的情势下，没有酿成更严重的后果，已属不易。
但在思想更加激进的“倒孔”派看来，这种结果无疑意味者失败。鲁迅对此极为不满，他随后撰写了《关于<子见南子>》一文，不但详细记录了整个事情的全过程，还提到“只得调厅，另有任用，其实就是‘撤差’也矣。这所谓‘息事宁人’之举，也还是‘强宗大姓’的完全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