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威尔·杜兰特（美国著名学者、历史学家）深为大萧条所引起的高自杀率而忧，发起了“问全球名人：生命意义何在”的书信对话。令他惊喜的是，素以脾气坏闻名的记者、编辑兼批评家亨利·路易斯·门肯（H.L.门肯）给他回了一封客气而贴心的长信。在其中，门肯为了阐释自己的人生观，揪住六畜就不肯撒手，他提到“我不断工作和母鸡不停下蛋是一个道理”：母鸡如果不下蛋，就会屁股疼。他非常庆幸自己能够从事自己喜欢的文字工作，并认为这是冥冥中的安排。他还用母牛来诠释什么是理想的人生：母牛产奶，不只服务了别人，它自己还很舒服。他说得多么朴实、生动，但也一如既往地不正经。
　　“自由之矛”
　　巴尔的摩是美国马里兰州最大的城市，它以出产牡蛎、水龟肉和门肯而闻名于世。H.L.门肯于1880年9月12日出生于此，他属于第三代德国移民，祖上与首相俾斯麦是亲戚。父亲是一家雪茄厂的厂主，爱搞恶作剧，粗话连篇；母亲娇小，沉默，守旧。门肯说自己自打出生以来就继承了德国人的骄傲，等级观念很重。
　　一切始于游戏。在门肯8岁的时候，爸爸送他一套迷你印刷设备，他非常喜欢这套玩具，比对着《巴尔的摩太阳报》复印了上面的一些短新闻，并标上“H.L.门肯”——这个商标伴随了他一生。从那时起门肯就立志要成为一名记者，但是父亲却并不支持他的想法，而是把他送到了技工学校学习商业，为以后接管家族企业做准备。门肯在学校里并不安分：往老师的座位上放死耗子和图钉，还把从医学系学生那儿要来的试验品放进老师的墨水瓶里。
　　虽说淘气，门肯却又是学校里的第一名。他的自学能力如此之强，以至于化学老师感到自己的地位很受威胁。门肯自从读了《哈克贝利·芬历险记》之后爱上了文学。从13岁起，他频繁光顾市图书馆，每周5本书，读完了全套的莎士比亚以及萨克雷，并成为吉卜林的粉丝。他如此下功夫，以至于弓背曲肩，不得不到医院装上骨科背甲来矫正驼背。
　　门肯16岁从学校毕业，向爸爸说明自己的志向，父亲勃然大怒，因为在当时的社会，记者的地位只比站街女高一点点。不敢忤父亲的心意，门肯只好在雪茄公司里工作，为继承家产做准备。门肯很明显不是做生意的料，别人一个月卖出1000元的雪茄，门肯6个月才卖了171元。他说自己天生不会低声下气地推销东西。门肯在雪茄厂里干了3年，除了抽烟什么都没学会。
　　直到父亲突然离世，门肯才到《巴尔的摩先驱报》（以下简称《先驱报》）找了一份实习的工作。20世纪初正值报业的黄金时期，那时还没有收音机和电视，报纸完全独立于政府的控制，报社也没有文字编辑，故而记者享有充分的自由。《先驱报》主编鼓励员工使用方言和生动的口语，给了门肯很好的教导：“重要的不是有无报道的价值，而是你能否把故事讲得有趣”；“一则无趣的评论，不管多么深刻，都不值得刊印。狠狠地敲击读者的头，让他吃惊，每句话都要像出重拳”；“文章不是让人喜欢的，而是让人争论的”。
　　由于门肯文学底蕴深厚，又不像其他记者一样醉酒误事，在《先驱报》升职非常快，简直是坐着火箭一路上去。他19岁成为普通记者，20岁拥有自己的专栏，23岁成为本地新闻编辑，到25岁就成为全国最年轻的总编，同事称呼他“老头儿”。
　　1904年的巴尔的摩大火使得《先驱报》受到重创，最终在两年后垮了下来。《巴尔的摩太阳报》（以下简称《太阳报》）及时把门肯挖了过去。门肯以后的岁月都与这个报纸爱恨交织，他的加盟使得《太阳报》至今位列美国十大报纸之内，曾一度是总统早餐时唯一阅读的报纸。在一次例会上，《太阳报》的某董事提议：“除了社论，还应有一个专栏，作者可以关注任何话题，并释放出其人格力量。我不管H.L.M是谁，他肯定能做到。”由此诞生了门肯包罗万象的专栏——“自由之矛”。
　　“自由之矛”时期是门肯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这一专栏使得《太阳报》的销量陡增，订户一收到报纸总是先光顾这一言论幽默、辛辣的板块。在该专栏中，门肯声称“单身汉享受如此的自由，应该对他们征税，一天一块钱”；他自称收到了一封“来自撒旦的信”，撒旦抱怨由于巴尔的摩人过于假正经，导致在“地狱议会”的代表人数不足。巴尔的摩大火之后，市政府野心勃勃的扩建工作让门肯十分反感，因为扩建毁掉了许多充满童年记忆的地方。当市长在财政报告中自豪地宣称新路都是使用“多种材料制成”，门肯专门去考察了一番，回来之后写道：“没错，一共有113种材料，其中包括死猫、马蹄铁、粉笔头、淹死的蟑螂、狗耳朵、狗尾巴、芹菜根、烟头、鱼头、苹果核……”重建工作必定造就一大批政治投机分子，他们被评选为“巴尔的摩杰出市民”和“特别杰出市民”。门肯在专栏中称二者的区别相当于“一只臭鸡蛋”和“一只特别臭的臭鸡蛋”，并宣布成立“打压杰出市民协会”，奖品是牡蛎和烟斗。市长对门肯恨之入骨，但实在拿他没办法，只能祈祷他哪次去欧洲旅游时淹死在海上。不过市长也承认：“小兔崽子写的东西有味道。”
　　文学教父
　　“新闻是稍纵即逝的事业，谁若专心于此，谁的生命就写在水上。”只有文学才能超越时间，门肯显然深谙此理。抱着在文学上大施拳脚的雄心，他先是研究萧伯纳，在25岁时写了《萧伯纳：他的戏剧》。这项工作让他决定放弃小说和诗歌写作，而成为一个批评家；然后又写了《尼采的哲学》，这是英语世界中第一部研究尼采的作品，同日后他的语言学巨著《美国语言》一样，揭示了门肯身上的双重性：他既是批评家，也是学者。《尼采的哲学》对他的人生观影响至深。尼采思想中的贵族气息、对大多数人的蔑视应和了门肯自小以来的观点。门肯坚信社会达尔文主义，他说自己并不同情下层民众，有些人之所以生活凄惨，不是政府的错，而是他自己躺在水坑里打滚，非要别人拉他一把才肯起来，这时候最恰当的是让手拿棒子的警察狠狠地揍他一顿。

　　单身主义并非禁欲主义，事实上，门肯是个情种。抽雪茄和喝威士忌让他充满男人味，给女性一种父亲的感觉；而他时不时的恶作剧以及坏男孩那种狡猾的笑又能激起女人身上的母性。此外，他出手大气，没有解决不了的难题，很有安全感。虽说他从16岁起就开始体验爱情，但34岁时遇到玛丽安·布鲁姆应该是他第一场认真的爱情。1914年2月，23岁的玛丽安去参观《太阳报》的编辑室时认识了门肯，很快他们就处于热恋之中。他们如此依依不舍：有时门肯开车去华盛顿看玛丽安，约会结束后玛丽安又陪他回巴尔的摩，之后再开车把玛丽安送回华盛顿——情人的脑子容易发昏。但两人的恋情磕磕碰碰，一个原因是门肯守旧，而玛丽安属于“新女性”。她不会做家务，门肯曾带来一只小鸡，玛丽安煮得半生不熟就端给了他，“这能噎死猫，”门肯在《为女性辩论》中描述无奈地吃下去的心态，“就像被麻醉过后，顺从地让人剃光毛发一样。”此外，玛丽安“跳过了篱笆”这个事实让他有很深的心理阴影。
　　然而，最重要的还是摆在每个作家面前的大问题：自由——自由地孤独。当门肯迟迟不肯求婚，玛丽安引用吉卜林的诗来戳穿他的心态：“不管是去受刑，还是接受众人朝拜/谁独自上路，谁走得最快。”门肯承认她“看穿了一些无法承受的真相”。是战争最终扼杀了他们结合的可能性：“一战”期间，玛丽安去法国做随军护士，她的一个弟弟死在了战场上，而面对血淋淋的战场，为了寻求安慰，她越来越笃信基督教科学派。基督教科学派相信疾病来自灵魂的不洁，不需吃药，可以通过信仰和祈祷来治愈。门肯一向不信教，他拒绝接受玛丽安的转变，当玛丽安试图拉他入教，他讥讽说：“做菜比神学重要得多。”情人间的吵架会暴露彼此最坏的一面：1919年秋在火车站，门肯故意对出身贫寒的玛丽安说了最恶毒的话：“如果你有家世或是有钱，我们的恋爱很可能是另一个样子。”然后跳上火车逃走了。在此之后，玛丽安结婚，5年后又离婚，与门肯分分合合，他是她生命中迈不过去的坎儿。

　　德国史诗《尼伯龙根的指环》中主人公齐格飞杀死巨龙之后在它的血泊中沐浴，浑身刀枪不入，只有后背上有一处被落下的树叶盖住，成为他的致命弱点。而门肯的这个弱点，就是莎拉·哈特。门肯是在1923年到巴尔的摩的古彻学院做讲座时认识的她。莎拉当时25岁，比门肯小18岁，鹅蛋脸，杏眼，音调低沉。在午餐会上他们相谈甚欢，门肯得知她除了教学还写小说。当天晚上，莎拉对闺蜜玛乔丽宣布：“我要嫁给那个男人。”玛乔丽回答：“这很费事。”他们有诸多共同点：同为知识分子，工作勤奋，都爱巴尔的摩。莎拉不被普通女性的一些小毛病所困扰，她不愿成为男人的奴隶，甚至有点厌婚。她的经济状况一直不好，26岁时又患上了肺结核，在进疗养院之前一度想用手枪自杀，玛乔丽骗她说没找到子弹。是门肯陪她度过了疗养院的日子，他陪她读书，辅导她写作，有时他们聊得太晚，门肯必须跑着去赶公交。这种友情持续到第七年，也就是门肯决定和艾琳分手的那一年，终于才开花结果。在这几年中，莎拉因病摘除了卵巢，又因为肾结石摘除了一颗肾，只剩了一双惊恐的大眼睛。医生宣布她失去生育能力，并且只能活3年。门肯立马向她求婚，他承诺要让莎拉度过最快乐的3年——要知道莎拉每月的医药费相当于普通人家一年半的生活支出，而且门肯是如此喜欢小孩子，曾一度幻想要生10个女儿，这一举动尤其显示出他的人格魅力。
　　这年，门肯50岁。婚后，由于门肯的悉心照料，莎拉心满意足地见证说：“单身主义者是最完美的丈夫。”也许正是因为单身主义者对婚姻不抱太多奢望，他们知道能从婚姻中得到什么。有时莎拉难免会感到孤独，门肯是个工作狂，一天工作14个小时，他甚至说过：“一天工作15个小时的人是最幸福的。”但好在莎拉自己也是个勤奋写作的人。这场婚姻持续了5年，最终死神夺走了莎拉。送走莎拉那天，门肯显得十分平静，他说：“上天赐予我们额外的两年，我已经很知足了。”然而到了酒馆里，他却一边喝啤酒一边痛哭，他终于明白为什么要有宗教许诺的另一个世界了。
　　自由地犯错
　　“我只相信一件事，那就是自由。自由地思考，自由地发表言论……甚至自由地犯错。”自大萧条和“二战”之后，门肯坚决反对新政和罗斯福，而且又不肯公开指责德国，偶尔还有反犹的迹象，这让他失去了一大批追随者，《美国信使》也日渐式微乃至寿终正寝。
　　在一次门肯与罗斯福总统的辩论中，罗斯福讲了一个小故事：有个爱尔兰人登上了美洲新大陆，宣布“我不知道你们的政府是什么样的，但我已经下定决心反对它了”。罗斯福认为门肯就属于这类人。门肯也自称“永远站在少数派和不受欢迎的人之中”，在他眼里，没有好的政府，只有不那么差的政府。他不放过任何一个总统：“威尔逊只是一具干尸”“沃伦·哈定的智商相当于一只上了年纪的蟑螂，他的演讲让我想起了一条白痴的狗在漫漫长夜里的狂吠”“柯立芝比痰盂还要激不起人的热情来”“罗斯福的笑是农村庙会上卖蛇油膏小贩的那种笑”……
　　很多人都指责门肯反犹，是德国人的走狗。如果说门肯有什么错，那也只是小孩子似的嘴硬。没有谁比他更懂得语言和行动的区别：英、法、美一致谴责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却都不愿意接纳犹太难民；盖洛普民意调查发现大多数美国人不想收容犹太人。“水晶之夜”之后，门肯很明显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在《太阳报》开辟了“帮帮犹太人”的专栏，呼吁政府向犹太人敞开大门，讽刺罗斯福和美国民众是典型的“黄鼠狼”，说人话不做人事。门肯想方设法引渡犹太人，并向不情愿的国务院保证他会给他们安排工作等后续事宜。
　　反对私刑和为黑人争取民权也让门肯受到白人世界的抵制，但他依旧我行我素。
　　1948年11月23日，68岁的门肯中风，大脑皮层语言中枢受损，导致不能读写。这对一个知识分子的打击可想而知。在他签送《门肯选集》时，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在扉页写上HLM。他终于发怒了，咒骂世间的一切。比他小9岁的弟弟奥古斯特把他拯救出来，打消了他自杀的念头。弟弟和门肯一样是个活宝，哥俩每天以在街上捡柴火为乐，门肯时不时地大喊：“啊，瞧瞧，你找到了一个怎样的珍宝啊！”原来是个笤帚把儿。门肯家对面的一只小松鼠每天下午都会穿过马路找门肯，顺着腿爬到他肩上，让门肯喂它带壳的花生……
　　1955年门肯75岁生日时，全国又掀起了崇拜他的热潮，除了以前的绰号“坏小孩”，他有了新的封号——“巴尔的摩的圣人”。几千封信寄来，还有成箱的雪茄。新出版的《门肯精选集》两天后就卖空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终于被确定下来。在“二战”后麦卡锡主义迫害共产党人的狂潮中，人们又一次想起了这个捍卫自由和民权的斗士，惋惜再也没有这样勇敢的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为少数人说话了。第二年1月28日，门肯听着莫扎特的音乐，安静地步入了漫漫长夜。

　　门肯不相信人与生俱来的淳朴和智慧，在他看来，只有极少的人是从猿猴进化而来，大部分人是从驴进化而来的。思考是一种后天习得的能力，只有通过大量阅读、观察和思考才能获得，还需要为捍卫自身信仰永不妥协的勇气。在这个谨慎而相互恭维的时代，我们仍然需要门肯这样的牛虻来叮咬洋洋自得、沉沉昏睡的大众，毕竟爱因斯坦都为他撑腰：“只有两件事是无限的：宇宙的浩瀚与人类的愚蠢。不过对于前者，我还不能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