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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连科想表达的正是：城市文明的步伐是通过牺牲乡村文明来实现的，很多城市的兴起就意味着乡村的死亡，中国有着几千年农耕文化的土地上，而今早已被西方文化所侵蚀
翻开阎连科新作《炸裂志》，立时被其惟妙惟肖的讲述所深深吸引。阎连科的小说架构一向并非平铺直叙，在形式和结构上总会显露独特之处：《日光流年》将情节全盘倒置，《受活》的章节只使用奇数，配有注释，自成一体，以及《风雅颂》篇章名的巧妙设置，都可以看出作者的苦心经营。而这一次的《炸裂志》则借用了志书的结构。
这部以城市志录来进行整合的小说，讲述这座城市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它是如何从一个贫困落后的小村落脱贫致富走出来的，方方面面都有涉及。可它又不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地方志，文学美妙的意识形态将它装扮得令人喜闻乐见。
何为“炸裂”？在《炸裂志》中开篇即有提到，“所以谓之地裂或地炸。环绕火山周边之民众，因地裂而纷纷迁徙生存。有人从火山口处逃往上百里外的耙耧山脉，耕地而作，久居为安，渐成村落，始称炸裂村，为地裂、地炸迁徙而纪念。”
就是这样一座因逃难聚集成的村落，从北宋时代便已初具形状。新中国成立之后，孔、朱二姓形成了“炸裂”的两大派系。书中讲的孔东德是不得不提的人物，正因为他生有四个儿子，未来的炸裂村才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他对于村庄来说就是先驱者。后来在一番天意与宿命中，孔家二儿子孔明亮遇见了朱家女儿朱颖。
书以孔明亮和朱颖对立与姻缘为主线，体现了一座城市的裂变、发展的真实处境。阎连科以地方志的架构来设定全书的叙事，夸张、荒诞、变形，这个虚构城市的人事，统统被压缩到一个个颇有象征意味的情节当中。比如墙上的钟象征了官运：孔东德在妓女床上猝死时，孔明亮发现办公室的钟表停走了，致电回家，果然听闻了噩耗；孔明亮为了政治前途求助市长时，发现市长家的钟停停走走，立即惊呼着让人赶忙修理，从而挽救了市长的官运，也继而得罪了县长。凡此种种，书中比比皆是，人物情绪的各种变化，直接与室内的盆栽、家具等物什产生联系，比如描写孔家四儿子孔明辉在当城市扩展局局长时，办公室堆置不下群众送来的礼品，乃至香烟都堆在院落的树下，结果那棵树有了烟瘾，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每年都需供上几条香烟。夸张的寓言式的书写，使这本书显得非常神奇。
而着眼大处，乌托邦城市发展的最大因素取决于“盗”，这是阎连科的隐喻所在。孔明亮通过偷盗手段致富，还带动整个村子和发展邻边村庄一起偷盗，最后层层升任至市长一职。盗贼当了市长，极具讽刺意味。后来当孔明辉去到他二哥孔明亮市长的办公室时，他发现密室里堆满了偷盗而来的小物件，“偷”是一种无法抹去的习惯。
而讲到政治上的民主自由，通过书中描述的选举、投票可见一斑，但每一次孔明亮落败于朱颖半数选票时，又能因他的求情而获胜，也暗示着这种所谓的“民主自由”内含的暗箱操作和不稳定性。孔明亮最后死在他三弟孔明耀派来的刺客手中，孔明耀以他的军队和英雄主义与自己兄弟公开抗衡，甚至以威吓的手段吓倒了来市里投资的美国商人，荒诞的焚尸场面像是对美国保持的国际统领地位发出的挑衅。
似乎书中的每一处，都可以通过联系社会现实来剖析和分解，当然，阎连科也有对政治远景的一种影射和态度，他希望通过这个寓言式的故事，引起我们的反思和探讨，而非去追究故事的细节或出处。
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农场》只是用了那么浅显的比喻，就感化和影响了如此多人，因为它适用于我们去探讨各个领域和层面的东西，它是一种智慧的凝结，是一种对未来的合理化想象。《炸裂志》通过一群相对封闭的人，通过他们跟随城市发展一同分裂、蜕变、重组的细胞式的演绎，隐喻现代城市文明进程的实质。所以当书中出现征地拆迁造机场、马路，那些已升格为居民的村人举牌游街抗议遭到压制与遣散时，阎连科想表达的正是：城市文明的步伐是通过牺牲乡村文明来实现的，很多城市的兴起就意味着乡村的死亡，中国有着几千年农耕文化的土地上，而今早已被西方文化所侵蚀。
阎连科不是一位简单的作家，《日光流年》等书问世以来，他受好评的程度日益增加，他的创作都有很明确的指向性，而且他觉得艺术是无法“再现现实”的，他在《再现与再造》一文中曾写道：“作家的才华并不表现在你再现生活与历史时临摹得如何逼真，而表现在你再造时想象的丰满和坚实，想象的夸大和逼真。换句话说，‘弄假成真’是作家最基本的特性，‘弄真成真’是历史与现实对我们的嘲弄，而一旦‘弄真成假’，则是历史与现实回赠给作家的一记耳光。”
《炸裂志》就构造了这样一个既为我们熟识，又很超现实主义的乌托邦故事，倒有几分眼熟，法国作家鲍里斯·维昂的《岁月的泡沫》中有过类似的故事，在那本书里，疾病被描摹成一枝睡莲，开放在女主角的胸腔上。而《炸裂志》也时不时在现代化的环境当中融入了植物、动物的身影，它们因渲染和象征气氛、情绪、权威等抽象事物而存在，仿佛变成了一幅幅亨利·卢梭的油画，将我们带入到浓郁的色彩领域。
尽管是一个严肃的题材，却生发出浪漫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梦幻般的触感，阎连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
翻开阎连科新作《炸裂志》，立时被其惟妙惟肖的讲述所深深吸引。阎连科的小说架构一向并非平铺直叙，在形式和结构上总会显露独特之处：《日光流年》将情节全盘倒置，《受活》的章节只使用奇数，配有注释，自成一体，以及《风雅颂》篇章名的巧妙设置，都可以看出作者的苦心经营。而这一次的《炸裂志》则借用了志书的结构。
这部以城市志录来进行整合的小说，讲述这座城市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它是如何从一个贫困落后的小村落脱贫致富走出来的，方方面面都有涉及。可它又不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地方志，文学美妙的意识形态将它装扮得令人喜闻乐见。
何为“炸裂”？在《炸裂志》中开篇即有提到，“所以谓之地裂或地炸。环绕火山周边之民众，因地裂而纷纷迁徙生存。有人从火山口处逃往上百里外的耙耧山脉，耕地而作，久居为安，渐成村落，始称炸裂村，为地裂、地炸迁徙而纪念。”
就是这样一座因逃难聚集成的村落，从北宋时代便已初具形状。新中国成立之后，孔、朱二姓形成了“炸裂”的两大派系。书中讲的孔东德是不得不提的人物，正因为他生有四个儿子，未来的炸裂村才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他对于村庄来说就是先驱者。后来在一番天意与宿命中，孔家二儿子孔明亮遇见了朱家女儿朱颖。
书以孔明亮和朱颖对立与姻缘为主线，体现了一座城市的裂变、发展的真实处境。阎连科以地方志的架构来设定全书的叙事，夸张、荒诞、变形，这个虚构城市的人事，统统被压缩到一个个颇有象征意味的情节当中。比如墙上的钟象征了官运：孔东德在妓女床上猝死时，孔明亮发现办公室的钟表停走了，致电回家，果然听闻了噩耗；孔明亮为了政治前途求助市长时，发现市长家的钟停停走走，立即惊呼着让人赶忙修理，从而挽救了市长的官运，也继而得罪了县长。凡此种种，书中比比皆是，人物情绪的各种变化，直接与室内的盆栽、家具等物什产生联系，比如描写孔家四儿子孔明辉在当城市扩展局局长时，办公室堆置不下群众送来的礼品，乃至香烟都堆在院落的树下，结果那棵树有了烟瘾，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每年都需供上几条香烟。夸张的寓言式的书写，使这本书显得非常神奇。
而着眼大处，乌托邦城市发展的最大因素取决于“盗”，这是阎连科的隐喻所在。孔明亮通过偷盗手段致富，还带动整个村子和发展邻边村庄一起偷盗，最后层层升任至市长一职。盗贼当了市长，极具讽刺意味。后来当孔明辉去到他二哥孔明亮市长的办公室时，他发现密室里堆满了偷盗而来的小物件，“偷”是一种无法抹去的习惯。
而讲到政治上的民主自由，通过书中描述的选举、投票可见一斑，但每一次孔明亮落败于朱颖半数选票时，又能因他的求情而获胜，也暗示着这种所谓的“民主自由”内含的暗箱操作和不稳定性。孔明亮最后死在他三弟孔明耀派来的刺客手中，孔明耀以他的军队和英雄主义与自己兄弟公开抗衡，甚至以威吓的手段吓倒了来市里投资的美国商人，荒诞的焚尸场面像是对美国保持的国际统领地位发出的挑衅。
似乎书中的每一处，都可以通过联系社会现实来剖析和分解，当然，阎连科也有对政治远景的一种影射和态度，他希望通过这个寓言式的故事，引起我们的反思和探讨，而非去追究故事的细节或出处。
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农场》只是用了那么浅显的比喻，就感化和影响了如此多人，因为它适用于我们去探讨各个领域和层面的东西，它是一种智慧的凝结，是一种对未来的合理化想象。《炸裂志》通过一群相对封闭的人，通过他们跟随城市发展一同分裂、蜕变、重组的细胞式的演绎，隐喻现代城市文明进程的实质。所以当书中出现征地拆迁造机场、马路，那些已升格为居民的村人举牌游街抗议遭到压制与遣散时，阎连科想表达的正是：城市文明的步伐是通过牺牲乡村文明来实现的，很多城市的兴起就意味着乡村的死亡，中国有着几千年农耕文化的土地上，而今早已被西方文化所侵蚀。
阎连科不是一位简单的作家，《日光流年》等书问世以来，他受好评的程度日益增加，他的创作都有很明确的指向性，而且他觉得艺术是无法“再现现实”的，他在《再现与再造》一文中曾写道：“作家的才华并不表现在你再现生活与历史时临摹得如何逼真，而表现在你再造时想象的丰满和坚实，想象的夸大和逼真。换句话说，‘弄假成真’是作家最基本的特性，‘弄真成真’是历史与现实对我们的嘲弄，而一旦‘弄真成假’，则是历史与现实回赠给作家的一记耳光。”
《炸裂志》就构造了这样一个既为我们熟识，又很超现实主义的乌托邦故事，倒有几分眼熟，法国作家鲍里斯·维昂的《岁月的泡沫》中有过类似的故事，在那本书里，疾病被描摹成一枝睡莲，开放在女主角的胸腔上。而《炸裂志》也时不时在现代化的环境当中融入了植物、动物的身影，它们因渲染和象征气氛、情绪、权威等抽象事物而存在，仿佛变成了一幅幅亨利·卢梭的油画，将我们带入到浓郁的色彩领域。
尽管是一个严肃的题材，却生发出浪漫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梦幻般的触感，阎连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