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本科生上刑事诉讼法课程，讨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这一做法系2012年修法时新增，仅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课堂上播放一个案例，犯罪嫌疑人——姑且称之为小韩——是安徽某高三毕业生，高考后的暑假无所事事，沉溺于网吧，钱花光之后持刀抢劫一女士，获得现金数百元。案件侦查过程中，犯罪嫌疑人的大学录取通知书也寄到，来自省内一全国重点高校。考虑到犯罪嫌疑人系初犯、偶犯，兼之认罪态度好，改造条件佳，检察机关决定不起诉。
　　严格说来，按照案发当时的法律，小韩并不适合被不起诉。修改前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只有当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才可以按不起诉处理。而小韩所涉乃持刀抢劫，即便作为未成年人，应该也难逃刑罚。于是我让学生们暂时抛开法律规定，仅基于社会常识和生活经验，看有多少人认为不起诉是适当的，结果全班几乎全部举手。我又继续追问：如果小韩没有考上重点大学，而仅仅是一个初中毕业即失学的农村青年，到城里打工，依然因为沉溺网络而持刀抢劫，还有多少人认为他应当被不起诉？结果举手的人屈指可数。
　　有学生说，尽管自己不愿意承认，但一个现实却是：其一，一个考上重点大学的青年，和一个只读过初中的农民工，如果同样被不起诉，他们对于社会的贡献也将不一样。其二，可以读重点大学的青年，相对更可能有一个更美好的前途，因此再犯罪的几率较低，社会危害性较小。因此即使从公共利益出发，似乎前者也比后者更有资格享受“无罪一身轻”的自由生活。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一个“有文化的流氓”，远比一个“普通流氓”造成的损害大。不仅如此，面临大学毕业生就业率如此低的现状，一个农民工对社会的贡献，有相当可能更高。既然如此，为何在法学院的课堂上，面临同样的罪行，那些长期接受公平、正义、平等等观念熏陶的大学生们，绝大多数依然认为这个考上重点大学的抢劫犯更有资格获得新生？
　　也许有人说，这是来自我们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怜悯心。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作为一个有着常识和良心的社会成员，眼看一个有着光明未来的年轻人，仅仅因为一时的迷糊和冲动，整个人生可能就此彻底改变，难免会感到惋惜、痛心和同情。这种同情，其实是“将他人的痛苦带入自己心里”，为他人的痛苦而痛苦。这种恻隐之心，基本不需要任何证据和条件，属于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或者按孟子的说法，属于“不虑而知”的直觉。
　　在人类的刑事司法史上，对于罪犯的同情确实一直促使司法更加文明、更加宽容。就在百年之前的清末，北京菜市口的百姓还习惯于将凌迟处死视为一种娱乐事件。鲁迅笔下的民国百姓，也会为看被砍头的革命党，踮着脚层层围观个水泄不通，甚至会以馒头蘸其鲜血治疗痨病。但是今天，不用说凌迟、车裂抑或斩头，就连枪决这种死刑执行方式，已经被普遍认为不够人道，因此逐渐被电椅或注射所取代。而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甚至连死刑本身都被认为过于残忍，因此即使针对极端恶劣的犯罪，最严酷的刑罚也仅仅是无期徒刑。更不用说在侦查阶段，曾经长期泛滥的刑讯如今已是过街老鼠。
　　然而就如边沁所言，所谓人类的良心，依然具有功利的成分，是“一个人对自己行为的赞成和反对”。人们对他人遭遇的恻隐之心，尽管一定程度上发自天性，但是仍以自我为中心。一个考上重点大学的抢劫犯，相比一个初中毕业就失学的农民工，与法学院学生的距离显然有差别。学生们更容易将前者视为同类，而将后者视为“他们”。此其一。其二，一个本来可以享受大学校园的书香与浪漫的青年，如果身陷囹圄，旁人可能觉得太过遗憾。相比之下，一个在建筑工地汗流浃背的农民工，即使进入监狱从事苦力劳作，其落差可能也小很多，因此旁观者更容易接受。所以归根结底，所谓公平、正义、平等，更多只是未加论证和考验的粗浅认识，可以被我们每个人——尤其是法律人——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宣扬，但是一旦深入我们的内心，可能每个人都潜藏着更为深层次的偏见。现代法律的一大任务，当以最为敏锐的眼光，发掘司法制度和实践中隐藏的偏见，并尽力作出适当的调整，回归真正的公平、正义和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