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致诸弟咸丰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前信已封，而春二、维五于二十五日到营，接奉父大人手谕及诸弟信件，敬悉一切。
　　曾祖生以本境练团派费之事，而必求救于百里之外，以图免出费资，其居心不甚良善。刘东屏先生接得父大人手书，此等小事，何难一笑释之，而必展转辩论，拂大人之意？在寻常人尚不能无介于中，况大人兼三达尊而又重以世交？言不见信，焉能不介怀耶？望诸弟曲慰父大人之意，大度含容，以颐天和，庶使游子在外得以安心治事。所有来往信件，谨遵父大人谕，即行寄还。
　　吾自服官及近年办理军务，中心常多郁屈不平之端，每效母亲大人指腹示儿女曰“此中蓄积多少闲气，无处发泄”。其往年诸事不及尽知，今年二月在省城河下，凡我所带之兵勇仆从人等，每次上城，必遭毒骂痛打，此四弟、季弟所亲见者。谤怨沸腾、万口嘲讥，此四弟、季弟所亲闻者。自四月以后两弟不在此，景况更有令人难堪者。吾惟忍辱包羞，屈心抑志，以求军事之万有一济。现虽屡获大胜，而愈办愈难，动辄招尤。倘赖圣主如天之福，歼灭此贼，吾实不愿久居宦场，自取烦恼。 四弟自去冬以来，亦屡遭求全之毁、蜚来之谤，几于身无完肤。想宦途风味，亦深知之而深畏之矣。而温弟、季弟来书，常以保举一事疑我之有吝于四弟者，是亦不谅兄之苦衷也。
　　甲三从师一事，吾接九弟信，辞气甚坚，即请研生兄，以书聘之。今尚未接回信，然业令其世兄两次以家信催之，断不可更有变局。学堂以古老坪为妥。研兄居马圫铺乡中，亦山林寒苦之士，决无官场习气，尽可放心。至甲三读书，天分本低，若再以全力学八股、试帖，则他项学业必全荒废。吾决计不令其学作八股也。
　　曾兆安、欧阳钰皆已保举教官，日内想可奉旨。曾子庙税钱用空二百四十千之多，可由营寄省还之。应交何店，付何人手收存，下次信来，望详明示知，以便妥寄。范知宝来，言尚欠途费一千五百，比即给之。又给三千为两月工价，又给四千为归去途费。上次春二、维五归，给银四两。下次唐四、在十归，给钱八千。渠辈到营，往往言不够使用，不可信也。余不一一，统候续布。再颂澄、温、沅、季四弟近佳。
　　国藩再行

唐浩明評点

　　曾国藩在遭受屈辱挫折时，从不对人言及自己心中的苦痛，今日节节胜利的时候，反而向弟弟们大谈先前的委屈。这是为什么？不诉苦，是曾国藩反复说的“好汉打脱牙和血吞”。这是一种不示人以弱不求人怜恤的强者精神，是一种化悲痛为力量跌倒后爬起来再干的倔强性格。这种血性，后来被代代有志有为的湘人所吸纳，成为一种湖湘品格而得到海内赞许。
　　此刻对诸弟诉衷肠，实在地说，颇带有几分胜利者扬眉吐气的成分在内，其潜台词显然为：世人看看， 到底是谁行，谁不行？
　　笔者的这个分析是有根据的。十多年后，曾国藩在江宁城的两江总督衙门里，曾经和一个名叫赵烈文的幕僚有过一段坦诚的对话。这段对话记载在赵烈文的《能静居日记》中。曾国藩并不隐讳地对赵烈文说，起兵之初心中的确有一股与人争高下的气蓄在胸臆间。这与之争高下的人主要的还不是洪秀全、杨秀清等人，而是湖南的官场与绿营。湘军的成功，也是被激出来的。并承认自己这种好胜之心在年轻时就有了：早年在京师做翰林时，见人人都称赞梅伯言的文章、何绍基的字，心里总有点不服气，不愿居梅、何之下，便发愤作文练字，要超过他们。文章书法都果然因此而大有长进。
　　这里记载的无疑是一个真实的曾国藩形象。他曾多次对人说过：世上之事，有所逼有所激而成者居其半。这其实就是他自己的亲身体会。
　　曾国藩决定请罗汝怀（字研生，湘潭人，贡生出身）做子侄辈的塾师。罗学问博洽，著述甚丰，是一个良师，但曾国藩却不要其子甲三（即曾纪泽的乳名）跟他学作八股。八股乃应试的法定文体，曾国藩如此安排，岂不存心不让儿子做官有出息？
　　原来，这里还有个背景。
　　清制，二品以上的官员，其儿子可以享受到一种待遇，即不须考试便可取得国子监资格，然后再通过朝廷的一次专门测试，便可分发部曹或地方衙门做官。
　　曾国藩认为甲三读书天分不高，八股试帖与他项学业不可同时学好，与其花大力气去学八股试帖取得举人、进士的功名，不如一心一意去读那些于身心性命、邦国经济有实用的好书。
　　八股误人，曾国藩深知，世上也有许多人深知，但又都沉溺于其间，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求得一官。既然朝廷有此优待，又何必叫儿子再去将岁月荒废于其中呢？当然，以八股博得一个进士、翰林的头衔，其出身自然光彩，今后在迁升上亦顺畅些。但以丢掉实学来换取，曾国藩认为不值得。
　　后来，曾国藩在战争中逐渐认识到西学西技的重要，又特为聘请两名英国教师在家教纪泽、纪鸿学英文，读洋书。那时曾纪泽已经30出头，曾纪鸿也过了学外语的最佳年龄。两兄弟遵父命，刻苦学习，两三年后便能够识英文、操英语，曾纪泽后来因此被朝廷选为出使英法大臣，为国家的外交事务做了许多贡献。
　　同时代的大官子弟中，找不出第二个曾纪泽这样的人物。这自然是后话，但可以让我们知道曾国藩这种重实学而不重虚名的家教，对儿子成才所起的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