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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文献资料、归纳分析等方法，以核心城市新一轮行政区划调整背景下的体育产业为研究对象。综合政治经济学、城市空间经济学等理论研究范式，从区划调整的城市化内涵中“体育生活服务空间的拓展”、“体育用品制造业及配套的产业服务链空间拓展”两个方面，结合政策制度创新论述其对体育产业的影响。认为本轮核心城市行政区划调整立足于空间经济效应及政策效应，通过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和收入消费等外部变量的变化、高规格体育赛事的引进以及体育用品制造业的集聚整合等促进了体育产业的发展，并以超越常规机制的强力行政手段通过政策制度的创新制度化地促进了体育产业的发展。
关键词：体育产业；行政区划调整；核心城市；城市化；空间；政策制度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12（2012）07—0011—07
行政区划因涉区位、分权及管理体制等问题，在国内的调整一直以来总体都呈相对稳定的小范围微调态势。但始自2009年中以来的一年多时间里，一轮涉及津沪渝及特区等城市的行政区划调整频繁展开，此轮行政区划调整所涉城市全部为副省级以上，凸显了范围大、层级高的鲜明特点（表1）。
近年来，体育产业在城市中开始逐渐形成规模并快速发展。城市作为承载经济实体的特定空间，人口和经济活动高度集中，行政区划调整导致的城市行政边界的整合必然会导致经济与产业的内外在调整。在此背景下研究和探讨体育产业在其中所经受的影响，将有助于体育产业的践行者深刻理会和充分把握行政区划调整这种强力的政府政策及制度创新所带来的产业发展机遇，并审视其中的障碍与挑战以研究应对之策，借以实现体育产业的跨越式发展。
1 新一轮核心城市行政区划调整的机制、内涵与特征概括
1.1 行政区划调整在经济领域的作用机制行政区划调整是一种特殊的地缘现象。城市建设在经济发展的不断推动下，在某些时空节点产生行政区划空间与因经济推动而扩张的城市空间之间的矛盾是一种必然。这时，在客观上就需要行政区划的调整以适应城市空间布局结构的拓展与优化。行政区划调整正是通过行政边界的拓展寻求要素流动疆域的扩大化，从而使得资本、产业及劳动力等流动成本降低、运作空间上升。
关于行政区划调整与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不同学者从不同研究视角进行了不同的解读，但在二者之间发生关系的内在机理方面基本上具有相似的认识。行政区划是一种具有刚性特征的政府权力边界，这种刚性特征人为分割了经济活动的空间与结构，而行政区划调整则打破了这种分割局面，促进了区域经济一体化这种重要的经济辐射功能的发展，同时也可以加速城市化的进程，从而为经济结构的调整与产业的整合创造条件。关于区域经济和产业要素，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R.Krugman）在“Geography and Trade”中认为不同的地区之间都会存在竞争，在竞争的压力下生产要素只会流向具备规模经济、建立了优势产业群的地区。在诸如行政区划调整这样的外力推动下，集聚经济的循环因果效应可以使城市经济实现大幅度增长。
体育产业也具有同样的道理，体育产业在成长的过程中与其他产业一样也存在着发展中的许多问题，诸如调整、扩张、转型、升级等。一个以城市空间扩张为内涵的高级别行政区划调整意味着刚性的行政权力边界的消融，也意味着附着于产业的各种要素其流动范围的扩大和流动能力的提高，由此必然促进了产业空间结构的调整。此外，体育产业是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以及物质财富积累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基于人类身心健康更高需求的一种新兴绿色朝阳产业，其对城市的依赖性巨大。因此，体育产业的发展需要在城市这个平台上获得足够的人力、资金、信息、技术、资源及政策和管理等各方面要素的支持。而行政区划调整作为一种政治上层建筑去适应经济及产业发展，恰恰是通过城市容积的提升及政策制度的创新为产业发展提供必须的要素、拓展生存的空间。因此，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可以说新一轮的行政区划调整为体育产业的发展从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以及社会意识形态上提供了可能。由此可以看出，行政区划调整和体育产业存在着显著的影响关系，而在新一轮涉及核心城市的行政区划调整中，这种影响关系将会因政府行政力量的介入而更加深刻。
1.2 本轮核心城市行政区划调整的内涵
首先，由本轮行政区划调整的位置元素来看。天津位于京津冀都市圈同时也处于环渤海经济圈的核心位置，沈阳属于东北经济圈的核心城市，上海是最具活力的长三角经济中心，重庆则是西南地区承启东西贯通南北的门户城市，深圳和厦门是较早实行改革开放的沿海特区城市。其区位分布明显呈现出核心城市及经济发展辐射功能节点的特征。从级别上看，在新一轮的行政区划调整中，三个国家级新区即浦东、滨海与两江全部在列，清一色副省级以上的城市级别属性凸显了国家层面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意图。
其次，从本轮核心城市行政区划调整的具体手法来看，基本上是在城市外围成立新区或重要的老区向外围拓展，从形式上来看，行政区划调整应当是充当了一个实现快速城市化的抓手，这是符合经济发展逻辑的。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30年，其实就是从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乃至进入后工业发展阶段的过程，承载其工业化发展道路的实际上就是不断推进的城市化。因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来说，与成熟工业国家相比其总体城市化率仍处于较低水平。通过行政区划调整这样推进城市化发展的重要抓手，可以达到拓展与优化目标区划的区位、资本与劳动力等资源禀赋的目的。
对于城市化，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会给予不同的定义。但其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以及人口职业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转变、土地及地域空间的变化等则构成了城市化的最基本和最主要特征。在城市经济学中有一个核心理论问题，即城市规模与城市要素聚集效应的关系，王小鲁通过建立计量经济模型认为更大规模的城市将会具有更高程度的聚集效应（王小鲁，经济研究，1999）。因此，通过城市空间容量与城市化率的快速提高推进核心城市的城市建设，进而改善调整经济与产业结构，应该是本轮核心城市行政区划调整的另一个重要内涵。 1.3 本轮行政区划调整在城市化框架下的特征概括
总体来说，新一轮核心城市的行政区划调整具有某些共性，均显现出了规模大、范围大、力度大的特征，如果从最显性的特征——城市空间包容力的角度来看则体现了城市体积和边界的地域溢出性特点，因为在本轮行政区划调整中，绝大多数的核心城市其城市总面积或新规划面积均通过区划调整得到了大范围的拓展。如上海浦东将南汇纳入后，辖区面积增长了1倍多，户籍人口达到了269万。深圳与厦门采取全域统辖的方式进行调整后城市总面积更是增长了5倍与11倍之多；同时，在城市物理空间大幅度拓展的情况下，本轮核心城市行政区划调整又因具体调整手段的不同而具有一些个性成分，归纳来看大体可以分为两类（表2）。
以克鲁格曼等为代表的“空间经济学”理论在阐述城市空间的经济重构时，将研究视角从“区位”概念进一步延伸到广泛的“地理空间”。其研究范式从城市的产业与劳动力因素出发，探寻这些变量在城市空间的重构下与城市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及效应机制。综合而言，经济与城市空间结构间的配置关系最终决定了城市经济增长的水平与效率。如行政区划调整中城市物理空间的膨胀，首先影响的就是人口劳动力等人居和消费因素。核心城市一般都存在着人多地少的空间失配格局，而在城市物理空间拓展之后，一方面由于在拓展区形成劳动力数量的资源优势，创造了更多的消费与就业机会；另一方面，由于人居空间和就业空间向外围的扩散与合理配置，能够一定程度消弭所谓“钟摆式”通勤流，进而降低居民生活成本并间接影响他们的收入水平。而对于由于城市空间重构形成的产业布局重组，空间经济学认为，城市扩展中的产业中心区吸引空间要素向心集聚而将低附加值产业向外围迁移，形成新的集聚格局，这种城市空间的变幻演进能够控制城市集聚规模的自动平衡和保持集聚结构始终处于高效运行状态。
对应以上两种城市空间的拓展状态。以上海、天津和沈阳为代表的区划调整，其总区划面积变化不大，主要是通过区划调整以新区向旧区延伸的方式对老区的城市建设进行升级，这种方式的纯粹城市化意味较浓，以人为主体的生活服务化空间变化较为显著；而以深圳和厦门为代表的区划调整，则主要是以建成区的外围面积扩展为特征，使得城市的总体框架与发展腹地迅猛增长，这种空间变化更适应于外围产业园区的集聚与整合要求；重庆的情况介于上述二者之间，重庆的城市总体格局具有“大城市与大农村并存”的特点，既有广阔的城市化拓展空间也有外围的产业园区空间优势，但从行政区划调整所造成的城市空间结构变化特点来看，更接近于深圳和厦门的情况。因此，在行政区划调整所推进城市化发展的研究框架下，探究本轮行政区划调整对体育产业的影响因素，立足于不同的空间属性将有利于问题的具体展开。
2 行政区划调整的城市化发展内涵影响体育产业的机制与路径
2.1 区划调整的城市化建设发展对体育产业的影响机制从历史演变来看，城市与体育产业二者间一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美国体育社会学者赛格（1998）认为，体育产业“是先进的科技、工业化、城市化、人口快速增长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的衍生物”。这实际上从人的需求与产业结构的需求两方面表述了城市与体育产业的关系。
城市体育产业在中国是一种相对新兴的事物，但在欧美国家却属于成熟产业。西方国家早期的城市体育产业，因为历史的原因带有资产阶级或贵族烙印，而进入后工业发展阶段，城市化率的不断提高和城市化生活的不断普及，催生了民众自我身体意识的觉醒，这是基于人的需求的必然结果。大量人口向城市的涌入以及城市规模的不断壮大，形成了人口与产业的集聚，也产生了工业社会及城市中所特有的人的精神紧张状态，产业解放出来的劳动力以及城市快节奏生活造成的心理疲惫，都迫切需要通过“解放身体”的方式来疏导与缓解。因此，“劳动与休闲同等重要”这种新的大众体育价值观替代了以往“唯劳动与生存”的旧观念。同时，市场经济的发达也为体育的商业化运作提供了制度保障。在这种“休闲社会来临”的情况下，城市中逐渐培育了体育消费的生存土壤，也为体育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在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城市体育产业的成长脉络正与上述发展过程相类似。随着城市建设的不断推进和扩张，越来越多的人获得了城市生活的体验，培养了城市生活思维，体育消费无论是从提高健康的角度进行健身，还是通过购买时尚体育用品或观看体育比赛等以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愉悦，都使得城市化这一概念与城市体育产业之间越来越多地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此外，理论与实践均证明，伴随城市化建设发展的是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与调整，制造业会逐渐从城市核心向外围扩散而让位于生活化的服务业。对于体育制造与相关的服务配套这种产业链性质的体育产业而言，城市化的建设推进为产业的布局提供了纵横捭阖的空间。随着专业化体育用品制造业的上下游产业分工不断集约化与精细化，体育产业园区建设的必要性越发凸显，深圳、天津、重庆等核心城市都有大小不等的体育产业园区甚至是国家级园区，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空间的扩展无疑为这种体育产业的布局与结构调整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2.2 区划调整的城市化建设发展影响体育产业的路径通过对“机制”的分析可以看出，新一轮核心城市的行政区划调整通过城市化的手段，其最终对体育产业所产生的影响，在形式上都离不开“空间”这一因素。城市体育产业总体来说是属于消费领域的现代服务业，在城市空间扩大以及人口集聚的情况下，作为城市体育产业主体的体育消费等生活服务领域即奠定了发展的基础；此外，对于体育制造业及其所附属的配套产业服务链来说，随着城市空间的扩大也具备了布局整合的条件。因此，通过城市空间的拓展也即城市化因素与“政策制度因素”的结合，我们可以构建以下行政区划调整影响体育产业发展的路径模型（图1）。
为了便于研究，在有关城市体育生活服务的领域内，设定“人口消费”及“体育赛事”两个变量，因为赛事作为主要发生于城市中的体育产业的主干，其衍生及波及的效应大多体现在城市服务业领域，而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及收入消费等变量也是城市空间扩张后影响产业发展最具表象特征的因素。 3 新一轮核心城市行政区划调整的城市化发展对体育产业的影响因素
3.1 城市化发展中体育生活服务类的空间拓展因素
李明中以区域经济理论和博弈论等为基础，认为区域产业的发展取决于资源禀赋与区位优势等条件。而对于资源及优势，对城市中服务产业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人口、收入、消费等因素。对于体育生活服务类的产业空间拓展，在本轮行政区划调整中，天津、上海、沈阳同属此种类型，以下分析以天津为例。
3.1.1 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及收入消费因素
首先，经济总体发展水平的提高是研究产业增长的一个基础性问题。以天津的国家级滨海新区为例，在行政区划调整过程中滨海新区的快速城市化带来的经济发展逐步使之形成了天津经济新的增长极，其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加大。2010年滨海新区5030.11亿元的生产总值按照可比价格计算比2009年增长了25.1%，占全市的比重更是达到了55.2%，各项数据都表明了新区建制在经济领域的超常规发展（图2）。
其次，城市化发展水平最基本的测度方法就是人口指标法，即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因此，城市化进程以及伴随的经济发展其最显性效应就是人口的增长与集聚。在2005年至2010年滨海新区筹备及成立过程中，天津人口的数量及分布结构发生了明显的改变（表3）。
从数据可以看出，随着经济的发展滨海新区的人口无论是增加的绝对数还是结构性的比重上升，都与其他行政区显示出巨大差异，这排除了人口自然增长的因素，结构性的变动正说明了新区城市化及经济快速发展的主导作用。这种人口变量的持续供给客观上为滨海新区的体育消费提供了大量的潜在供体，同时也意味着新区体育产业已经拥有了基础性的竞争优势。
体育产业发展最直接的因素还是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收入提升，据统计，1994至1998年中国城市人口体育边际消费倾向是1.5，即城市人口收入每增加1%，它的体育消费就增加1.5%。研究表明，在消费系统中收入变量的增加对消费倾向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当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500美元以上时，人的需求结构将升级，进行服务性消费的倾向将显著增强，出于健康及精神愉悦目的的体育产品的需求份额也将显著上升。从数据可以看出（图3），天津市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行政区划调整催生的城市化进程中逐年提升，特别是农村居民在2009年也达到了1500美元的临界点，这说明该地区在城市化进程中体育消费已经具备了整体提升的基础条件。这种趋势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在未来会表现的更加明显。
需要说明的是，行政区划调整的城市化进程在覆盖边远地区及农村时，体育产业的发展与城市建设成熟区相比处于比较滞后的地位，存在比较大的差异。这里涉及一个生活方式的转变问题，行政区划调整中城市空间向农村的延伸，这一领域的体育产业发展将是一个缓慢和相对漫长的阶段。因此，这个问题上体育产业的发展仍主要依靠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化硬件建设相对比较完备的地区。
综合而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的增加和收入水平的提高，不仅可以使人们的自给性服务消费逐步减少，社会性服务消费不断增多，还能促进社区体育和群众性体育组织等体育服务业的发展。
3.1.2 体育赛事因素体育竞赛业作为体育产业的本体产业与核心产业其消费主体巨大。除社会居民的门票消费之外，其他诸如传媒业、博彩业等都会提供可观的消费动力。并且还会藉此产生诸多直接波及或衍生波及的效应，如建筑业、器材制造业、基础设施产业以及保险、通讯、餐饮、宾馆等服务业，这些波及效应同样会产出巨大的经济与社会效益。大型城市向来是体育赛事的主要承载平台，从核心城市行政区划调整导致的城市化进程看，新区划的城市化水平无论在政策制度建设、基础设施建设、自然环境建设还是服务水平建设等方面都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具有很高的后发优势，这些优势将对各类大型赛事和品牌赛事形成强大的引力。
以沈阳为例，在新区划的筹备与规划中，浑南新区以“未来行政中心、文化中心、和科技中心”为标杆进行了城市化建设的快速推进，城市化水平在短期内得到了大幅度的跃升。因此，获得了2013年第十二届全运会承办资格的沈阳市当之无愧将浑南新区作为了全运会比赛的主赛场所在地。同时，占地122公顷、总建筑面积120万平方米的全运村也落户浑南。此外，浑南新区还将启动1.5万平方米的市民健身广场和网球馆等，以实现“全民全运”的理念。与此同时，引进两所学校以保证第十二届全运会全运村未来住户子女的教育水平，并配套了商业社区、五星级酒店等生活服务设施。由此可以看出，核心城市的城市化进程在吸引大型体育赛事方面所具有的优势，这种优势通过赛事的举办将对体育产业造成显著影响并将产生显著的后续波及效应。其他诸如第26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在深圳“关外”的龙岗区落户，世界第一大高尔夫球会及品牌赛事“观澜湖高尔夫”在“关外”的宝安区落户等，也印证了核心城市在区划调整的城市化进程中对体育赛事乃至体育竞赛产业的吸引与支撑。从官方统计也可以看出，本文所指的上海、天津、重庆、厦门、深圳、沈阳等6个核心城市2010年所承办的国家级以上体育赛事其数量和规模可观、品牌和价值影响力巨大（表4）。可以想见，身处其中的区划调整新区在城市化进程中其体育竞赛产业的发展任重道远但机遇不言而喻。
3.2 城市化发展中体育用品服务制造业集聚整合的空间拓展因素本轮行政区划调整中，深圳、厦门与重庆在行政空间的变化方面具有很高的相似度。区划调整后，三个城市都拥有了广阔的外围发展空间，其在区划调整延伸区都规划了大量的产业园区。尤其是深圳在区划延伸区域建立了国家级的体育产业园区，形成了与配套服务相衔接的完整产业链，应该说正是这种行政区划调整带来的特定形式的空间拓展，才使得体育产业的产业链打造具备了优越的条件。
体育用品业是一条包括研发、材料、制造、销售等上下游产业的完整产业链。因此，在专业化的市场内实现产业集聚是提高产业资本要素运作效率的必要条件。古典空间经济地理学的代表人物韦伯在《工业区位论》一书中认为促使产业集中的因素中最重要的就是便利的交通、规模化的劳动市场、丰富的生产资料供应以及完备的公用设施等，这些因素可以为产业带来更多的收益和节省更多的成本。因此，具备这些条件的区域将会激发产业集中的愿望。城市作为工业化的产物，本身在上述特定要素的供给方面即具有先天的优势，而在行政区划调整这种政府力量助力的城市化进程推动下，这种优势将会更强地凸现，以深圳龙岗区的体育用品业为例，在特区一体化后深圳城市地理空间的框架大大延伸，原属“关外”的龙岗被纳入到了城市整体规划中，要素向区内快速集聚，并且促成了首个国家级体育产业基地的落户，在基地内一条延伸上下游的体育用品产业链已经基本形成。 此外，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空间结构的扩张与调整不可避免的将对体育用品产业结构提出重新定位与整合的要求。保罗·克鲁格曼1991年在发表的“规模报酬与经济地理”一文中建立了“中心——外围模型”，他认为在例如城市化这种空间规模变动中，人口和企业的迁移会启动一个累积循环的过程，从而出现集聚的平衡变化，一个地区成为工业化的“中心”，而另一个地区成为或有别于工业化的“外围”，这种均衡变化有可能是集聚也有可能是相反的分散。深圳龙岗区的产业结构组团正是这种产业结构整合的体现（图4）。
目前的龙岗区其体育功能已经形成了中心区的体育公共服务、大运中心的体育赛事、奥体新城的体育休闲娱乐、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的体育用品等各功能组团相互支撑的产业体系。其中体育用品业通过区划调整的机遇获得了新的资源禀赋，并依靠比较优势实现了产业的升级转型，帆船、高尔夫、摩托艇等高附加值产品在区内已经实现了实验、研发、生产、检测及展示等完整的高端产业链条，并通过外围的其他服务业功能组团实现了产业的终端辐射。这种集聚与整合的方式完善了体育用品产业的功能与结构，提高了产业运行效率。看以看出，如果没有城市空间的大幅度扩张，这种集聚、整合或结构调整是缺少地理依托的，也就难以完成体育产业在更高层次的增长与发展。
4 新一轮核心城市行政区划调整强力的创新政策制度安排对体育产业的影响
4.1 政府行政干预力量的影响机制关于政府与市场，以哈佛大学的梅森（Mason）和贝恩（J.Bain）为主要代表的哈佛派产业组织理论体系缔造者认为：为了获得理想的市场绩效，其核心手段是通过公共政策来调整不合理的市场结构。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改革一直深受凯恩斯主义思想的主导，因此在经济领域政府干预、政策制度引导的身影无处不在。这是一把双刃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过多干预会对经济发展效率形成一定的钳制，但在另一个方面，政府行政的强力手段也会对市场形成强大的塑造作用。特别是2008年以奉行“完全自由经济”模式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发生严重金融危机以来，政府对经济适当的干预行为开始被各国经济学家们重新审视。新一轮核心城市行政区划调整正是政府以行政手段调控经济行为的一种典型手法。
关于政策与产业发展，增长极理论在说明产业集聚对地区经济的作用机理时，强调了推动性产业的巨大作用，认为经济增长的关键是在本地区建立起一系列推动性产业，而推动性产业的建立则完全依赖于政府的力量。一个反面的例证是，福建的侨乡石狮市超过80%的家庭都有海外关系，石狮在改革开放初期利用这些海外资源自发的发展起了体育服装业，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但在缺乏政府政策引导与扶持的情况下，很快就陷入了同质化恶性竞争的产业陷阱。可以看出，缺乏政府力量的集中规划与引导，规模产业仅仅是集群而无法形成集聚效应，也就不可能形成推动性的产业增长点。而在政府的宏观市场结构分析与规划路径引导下，则可以实现产业布局与结构的最优化并通过行政性的强制力量避开制度性或技术性的产业发展障碍。
4.2 创新的政策制度安排对体育产业的影响
本轮核心城市行政区划调整国家级新区全部上榜，如天津滨海作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第一区，在金融改革创新、土地管理制度、对外开放以及行政管理体制等方面均被赋予了先行先试权，这种政策的力量是强大的。其他核心城市也具备类似条件，以深圳为例，在新一轮行政区划调整之前，其“关内”、“关外”一直延续着不对等的发展政策，“一市两法”将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发展人为割裂。区划调整之后，特区的范围扩大到了深圳全境，统一的政策与制度安排促使了那些曾被遗忘角落的快速发展。位于关外的宝安、龙岗两区其产业结构一直被政府定位以低端制造产业，按照每平方公里的GDP产出来衡量，关外仅为以服务业为主的关内的1/3不到。而行政区划调整后政府通过行政力量对关外的产业发展政策进行了快速的重新定位，在短时间内催生了龙岗大运中心和国家级体育产业基地，实现了产业发展由低端制造向高附加值产品制造以及创新、研发、培训和配套服务业的快速转变。再如微观领域的制度创新，深圳市制定了《深圳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公共研发服务中心管理办法（试行）》，在创新性的体育产业公共服务平台上通过企业自建、政府资助的形式，支持技术开发、推进成果转化，助推体育产业在制造和服务方面的双向高端发展。总体来看，区划调整这种行政手段对于体育产业而言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更具效率的政策与制度供给，其无形的作用力将会更加强力而具有持续性。
应该看到，核心城市行政区划调整中这种强力的政策制度创新对产业发展的影响并非是单向的，对其不利的一面也应有充分的认识。首先，行政区划调整包括行政模式、行政单位以及行政建制等一系列内容，区划的重组、分割、级别调整在短期内也会有一个冲突与磨合的过程。其次，在一个相对成熟的经济和产业环境中，创新如果占据了主导地位则同时也意味着风险的并存，如果未经市场充分检验，创新有时会在一定程度上与市场的自然机制产生错位。综合而言，核心城市行政区划调整中的政策与制度创新可以为体育产业的发展带来强力的塑造作用，但也会导致体育产业的发展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的调控和市场机制是一对相互平衡的矛盾体，在市场失灵或政府失灵时，通过科学合理的调配，才能让体育产业健康有序的发展。
5 结束语
本轮核心城市行政区划调整总体立足于城市经济空间的拓展，以及一种政策化的制度创新，来实现对体育产业发展的动力传递。在区划调整过程中，不同城市通过其城市化内涵，或拓展了城市的体育生活服务空间，城市体育产业通过人口、收入消费、赛事等因素的变迁得到了发展，或拓展了体育用品制造业及配套的产业服务链条的发展空间，优化调整了体育产业的结构与布局。同时，作为一种强力的政府行政行为，行政区划调整中政策与制度的创新也对体育产业的发展起到了持续的推动作用，并为体育产业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制度性保障和超越常规机制的巨大推动力，带来了体育产业发展的新机遇。
关键词：体育产业；行政区划调整；核心城市；城市化；空间；政策制度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12（2012）07—0011—07
行政区划因涉区位、分权及管理体制等问题，在国内的调整一直以来总体都呈相对稳定的小范围微调态势。但始自2009年中以来的一年多时间里，一轮涉及津沪渝及特区等城市的行政区划调整频繁展开，此轮行政区划调整所涉城市全部为副省级以上，凸显了范围大、层级高的鲜明特点（表1）。
近年来，体育产业在城市中开始逐渐形成规模并快速发展。城市作为承载经济实体的特定空间，人口和经济活动高度集中，行政区划调整导致的城市行政边界的整合必然会导致经济与产业的内外在调整。在此背景下研究和探讨体育产业在其中所经受的影响，将有助于体育产业的践行者深刻理会和充分把握行政区划调整这种强力的政府政策及制度创新所带来的产业发展机遇，并审视其中的障碍与挑战以研究应对之策，借以实现体育产业的跨越式发展。
1 新一轮核心城市行政区划调整的机制、内涵与特征概括
1.1 行政区划调整在经济领域的作用机制行政区划调整是一种特殊的地缘现象。城市建设在经济发展的不断推动下，在某些时空节点产生行政区划空间与因经济推动而扩张的城市空间之间的矛盾是一种必然。这时，在客观上就需要行政区划的调整以适应城市空间布局结构的拓展与优化。行政区划调整正是通过行政边界的拓展寻求要素流动疆域的扩大化，从而使得资本、产业及劳动力等流动成本降低、运作空间上升。
关于行政区划调整与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不同学者从不同研究视角进行了不同的解读，但在二者之间发生关系的内在机理方面基本上具有相似的认识。行政区划是一种具有刚性特征的政府权力边界，这种刚性特征人为分割了经济活动的空间与结构，而行政区划调整则打破了这种分割局面，促进了区域经济一体化这种重要的经济辐射功能的发展，同时也可以加速城市化的进程，从而为经济结构的调整与产业的整合创造条件。关于区域经济和产业要素，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R.Krugman）在“Geography and Trade”中认为不同的地区之间都会存在竞争，在竞争的压力下生产要素只会流向具备规模经济、建立了优势产业群的地区。在诸如行政区划调整这样的外力推动下，集聚经济的循环因果效应可以使城市经济实现大幅度增长。
体育产业也具有同样的道理，体育产业在成长的过程中与其他产业一样也存在着发展中的许多问题，诸如调整、扩张、转型、升级等。一个以城市空间扩张为内涵的高级别行政区划调整意味着刚性的行政权力边界的消融，也意味着附着于产业的各种要素其流动范围的扩大和流动能力的提高，由此必然促进了产业空间结构的调整。此外，体育产业是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以及物质财富积累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基于人类身心健康更高需求的一种新兴绿色朝阳产业，其对城市的依赖性巨大。因此，体育产业的发展需要在城市这个平台上获得足够的人力、资金、信息、技术、资源及政策和管理等各方面要素的支持。而行政区划调整作为一种政治上层建筑去适应经济及产业发展，恰恰是通过城市容积的提升及政策制度的创新为产业发展提供必须的要素、拓展生存的空间。因此，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可以说新一轮的行政区划调整为体育产业的发展从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以及社会意识形态上提供了可能。由此可以看出，行政区划调整和体育产业存在着显著的影响关系，而在新一轮涉及核心城市的行政区划调整中，这种影响关系将会因政府行政力量的介入而更加深刻。
1.2 本轮核心城市行政区划调整的内涵
首先，由本轮行政区划调整的位置元素来看。天津位于京津冀都市圈同时也处于环渤海经济圈的核心位置，沈阳属于东北经济圈的核心城市，上海是最具活力的长三角经济中心，重庆则是西南地区承启东西贯通南北的门户城市，深圳和厦门是较早实行改革开放的沿海特区城市。其区位分布明显呈现出核心城市及经济发展辐射功能节点的特征。从级别上看，在新一轮的行政区划调整中，三个国家级新区即浦东、滨海与两江全部在列，清一色副省级以上的城市级别属性凸显了国家层面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意图。
其次，从本轮核心城市行政区划调整的具体手法来看，基本上是在城市外围成立新区或重要的老区向外围拓展，从形式上来看，行政区划调整应当是充当了一个实现快速城市化的抓手，这是符合经济发展逻辑的。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30年，其实就是从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乃至进入后工业发展阶段的过程，承载其工业化发展道路的实际上就是不断推进的城市化。因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来说，与成熟工业国家相比其总体城市化率仍处于较低水平。通过行政区划调整这样推进城市化发展的重要抓手，可以达到拓展与优化目标区划的区位、资本与劳动力等资源禀赋的目的。
对于城市化，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会给予不同的定义。但其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以及人口职业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转变、土地及地域空间的变化等则构成了城市化的最基本和最主要特征。在城市经济学中有一个核心理论问题，即城市规模与城市要素聚集效应的关系，王小鲁通过建立计量经济模型认为更大规模的城市将会具有更高程度的聚集效应（王小鲁，经济研究，1999）。因此，通过城市空间容量与城市化率的快速提高推进核心城市的城市建设，进而改善调整经济与产业结构，应该是本轮核心城市行政区划调整的另一个重要内涵。 1.3 本轮行政区划调整在城市化框架下的特征概括
总体来说，新一轮核心城市的行政区划调整具有某些共性，均显现出了规模大、范围大、力度大的特征，如果从最显性的特征——城市空间包容力的角度来看则体现了城市体积和边界的地域溢出性特点，因为在本轮行政区划调整中，绝大多数的核心城市其城市总面积或新规划面积均通过区划调整得到了大范围的拓展。如上海浦东将南汇纳入后，辖区面积增长了1倍多，户籍人口达到了269万。深圳与厦门采取全域统辖的方式进行调整后城市总面积更是增长了5倍与11倍之多；同时，在城市物理空间大幅度拓展的情况下，本轮核心城市行政区划调整又因具体调整手段的不同而具有一些个性成分，归纳来看大体可以分为两类（表2）。
以克鲁格曼等为代表的“空间经济学”理论在阐述城市空间的经济重构时，将研究视角从“区位”概念进一步延伸到广泛的“地理空间”。其研究范式从城市的产业与劳动力因素出发，探寻这些变量在城市空间的重构下与城市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及效应机制。综合而言，经济与城市空间结构间的配置关系最终决定了城市经济增长的水平与效率。如行政区划调整中城市物理空间的膨胀，首先影响的就是人口劳动力等人居和消费因素。核心城市一般都存在着人多地少的空间失配格局，而在城市物理空间拓展之后，一方面由于在拓展区形成劳动力数量的资源优势，创造了更多的消费与就业机会；另一方面，由于人居空间和就业空间向外围的扩散与合理配置，能够一定程度消弭所谓“钟摆式”通勤流，进而降低居民生活成本并间接影响他们的收入水平。而对于由于城市空间重构形成的产业布局重组，空间经济学认为，城市扩展中的产业中心区吸引空间要素向心集聚而将低附加值产业向外围迁移，形成新的集聚格局，这种城市空间的变幻演进能够控制城市集聚规模的自动平衡和保持集聚结构始终处于高效运行状态。
对应以上两种城市空间的拓展状态。以上海、天津和沈阳为代表的区划调整，其总区划面积变化不大，主要是通过区划调整以新区向旧区延伸的方式对老区的城市建设进行升级，这种方式的纯粹城市化意味较浓，以人为主体的生活服务化空间变化较为显著；而以深圳和厦门为代表的区划调整，则主要是以建成区的外围面积扩展为特征，使得城市的总体框架与发展腹地迅猛增长，这种空间变化更适应于外围产业园区的集聚与整合要求；重庆的情况介于上述二者之间，重庆的城市总体格局具有“大城市与大农村并存”的特点，既有广阔的城市化拓展空间也有外围的产业园区空间优势，但从行政区划调整所造成的城市空间结构变化特点来看，更接近于深圳和厦门的情况。因此，在行政区划调整所推进城市化发展的研究框架下，探究本轮行政区划调整对体育产业的影响因素，立足于不同的空间属性将有利于问题的具体展开。
2 行政区划调整的城市化发展内涵影响体育产业的机制与路径
2.1 区划调整的城市化建设发展对体育产业的影响机制从历史演变来看，城市与体育产业二者间一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美国体育社会学者赛格（1998）认为，体育产业“是先进的科技、工业化、城市化、人口快速增长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的衍生物”。这实际上从人的需求与产业结构的需求两方面表述了城市与体育产业的关系。
城市体育产业在中国是一种相对新兴的事物，但在欧美国家却属于成熟产业。西方国家早期的城市体育产业，因为历史的原因带有资产阶级或贵族烙印，而进入后工业发展阶段，城市化率的不断提高和城市化生活的不断普及，催生了民众自我身体意识的觉醒，这是基于人的需求的必然结果。大量人口向城市的涌入以及城市规模的不断壮大，形成了人口与产业的集聚，也产生了工业社会及城市中所特有的人的精神紧张状态，产业解放出来的劳动力以及城市快节奏生活造成的心理疲惫，都迫切需要通过“解放身体”的方式来疏导与缓解。因此，“劳动与休闲同等重要”这种新的大众体育价值观替代了以往“唯劳动与生存”的旧观念。同时，市场经济的发达也为体育的商业化运作提供了制度保障。在这种“休闲社会来临”的情况下，城市中逐渐培育了体育消费的生存土壤，也为体育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在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城市体育产业的成长脉络正与上述发展过程相类似。随着城市建设的不断推进和扩张，越来越多的人获得了城市生活的体验，培养了城市生活思维，体育消费无论是从提高健康的角度进行健身，还是通过购买时尚体育用品或观看体育比赛等以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愉悦，都使得城市化这一概念与城市体育产业之间越来越多地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此外，理论与实践均证明，伴随城市化建设发展的是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与调整，制造业会逐渐从城市核心向外围扩散而让位于生活化的服务业。对于体育制造与相关的服务配套这种产业链性质的体育产业而言，城市化的建设推进为产业的布局提供了纵横捭阖的空间。随着专业化体育用品制造业的上下游产业分工不断集约化与精细化，体育产业园区建设的必要性越发凸显，深圳、天津、重庆等核心城市都有大小不等的体育产业园区甚至是国家级园区，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空间的扩展无疑为这种体育产业的布局与结构调整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2.2 区划调整的城市化建设发展影响体育产业的路径通过对“机制”的分析可以看出，新一轮核心城市的行政区划调整通过城市化的手段，其最终对体育产业所产生的影响，在形式上都离不开“空间”这一因素。城市体育产业总体来说是属于消费领域的现代服务业，在城市空间扩大以及人口集聚的情况下，作为城市体育产业主体的体育消费等生活服务领域即奠定了发展的基础；此外，对于体育制造业及其所附属的配套产业服务链来说，随着城市空间的扩大也具备了布局整合的条件。因此，通过城市空间的拓展也即城市化因素与“政策制度因素”的结合，我们可以构建以下行政区划调整影响体育产业发展的路径模型（图1）。
为了便于研究，在有关城市体育生活服务的领域内，设定“人口消费”及“体育赛事”两个变量，因为赛事作为主要发生于城市中的体育产业的主干，其衍生及波及的效应大多体现在城市服务业领域，而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及收入消费等变量也是城市空间扩张后影响产业发展最具表象特征的因素。 3 新一轮核心城市行政区划调整的城市化发展对体育产业的影响因素
3.1 城市化发展中体育生活服务类的空间拓展因素
李明中以区域经济理论和博弈论等为基础，认为区域产业的发展取决于资源禀赋与区位优势等条件。而对于资源及优势，对城市中服务产业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人口、收入、消费等因素。对于体育生活服务类的产业空间拓展，在本轮行政区划调整中，天津、上海、沈阳同属此种类型，以下分析以天津为例。
3.1.1 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及收入消费因素
首先，经济总体发展水平的提高是研究产业增长的一个基础性问题。以天津的国家级滨海新区为例，在行政区划调整过程中滨海新区的快速城市化带来的经济发展逐步使之形成了天津经济新的增长极，其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加大。2010年滨海新区5030.11亿元的生产总值按照可比价格计算比2009年增长了25.1%，占全市的比重更是达到了55.2%，各项数据都表明了新区建制在经济领域的超常规发展（图2）。
其次，城市化发展水平最基本的测度方法就是人口指标法，即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因此，城市化进程以及伴随的经济发展其最显性效应就是人口的增长与集聚。在2005年至2010年滨海新区筹备及成立过程中，天津人口的数量及分布结构发生了明显的改变（表3）。
从数据可以看出，随着经济的发展滨海新区的人口无论是增加的绝对数还是结构性的比重上升，都与其他行政区显示出巨大差异，这排除了人口自然增长的因素，结构性的变动正说明了新区城市化及经济快速发展的主导作用。这种人口变量的持续供给客观上为滨海新区的体育消费提供了大量的潜在供体，同时也意味着新区体育产业已经拥有了基础性的竞争优势。
体育产业发展最直接的因素还是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收入提升，据统计，1994至1998年中国城市人口体育边际消费倾向是1.5，即城市人口收入每增加1%，它的体育消费就增加1.5%。研究表明，在消费系统中收入变量的增加对消费倾向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当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500美元以上时，人的需求结构将升级，进行服务性消费的倾向将显著增强，出于健康及精神愉悦目的的体育产品的需求份额也将显著上升。从数据可以看出（图3），天津市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行政区划调整催生的城市化进程中逐年提升，特别是农村居民在2009年也达到了1500美元的临界点，这说明该地区在城市化进程中体育消费已经具备了整体提升的基础条件。这种趋势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在未来会表现的更加明显。
需要说明的是，行政区划调整的城市化进程在覆盖边远地区及农村时，体育产业的发展与城市建设成熟区相比处于比较滞后的地位，存在比较大的差异。这里涉及一个生活方式的转变问题，行政区划调整中城市空间向农村的延伸，这一领域的体育产业发展将是一个缓慢和相对漫长的阶段。因此，这个问题上体育产业的发展仍主要依靠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化硬件建设相对比较完备的地区。
综合而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的增加和收入水平的提高，不仅可以使人们的自给性服务消费逐步减少，社会性服务消费不断增多，还能促进社区体育和群众性体育组织等体育服务业的发展。
3.1.2 体育赛事因素体育竞赛业作为体育产业的本体产业与核心产业其消费主体巨大。除社会居民的门票消费之外，其他诸如传媒业、博彩业等都会提供可观的消费动力。并且还会藉此产生诸多直接波及或衍生波及的效应，如建筑业、器材制造业、基础设施产业以及保险、通讯、餐饮、宾馆等服务业，这些波及效应同样会产出巨大的经济与社会效益。大型城市向来是体育赛事的主要承载平台，从核心城市行政区划调整导致的城市化进程看，新区划的城市化水平无论在政策制度建设、基础设施建设、自然环境建设还是服务水平建设等方面都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具有很高的后发优势，这些优势将对各类大型赛事和品牌赛事形成强大的引力。
以沈阳为例，在新区划的筹备与规划中，浑南新区以“未来行政中心、文化中心、和科技中心”为标杆进行了城市化建设的快速推进，城市化水平在短期内得到了大幅度的跃升。因此，获得了2013年第十二届全运会承办资格的沈阳市当之无愧将浑南新区作为了全运会比赛的主赛场所在地。同时，占地122公顷、总建筑面积120万平方米的全运村也落户浑南。此外，浑南新区还将启动1.5万平方米的市民健身广场和网球馆等，以实现“全民全运”的理念。与此同时，引进两所学校以保证第十二届全运会全运村未来住户子女的教育水平，并配套了商业社区、五星级酒店等生活服务设施。由此可以看出，核心城市的城市化进程在吸引大型体育赛事方面所具有的优势，这种优势通过赛事的举办将对体育产业造成显著影响并将产生显著的后续波及效应。其他诸如第26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在深圳“关外”的龙岗区落户，世界第一大高尔夫球会及品牌赛事“观澜湖高尔夫”在“关外”的宝安区落户等，也印证了核心城市在区划调整的城市化进程中对体育赛事乃至体育竞赛产业的吸引与支撑。从官方统计也可以看出，本文所指的上海、天津、重庆、厦门、深圳、沈阳等6个核心城市2010年所承办的国家级以上体育赛事其数量和规模可观、品牌和价值影响力巨大（表4）。可以想见，身处其中的区划调整新区在城市化进程中其体育竞赛产业的发展任重道远但机遇不言而喻。
3.2 城市化发展中体育用品服务制造业集聚整合的空间拓展因素本轮行政区划调整中，深圳、厦门与重庆在行政空间的变化方面具有很高的相似度。区划调整后，三个城市都拥有了广阔的外围发展空间，其在区划调整延伸区都规划了大量的产业园区。尤其是深圳在区划延伸区域建立了国家级的体育产业园区，形成了与配套服务相衔接的完整产业链，应该说正是这种行政区划调整带来的特定形式的空间拓展，才使得体育产业的产业链打造具备了优越的条件。
体育用品业是一条包括研发、材料、制造、销售等上下游产业的完整产业链。因此，在专业化的市场内实现产业集聚是提高产业资本要素运作效率的必要条件。古典空间经济地理学的代表人物韦伯在《工业区位论》一书中认为促使产业集中的因素中最重要的就是便利的交通、规模化的劳动市场、丰富的生产资料供应以及完备的公用设施等，这些因素可以为产业带来更多的收益和节省更多的成本。因此，具备这些条件的区域将会激发产业集中的愿望。城市作为工业化的产物，本身在上述特定要素的供给方面即具有先天的优势，而在行政区划调整这种政府力量助力的城市化进程推动下，这种优势将会更强地凸现，以深圳龙岗区的体育用品业为例，在特区一体化后深圳城市地理空间的框架大大延伸，原属“关外”的龙岗被纳入到了城市整体规划中，要素向区内快速集聚，并且促成了首个国家级体育产业基地的落户，在基地内一条延伸上下游的体育用品产业链已经基本形成。 此外，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空间结构的扩张与调整不可避免的将对体育用品产业结构提出重新定位与整合的要求。保罗·克鲁格曼1991年在发表的“规模报酬与经济地理”一文中建立了“中心——外围模型”，他认为在例如城市化这种空间规模变动中，人口和企业的迁移会启动一个累积循环的过程，从而出现集聚的平衡变化，一个地区成为工业化的“中心”，而另一个地区成为或有别于工业化的“外围”，这种均衡变化有可能是集聚也有可能是相反的分散。深圳龙岗区的产业结构组团正是这种产业结构整合的体现（图4）。
目前的龙岗区其体育功能已经形成了中心区的体育公共服务、大运中心的体育赛事、奥体新城的体育休闲娱乐、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的体育用品等各功能组团相互支撑的产业体系。其中体育用品业通过区划调整的机遇获得了新的资源禀赋，并依靠比较优势实现了产业的升级转型，帆船、高尔夫、摩托艇等高附加值产品在区内已经实现了实验、研发、生产、检测及展示等完整的高端产业链条，并通过外围的其他服务业功能组团实现了产业的终端辐射。这种集聚与整合的方式完善了体育用品产业的功能与结构，提高了产业运行效率。看以看出，如果没有城市空间的大幅度扩张，这种集聚、整合或结构调整是缺少地理依托的，也就难以完成体育产业在更高层次的增长与发展。
4 新一轮核心城市行政区划调整强力的创新政策制度安排对体育产业的影响
4.1 政府行政干预力量的影响机制关于政府与市场，以哈佛大学的梅森（Mason）和贝恩（J.Bain）为主要代表的哈佛派产业组织理论体系缔造者认为：为了获得理想的市场绩效，其核心手段是通过公共政策来调整不合理的市场结构。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改革一直深受凯恩斯主义思想的主导，因此在经济领域政府干预、政策制度引导的身影无处不在。这是一把双刃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过多干预会对经济发展效率形成一定的钳制，但在另一个方面，政府行政的强力手段也会对市场形成强大的塑造作用。特别是2008年以奉行“完全自由经济”模式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发生严重金融危机以来，政府对经济适当的干预行为开始被各国经济学家们重新审视。新一轮核心城市行政区划调整正是政府以行政手段调控经济行为的一种典型手法。
关于政策与产业发展，增长极理论在说明产业集聚对地区经济的作用机理时，强调了推动性产业的巨大作用，认为经济增长的关键是在本地区建立起一系列推动性产业，而推动性产业的建立则完全依赖于政府的力量。一个反面的例证是，福建的侨乡石狮市超过80%的家庭都有海外关系，石狮在改革开放初期利用这些海外资源自发的发展起了体育服装业，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但在缺乏政府政策引导与扶持的情况下，很快就陷入了同质化恶性竞争的产业陷阱。可以看出，缺乏政府力量的集中规划与引导，规模产业仅仅是集群而无法形成集聚效应，也就不可能形成推动性的产业增长点。而在政府的宏观市场结构分析与规划路径引导下，则可以实现产业布局与结构的最优化并通过行政性的强制力量避开制度性或技术性的产业发展障碍。
4.2 创新的政策制度安排对体育产业的影响
本轮核心城市行政区划调整国家级新区全部上榜，如天津滨海作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第一区，在金融改革创新、土地管理制度、对外开放以及行政管理体制等方面均被赋予了先行先试权，这种政策的力量是强大的。其他核心城市也具备类似条件，以深圳为例，在新一轮行政区划调整之前，其“关内”、“关外”一直延续着不对等的发展政策，“一市两法”将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发展人为割裂。区划调整之后，特区的范围扩大到了深圳全境，统一的政策与制度安排促使了那些曾被遗忘角落的快速发展。位于关外的宝安、龙岗两区其产业结构一直被政府定位以低端制造产业，按照每平方公里的GDP产出来衡量，关外仅为以服务业为主的关内的1/3不到。而行政区划调整后政府通过行政力量对关外的产业发展政策进行了快速的重新定位，在短时间内催生了龙岗大运中心和国家级体育产业基地，实现了产业发展由低端制造向高附加值产品制造以及创新、研发、培训和配套服务业的快速转变。再如微观领域的制度创新，深圳市制定了《深圳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公共研发服务中心管理办法（试行）》，在创新性的体育产业公共服务平台上通过企业自建、政府资助的形式，支持技术开发、推进成果转化，助推体育产业在制造和服务方面的双向高端发展。总体来看，区划调整这种行政手段对于体育产业而言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更具效率的政策与制度供给，其无形的作用力将会更加强力而具有持续性。
应该看到，核心城市行政区划调整中这种强力的政策制度创新对产业发展的影响并非是单向的，对其不利的一面也应有充分的认识。首先，行政区划调整包括行政模式、行政单位以及行政建制等一系列内容，区划的重组、分割、级别调整在短期内也会有一个冲突与磨合的过程。其次，在一个相对成熟的经济和产业环境中，创新如果占据了主导地位则同时也意味着风险的并存，如果未经市场充分检验，创新有时会在一定程度上与市场的自然机制产生错位。综合而言，核心城市行政区划调整中的政策与制度创新可以为体育产业的发展带来强力的塑造作用，但也会导致体育产业的发展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的调控和市场机制是一对相互平衡的矛盾体，在市场失灵或政府失灵时，通过科学合理的调配，才能让体育产业健康有序的发展。
5 结束语
本轮核心城市行政区划调整总体立足于城市经济空间的拓展，以及一种政策化的制度创新，来实现对体育产业发展的动力传递。在区划调整过程中，不同城市通过其城市化内涵，或拓展了城市的体育生活服务空间，城市体育产业通过人口、收入消费、赛事等因素的变迁得到了发展，或拓展了体育用品制造业及配套的产业服务链条的发展空间，优化调整了体育产业的结构与布局。同时，作为一种强力的政府行政行为，行政区划调整中政策与制度的创新也对体育产业的发展起到了持续的推动作用，并为体育产业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制度性保障和超越常规机制的巨大推动力，带来了体育产业发展的新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