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你绝对不能走。”我的胳膊再次被董莉洁女士一把抓住，用了更大的力气。
　　看得出，今天做客的人对她的这次中秋家宴都非常重要，无论谁的辞别都会伤了她的心——虽然我们刚认识没多久，这次只是采访之外的礼节性拜访。
　　这位广场舞领舞并不厌烦我的不断造访，她总是诚挚地邀请我下次再来，只是要提前约好，“你看，我每天事情挺多的。”
　　多次深聊之后，她对跳舞的痴迷让我想起老电影《红菱艳》中的经典对白，舞蹈团团长莱蒙托夫对酷爱舞蹈的佩吉说：“你为什么要跳舞？”佩吉答道：“就像你为什么活着。”中秋节，我不免在前去拜访的路上猜想，暂停广场舞的这一天，董莉洁会不会浑身不舒服？
　　这一天的不寻常之处还在于，家里的人数是平日的7倍。客人包括住近郊的二女儿一家三口，在北京读书的一个侄孙和一个远房侄子。董莉洁很在意的大女儿的电话，也适时地打来，“必须每个礼拜都给我电话”，她对大女儿强调。
　　这一天，北京的天空就像为了迎接赏月而精心擦拭过，蓝得简直有些不真实。
　　董莉洁住的是高层公寓式住宅，它以实用主义为原则，朝北一侧是细长的公共走廊，串连十多个户型单一的居住空间，它们就如同并排而立的一个队列，各行其是，目不斜视。董莉洁说，这栋楼里住着许多像她一样的“空巢老人”，大家在一起跳舞，相互取暖。
　　1997年丈夫去世后不久，董莉洁搬到北京，那时大女儿还没有去上海工作。有几年，她们住在一起，但更多的时间里，董莉洁像如今一样独自生活。
　　寂寞的时日并不是始于失去丈夫。还不到50岁，为了抓住鼓励提前退休的政策机遇，董莉洁离开了机关单位，享受到了级别连升三级的好处，可是大段大段的空闲却让人发愁。其时，丈夫沉溺于酒肉朋友间的应酬，根本指望不上。
　　后来，办妥了北京户口，董莉洁如愿成为没有故乡的人。由于“最亲近的人伤我最深”这样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于是她强烈地渴望远离伤心地，想都不去想它。她特意去查了一下生肖与生辰之间的运程，认为符合自己的宿命——
　　属鸡人生于6月，小暑之时：或烈日炎炎，或浓云浩浩。青天赤地，疾疫绵延。时有野贼谋害，内心忧愁难解。谨守和顺，可以防患于未然。
　　一个自幼成绩出众，思维辩证、综合能力突出的人，一个在舞蹈、书画、写文章上都有天赋的人，上苍，这该是你垂青的人吧？为什么要让她在人际关系上受苦？董莉洁想不通。
　　说完烦恼，她马上显露达观：“咱就高高兴兴的，来了什么愁事儿，搁一边儿去。我就告诉自己好好活着，多活几年，一生气就活得短。”跳广场舞这几年，她觉得自己越活越年轻，还能再活30年，这想法既是真实的自信，也带有些许赌气成分——她想看看对自己不好的“野贼”们什么下场，会不会后悔。
　　“我这辈子最大的苦恼，就是总也处理不好亲情。”大女儿为母亲花钱极其大方，二女儿每周都来看望一次，董莉洁觉得不够，抱怨她们的主要精力都给了下一代，尤其自己有什么烦心事的时候，沟通不畅的问题就凸显出来。
　　外孙女与外孙尚在幼年，能带给董莉洁最大的心理安慰，遗憾的是，彼此共有的时光太少了，她甚至心有不甘地觉得：自己的精力还很充沛，为什么不可以更多参与到孙辈的抚养？
　　外孙女献上中秋祝福的那一刻，董莉洁紧紧抱了抱小姑娘，又取出一大包糖果。这一天，亲情登门，驱逐了烦恼，看得出，她要贪婪地享有它。

2

　　几面薄墙，把五十多平米的住宅分割成5个区域，客厅占了二十多平。仿佛主人不希望它显得大而空，屋子里的“留白”很少，大量旧物堆放在墙边或角落，董莉洁说，女儿每次搬家要丢弃很多东西，她舍不得，就都积压在家里。
　　这里很像一场个人画展，17幅国画作品，几乎把客厅的四面墙占满了。作品以写意的花鸟为主，牡丹尤其是董莉洁的专长，在业余爱好者中，她的画应算上乘之作了，一年中的少数几天之外，她都是自己这些画的惟一欣赏者。画中的几种小动物，雄鸡、飞鹰、太平鸟，呼之欲出，客厅也因之有了几分生气。
　　学习绘画是迁居北京之后，先后拜了好几个老师，态度虔诚。绘画过程中的怡然与忘我，是她愿意沉浸其中的原因。
　　她没想到向来有一些清高的自己会去跳广场舞，何况还是大出风头的领舞，可是一切就那么自然地发生了，广场舞取代了绘画，成为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与画画时一样，董莉洁全情投入，一套新动作，她自己先要练习四五十次以上，假如第二天要教授新舞，她要求自己熟练到连跳三遍无差错。有时在厨房做饭，脑子里却想着舞蹈，会不由自主地比划动作。还有一些琐事，比如电池充电与否，也会每天浮现多次，这种反复的自我提示类似强迫症。在内心世界，广场舞不断扩张，看起来她也甘愿交出领地。
　　在楼下街心花园的空地上，董莉洁总是准时在7点30分开启扩音器。在前排最中央的她，神情专注，显得不够放松，她要把每个舞姿都做到位，连指尖的动作都不含糊。就如同前面有一面看不到的镜子，对于镜中的自己，她欣赏着，也苛求着。
　　这个夏天，跳完一小时的广场舞似乎意犹未尽，董莉洁和几个舞伴换个场地，再跳一小时的交谊舞。没有男伴，她就负责自学男性舞步，然后带着其他女伴跳。
　　董莉洁找到了这辈子最惬意的生活方式，而那些对广场舞说三道四的人，她觉得多半是出于嫉妒。
　　曼妙的舞姿可以让女孩陶醉其中，对于当年的董莉洁也是如此，只要有机会，她一定会站到舞台上，她觉得自己跳得好，有这个天赋。不过，在她的青春岁月里，跳舞的机会就如同月食一样屈指可数，无非是元旦、儿童节的学校汇演。到了“文革”时期，连这些都很难再有，在民间，跳舞——那种与美不沾边的忠字舞除外——被认为是“黄色”的，是资产阶级情调，是不容触碰的毒草。 　　她抱怨现在被跳舞这件事拴住了，去外地探亲或旅游的余暇都没有，但是，她也乐于说起自己对二十多个队友多重要。

3

　　有一些技术问题，需要趁此机会求助两个20出头的年轻人。董莉洁把侄孙拉到电脑前，请教怎么让一支舞曲连续多次播放。她是舞队的领队，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带着大家学习新舞。
　　在舞蹈队里，董莉洁是了不起的不可或缺的人物，怎么上网找曲子、找视频，怎么把它们存在U盘，怎么摆弄扩音器，几乎只有她一个人掌握。当然，要倚重在北京读硕士的远房侄子，他不仅是电脑方面的老师，还担任了董莉洁七万多字的回忆录的“助理编辑”。
　　这一天，董莉洁与远房侄子主要谈论血压计的话题。原来那只坏了，她想知道还能不能修，虽然大女儿已经买了两个新的备用，但随便把一个价值几百元的物件丢弃，还不是她们这一代的做派。
　　最近一段时间，董莉洁觉得自己的血压有些异常，必须密切加以关注，她特意校验了一下，两只白色的血压计数值一致，比较精准。总体上，跳舞让她对自己的健康状况非常满意，关节痛消失了，血压也还稳定。不过，独居生活必须分外谨慎，电视上有过不幸老人的报道，独自生活，意外病故，陈尸多日，无人知晓，那种凄惨是无论如何难以想象的。有一次，董莉洁因为生气导致血压异常，为防意外，干脆在一家医院的候诊大厅坐了一晚上。
　　董莉洁也像警惕血压异常一样，警惕着这个年纪必然会有的慵懒，有时捧读iPad，都恨不得躺在床上看。她提醒自己，这样不行，懒惰只会加速衰老，“真要是瘫到床上了，指望谁照看？谁也指望不上。”与许多广场舞参与者一样，她希望一直跳下去，直到不能活动为止。

4

　　董莉洁在附近餐馆订了包间，出门前，她挑选了一件碧蓝色的半袖上衣，韩国出品，设计感十足，宽松的折叠衣袖给人以飘然之美，与宽边墨镜、白色珍珠项链搭配，达到了她对新潮的追求。或许是精于绘画的缘故，装扮自己的时候，她通常美得恰当，而且不落俗套。董莉洁也展示了另一件心仪的衣服，白色双层的无袖时装，纯丝质的，带着一股江南风情。它的价格是五百多元，与身上的韩国货差不多，它们已是董莉洁奢侈品消费的范畴，不过她的高消费仅限于穿着，“这上面我舍得花钱，喜欢什么就买什么。”
　　她觉得，跳舞不仅使人精神了，身材也比以往好，像二三十岁的样子。每天早晨，董莉洁不会随便穿上一件就去跳舞，一定要让衣服配得上自己的“青春”和优美的舞姿。
　　大约60年前，董莉洁可望不可即的奢侈品是白衬衫和毛蓝裤子，它们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多数同学至少还有这么一套少先队员的“标配”。另一个未能实现的梦想，是拥有自己的布拉吉（带有俄罗斯特色的连衣裙，受前苏联影响，它在1950年代风行于中国——编者注） ，当时，一个远房亲戚家境较好，有几条布拉吉，董莉洁要参加学校演出时，就得去借一件，“小碎花的图案，每次还的时候都很不开心”。
　　小女孩要在贫寒中追求美，有必要求助大自然，她和伙伴们喜欢把凤仙花花瓣研成泥，用来染红指甲，或是把地雷花的籽芯儿碾成末，作为美白的“化妆品”。
　　对于幼小的董莉洁而言，美的追求有些不切实际，她的苦恼远比这些更为迫在眉睫——小时候，需要和两个妹妹合盖一床材质为“更生布”（由废旧材料加工而成的织物——编者注）的小棉被，它不足以覆盖3个孩子。东北的冬天有漫长的严寒，到了后半夜，3个小姐妹半梦半醒间争夺被子，“拽来拽去的，真是难受死了”；买不起衬衣衬裤，只能直接在内裤和背心外面套穿棉袄棉裤，甚至，她都记不准自己五六岁以前是否有过内裤，哪怕有，肯定只有一条。
　　经济稍稍改善的时候，她已成为母亲，“水桶腰，生活压力大，顾不上穿戴”。
　　“我显年轻不？”去观看董莉洁跳舞的时候，我不止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这位69岁的舞者其实并不缺乏自信，“你看我年轻时的照片还没有现在精神呢，年轻时倒像个老太太，头发像大鸡窝，老气横秋的。现在的头发，是染黑的，哪怕不染，也不是很白，灰黑的。”

5

　　午餐足够丰盛，董莉洁把剩菜一一打包，还用纸巾把没吃完的一小块蓝莓山药包起来。包间里，不止一个人轻微地皱了眉头。这种节俭做法，在董莉洁看来再平常不过。她曾私下告诉我：有时在路上见到比较大的煤块，她居然会迟迟疑疑，寻思着要不要捡回家。煤块对现在的她毫无价值，不忍丢弃的本能，来自童年的习惯。
　　因为家里买不起煤，董莉洁和姐妹就去捡煤渣——这在东北孩子的经历中极其普遍——那时她家附近的铁路医院秋季会存储采暖煤，煤场进货时，孩子们拿着筐、条苕和小铲子，跟在驴车后面，捡颠簸中掉下来的煤渣。有时为了让车上多掉些煤，故意在路上摆石头，让车轱辘使劲颠簸。赶车的人有时用鞭子对着孩子比划，但不会真打，“他也知道穷人的苦”。
　　董莉洁家里孩子多达9人，家人的鞋几乎都是母亲亲手做的，做一双鞋需要十几道工序，母亲日赶夜忙，常常是家中小孩子的新鞋还没上脚，大孩子的鞋已经穿破了。
　　为了贴补家用，很小的时候，董莉洁就跟着母亲干各种回报微薄的零活，卖过冰果，剥过云母，做过工业用棉手套的翻新。即便不是政治气候的原因，她的成长岁月里也不会有多少乐趣。
　　董莉洁的记忆中，家里经常拿不出3块钱的学费，于是就让她挺着、拖着，为此，老师有时会在课堂上当众质问她，她难堪、害怕、哭泣。初中毕业之际，她听说师范学校不交学费，毫不犹豫地报名，心想再不受罪了，“事后哥哥批评我轻率放弃了读高中上大学的可能，我后悔得睡不着，非常难受，使劲蹬被子。”
　　她这样安慰自己：“我们所吃的这些苦头，也许正是为我们将来的好运气、为我们的好日子在打基础。”
　　如果曾有炼狱般的生活经历，现世也就无异于天堂。董莉洁远超出年轻一辈的幸福感，恰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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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4点多，二女儿一家离开，铁门关闭的“咣当”声在悠长的走廊回响，董莉洁重返个人世界。她简单吃一口打包回来的食物，照例看电视里的养生节目，再晚些时候，《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也不能错过。 　　看电视的间隙，她会捧着iPad看历史题材的讲座，那是女儿帮忙下载的。前一段，董莉洁对“刘备的管理艺术”那一讲津津乐道，“很受启发，管理舞蹈队也用得上……其实，我能力还挺全面的。”
　　董莉洁的“蜀国”既要面对前朝遗老的干预，又要应付“曹魏”笼络将才的侵扰。内部也时有摩擦，要不要换曲目、选什么曲目，通常难以统一意见，若要参加广场舞汇演，麻烦更大，会因跳舞时的站位争执不下，未入选的则更难安抚，有人会当场喊出来“怎么不让我上”。居委会干部李群霞说，人到这个年纪，更容易固执，像“老小孩”一样，只能哄着。
　　前一段，董莉洁一直为是否继续负责广场舞而矛盾，甚至偶尔失眠，她既想辞职以求解脱，又觉得这件事值得干到死。
　　月坛社区曾把优秀女性的称号授予董莉洁，这是她分外看重的荣誉，能活得有价值，被赞美，开心之事莫过于此。

7

　　空气澄明，这年里最亮的一轮满月，在细碎的流云间缓缓攀升。我给董莉洁发了问候短信，担心她又要面对熟悉的寂寞，会有失落感。我显然多虑了，她习惯于用这样那样的事务，迅速填满自己。睡觉前，她很放松地看一会儿电视，照例跳过那些争吵的、战乱的、悲情的场景，她爱看美好的家庭故事，以及唱歌跳舞之类“高兴的事儿”。
　　前几年，无意间看了一个知青爱情题材的电视剧，里面只是穿插少量的游行批斗的事，“镜头少，还能看，要全是斗走资派，挂大牌子，就不爱看，多少文艺界的尖子，被整死，替他们心里流泪。彭德怀，刘少奇，跟你（毛泽东）生死战斗，死得那么惨，连口水都喝不上，怎么到这个地步？”
　　我曾问董莉洁，是否会回想“文革”前后的遭遇，“研究它干啥呀，现在就顾眼前。”话虽如此，她还是会大段大段地谈起那种特殊的记忆。
　　1949年建国前，董莉洁的父亲先后为国共政权做过事，到了1958年国内“肃反”，被法院判处管制一年，送农村劳动改造，家中子女和亲属二十多人都受到牵连，特别是在入党入团、升学、就业、提干等方面，影响严重，董莉洁上学期间反复申请，仍未能入团。堂哥的父亲也有“历史问题”，境遇更惨，因为得罪了校长和学生，24岁的他被揪出来批斗，挂着大牌子，跪在地上，打得死去活来。21岁的董莉洁就站在旁边。她在回忆录中发出感叹：“朝代的更迭，政治上的角逐，给无辜的人们带来的往往是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董莉洁不会陷入这种悲情记忆太久，“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你看以色列加沙，炸弹炸孩子炸死一片一片的，学校也炸了，你要比这些，咱们还算幸运的，能活到现在，是不是？要是在旧时代，你能说画画就画画说跳舞就跳舞吗？给你裹小脚，你能干啥？虽然说小时候穷成那样，灾害带来那么大苦难，毕竟现在生活挺好嘛，还算赶上一段。”
　　那就期待明天的舞曲吧。她说“跳舞的时候什么都不存在”，我揣摩，应该很像一种沉醉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