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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介绍了美国学界和政界对中国崛起的几种看法。第一种是少数人的观点，但在保守派里非常普遍。他们认为，中国崛起是不可避免的威胁；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崛起对美国形成安全挑战，但首先应被看作是美国的一个战略和经济机通，同时需要对其采取“两面下注”战略。本文认为，这是大多数人的观点，指导着布什政府的全面对华政策。第三种观点认为，崛起的中国是美国应对21世纪挑战，的潜在伙伴，中美两国应该密切合作，共同处理全球化带来的矛盾。本文认为，全球化创造了一个新的战略环境，可能阻止中美之间出现战略竞争。 中美两国需要赴目前关系全面改善的好时期，“锁定”一种基于全球化时代战略现实的伙伴关系。
关键词：美国外交中美关系九一一后全球化中国崛起
在中国崛起成为大国，美国寻求阻碍其挑战美国唯一霸权地位的情况下，中美两国是否会成为战略竞争对手，是否会为争夺主导地位而斗争?两国是否会继续保持非敌非友的尴尬局面?是否存在一种于双方更为有效、更加合适的选择，包括长期伙伴关系，来共同迎接2l世纪的共同挑战和威胁?然而，另外一种前景也不能排除，即双方对于对方双边和全球行动及战略意图的猜疑加深。即便实际上没有发生台海冲突的可能性，但从理论上推理是可能的。何况，全球化所具有的不稳定特征常常加剧短期内国家间的战略分歧，其中包括中美之间的分歧。因此，这会束缚领导人追求长期外交战略利益的能力。
不过，我认为，全球化也创造了一个新的战略环境，可能阻止中美之间出现战略竞争。这些战略因素也日益需要国家之间在关乎各自国家利益的一系列战略问题上进行全面合作。尽管中美关系的特点仍然是相互猜疑对方的战略意图，但基于共同应对国际挑战和威胁基础之上的中美伙伴关系可以使中美之间的关系更加稳定，可以开始建立战略信任。即便一个这样的机遇非常明了，但采取必要步骤，为这样一种长期的重要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基础，还是需要中美两国领导人具有战略眼光和政治勇气。
在展开这些论述之前，我想简要说明目前美国国内关于中国崛起和中美关系的两种最重要的思想流派。
一 第一种观点：中国崛起是“不可避免的威胁”
少数人持一种露骨的“现实主义”的观点，但这是一种重要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现有霸权与崛起力量之间存在不可避免的冲突。作为当前霸主，美国要在挑战国——也就是中国，强大到足以夺取它的霸权地位之前，阻止对方取代它的主导地位。这种观点还队为，崛起的大国不可避免地要寻求扩大防御范围，改写国际行为规则，挑战地区主导力量，最后挑战世界主导力量。因此，两者——也就是说，中美之间的冲突——事实上是必然的，甚至可能导致军事冲突。对这个观点表述最明确的是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斯海默。但这种观点在保守派里更加广泛，包括政府和国会里的保守派，他们认为中国崛起对美国的很多利益是潜在的致命威胁。一些现实主义者强调，中国特别危险是因为它是一个威权主义国家，而其他人，如米尔斯海默则认为，即便中国是民主国家，也会对美国形成威胁。
如果这种观点主导美国政策，可以想象，美国将追循遏制政策，使中国处于虚弱、分裂和孤立的状态。同样，如果这种观点在中国占据主导地位，那么，可以预料，北京将集结一个反美阵线，寻求将美国逐出亚洲，摈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领导建立的国际体系和世界秩序。但目前为止，尽管各自国内都有追求这种零和战略的呼声，但美国和中国都没有制定这样的战略和政策。
二 第二种观点：中国不是不可避免的威胁但需要采取两面下注战略
这种观点认为，美中战略竞争和冲突并不是中国崛起成为大国而产生的必然后果。虽然中国崛起对美国形成安全挑战，但首先应被看作是美国的一个战略和经济机遇。更重要的是，这种观点认为，除了与中国接触，将其纳入国际体系，鼓励中国国内演变成更加民主的政府之外，没有别的更好的战略选择。同时，主张在这个基础上接触中国的人认为，中国将来的意图和行为还未确定，因此，美国必须以某种方式“规避”中国成为一个威胁其邻国、美国的盟友及美国利益的进攻性国家。
我认为，这是大多数人的观点，指导着布什政府的全面对华政策。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领导下的五角大楼强调美国采取“围堵”战略，而且寻求在该地区保持强大的军事能力，加强盟友关系，特别与日本的关系。但是，目前为止，实际上这种战略考虑是出于台海冲突的可能性，而不是基于中国威胁之上的长期战略观点。另一方面，我认为，国务院、国家安全委员会及总统本人，非常重视与中国合作的机遇，也重视谨慎对待中美在双边和国际问题上的分歧，将双边紧张关系减少到最低程度的必要性。
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2005年9月21日在纽约的讲话全面概括了反映第二种观点的美国政策。他的讲话是美国对华思想和政策的最明确的声明。佐利克认为：
1．美国“欢迎一个自信、和平和繁荣的中国，欢迎一个重视自己的发展和增长有赖于与世界其他国家发展建设性关系的中国。”
2．美国不寻求像遏制苏联一样遏制中国，却要致力于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拉出来”。美国也不追求针对中国的均势政策。
3．“通过与我们一起塑造国际体系”，中国“将可以更好地促进其国家利益。”
佐利克还描述了中国面临的挑战，这个挑战是未来几年内美国对华政策的焦点。佐利克呼吁中国要成为一个“负责的利益相关者”，不仅分享国际体系带来的利益，而且要与美国一起“维护使它得以成功的国际体系。”
佐利克还指出，鉴于中国在崛起过程中的意图和行为还未确定，美国和其他国家要保持强大的盟友关系，美国要保持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以防止中国将来可能更加危险。佐利克具体提到，美国和其他国家关注中国近来的一些国际行动，特别是以提供能源和其他商品来获得其经济快速发展的重商主义行为。通过这种行为，中国向伊朗、苏丹、津巴布韦和其他一些挑战国际社会的国家的政府提供支持。而且，佐利克说，美国将继续向中国施压，促使其加强法制，发展民主体制。
在布什政府寻求在全球问题上与中国合作的同时，美国国内仍然谈论来自中国的威胁日益上升。
很多战略家把中国看作是美国全球和地区霸权的威胁，无论如何都要加以阻止和防御。
美国军队依然要准备与中国作战，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
国会中一些议员继续将中国经济力量增强首先看作是经济安全甚至国家安全问题。
正如王缉思在《外交》杂志上所说的那样，美国将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地区存在和全球影响感到有“战略压力”，同样，中国对美国企图阻止其成为美国的一个伙伴或成为美国霸权的威胁也感到有战略压力。
三 第三种观点：崛起的中国是应对21世纪挑战的潜在伙伴
然而，我感到乐观的是，美国和中国可以沿着副国务卿佐利克描绘的积极路线走下去，也可以超越这个路线。这样的路线选择可以消减美国国内 关于中国崛起形成长期威胁的焦虑。我感到乐观基于这样一种看法，也就是，全球化时代，大国关系的基础，包括崛起国家和霸权国家之间的关系，与过去是不同的。
主要大国或“核心”国家之间没有零和战略竞争。中国不是苏联：它并不寻求传播反美意识形态，也不与全球民主抗争，它不反对资本主义，也不打算推翻国际体系。更何况，核威慑仍然有效。
事实上，大国关系的特点就是战略相耳倚赖，包括一旦他们陷入冲突或全球经济因其他因素而严重崩溃时，经济层面的“相互确保摧毁”。我认为，中、美和其他大国的领导人都认识到存在这样的现实。所以，不管他们是否喜欢，他们的成功是相互依赖的，也可能受到彼此失败的威胁。
全球化的国家，特别是美国和中国，面临着非全球化国家的共同挑战，也就是汤姆斯·巴内特所说的“差异”(gap)。这些挑战包括：
跨国威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恐怖主义、暴力极端主义、疾病、自然灾害、环境恶化和流行疾病。
来自失败国家的威胁：这些国家的国内冲突，难民涌入成功国家，滋生恐怖主义的土壤，成为国际体系的负担。
事实上，佐利克对美中进行广泛合作的描述虽然简单，但令人信服，他说：“描绘一下我们在未来几年面对的全球挑战画面——伊斯兰采取的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贫困、疾病——然后提出这样的问题：美中的合作或分歧对于解决这些问题会更加容易还是更加困难。”
四 处理全球化矛盾
美国和中国不仅面临着来自未全球化的国家的挑战，而且面临着全球化世界的跨国威胁。全球化为世界提供了史无前例的繁荣，经济快速增长和技术进步，但随着其将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联在一起，也不可避免地动摇了竞赛规则，破坏了贸易模式。在这个创造性的摧毁过程中，也在全球范围内创造了“胜利者”和“失败者”。
这个无情的过程使一个全球化世界越来越难以治理，全球化国家相互依赖加深，相互关系变得更加脆弱、更加不稳定——而且彼此的国内政治也受全球化的影响。全球化使国际合作变得更加必要，也更加困难，法国、日本和韩国的农民阻止减少农产品补贴就证明了这一点。如果不是这样，也许多哈回合谈判能够达成新的全球贸易协定。事实上，所有的政府都认识到在国际贸易体系中，这样的协定将促进共同繁荣。而且，全球化将各国日益紧密联系在一起也有其“阴暗的一面”，例如，它可能加快了疾病的传染速度，环境的压力更大，能源减少得更快，小团体的能力更强，甚至单个人就能依靠科技能力造成大规模的伤害。
在全球化时代，虽然世界在某种程度上愈来愈“没有了边界”的限制，但独立主权国家和大国之间有时仍然存在巨大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差别及冲突，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仍然存在竞争。他们仍然关注力量的平衡，特别是在崛起国家和没有崛起甚至衰落国家之间的力量转移。
但是，我认为，他们的底线是不会进行“零和游戏”的全面战略竞争，更愿意通过合作、也只能通过合作应对共同的挑战和威胁。这些国家将要认识到，他们在维护、加强及在某种情况下改变国际体制方面和提供他们需要和寻求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的全球治理及政治经济竞争方面有基本的战略利益。他们还会认识到，为了维护国际体制的健康持续发展，他们更大的战略利益是要谨慎地处理彼此之间的战略问题和争端。在应对全球化方面，中美两国以及其他国家在应对他们在未来几年内可能面对的威胁和挑战时，可能会“集中力量”，而不是“均衡力量”。他们将认识到，依靠单边力量是无法成功解决问题的，而且，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如果他们不能同时保证别的国家的安全的话，也将自身难保。虽然力量的均衡和转移，也就是说国家的崛起和衰落将仍然是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的组成部分，但力量均衡并不一定必须作为战争与和平的结果，也不一定首先集中在对外政策和安全战略卜。而且，衰落国家及他们产生的问题是造成美国、中国和其他全球化成功国家安全威胁的主要源泉，崛起国家和他们带来的问题可能是难以应对的挑战，但并不是战略性威胁。
美国、中国和其他全球化的国家面临的威胁将是巩固和扩大国家间联系日益增强的领域，同时将联系较少的国家——如虚弱国家和失败国家——引入全球化进程，从而缩小联系较少的领域。正如一位美国高级官员在2005年10月份对我说的那样：“(美国)与中国合作的机遇是无限的。”
五 中国和美国是否共同应对这个挑战?
助理国务卿佐利克呼吁中国成为“利益相关者”，问题是，中国能否超越成为富国、大国、强国的目标，承担责任维护其从中获益的国际体系，帮助转化这个体系，使之足以应对当前和未来的挑战?中国是否会切实帮助解决全球问题，包括帮助将失败国家带人成功国家的行列?中国是否会与美国共同努力实现上述目标?
从这点上看，中国要成为一个“和平崛起国家”，不要像历史书上所记录的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中期日本和德国那样，其“崛起”所带来的是灾难。中国决不要重复德国和日本崛起后挑战现存大国的残暴和失败的历史。中国要摈弃传统疑虑，摈弃将美国看作实施围堵政策和遏制政策，实施霸权威胁的观点，承认强大的美国在全球和地区范围内，为保持经济的强劲增长，维护地区和平和安全，起着建设性的领导作用。中国已经并且将继续从中获益。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比中国从全球化中获益更多。而美国则是全球化的首要推动力。美国通过在亚洲的结盟和军事存在，成为中国成功的最重要的外部因素，为中国国家战略的成功以及和平发展的目标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国际环境。
美国同样也需要一个强大、繁荣和稳定的中国，需要中国把自己当作“责任相关者”在国际上行事，追求与美国共同的政策和利益。事实上，对于美国来讲，中国的崛起也代表了过去40年间美国战略的成功，理查德·尼克松当选为美国总统的前一年就曾这样说过。不过，美国也要追求负责任的国际政策，以战略的眼光继续保持对华关系，更倾向于采取双边或多边协商和合作政策应对21世纪的挑战和威胁。
总之，中国和美国相互需要对方的帮助来获得成功。中国和美国需要谨慎地处理双边关系，成为伙伴，共同应对全球挑战和威胁。两个国家都应该得到国内的支持，为建立长期稳定的关系奠定基础，更好地保护和促进各自的国家利益。如果他们做不到这一点，双方之间的相互战略怀疑就会主导对彼此的战略意图猜测，从而导致对各自双边、地区和全球政策的最坏的阐释，中美在贸易、人权、台湾和其他问题上的分歧可能导致双边关系更加紧张。
我认为，中美两国需要趁目前关系全面改善的好时期，“锁定”一种基于全球化时代战略现实的伙伴关系。也就是说，美中两国需要发展一种团结和全面的伙伴关系，推动共同政策来应对全球化和非全球化国家的挑战和威胁。这并不容易，甚至要在双方国内遇到强大的甚至猛烈的阻力。但是，与各自行事，不为双边关系建立基础相比，通过合作能够更好地推进和保护彼此的利益。美国和中国是否会应对这个挑战?
(魏红霞译 朱世达校)
班宁·加勒特(Bannins Garrett)：美国大西洋理事会亚洲项目部主任
关键词：美国外交中美关系九一一后全球化中国崛起
在中国崛起成为大国，美国寻求阻碍其挑战美国唯一霸权地位的情况下，中美两国是否会成为战略竞争对手，是否会为争夺主导地位而斗争?两国是否会继续保持非敌非友的尴尬局面?是否存在一种于双方更为有效、更加合适的选择，包括长期伙伴关系，来共同迎接2l世纪的共同挑战和威胁?然而，另外一种前景也不能排除，即双方对于对方双边和全球行动及战略意图的猜疑加深。即便实际上没有发生台海冲突的可能性，但从理论上推理是可能的。何况，全球化所具有的不稳定特征常常加剧短期内国家间的战略分歧，其中包括中美之间的分歧。因此，这会束缚领导人追求长期外交战略利益的能力。
不过，我认为，全球化也创造了一个新的战略环境，可能阻止中美之间出现战略竞争。这些战略因素也日益需要国家之间在关乎各自国家利益的一系列战略问题上进行全面合作。尽管中美关系的特点仍然是相互猜疑对方的战略意图，但基于共同应对国际挑战和威胁基础之上的中美伙伴关系可以使中美之间的关系更加稳定，可以开始建立战略信任。即便一个这样的机遇非常明了，但采取必要步骤，为这样一种长期的重要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基础，还是需要中美两国领导人具有战略眼光和政治勇气。
在展开这些论述之前，我想简要说明目前美国国内关于中国崛起和中美关系的两种最重要的思想流派。
一 第一种观点：中国崛起是“不可避免的威胁”
少数人持一种露骨的“现实主义”的观点，但这是一种重要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现有霸权与崛起力量之间存在不可避免的冲突。作为当前霸主，美国要在挑战国——也就是中国，强大到足以夺取它的霸权地位之前，阻止对方取代它的主导地位。这种观点还队为，崛起的大国不可避免地要寻求扩大防御范围，改写国际行为规则，挑战地区主导力量，最后挑战世界主导力量。因此，两者——也就是说，中美之间的冲突——事实上是必然的，甚至可能导致军事冲突。对这个观点表述最明确的是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斯海默。但这种观点在保守派里更加广泛，包括政府和国会里的保守派，他们认为中国崛起对美国的很多利益是潜在的致命威胁。一些现实主义者强调，中国特别危险是因为它是一个威权主义国家，而其他人，如米尔斯海默则认为，即便中国是民主国家，也会对美国形成威胁。
如果这种观点主导美国政策，可以想象，美国将追循遏制政策，使中国处于虚弱、分裂和孤立的状态。同样，如果这种观点在中国占据主导地位，那么，可以预料，北京将集结一个反美阵线，寻求将美国逐出亚洲，摈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领导建立的国际体系和世界秩序。但目前为止，尽管各自国内都有追求这种零和战略的呼声，但美国和中国都没有制定这样的战略和政策。
二 第二种观点：中国不是不可避免的威胁但需要采取两面下注战略
这种观点认为，美中战略竞争和冲突并不是中国崛起成为大国而产生的必然后果。虽然中国崛起对美国形成安全挑战，但首先应被看作是美国的一个战略和经济机遇。更重要的是，这种观点认为，除了与中国接触，将其纳入国际体系，鼓励中国国内演变成更加民主的政府之外，没有别的更好的战略选择。同时，主张在这个基础上接触中国的人认为，中国将来的意图和行为还未确定，因此，美国必须以某种方式“规避”中国成为一个威胁其邻国、美国的盟友及美国利益的进攻性国家。
我认为，这是大多数人的观点，指导着布什政府的全面对华政策。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领导下的五角大楼强调美国采取“围堵”战略，而且寻求在该地区保持强大的军事能力，加强盟友关系，特别与日本的关系。但是，目前为止，实际上这种战略考虑是出于台海冲突的可能性，而不是基于中国威胁之上的长期战略观点。另一方面，我认为，国务院、国家安全委员会及总统本人，非常重视与中国合作的机遇，也重视谨慎对待中美在双边和国际问题上的分歧，将双边紧张关系减少到最低程度的必要性。
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2005年9月21日在纽约的讲话全面概括了反映第二种观点的美国政策。他的讲话是美国对华思想和政策的最明确的声明。佐利克认为：
1．美国“欢迎一个自信、和平和繁荣的中国，欢迎一个重视自己的发展和增长有赖于与世界其他国家发展建设性关系的中国。”
2．美国不寻求像遏制苏联一样遏制中国，却要致力于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拉出来”。美国也不追求针对中国的均势政策。
3．“通过与我们一起塑造国际体系”，中国“将可以更好地促进其国家利益。”
佐利克还描述了中国面临的挑战，这个挑战是未来几年内美国对华政策的焦点。佐利克呼吁中国要成为一个“负责的利益相关者”，不仅分享国际体系带来的利益，而且要与美国一起“维护使它得以成功的国际体系。”
佐利克还指出，鉴于中国在崛起过程中的意图和行为还未确定，美国和其他国家要保持强大的盟友关系，美国要保持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以防止中国将来可能更加危险。佐利克具体提到，美国和其他国家关注中国近来的一些国际行动，特别是以提供能源和其他商品来获得其经济快速发展的重商主义行为。通过这种行为，中国向伊朗、苏丹、津巴布韦和其他一些挑战国际社会的国家的政府提供支持。而且，佐利克说，美国将继续向中国施压，促使其加强法制，发展民主体制。
在布什政府寻求在全球问题上与中国合作的同时，美国国内仍然谈论来自中国的威胁日益上升。
很多战略家把中国看作是美国全球和地区霸权的威胁，无论如何都要加以阻止和防御。
美国军队依然要准备与中国作战，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
国会中一些议员继续将中国经济力量增强首先看作是经济安全甚至国家安全问题。
正如王缉思在《外交》杂志上所说的那样，美国将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地区存在和全球影响感到有“战略压力”，同样，中国对美国企图阻止其成为美国的一个伙伴或成为美国霸权的威胁也感到有战略压力。
三 第三种观点：崛起的中国是应对21世纪挑战的潜在伙伴
然而，我感到乐观的是，美国和中国可以沿着副国务卿佐利克描绘的积极路线走下去，也可以超越这个路线。这样的路线选择可以消减美国国内 关于中国崛起形成长期威胁的焦虑。我感到乐观基于这样一种看法，也就是，全球化时代，大国关系的基础，包括崛起国家和霸权国家之间的关系，与过去是不同的。
主要大国或“核心”国家之间没有零和战略竞争。中国不是苏联：它并不寻求传播反美意识形态，也不与全球民主抗争，它不反对资本主义，也不打算推翻国际体系。更何况，核威慑仍然有效。
事实上，大国关系的特点就是战略相耳倚赖，包括一旦他们陷入冲突或全球经济因其他因素而严重崩溃时，经济层面的“相互确保摧毁”。我认为，中、美和其他大国的领导人都认识到存在这样的现实。所以，不管他们是否喜欢，他们的成功是相互依赖的，也可能受到彼此失败的威胁。
全球化的国家，特别是美国和中国，面临着非全球化国家的共同挑战，也就是汤姆斯·巴内特所说的“差异”(gap)。这些挑战包括：
跨国威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恐怖主义、暴力极端主义、疾病、自然灾害、环境恶化和流行疾病。
来自失败国家的威胁：这些国家的国内冲突，难民涌入成功国家，滋生恐怖主义的土壤，成为国际体系的负担。
事实上，佐利克对美中进行广泛合作的描述虽然简单，但令人信服，他说：“描绘一下我们在未来几年面对的全球挑战画面——伊斯兰采取的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贫困、疾病——然后提出这样的问题：美中的合作或分歧对于解决这些问题会更加容易还是更加困难。”
四 处理全球化矛盾
美国和中国不仅面临着来自未全球化的国家的挑战，而且面临着全球化世界的跨国威胁。全球化为世界提供了史无前例的繁荣，经济快速增长和技术进步，但随着其将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联在一起，也不可避免地动摇了竞赛规则，破坏了贸易模式。在这个创造性的摧毁过程中，也在全球范围内创造了“胜利者”和“失败者”。
这个无情的过程使一个全球化世界越来越难以治理，全球化国家相互依赖加深，相互关系变得更加脆弱、更加不稳定——而且彼此的国内政治也受全球化的影响。全球化使国际合作变得更加必要，也更加困难，法国、日本和韩国的农民阻止减少农产品补贴就证明了这一点。如果不是这样，也许多哈回合谈判能够达成新的全球贸易协定。事实上，所有的政府都认识到在国际贸易体系中，这样的协定将促进共同繁荣。而且，全球化将各国日益紧密联系在一起也有其“阴暗的一面”，例如，它可能加快了疾病的传染速度，环境的压力更大，能源减少得更快，小团体的能力更强，甚至单个人就能依靠科技能力造成大规模的伤害。
在全球化时代，虽然世界在某种程度上愈来愈“没有了边界”的限制，但独立主权国家和大国之间有时仍然存在巨大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差别及冲突，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仍然存在竞争。他们仍然关注力量的平衡，特别是在崛起国家和没有崛起甚至衰落国家之间的力量转移。
但是，我认为，他们的底线是不会进行“零和游戏”的全面战略竞争，更愿意通过合作、也只能通过合作应对共同的挑战和威胁。这些国家将要认识到，他们在维护、加强及在某种情况下改变国际体制方面和提供他们需要和寻求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的全球治理及政治经济竞争方面有基本的战略利益。他们还会认识到，为了维护国际体制的健康持续发展，他们更大的战略利益是要谨慎地处理彼此之间的战略问题和争端。在应对全球化方面，中美两国以及其他国家在应对他们在未来几年内可能面对的威胁和挑战时，可能会“集中力量”，而不是“均衡力量”。他们将认识到，依靠单边力量是无法成功解决问题的，而且，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如果他们不能同时保证别的国家的安全的话，也将自身难保。虽然力量的均衡和转移，也就是说国家的崛起和衰落将仍然是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的组成部分，但力量均衡并不一定必须作为战争与和平的结果，也不一定首先集中在对外政策和安全战略卜。而且，衰落国家及他们产生的问题是造成美国、中国和其他全球化成功国家安全威胁的主要源泉，崛起国家和他们带来的问题可能是难以应对的挑战，但并不是战略性威胁。
美国、中国和其他全球化的国家面临的威胁将是巩固和扩大国家间联系日益增强的领域，同时将联系较少的国家——如虚弱国家和失败国家——引入全球化进程，从而缩小联系较少的领域。正如一位美国高级官员在2005年10月份对我说的那样：“(美国)与中国合作的机遇是无限的。”
五 中国和美国是否共同应对这个挑战?
助理国务卿佐利克呼吁中国成为“利益相关者”，问题是，中国能否超越成为富国、大国、强国的目标，承担责任维护其从中获益的国际体系，帮助转化这个体系，使之足以应对当前和未来的挑战?中国是否会切实帮助解决全球问题，包括帮助将失败国家带人成功国家的行列?中国是否会与美国共同努力实现上述目标?
从这点上看，中国要成为一个“和平崛起国家”，不要像历史书上所记录的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中期日本和德国那样，其“崛起”所带来的是灾难。中国决不要重复德国和日本崛起后挑战现存大国的残暴和失败的历史。中国要摈弃传统疑虑，摈弃将美国看作实施围堵政策和遏制政策，实施霸权威胁的观点，承认强大的美国在全球和地区范围内，为保持经济的强劲增长，维护地区和平和安全，起着建设性的领导作用。中国已经并且将继续从中获益。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比中国从全球化中获益更多。而美国则是全球化的首要推动力。美国通过在亚洲的结盟和军事存在，成为中国成功的最重要的外部因素，为中国国家战略的成功以及和平发展的目标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国际环境。
美国同样也需要一个强大、繁荣和稳定的中国，需要中国把自己当作“责任相关者”在国际上行事，追求与美国共同的政策和利益。事实上，对于美国来讲，中国的崛起也代表了过去40年间美国战略的成功，理查德·尼克松当选为美国总统的前一年就曾这样说过。不过，美国也要追求负责任的国际政策，以战略的眼光继续保持对华关系，更倾向于采取双边或多边协商和合作政策应对21世纪的挑战和威胁。
总之，中国和美国相互需要对方的帮助来获得成功。中国和美国需要谨慎地处理双边关系，成为伙伴，共同应对全球挑战和威胁。两个国家都应该得到国内的支持，为建立长期稳定的关系奠定基础，更好地保护和促进各自的国家利益。如果他们做不到这一点，双方之间的相互战略怀疑就会主导对彼此的战略意图猜测，从而导致对各自双边、地区和全球政策的最坏的阐释，中美在贸易、人权、台湾和其他问题上的分歧可能导致双边关系更加紧张。
我认为，中美两国需要趁目前关系全面改善的好时期，“锁定”一种基于全球化时代战略现实的伙伴关系。也就是说，美中两国需要发展一种团结和全面的伙伴关系，推动共同政策来应对全球化和非全球化国家的挑战和威胁。这并不容易，甚至要在双方国内遇到强大的甚至猛烈的阻力。但是，与各自行事，不为双边关系建立基础相比，通过合作能够更好地推进和保护彼此的利益。美国和中国是否会应对这个挑战?
(魏红霞译 朱世达校)
班宁·加勒特(Bannins Garrett)：美国大西洋理事会亚洲项目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