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太阳还刚出来，只见一门子拿着一份刚刚印好油墨还没有干的《京报》快速走入大厅。对厅上坐的李鸿章大人说：“今天的《京报》到了，请中堂大人阅览。”李鸿章赶紧带好老花眼镜，开始看《京报》上刊登的内容，由于正值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因此他看得十分仔细，希望能获得更多对这场战争的方针和对策。
　　李鸿章所看的《京报》是由《宫门抄》发展而来，清朝内阁在北京的东华门外设有一个专门的机构名叫“抄写房”，每天由报房派人去抄取当天张贴于宫门上的朝廷发布的新闻，称“宫文书”。报房人取得抄件后，为了争取时间，即刻排印。这种被印刷成单页不加封皮的“新闻纸”就叫《宫门抄》，一般在傍晚发行，派人送阅，类似于现在的晚报。《京报》则由《宫门抄》、谕旨(帝王的命令)和奏折(官吏向皇帝奏事的文书。因用折本缮写，故名“奏折”)三部分组成，由于奏折的字数较多，排印费时，需要在晚间才能完成其印刷装订，在次日早上发行，这种印成对折双页装在一起的《京报》类似于现在发行的日报。
　　《宫门抄》又被称为《邸报》，它是中国最早的报纸，开始于唐朝，地方政府在京城长安都设有驻京办事处，这个住处叫做“邸”，派有常驻代表，他们的任务就是要在皇帝和各地首长之间做联络工作，定期把皇帝的谕旨、诏书、臣僚奏议等官方文书以及宫廷大事等有关政治情报，写在纸上，这就被称为《邸报》。然后《邸报》由信使骑着快马，通过驿道，传送给各地长官。唐朝中期后驻京办事处由“邸”改名为进奏院，不过《邸报》这种叫法依旧被保留下来。
　　到了宋代，宋太宗对京城里各地方办事处办的自家报纸不满。因为他们自己编辑发行报纸并不能充分报道朝廷政策，反而不时地发布些小道消息。于是宋太宗把各地进奏院合并成一个总的进奏院，中央政府直接控制了进奏院和官方新闻的发布权，所有公开发布的政府文告都要经过进奏院。《邸报》就变成了中央报纸。
　　《邸报》发布新闻也是要受到一定限制，一些国家机密新闻还是严禁发布的。曾有人为错发新闻而丢了脑袋。
　　明朝末期。由于山海关外明军作战接连失利。崇祯皇帝命国防部长(兵部尚书)陈新甲与清政府和谈，经过多次谈判，有了一定成果。可是陈新甲忙得吃错药，把这份绝密文件随便放到桌子上，被他的手下人当作可以公开的普通文件抄入《邸报》，于是无论是大小官员都知道了秘密和谈的事，大家一直都说这是通敌卖国，与虎谋皮。皇帝不敢承认这是他的主意，于是把大小罪过都归在陈新甲身上，陈新甲为此白白掉了脑袋。
　　到清朝中期《邸报》虽然已经有一千多年历史，但是它仅仅是发布政府新闻，对于大众关注的社会新闻、文学作品却鲜有刊登，它的发行的对象也很有限，能够阅读的人少之又少。因此人们渴望有一种面向大众的报纸发行。于是1873年中国人最早在中国境内创办的报刊诞生于汉口，名为《昭文新报》，创办人艾小梅自任主编。其内容多为轶闻趣事，还有诗词小品，但是知道人不多，因此销路不畅，办了不到一年就停刊了。那时许多中国人早期创办报纸都遭遇了类似命运。
　　作为中国现代报纸开端的标志是《申报》。它是1872年由英商美查创办，以赢利为主要目的的商业报纸。《申报》对新闻业务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一是发表政论文章。报纸的言论要“上联系到国民经济，下知小民劳作艰苦”。二是改革新闻报道。报纸重视新闻的真实性，日本侵略台湾，《申报》为了解事实真相，派人去台湾采访，及时揭露日本侵略者丑恶行径。因此《申报》获得空前的成功。
　　中国民间大量办报是在戊戌变法时期，戊戌变法法令之一就是允许民间自由设立报馆，那时候中国形成了办报高潮，一共办了大约100多份报纸，其中有70多家是改良派或改革派的报纸。戊戌变法失败后，一些报纸被查封。但没过几年，进入20世纪。中国又掀起了一个民间办报的高潮，从1901年到1908年，全国各地创办的各类报刊达302种。
　　报纸广泛创办给人们带来先进的思想，民主的风气。1904年在慈禧70大寿期间，有个叫林白水的记者写了一副对联刊登在《警钟日报》上，公开讥讽慈禧太后穷奢极欲丧权辱国，全国报纸竟然争相转载。对联上联是：“今日幸西苑，明日幸颐和，何日再幸圆明园，四百兆骨髓全枯，只剩一人何有幸。”下联是“五十失琉球，六十失台海，七十又失东三省!五万里版图弥蹙，每逢万寿必无疆!”
　　在报纸传播先进思想带领下，许多人走向了革命道路。辛亥革命得以推翻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报纸可谓是功不可没。
　　
　　编辑　姚　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