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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三大”面临的主要任务
中共“一大”后，中国共产党根据全国的政治形势，将国共合作问题提上了议程。
这时的国民党成分复杂、组织松散，性质是资产阶级政党。1919年10月，国民党改称中国国民党。其后，其成员有所增加，但是并没有从组织上统一起来，没有制定统一的行动纲领。1922年8月，孙中山因广东军阀陈炯明叛乱而离开广州避居上海。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多次派代表对处于困境中的孙中山表示支持，同他磋商中国革命的道路和方法，商讨国共合作问题。
李大钊同孙中山多次会见，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畅谈不倦，几乎忘食。孙中山十分高兴，亲自主盟，介绍李大钊加入中国国民党。李大钊说自己是共产党员。孙中山说，这不打紧，你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
孙中山从新兴的苏俄和新生的中国共产党身上看到了新的革命希望，决心同苏联政府合作，同中国共产党人合作，并且整顿和改组国民党，但是，不接受国共两党以平等地位进行党外联合的办法，而是要求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内实行合作。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坚持国共合作，就要寻找适当的合作方式。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根据他1921年12月同孙中山会谈的情况，以及他在印尼爪哇的经验，认为中国共产党应当正视自己在组织上仍然十分弱小的现实，接受孙中山的建议。但中国共产党的大多数领导人并不赞同马林的主张，认为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共产党员加入进去，有丧失自己独立性的危险。
但马林坚持共产党同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方式，并向共产国际提出“在国民党内部开展工作”的建议。很快，共产国际批准了马林的建议。马林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回到中国，于1922年8月底在杭州西湖开会，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开始，与会者仍不赞成马林的建议。经过马林的解释和说服，经过充分讨论，会议决定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前提条件下，共产党的少数负责人先行加入国民党，同时劝说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1923年1月，孙中山在上海会晤苏俄代表越飞，26日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公开确立了国民党的联俄政策。1月30日，孙中山任命共产党员谭平山为工界宣传员，并指派陈独秀等参与组建大元帅大本营。
在此期间，在孙中山的策动下，驻留广东的滇军及桂军联合进攻陈炯明，并将其逐出广州。于是，孙中山由上海南下，2月21日重返广州。3月，成立了名为“大元帅大本营”的广州革命政府，孙中山就任大元帅。孙中山重建广东革命基地，南方的形势逐步好转。广东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也得到恢复。
在孙中山回到广东，南方的形势发生有利变化的情况下，也是在共产国际指示的要求下，陈独秀和马林再次来到广东。从北京迁回上海不久的中共中央机关，也于1923年4月底由上海迁到广州。
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接连发表文章，对“党内合作”的必要性、客观条件和策略问题作了深入的阐述，为中共“三大”的召开做了思想上、政治上的准备。
而中共“三大”面临的主要任务，便是进一步统一全党对国共合作的认识，确定国共合作的方式，以组成更广泛的民主联合战线，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
只留下墙基的会址
中共“三大”召开的地址位于广州东山。当时的东山还属郊区，较为荒僻。为安全计，负责筹备会议的广东区委临时租用了恤孤院后街31号（今为恤孤院路3号），作为秘密开会地点。
从当事人的回忆中可知，中共“三大”会址的外貌，是一幢两间两层砖木结构的普通居民住宅，东临恤孤院路，北隔瓦窑街与逵园相对。
房子及室内家具都是中共广东区委临时租借来的，十分简陋。室内没有电灯、自来水、厨房、浴室和厕所。每天洗脸，是从屋内一个大水缸里取水，水是从外边挑来的。晚上用的是煤油灯、洋蜡，有的代表则自备手电筒。
会议室中央，摆放了一张已褪色似带红的西餐式长餐台。楼底的中部吊了一盏煤油灯。台子的南北两端，各放置一张小方凳，分别为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席位。陈独秀的身旁是李大钊。马林的身旁，有张太雷做翻译。长桌的东西两侧，则放着一列长条凳，供代表们就座。
广州6月，天气灼热。中共“三大”开会时，四十名代表以及列席会议者、相关工作人员等几十人，就挤在这座狭窄而没有电风扇的房子里。好在开会时把门窗打开通风，还不觉得十分闷热。
徐梅坤回忆说：毛泽东穿得很朴素，经常穿一件很旧的湖南蓝布长袖的长衫，而且似有补丁。开会期间的天气实在闷热，毛泽东经常脱了长衫，只穿白粗布短衫开会。他穿一双普通的黑皮鞋，头发是从中间分开两边的，头发较长，披在近耳朵边上。会议期间，毛泽东表现活跃，经常和蔡和森等发生长时间辩论。“最激烈时，毛甚至要站起来讲话。”
现在的中共“三大”會址，在一个小小的十字路口边上，树立了一面长约三至四米的褚红大理石墙，上面镌刻着“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十六个行楷大字和“全中国国民革命者联合起来”的口号。
熟悉历史的人们都会知道“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句著名的口号。“全中国国民革命者联合起来”的口号，也应该是从前者演绎而来的。两者的区别就是“无产者”和“国民革命者”的不同。“国民革命”这个概念的最初提出，在1906年制定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是与此前的“英雄革命”相对而言的，是孙中山对他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政治表达。由“英雄革命”到“国民革命”，由重视英雄到重视国民，这是孙中山的一个很大的进步。
中国共产党人接过了这一口号。中共“三大”正式提出了“国民革命”的口号，并赋予新的含义，科学地阐述了国民革命的性质和任务、步骤和前途，反映了国共两党和全国人民共同进行革命的意志和愿望，在大革命浪潮中发挥了唤起并团结民众的重大作用。中共“三大”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在1923年8月1日发表的《对于时局之主张》中的最后一句口号，就是“全中国国民革命者联合起来”。这不愧为是一条符合当时中国实际、带有统一战线作用、能够团结更多革命者的口号，也是能够体现中共“三大”宗旨的口号。 沿新河浦路方向下行约五六十米，是一碧透小河湾，湾上一道小石桥。河边一连三栋外形一模一样的西式小洋楼，即为春园。中间一栋，就是当年中共中央在广州办公的地点，陈独秀、张太雷、瞿秋白、毛泽东、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都曾在其二楼住过。老广州人讲，当年春园前的小河是通珠江的，孙中山经常直接从珠江乘了船，来到春园，与陈独秀等人商谈两党合作……
大会的议题和议程
中共“三大”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国共合作问题。
关于国共合作的问题，在中共“三大”前就已经提出。在1922年1月召开的远东大会上提出建立反帝统一战线的问题。列宁在会上关于国共合作的提议，国共双方代表对合作的态度，都在会后反馈到国共双方领导层。
在中共方面，陈独秀等也在考虑如何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问题。虽然陈独秀一开始不愿意与国民党合作，并向共产国际反映了不愿合作的理由，但是，陈独秀还是被共产国际代表所说服，表示愿意和国民党合作，并开始参加孙中山酝酿的国民党改组活动。
同陈独秀一起到苏联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四大的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也在回忆中共“三大”时指出，中共“三大”时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没有过多讨论，因为这个问题在中共“二大”和西湖会议已讨论解决。陈独秀最初是反对加入国民党的，认为国民党腐化变质分子很多，后来共产国际代表要中共加入国民党，陈独秀慢慢将自己的主张改变了。
国共合作，说者容易行者难。国共两个政党如何合作？釆取什么方式合作？开始并没有具体的考虑。
而当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方面欢迎共产党，愿意和共产党合作，但也只愿意采取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的方式，而不愿意和共产党对等实行两个党之间的合作。
为此，通过召开党的代表大会，统一全党认识，保证国共合作的顺利实行，就是中共“三大”的主要任务。
第一天上午，陈独秀主持会议，并代表上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工作报告。徐梅坤回忆，陈独秀在报告中着重谈了中共“二大”以来的革命形势和党的发展情况。
大会第二天，在讨论陈独秀报告时，激烈的讨论也就开始了。由国共合作建立联合战线到“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这是党的政治主张“重大的改变”。为了实现这一重大的改变，就要深刻阐明为什么要加入国民党的道理，统一思想认识。
大会的第三天或第四天是各地代表汇报工作。中共“三大”的大会讨论十分热烈，发言者踊跃，可以说是充分发扬了党内民主，做到了畅所欲言，不同观点和看法得以沟通交流。通过讨论，最后达成国共实行党内合作的共识。
会议的最后一天，通过各项决议案、党章和宣言。
制定党纲和党章
制定党纲和党章，是中共“三大”的一项重要议题。
通常所说的党纲和党章，可以在党章中包括党纲。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如中共“一大”，提出了一个党纲，没有党章；中共“二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正式的党章——《中国共产党章程》，没有党纲；中共“三大”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以后的中共“四大”“五大”分别对中共“二大”通过的党章进行了第二、第三次修正，但没有制定和通过党纲。中共“六大”通过了一个关于党纲的决议，决定将党纲列入中共“七大”的议事日程；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章》。中共“七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章》，把党纲作为第一部分，总纲之后再分章。这样就将党纲、党章有机统一，完美结合起来，既有明确的党纲，又有详细的党章。
中共“三大”是把党纲和党章区分开来的。因此，大会不仅通过了党纲草案，而且对党章进行了修正。
中共“三大”提出的《中國共产党党纲草案》，在最后部分即共产党之任务中，提出“中国共产党最小限度的党纲，以为目前的要求”，共有“取消帝国主义的列强与中国所订一切不平等的条约”“肃清军阀”“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权”等18项内容。
为着保证党员的质量，以适应不断高涨的革命事业发展，“三大”党章有若干重要的变动，主要是更加严格了入党手续，对于党的纪律有了更高的要求：一是对入党介绍人的条件更为严格；二是重新恢复和延长了新党员的候补期；三是更明确地规定了党员的纪律。
根据大会讨论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九人组织之，并选举候补委员五人”的规定，大会进行了选举，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
中央执行委员九名，他们是：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毛泽东、王荷波、朱少连、谭平山、项英、罗章龙。
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五名，他们是：邓中夏、徐梅坤、邓培、李汉俊、张连光。
中央执行委员会选出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五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委员长，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罗章龙为会计。
烈士墓前唱《国际歌》
在大会结束这一天，全体代表到黄花岗凭吊七十二烈士墓，庄严唱响《国际歌》。
据徐梅坤回忆，会议进行期间，代表们没有唱《国际歌》，怕被居住在会址对面逵园的华侨听见。所以，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前，由张太雷、瞿秋白教唱《国际歌》。也有资料提及，代表们在会议期间刚刚学会，会议结束时便在黄花岗烈士墓唱《国际歌》。大会最后一天，由瞿秋白领着代表们唱会议期间刚学会的《国际歌》之后，宣布会议胜利闭幕。不论是会上学还是墓前教，从现有的资料看，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唱《国际歌》，是从中共“三大”开始的。
中共“三大”代表当时唱的是瞿秋白翻译的《国际歌》中文歌词。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回忆说，1922年4月间，他和张太雷、瞿秋白三人路经广东汕头前往广州，在汕头等船之时，他们一起拟定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团章草案。当全部团纲、团章和各种决议草案终于准备好时，他们高兴得唱起了《国际歌》。达林用俄文，瞿秋白用中文，而张太雷用英文唱。可见，瞿秋白早在1922年就用中文唱国际歌了。 现行的中文《国际歌》歌词由萧三于20世纪60年代初再译定稿，但其中“International”（英特纳雄耐尔）一词保持音译不变首创于瞿秋白。
《国际歌》译成后，瞿秋白曾对曹靖华说过：“‘国际（英特纳雄耐尔）’这个词，在西欧各国文字里几乎是同音的，现在汉语用了音译，不但能唱了，更重要的是唱时可以和各国的音一致，使中国劳动人民和世界无产者得以同声相应，收万口同声、情感交融的效果。”
新一届中央委员会投入工作
新的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后，马上就投入了工作。
新当选为中央委员的罗章龙回忆，中共“三大”后，在组织方面有变化，中央各部的人员都得到充实，工委、农委比以前增加一二倍，一部分人派到国民党执行部帮助国民党改组。军事方面增加了一些人，办黄埔军校去了一些人。广州方面增加得也多，把陈延年调回来任区委书记。中央对力量薄弱的各省区党委，都重新派人去加强。
中共“三大”结束后，代表们陆续离开了广州，也有些代表停留了几天。这期间，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曾到廖仲恺家谈国共合作问题。廖仲恺是深得孙中山信任的国民党元老，在国民党中有很高的威望。更为难得的是，他对国共合作非常热心和支持。
为促成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进行合作，陈独秀和李大钊、蔡和森、谭平山、毛泽东等向孙中山提出了建立执行委员会等重要建议。中共“三大”结束后的第五天，即1923年6月25日，陈独秀、李大钊便同毛泽东等五人以国民党党员身份致信孙中山，建议国民党“在上海或广州建立强有力的执行委员会，以期合力促进党员的活动和广泛开展宣传”。
还在中共“三大”期间，毛泽东就利用休息时间，经常散步到距会址不远的培正路的简园，探望湖南老乡谭延闿，以劝说掌有兵权的谭延闿，推动实现国共合作。徐梅坤曾问过毛泽东，经常去简园干什么？毛泽东告诉他，主要是跟谭延闿谈国共合作问题，谭有兵权，耐心做谭的工作，想把他争取过来。李大钊、张太雷和徐梅坤也都去过简园，见过谭延闿。
在开展对国民党上层人士工作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对地方的国民党工作也很重视，并采取各种措施，包括由各地共产党组织出面协助筹建国民党组织的方法。所以，当国民党本部派覃振从广东去湖南时，毛泽东托覃带信给李维汉，要中共湘区委员会协助覃在湖南筹建国民党组织。
7月下旬，毛泽东离开广州去上海，代表中共中央出席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会议，进行指导。9月上旬，中共中央机关由广州迁到上海。
中共“三大”的历史功绩
中共“三大”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思想，结合中國的具体情况，确定了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促进了国共合作的形成，取得了重大的历史功绩。
毛泽东在1936年对美国记者斯诺说：“这次代表大会作出了有历史意义的决定，即参加国民党，同它合作，建立统一战线，反对北洋军阀。”
中共“三大”召开前，共产党内对国共合作在原则上基本同意，但对合作方式上存在着意见分歧，因此急需通过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讨论问题，寻求思想统一。在中共“三大”上，在共产党员是否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上展开了激烈争论。这场争论直接关系到国共合作能否实现、关系到中共提出的民主联合战线能否建成的问题。
中共“三大”通过深入的讨论和辩论，最后决定采取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这是当时能够为孙中山和国民党所接受的唯一合作方式。大会解决了革命发展中的这个重要问题，就能够在孙中山这面颇有号召力的革命旗帜下，通过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广泛发动群众，发展革命力量，加速推进民主革命的进程。这是一个双赢的结果：既有利于国民党的改造，使国民党获得新生；又有利于共产党走上更广阔的政治舞台，得到锻炼和发展。这个问题的解决，是中共“三大”的重大历史功绩。
中共“三大”对推进国共合作、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运动具有重要作用，把中共“二大”提出的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原则和西湖会议提出的党内合作形式向前推进了一步，促进了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
中共“一大”后，中国共产党根据全国的政治形势，将国共合作问题提上了议程。
这时的国民党成分复杂、组织松散，性质是资产阶级政党。1919年10月，国民党改称中国国民党。其后，其成员有所增加，但是并没有从组织上统一起来，没有制定统一的行动纲领。1922年8月，孙中山因广东军阀陈炯明叛乱而离开广州避居上海。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多次派代表对处于困境中的孙中山表示支持，同他磋商中国革命的道路和方法，商讨国共合作问题。
李大钊同孙中山多次会见，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畅谈不倦，几乎忘食。孙中山十分高兴，亲自主盟，介绍李大钊加入中国国民党。李大钊说自己是共产党员。孙中山说，这不打紧，你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
孙中山从新兴的苏俄和新生的中国共产党身上看到了新的革命希望，决心同苏联政府合作，同中国共产党人合作，并且整顿和改组国民党，但是，不接受国共两党以平等地位进行党外联合的办法，而是要求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内实行合作。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坚持国共合作，就要寻找适当的合作方式。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根据他1921年12月同孙中山会谈的情况，以及他在印尼爪哇的经验，认为中国共产党应当正视自己在组织上仍然十分弱小的现实，接受孙中山的建议。但中国共产党的大多数领导人并不赞同马林的主张，认为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共产党员加入进去，有丧失自己独立性的危险。
但马林坚持共产党同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方式，并向共产国际提出“在国民党内部开展工作”的建议。很快，共产国际批准了马林的建议。马林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回到中国，于1922年8月底在杭州西湖开会，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开始，与会者仍不赞成马林的建议。经过马林的解释和说服，经过充分讨论，会议决定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前提条件下，共产党的少数负责人先行加入国民党，同时劝说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1923年1月，孙中山在上海会晤苏俄代表越飞，26日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公开确立了国民党的联俄政策。1月30日，孙中山任命共产党员谭平山为工界宣传员，并指派陈独秀等参与组建大元帅大本营。
在此期间，在孙中山的策动下，驻留广东的滇军及桂军联合进攻陈炯明，并将其逐出广州。于是，孙中山由上海南下，2月21日重返广州。3月，成立了名为“大元帅大本营”的广州革命政府，孙中山就任大元帅。孙中山重建广东革命基地，南方的形势逐步好转。广东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也得到恢复。
在孙中山回到广东，南方的形势发生有利变化的情况下，也是在共产国际指示的要求下，陈独秀和马林再次来到广东。从北京迁回上海不久的中共中央机关，也于1923年4月底由上海迁到广州。
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接连发表文章，对“党内合作”的必要性、客观条件和策略问题作了深入的阐述，为中共“三大”的召开做了思想上、政治上的准备。
而中共“三大”面临的主要任务，便是进一步统一全党对国共合作的认识，确定国共合作的方式，以组成更广泛的民主联合战线，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
只留下墙基的会址
中共“三大”召开的地址位于广州东山。当时的东山还属郊区，较为荒僻。为安全计，负责筹备会议的广东区委临时租用了恤孤院后街31号（今为恤孤院路3号），作为秘密开会地点。
从当事人的回忆中可知，中共“三大”会址的外貌，是一幢两间两层砖木结构的普通居民住宅，东临恤孤院路，北隔瓦窑街与逵园相对。
房子及室内家具都是中共广东区委临时租借来的，十分简陋。室内没有电灯、自来水、厨房、浴室和厕所。每天洗脸，是从屋内一个大水缸里取水，水是从外边挑来的。晚上用的是煤油灯、洋蜡，有的代表则自备手电筒。
会议室中央，摆放了一张已褪色似带红的西餐式长餐台。楼底的中部吊了一盏煤油灯。台子的南北两端，各放置一张小方凳，分别为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席位。陈独秀的身旁是李大钊。马林的身旁，有张太雷做翻译。长桌的东西两侧，则放着一列长条凳，供代表们就座。
广州6月，天气灼热。中共“三大”开会时，四十名代表以及列席会议者、相关工作人员等几十人，就挤在这座狭窄而没有电风扇的房子里。好在开会时把门窗打开通风，还不觉得十分闷热。
徐梅坤回忆说：毛泽东穿得很朴素，经常穿一件很旧的湖南蓝布长袖的长衫，而且似有补丁。开会期间的天气实在闷热，毛泽东经常脱了长衫，只穿白粗布短衫开会。他穿一双普通的黑皮鞋，头发是从中间分开两边的，头发较长，披在近耳朵边上。会议期间，毛泽东表现活跃，经常和蔡和森等发生长时间辩论。“最激烈时，毛甚至要站起来讲话。”
现在的中共“三大”會址，在一个小小的十字路口边上，树立了一面长约三至四米的褚红大理石墙，上面镌刻着“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十六个行楷大字和“全中国国民革命者联合起来”的口号。
熟悉历史的人们都会知道“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句著名的口号。“全中国国民革命者联合起来”的口号，也应该是从前者演绎而来的。两者的区别就是“无产者”和“国民革命者”的不同。“国民革命”这个概念的最初提出，在1906年制定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是与此前的“英雄革命”相对而言的，是孙中山对他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政治表达。由“英雄革命”到“国民革命”，由重视英雄到重视国民，这是孙中山的一个很大的进步。
中国共产党人接过了这一口号。中共“三大”正式提出了“国民革命”的口号，并赋予新的含义，科学地阐述了国民革命的性质和任务、步骤和前途，反映了国共两党和全国人民共同进行革命的意志和愿望，在大革命浪潮中发挥了唤起并团结民众的重大作用。中共“三大”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在1923年8月1日发表的《对于时局之主张》中的最后一句口号，就是“全中国国民革命者联合起来”。这不愧为是一条符合当时中国实际、带有统一战线作用、能够团结更多革命者的口号，也是能够体现中共“三大”宗旨的口号。 沿新河浦路方向下行约五六十米，是一碧透小河湾，湾上一道小石桥。河边一连三栋外形一模一样的西式小洋楼，即为春园。中间一栋，就是当年中共中央在广州办公的地点，陈独秀、张太雷、瞿秋白、毛泽东、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都曾在其二楼住过。老广州人讲，当年春园前的小河是通珠江的，孙中山经常直接从珠江乘了船，来到春园，与陈独秀等人商谈两党合作……
大会的议题和议程
中共“三大”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国共合作问题。
关于国共合作的问题，在中共“三大”前就已经提出。在1922年1月召开的远东大会上提出建立反帝统一战线的问题。列宁在会上关于国共合作的提议，国共双方代表对合作的态度，都在会后反馈到国共双方领导层。
在中共方面，陈独秀等也在考虑如何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问题。虽然陈独秀一开始不愿意与国民党合作，并向共产国际反映了不愿合作的理由，但是，陈独秀还是被共产国际代表所说服，表示愿意和国民党合作，并开始参加孙中山酝酿的国民党改组活动。
同陈独秀一起到苏联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四大的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也在回忆中共“三大”时指出，中共“三大”时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没有过多讨论，因为这个问题在中共“二大”和西湖会议已讨论解决。陈独秀最初是反对加入国民党的，认为国民党腐化变质分子很多，后来共产国际代表要中共加入国民党，陈独秀慢慢将自己的主张改变了。
国共合作，说者容易行者难。国共两个政党如何合作？釆取什么方式合作？开始并没有具体的考虑。
而当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方面欢迎共产党，愿意和共产党合作，但也只愿意采取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的方式，而不愿意和共产党对等实行两个党之间的合作。
为此，通过召开党的代表大会，统一全党认识，保证国共合作的顺利实行，就是中共“三大”的主要任务。
第一天上午，陈独秀主持会议，并代表上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工作报告。徐梅坤回忆，陈独秀在报告中着重谈了中共“二大”以来的革命形势和党的发展情况。
大会第二天，在讨论陈独秀报告时，激烈的讨论也就开始了。由国共合作建立联合战线到“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这是党的政治主张“重大的改变”。为了实现这一重大的改变，就要深刻阐明为什么要加入国民党的道理，统一思想认识。
大会的第三天或第四天是各地代表汇报工作。中共“三大”的大会讨论十分热烈，发言者踊跃，可以说是充分发扬了党内民主，做到了畅所欲言，不同观点和看法得以沟通交流。通过讨论，最后达成国共实行党内合作的共识。
会议的最后一天，通过各项决议案、党章和宣言。
制定党纲和党章
制定党纲和党章，是中共“三大”的一项重要议题。
通常所说的党纲和党章，可以在党章中包括党纲。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如中共“一大”，提出了一个党纲，没有党章；中共“二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正式的党章——《中国共产党章程》，没有党纲；中共“三大”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以后的中共“四大”“五大”分别对中共“二大”通过的党章进行了第二、第三次修正，但没有制定和通过党纲。中共“六大”通过了一个关于党纲的决议，决定将党纲列入中共“七大”的议事日程；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章》。中共“七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章》，把党纲作为第一部分，总纲之后再分章。这样就将党纲、党章有机统一，完美结合起来，既有明确的党纲，又有详细的党章。
中共“三大”是把党纲和党章区分开来的。因此，大会不仅通过了党纲草案，而且对党章进行了修正。
中共“三大”提出的《中國共产党党纲草案》，在最后部分即共产党之任务中，提出“中国共产党最小限度的党纲，以为目前的要求”，共有“取消帝国主义的列强与中国所订一切不平等的条约”“肃清军阀”“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权”等18项内容。
为着保证党员的质量，以适应不断高涨的革命事业发展，“三大”党章有若干重要的变动，主要是更加严格了入党手续，对于党的纪律有了更高的要求：一是对入党介绍人的条件更为严格；二是重新恢复和延长了新党员的候补期；三是更明确地规定了党员的纪律。
根据大会讨论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九人组织之，并选举候补委员五人”的规定，大会进行了选举，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
中央执行委员九名，他们是：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毛泽东、王荷波、朱少连、谭平山、项英、罗章龙。
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五名，他们是：邓中夏、徐梅坤、邓培、李汉俊、张连光。
中央执行委员会选出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五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委员长，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罗章龙为会计。
烈士墓前唱《国际歌》
在大会结束这一天，全体代表到黄花岗凭吊七十二烈士墓，庄严唱响《国际歌》。
据徐梅坤回忆，会议进行期间，代表们没有唱《国际歌》，怕被居住在会址对面逵园的华侨听见。所以，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前，由张太雷、瞿秋白教唱《国际歌》。也有资料提及，代表们在会议期间刚刚学会，会议结束时便在黄花岗烈士墓唱《国际歌》。大会最后一天，由瞿秋白领着代表们唱会议期间刚学会的《国际歌》之后，宣布会议胜利闭幕。不论是会上学还是墓前教，从现有的资料看，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唱《国际歌》，是从中共“三大”开始的。
中共“三大”代表当时唱的是瞿秋白翻译的《国际歌》中文歌词。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回忆说，1922年4月间，他和张太雷、瞿秋白三人路经广东汕头前往广州，在汕头等船之时，他们一起拟定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团章草案。当全部团纲、团章和各种决议草案终于准备好时，他们高兴得唱起了《国际歌》。达林用俄文，瞿秋白用中文，而张太雷用英文唱。可见，瞿秋白早在1922年就用中文唱国际歌了。 现行的中文《国际歌》歌词由萧三于20世纪60年代初再译定稿，但其中“International”（英特纳雄耐尔）一词保持音译不变首创于瞿秋白。
《国际歌》译成后，瞿秋白曾对曹靖华说过：“‘国际（英特纳雄耐尔）’这个词，在西欧各国文字里几乎是同音的，现在汉语用了音译，不但能唱了，更重要的是唱时可以和各国的音一致，使中国劳动人民和世界无产者得以同声相应，收万口同声、情感交融的效果。”
新一届中央委员会投入工作
新的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后，马上就投入了工作。
新当选为中央委员的罗章龙回忆，中共“三大”后，在组织方面有变化，中央各部的人员都得到充实，工委、农委比以前增加一二倍，一部分人派到国民党执行部帮助国民党改组。军事方面增加了一些人，办黄埔军校去了一些人。广州方面增加得也多，把陈延年调回来任区委书记。中央对力量薄弱的各省区党委，都重新派人去加强。
中共“三大”结束后，代表们陆续离开了广州，也有些代表停留了几天。这期间，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曾到廖仲恺家谈国共合作问题。廖仲恺是深得孙中山信任的国民党元老，在国民党中有很高的威望。更为难得的是，他对国共合作非常热心和支持。
为促成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进行合作，陈独秀和李大钊、蔡和森、谭平山、毛泽东等向孙中山提出了建立执行委员会等重要建议。中共“三大”结束后的第五天，即1923年6月25日，陈独秀、李大钊便同毛泽东等五人以国民党党员身份致信孙中山，建议国民党“在上海或广州建立强有力的执行委员会，以期合力促进党员的活动和广泛开展宣传”。
还在中共“三大”期间，毛泽东就利用休息时间，经常散步到距会址不远的培正路的简园，探望湖南老乡谭延闿，以劝说掌有兵权的谭延闿，推动实现国共合作。徐梅坤曾问过毛泽东，经常去简园干什么？毛泽东告诉他，主要是跟谭延闿谈国共合作问题，谭有兵权，耐心做谭的工作，想把他争取过来。李大钊、张太雷和徐梅坤也都去过简园，见过谭延闿。
在开展对国民党上层人士工作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对地方的国民党工作也很重视，并采取各种措施，包括由各地共产党组织出面协助筹建国民党组织的方法。所以，当国民党本部派覃振从广东去湖南时，毛泽东托覃带信给李维汉，要中共湘区委员会协助覃在湖南筹建国民党组织。
7月下旬，毛泽东离开广州去上海，代表中共中央出席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会议，进行指导。9月上旬，中共中央机关由广州迁到上海。
中共“三大”的历史功绩
中共“三大”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思想，结合中國的具体情况，确定了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促进了国共合作的形成，取得了重大的历史功绩。
毛泽东在1936年对美国记者斯诺说：“这次代表大会作出了有历史意义的决定，即参加国民党，同它合作，建立统一战线，反对北洋军阀。”
中共“三大”召开前，共产党内对国共合作在原则上基本同意，但对合作方式上存在着意见分歧，因此急需通过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讨论问题，寻求思想统一。在中共“三大”上，在共产党员是否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上展开了激烈争论。这场争论直接关系到国共合作能否实现、关系到中共提出的民主联合战线能否建成的问题。
中共“三大”通过深入的讨论和辩论，最后决定采取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这是当时能够为孙中山和国民党所接受的唯一合作方式。大会解决了革命发展中的这个重要问题，就能够在孙中山这面颇有号召力的革命旗帜下，通过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广泛发动群众，发展革命力量，加速推进民主革命的进程。这是一个双赢的结果：既有利于国民党的改造，使国民党获得新生；又有利于共产党走上更广阔的政治舞台，得到锻炼和发展。这个问题的解决，是中共“三大”的重大历史功绩。
中共“三大”对推进国共合作、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运动具有重要作用，把中共“二大”提出的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原则和西湖会议提出的党内合作形式向前推进了一步，促进了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