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日，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先生因脑溢血医治无效，在该国首都塔什干不幸逝世，享年78岁。次日，习近平主席发去唁电，称他为“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的缔造者”“中国人民的真诚朋友”。我曾经有幸作为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4年8个月，卡里莫夫先生对中国人民真诚的一副副画面，清晰地重现在我眼前。

　　非凡的经历
　　乌兹别克斯坦有四五千年文明史，历来被称作“中亚之中心”。古代丝绸之路，在中亚“直穿乌兹别克斯坦而过”。在苏联时期，就整体综合实力而言，在俄罗斯、乌克兰“老大”“老二”之后，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三个加盟共和国难分伯仲，并列苏联“老三”。
　　1999年11月上旬，卡里莫夫总统访华期间，我作为驻乌大使、陪同团团长向江主席汇报时，他说：“你们部里写的总统履历表我看过了，面面俱到，大使可否用三言两语，作个印象深刻的概括。”我对江主席说，总统的经历非凡，可谓是个“全才”：读过两个大学，一个是工学院，另一个是国民经济学院;当过财政部长、计委主席、副总理、一个大州的第一把手，50岁那年，当上苏联一个重要加盟共和国——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第一书记，苏联解体后，即当选为乌兹别克斯坦总统，之后，一直连选连任（注：直到逝世时，4次任乌兹别克斯坦总统，是首位，也是至今该国唯一一位总统，在乌兹别克斯坦大地上，任第一把手长达27年）。他在俄罗斯氛围长大，俄语讲得很棒，口才出众，能言善辩。
　　“中国领导人是我为数不多的朋友”
　　卡里莫夫总统4次访问过中国，6次来华参加庆典和国际会议。
　　卡里莫夫总统授给我乌兹别克斯坦友谊勋章时动情地说：“这既是对大使为发展乌中友谊所做贡献的褒奖，也是对乌中伟大友谊的称颂。”还说：“我的朋友不多，中国领导人是我本人为数不多的朋友。”总统与我私下交谈时，又多次清晰地表达过这层意思。我理解，总统所说的“朋友”，指本真意义上的朋友，以真为贵。中国领导人在这位总统心目中，真诚，真心，真知，真践行，完全值得信赖。
　　1997年2月18日，我到塔什干履新。次日，邓小平同志在北京不幸逝世。当天，在欢迎立陶宛总统访乌的国宴上，卡里莫夫总统致辞时，脱稿对中国这位杰出领导人表示沉痛的哀悼。使馆设灵堂后，他立即派二三把手——议长、总理来吊唁。议长向我面交了总统的唁函。信中说：“邓小平先生是乌兹别克斯坦各族人民的真诚朋友。我当选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后不久就前往中国访问，当时最大的愿望是见一见这位伟人，可惜的是，他践行‘全退’这一诺言，因此未能如愿以偿。”又说：“邓小平先生站在历史发展进程的前头，以非凡的勇气和毅力，引领中国进行改革开放，为国家开辟出一片新天地。”
　　卡里莫夫总统与我国领导人多次举行会见，我作为外交部主管乌兹别克斯坦的欧亚司负责官员和驻乌大使，曾有幸参加十多次。总统给我留下的印象极深，终生难忘：睿智，坦诚，务实，沉稳，富有战略眼光。他总是从大处着眼，不拘泥于细节;字字中的而不冗长;语句深刻而不深奥。江主席同总统很谈得来。有一次，他们本已进行了小范围会见和大组会谈，但江主席仍感意犹未尽，后来在中南海瀛台（当年囚禁光绪帝之地）又单独会见和宴请一次。朱镕基总理见到卡里莫夫时风趣地说：“总统阁下这次来华，享受到中国皇帝客人的待遇，这在来华的外国领导人中，可谓绝无仅有。”总统与我国领导人的谈话要点，我试作如下归纳：
　　一、台湾是中国的神圣领土，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这一立场是明确的，坚定的，从来没有过一丝一毫动摇。在乌中建交公报中，有这么一层意思，对乌兹别克斯坦与台湾发展民间关系和非官方经贸关系，中方不持异议。虽然如此，我仍然明确指示我国各有关部门，连与台湾的民间关系和非官方经贸关系，我国也不应建立，因为居心不良的政治人物会对此加以利用，以达到其某种政治目的。
　　二、极端主义、分离主义是世界性毒瘤，在中亚、中东及中国新疆，其毒害犹为显著。有一次，应我国领导人的请求，卡里莫夫花了一个小时介绍世界极端主义、分离主义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他指出，这两股势力的滋生，既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又有当今的“政治实用价值”，只会越演越烈，越来越暴力化、国际化。卡里莫夫与我国领导人交谈时，还多次主动介绍这两股势力在中亚、中东两大地区活动的具体情况，并说出对其实施打击的思路与措施。
　　1997年3月11日，卡里莫夫总统接受我所递交的国书后，与我进行了长时间交谈。他强调随时随地警惕、防范极端主义、分离主义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指出其破坏行动是有形的，易为人们重视，而在思想上对人们的侵蚀作用，常被忽视，这是很危险的。
　　后来事态的发展表明，这位乌兹别克领导人的预见是正确的，他提出的措施是有效的。
　　三、乌兹别克斯坦外交的基本方向，是卡里莫夫与我国领导人交谈的主要内容之一。他解释说，从乌兹别克斯坦的基本国情和所处的国际环境出发，只能在大国（指美、俄）之间搞平衡。在立国之初，政府急需大量资金，放眼世界，俄罗斯靠不上，你们中国目前也帮不上大忙，除了靠美国和西方国家，另无他选。难怪希拉里·克林顿作为国务卿访问乌兹别克斯坦时，卡里莫夫总统和夫人亲往机场迎送，并陪同她到外地参观访问。这种非同寻常的举动，一时间震惊了外国驻乌使节。
　　对于俄罗斯，卡里莫夫总是用一种隐讳语言讲，让我国领导人既听得懂其真意，又不至于感到太直露。乌兹别克人在帝俄、苏联生活了两三百年，卡里莫夫在苏联这个国家生活、工作了53年，他对俄罗斯、对俄罗斯领导人的了解与认识，比绝大多数外国领导人要实在得多，深刻得多。我在场听后，屡屡感到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关系总是在卡里莫夫视野之中，是其对外关系中最重要、最棘手的问题之一，有的时候甚至没有“之一”。

　　四、卡里莫夫与我国领导人交谈时，一般不议论俄罗斯领导人，偶尔提及，讲得也颇为正面。新千年到来前一天，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提前把位子让给普京，卡里莫夫认为此举“完全正确”，连连使出“强者之举”“勇者之举”等点赞之语。对于普京总统，这位乌兹别克领导人的赞美更是溢于言表。他说，普京的魅力在于其坦诚、坚韧、持之以恒，而俄罗斯的复兴，从此就与“普京”这个名字紧密相连。
　　不苟言笑背后的温馨
　　卡里莫夫给人的印象是不苟言笑，严肃有余，人情味不足。不过，我曾多次零距离近距离观察过他，感到他挺有人情味，也不乏幽默感。在我的日记里，记下了不少关于他的生动实例，现选出一些与读者朋友们分享。
　　一、2001年1月31日，是总统63岁生日。乌报界友人阿洛事先告诉我，63岁在乌兹别克人心目中，是个大日子，被称作“先知之年”。他建议我在贺信中写上“祝总统阁下进入先知之年”一语，说总统看到后肯定会感到特别高兴的。3天过后，他一见到我就高兴地说：“我成了先知啦，可惜还没有‘修行’到这一天。”他思索了一会儿又说：“大使先生与我同龄，只是小一点儿，等到您生日时，我也祝您进入先知之年。”
　　二、我递交国书后与总统交谈时，称乌兹别克斯坦为“三金（黄金、棉花——白金、天然气——兰金）之国”，并说，我们两国目前这“三金”产量不相上下，但按人均算，我国只有乌兹别克斯坦的2%。卡里莫夫听后直摇头，谦和地说：“一国之力，不看人均，绝对值才是硬标准。”总统一说完，便站起来与我再次热烈握手，祝愿中国的“三金”一两年就翻番。
　　三、1999年底卡里莫夫访华时，李鹏委员长宴请他和夫人结束后，问夫人是否去过北京友谊商店购物。我真没想到，总统抢先这样回答：“她呀，一进商店就出不来啦，可是，我们家呢，每月的‘预算’不算太大！”此话一出，宾主夫妇4人便哈哈大笑起来。
　　四、总统夫妇参观故宫时，我作为陪同团团长，一直紧随其后，听到不少趣事。当讲解员讲到《光明正大》一匾的掌故（皇帝把继承人的名字写出两份，一份藏于此匾后面，一份自己放在身边）时，他便得意洋洋地对夫人说：“中国皇帝倒是给我们提了个醒。看来，我也该找找接班人啦，到时候我也写出其名字，分成两份，一份留在身边，另一份则藏在家中。”稍停顿一下又说：“塔季扬娜·阿克巴洛芙娜（夫人的名字与父名，尊称），您回家后仔细琢磨琢磨，看藏在什么地方为好。”当讲解员讲到《日陞月恒》一匾的掌故（指皇帝治国昌隆，皇后则常伴君侧，此匾立于帝后寝宫）时，卡里莫夫对夫人悄悄地说：“这是对咱们俩最良好的祝福！”在故宫后花园，讲解员讲了两棵古柏“连理枝”的掌故，总统一听便兴奋地对夫人说：“这两棵古柏不就是咱们俩吗？赶快照张相片，以便立此存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