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陆川记录了那座濒死之城下，普通甚至卑贱的他们，在生命无选择的最后时刻，画出的人生暗夜里最绚烂的那道弧线。可是，这些原型可考的中国脸孔，代表了那段历史的真实气质吗？
“这是一部讲日本人的电影。”电影《南京！南京！》刚结束，一名30岁左右的男性观众自语般地向同伴嘟囔着，从座位上站起来，他边走边继续分析，“它刻画一个日本兵的心理比描写中国人细腻多了！——但这样的效果反而好。”
自4月15日，电影《南京！南京！》在北京5家影院点映始，陆川这部酝酿4年多的“新生儿”终于公示天下。
片尾长长的字幕在音乐中缓慢滚动，观众席中有近一半人还坐在原位，似乎无法一下从影片巨大的冲击中解脱出来，灯光下，一位衣着时尚的女孩仍在拭泪，她的抽泣声从影片下半场起就没有停止。
导演陆川在自己的博客中描述，类似的场景也出现在随后几个城市的首映礼上：
北京点映五场变成十场，全部满票。走进每个影厅，满满的都是观众，非常激动。
杭州，大会堂两千人，进来了两千三四百人。当片尾音乐响起，观众席上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我们走上舞台的时候，杭州观众竟然冲向舞台，现场失控的状况不像是一台电影，而是一台演唱会。
上海，四家影院票销售一空，全部自发买票，吴总称这也是中宣部推荐国产片中从未有过的惊人效果……
这是陆川在影片亮相前不敢设想的景象。
《南京！南京！》让中国观众既熟悉又感到陌生。72年前的屠城历史，是每一个中国公民从小学起就从教科书中获得的集体记忆；而电影中那段历史里的中国军人陆剑雄、金陵女子学院教师姜淑云、南京普通家庭唐天祥夫妇、孩子小豆子、妓女小江，还有日本士兵角川正雄等等形象和他们的故事，却仿佛是第一次遭遇般，轰然震动了每一个观影的中国人。
陆川和主创人员强调，这部电影讲述的是“中国人的抵抗和自我拯救”。
而《南京！南京！》和以往同题材影片最大的不同，是以侵略国的一名普通士兵角川正雄的视角作为贯穿全片的线索，从他的视线展现中国人在屠杀下的惨烈与自救。
尽管历史去今已有70余年，可让日本士兵表现出“普通人”的一面，在中国当下的公众心态中依然是一个颇为冒险的尝试。
日本人的视角“是创作技巧需要”
“我最担心这个片子会引起很大的争议，导致电影提前下片”，在《南京！南京！》放映前的采访中，陆川仍不能确定广大的中国观众是否接受这样的讲述。
20出头的角川正雄被队友称为“读过书的人”，到中国前，他在日本的教会读书，受了日本爱国主义的教育后，这个纯真敏感而且涉世未深的年轻人来到了中国的战场。那时的他，喝完汽水都会绽放出满足的笑容，当他从日本慰安妇“百合子”的屋子中经历了第一次性爱出来后，认真地说，“我要娶她做我的妻子”。
这是我们没有见过的日本士兵形象。陆川解释说，其实所有战争中都有一群向善的人，在日本老兵的日记里他也看到不少这样的记录。“我之所以把日本人还原成普通人，是因为普通人做了这样的事情才可怕。如果电影一开始就判断日本人是坏人，那么《南京！南京！》就是自娱自乐的一部电影。”
其实选择日本士兵的视角，也是现实使然。2005年，陆川为电影搜集资料，他发现，“我们在讲述这段历史的时候总是带着一个哭腔，在哭诉。”时年34岁的导演看得完全没感觉，“塞一肚子愤怒，都不想拍了”，他试图“带着一种理性的态度去分析这段历史”，屠杀、奸淫，它是一场战争的副产品。而对当下来说，什么是有价值的？
“70年后，我们反思这场战争，得有一个机会是从另一个角度去看，才不会沉迷在自己的苦痛、呐喊、呻吟中”。大量的日本老兵回忆录和日记，使陆川无法忽略活生生的另一半事件主体。在那些文字中，他们平静地讲述亲历屠杀的细枝末节，鲜见忏悔，更多似甜蜜的回忆。
年轻的导演震惊于，一个普通的人，如何在战争环境下一步步成为了虐杀的野兽？“我想去展现、去还原，在那样一场战争中，那样废墟中，人性在战争中的恶能够极致到什么地步？人性在那样的冰冷和邪恶中，能否拯救和自我拯救？”陆川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他想给予电影的思考。
可是，让日本士兵作成一个普通的甚至有良知的人，对于拥有集体伤痛记忆的中国观众来说，绝对是吃力不讨好的思路。
陆川也意识到了，为避免可能引发的民族情绪，他必须为电影做更多的解释。在很多的采访中，他都提到，作为军校毕业的军官，自己拥有毋庸置疑的爱国热情和行为，“拍日本人这条线时，我有非常复杂的情感。可我有一个核心的思想，要尊重对手……”
他甚至将中国人的视角改为日本士兵，比喻成只不过“是用竹签还是铁线串羊肉”的不同，“事实上主料‘羊肉’是一样的”。
影片的结尾，日本士兵角川放走了两名中国人，并开枪自杀。这个情节更是难以被许多中国观众接受，他们在网络上展开讨论，认为这样“太美化日本人了！”
陆川承认在史料记载中，“大部分参战的日本老兵，在内心中是没有罪恶感的”，他解释之所以这样的安排，它更多反映了自己对战争的反思：角川的崩溃其实是战争强压在一个普通人身上的表现。
“这个结尾给中国以外的观众看时，他们都接受角川最后会自杀。”陆川说，是否接受这样的结局“其实就是——我们能不能把日本人当人来看？”
导演说，角川在他心目中的地位跟其他人是平等的。选择角川作为贯穿电影的线索人物，只是从创作技巧上需要由他来贯穿整部电影，这样创作剧本比较方便。尽管如此，陆川仍然把这条线索拉得小心翼翼，他强调说，在电影里“中国人还是绝对的主角，日本人的戏份才四分之一”。
“30万”数字下一张张中国普通人的脸
之所以想拍摄南京大屠杀的题材，源自2005年初，看过《可可西里》的美国投资方曾找到陆川，想让他做一个“亚洲版的‘辛德勒名单’”，剧本的主要内容是拉贝如何拯救中国人。
陆川因此花了两三个月查阅资料，却发现，大多数史料说的都是日本人在做什么，以及德国人、美国人甚至俄罗斯人怎么救中国人的，可中国人做了什么却很少提及。于是，他决定放弃德国人拯救中国人的剧本，去拍他心目中关于南京的电影，“在这个电影中重新为中国人立传！同时也认真地去面对日本人。”
在后来的多次采访中，陆川都提到“中国人脸孔”的产生过程。在看了大量的资料后，陆川只花了十几天，就在家里完成了剧本的初稿。同时他把那些相关的资料做了一个汇编和很多卡片，摄影师曹郁看完以后对他说，这电影其实就是一张张中国人的脸。
当初或许不经意的话，却让导演找到了他要在电影中最强烈想表达的方向：我特别想通过《南京！南京！》恢复当时中国人的面目。他发现，南京大屠杀题材会让很多人不想看这个电影，因为觉得无非就是中国人被杀。“我们特别想表现那些被刻意隐瞒的事情，70年过去了，现在你给我说出30万受难者里三个人的名字来，别说三个了，一个你都说不出来。”
事实上，在过去国产同题材影片中，当然有普通中国人的面孔。1988年罗冠群导演的《屠城血证》，是中国第一部表现南京大屠杀的影片，罗冠群在国内的史料中找到的“几乎都是被动的受难者”。为了表现中国人的气节，他虚构了照相馆老板一家奋勇反抗日本士兵的故事；1995年，吴子牛执导《南京1937》时，他已意识到不能“从血腥到血腥，从悲凉到悲凉”，为了顾及中日关系，要将“日本人民和嗜杀的日本士兵”区分开，他把主人公的妻子设计为一位日本人，让她和中国丈夫共同经历了7周的屠城，并生下一个叫“南京”的中日混血儿。
两部饱含寓意却主观杜撰的影片，都没有给观众及影坛留下多少可书之处，也逐渐淡出大家的记忆。
让陆川对《南京！南京！》尤为自信的，是影片里每一个主要的中国人角色都有原型出处，包括那个最后活下来的小豆子。“可能我比要拍这个题材的其他中国导演最大的优势，就是看了特别多的日本兵日记。”
“在《南京！南京！》里，从主角到那一张张沉默的中国人的脸，我特别想让观众能够去凝视他们一次。从摄影、美术、化妆到服装等部门，在对待群众演员的造型上，给予了他们和主演一样的对待。” 为了让每一个个体都是鲜活而独立，陆川对服化的要求是：每一张脸都不一样，每一件军服都有细微的差异。“当时选了二百多人，每个人都做造型，再拍照片，下次按照片来做造型。”
从电影里，也很容易地看到导演的这个创作意愿，不论是主角陆剑雄、小豆子，还是在被集体屠杀时，那些没有一句台词的中国士兵们；不论是妓女代表小江，还是一个个主动站出来去做慰安妇的南京的年轻女孩们……陆川都毫不犹豫地推给特写，把他们放大、停留在巨大的银幕上，也逼迫进了每一个观影者的记忆。
“这一点很难达到，也很累。”陆川说。
被放大的“抵抗”与“救赎”
其实，屠城下普通人的脸孔，在2007年更真实地出现在美国导演比尔
“这是一部讲日本人的电影。”电影《南京！南京！》刚结束，一名30岁左右的男性观众自语般地向同伴嘟囔着，从座位上站起来，他边走边继续分析，“它刻画一个日本兵的心理比描写中国人细腻多了！——但这样的效果反而好。”
自4月15日，电影《南京！南京！》在北京5家影院点映始，陆川这部酝酿4年多的“新生儿”终于公示天下。
片尾长长的字幕在音乐中缓慢滚动，观众席中有近一半人还坐在原位，似乎无法一下从影片巨大的冲击中解脱出来，灯光下，一位衣着时尚的女孩仍在拭泪，她的抽泣声从影片下半场起就没有停止。
导演陆川在自己的博客中描述，类似的场景也出现在随后几个城市的首映礼上：
北京点映五场变成十场，全部满票。走进每个影厅，满满的都是观众，非常激动。
杭州，大会堂两千人，进来了两千三四百人。当片尾音乐响起，观众席上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我们走上舞台的时候，杭州观众竟然冲向舞台，现场失控的状况不像是一台电影，而是一台演唱会。
上海，四家影院票销售一空，全部自发买票，吴总称这也是中宣部推荐国产片中从未有过的惊人效果……
这是陆川在影片亮相前不敢设想的景象。
《南京！南京！》让中国观众既熟悉又感到陌生。72年前的屠城历史，是每一个中国公民从小学起就从教科书中获得的集体记忆；而电影中那段历史里的中国军人陆剑雄、金陵女子学院教师姜淑云、南京普通家庭唐天祥夫妇、孩子小豆子、妓女小江，还有日本士兵角川正雄等等形象和他们的故事，却仿佛是第一次遭遇般，轰然震动了每一个观影的中国人。
陆川和主创人员强调，这部电影讲述的是“中国人的抵抗和自我拯救”。
而《南京！南京！》和以往同题材影片最大的不同，是以侵略国的一名普通士兵角川正雄的视角作为贯穿全片的线索，从他的视线展现中国人在屠杀下的惨烈与自救。
尽管历史去今已有70余年，可让日本士兵表现出“普通人”的一面，在中国当下的公众心态中依然是一个颇为冒险的尝试。
日本人的视角“是创作技巧需要”
“我最担心这个片子会引起很大的争议，导致电影提前下片”，在《南京！南京！》放映前的采访中，陆川仍不能确定广大的中国观众是否接受这样的讲述。
20出头的角川正雄被队友称为“读过书的人”，到中国前，他在日本的教会读书，受了日本爱国主义的教育后，这个纯真敏感而且涉世未深的年轻人来到了中国的战场。那时的他，喝完汽水都会绽放出满足的笑容，当他从日本慰安妇“百合子”的屋子中经历了第一次性爱出来后，认真地说，“我要娶她做我的妻子”。
这是我们没有见过的日本士兵形象。陆川解释说，其实所有战争中都有一群向善的人，在日本老兵的日记里他也看到不少这样的记录。“我之所以把日本人还原成普通人，是因为普通人做了这样的事情才可怕。如果电影一开始就判断日本人是坏人，那么《南京！南京！》就是自娱自乐的一部电影。”
其实选择日本士兵的视角，也是现实使然。2005年，陆川为电影搜集资料，他发现，“我们在讲述这段历史的时候总是带着一个哭腔，在哭诉。”时年34岁的导演看得完全没感觉，“塞一肚子愤怒，都不想拍了”，他试图“带着一种理性的态度去分析这段历史”，屠杀、奸淫，它是一场战争的副产品。而对当下来说，什么是有价值的？
“70年后，我们反思这场战争，得有一个机会是从另一个角度去看，才不会沉迷在自己的苦痛、呐喊、呻吟中”。大量的日本老兵回忆录和日记，使陆川无法忽略活生生的另一半事件主体。在那些文字中，他们平静地讲述亲历屠杀的细枝末节，鲜见忏悔，更多似甜蜜的回忆。
年轻的导演震惊于，一个普通的人，如何在战争环境下一步步成为了虐杀的野兽？“我想去展现、去还原，在那样一场战争中，那样废墟中，人性在战争中的恶能够极致到什么地步？人性在那样的冰冷和邪恶中，能否拯救和自我拯救？”陆川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他想给予电影的思考。
可是，让日本士兵作成一个普通的甚至有良知的人，对于拥有集体伤痛记忆的中国观众来说，绝对是吃力不讨好的思路。
陆川也意识到了，为避免可能引发的民族情绪，他必须为电影做更多的解释。在很多的采访中，他都提到，作为军校毕业的军官，自己拥有毋庸置疑的爱国热情和行为，“拍日本人这条线时，我有非常复杂的情感。可我有一个核心的思想，要尊重对手……”
他甚至将中国人的视角改为日本士兵，比喻成只不过“是用竹签还是铁线串羊肉”的不同，“事实上主料‘羊肉’是一样的”。
影片的结尾，日本士兵角川放走了两名中国人，并开枪自杀。这个情节更是难以被许多中国观众接受，他们在网络上展开讨论，认为这样“太美化日本人了！”
陆川承认在史料记载中，“大部分参战的日本老兵，在内心中是没有罪恶感的”，他解释之所以这样的安排，它更多反映了自己对战争的反思：角川的崩溃其实是战争强压在一个普通人身上的表现。
“这个结尾给中国以外的观众看时，他们都接受角川最后会自杀。”陆川说，是否接受这样的结局“其实就是——我们能不能把日本人当人来看？”
导演说，角川在他心目中的地位跟其他人是平等的。选择角川作为贯穿电影的线索人物，只是从创作技巧上需要由他来贯穿整部电影，这样创作剧本比较方便。尽管如此，陆川仍然把这条线索拉得小心翼翼，他强调说，在电影里“中国人还是绝对的主角，日本人的戏份才四分之一”。
“30万”数字下一张张中国普通人的脸
之所以想拍摄南京大屠杀的题材，源自2005年初，看过《可可西里》的美国投资方曾找到陆川，想让他做一个“亚洲版的‘辛德勒名单’”，剧本的主要内容是拉贝如何拯救中国人。
陆川因此花了两三个月查阅资料，却发现，大多数史料说的都是日本人在做什么，以及德国人、美国人甚至俄罗斯人怎么救中国人的，可中国人做了什么却很少提及。于是，他决定放弃德国人拯救中国人的剧本，去拍他心目中关于南京的电影，“在这个电影中重新为中国人立传！同时也认真地去面对日本人。”
在后来的多次采访中，陆川都提到“中国人脸孔”的产生过程。在看了大量的资料后，陆川只花了十几天，就在家里完成了剧本的初稿。同时他把那些相关的资料做了一个汇编和很多卡片，摄影师曹郁看完以后对他说，这电影其实就是一张张中国人的脸。
当初或许不经意的话，却让导演找到了他要在电影中最强烈想表达的方向：我特别想通过《南京！南京！》恢复当时中国人的面目。他发现，南京大屠杀题材会让很多人不想看这个电影，因为觉得无非就是中国人被杀。“我们特别想表现那些被刻意隐瞒的事情，70年过去了，现在你给我说出30万受难者里三个人的名字来，别说三个了，一个你都说不出来。”
事实上，在过去国产同题材影片中，当然有普通中国人的面孔。1988年罗冠群导演的《屠城血证》，是中国第一部表现南京大屠杀的影片，罗冠群在国内的史料中找到的“几乎都是被动的受难者”。为了表现中国人的气节，他虚构了照相馆老板一家奋勇反抗日本士兵的故事；1995年，吴子牛执导《南京1937》时，他已意识到不能“从血腥到血腥，从悲凉到悲凉”，为了顾及中日关系，要将“日本人民和嗜杀的日本士兵”区分开，他把主人公的妻子设计为一位日本人，让她和中国丈夫共同经历了7周的屠城，并生下一个叫“南京”的中日混血儿。
两部饱含寓意却主观杜撰的影片，都没有给观众及影坛留下多少可书之处，也逐渐淡出大家的记忆。
让陆川对《南京！南京！》尤为自信的，是影片里每一个主要的中国人角色都有原型出处，包括那个最后活下来的小豆子。“可能我比要拍这个题材的其他中国导演最大的优势，就是看了特别多的日本兵日记。”
“在《南京！南京！》里，从主角到那一张张沉默的中国人的脸，我特别想让观众能够去凝视他们一次。从摄影、美术、化妆到服装等部门，在对待群众演员的造型上，给予了他们和主演一样的对待。” 为了让每一个个体都是鲜活而独立，陆川对服化的要求是：每一张脸都不一样，每一件军服都有细微的差异。“当时选了二百多人，每个人都做造型，再拍照片，下次按照片来做造型。”
从电影里，也很容易地看到导演的这个创作意愿，不论是主角陆剑雄、小豆子，还是在被集体屠杀时，那些没有一句台词的中国士兵们；不论是妓女代表小江，还是一个个主动站出来去做慰安妇的南京的年轻女孩们……陆川都毫不犹豫地推给特写，把他们放大、停留在巨大的银幕上，也逼迫进了每一个观影者的记忆。
“这一点很难达到，也很累。”陆川说。
被放大的“抵抗”与“救赎”
其实，屠城下普通人的脸孔，在2007年更真实地出现在美国导演比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