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人们工作获取应得的报酬是天经地义的事，而递延工资成为所谓的养老金，这一做法的出发点也极为良好。如果管理得当、监督有效，养老基金将成为社会的最后一道保障，可是如果设计不周或管理不当，美意却可能变成噩梦。
大文豪莎士比亚在其《脱爱勒斯与克莱西达》中有一段寓意深远、令人动容的台词：“如果地位发生了变迁，我将丧失一切雄心壮志。”然而，现在更为流行的说法也许是：“如果一个人的地位永远不会发生改变，我的一切进取之心就将灰飞烟灭。”
无论变与不变，终将都会丧失雄心壮志与进取之心，这是为什么？这是人性使然，还是制度设计的不足，抑或执行时的不公平？非常值得我们探讨一番。
乐观者发明飞机，载人遨游世界；悲观者则发明降落伞，一旦飞机失事，至少有降落伞可用。同理，人们工作获取应得的报酬是天经地义的事，而递延工资成为所谓的养老金，这一做法的出发点也极为良好。如果管理得当、监督有效，养老基金将成为社会的最后一道保障，可是如果设计不周或管理不当，美意却可能变成噩梦。
正如一句古老的谚语所说：“如果世界上没有掘墓人，那么我们只能将自己托付给饿狼和秃鹰。”的确，降落伞和养老金我们都需要，不能因为养老基金管理不善或设计不周，就开始抵触养老金的制度设计，甚至认为我们不再需要养老金了。
每一家企业、每一个国家都有它们独特的文化背景和生活方式。例如，美国人的储蓄率相对于亚洲人而言是极低的，消费习惯和行为也迥异。因此在制度的设计上也不应该照单全收、萧规曹随，而应该量身定做、改良创新。因此，我们的养老金也需要一场“革命”。
通用之殇
历经100年的人我们称之为人瑞，100年的企业我们则叫做百年老店。100年等于36500天，相当于876000个小时。这的确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但是对于一家曾经风光一时的汽车霸主——通用汽车公司而言，却是一个无尽的痛。早在2004年，德鲁克就曾预言通用汽车将会从美国三大汽车集团中消失。果不其然，通用汽车如今已面临破产重组的命运，至于未来的通用会如何，让我们拭目以待。被誉为“美国的心跳”的通用，心跳即将停止，这对美国和美国人民来说，打击之大不能以言语形容。
1950年4月，时任通用汽车公司总裁的查尔斯·威尔逊向美国汽车工人联盟提议，为通用汽车公司的工人设立养老基金。尽管当时养老基金已经成为美国工会运动的优先要求，但是一开始，美国汽车工人联盟对这一提议并不热心。因为工会领袖们清楚地了解威尔逊的提议旨在让养老基金体系成为私营部门的业务。那时，美国汽车工人联盟和一般大多数美国工会一样，一直都在坚定地致力于争取政府的社会保险，而威尔逊的提议并没有让工会看到自己将在通用汽车公司的养老基金中发挥任何的管理作用。反之，这些基金将由企业负责，并委托给专业的“资产经理”来进行管理。
工会担心养老基金会进一步强化企业管理部门的权力，使工会成员对它们产生更大的依赖。事实上他们的担忧不无道理，这些担忧随后都变成了现实。另外，工会的领导层唯恐由企业出资并由企业管理的私人养老金计划会引起不同年龄层的工会成员之间的矛盾，因为年轻的工人主要关心他们每周能拿到多少薪酬，而年老的工人则更多地考虑养老金如何支付。最重要的是，工会意识到威尔逊这一提议的主要动机在于通过让工人们清楚地看到自己的利益与企业的利润和成功密切相关，从而削弱工会的斗争意志。但是，威尔逊的提议实在是太诱人了，对于美国汽车工人联盟中正在迅速增多的老龄工人来说更是如此。于是，通用汽车公司的养老金计划于1950年10月付诸实施了。
即使从今天的角度来看，通用汽车公司的员工养老金计划不仅有所创新，而且计划提出的时机也把握得恰到好处，因此，该计划立即产生了空前的效应。在此后的一年之内，美国本土一共有8000个新的养老金计划陆续面世——数量相当于此前100年间所设立养老金计划的4倍。每一个新的养老金计划都沿袭了通用汽车公司的这一项大胆革新——事实上，大多数过去已经设立养老基金的企业此后也引进了这一革新。通用汽车公司的养老金计划是一种“投资信托”，它要在资本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上——进行投资。几乎所有早期的养老金计划都是“年金”计划，它们基本上都是投资于普通的人寿保险投资产品，比如政府债券、抵押贷款，以及其他固定收益的投资工具。例如，贝尔系统公司的养老基金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就只对利息很低的美国政府债券进行投资。
威尔逊由此一炮而红，他所提出的关于养老金投资的四项基本原则最终被写入了1974年美国《退休金改革法案》。这四项基本原则分别是：第一，将员工的养老基金作为“投资基金”进行独立而专业的管理；第二，员工养老基金只能最低限度地投资于他们所在的企业，或者完全不能进行这种投资；第三，对任何一家企业的投资在比例上绝对不能超过该企业资本总额的5%；第四，对任何一家企业的投资在比例上绝对不能超过养老基金总资产的10%。
时隔半个世纪，相信威尔逊绝对没有想到2009年的通用汽车公司居然要支付70亿美元的养老金费用，亦即每月近6亿美元的庞大开支。养老金是否将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我们不得而知，可是这么巨大的数字对于一家企业来说是根本无法承受的。
养老基金的财务危机
既然企业无法承受巨额的养老金压力，那么政府是否对此就具有“免疫力”呢？事实不然，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纽约市的雇员养老金计划。
尽管纽约市对自己承担的养老金债务一直没有进行过资金储备——尤其是在林赛（Lindsay）执政期间，但是，10余年间它居然一直假装做到了“收支平衡”。到了1975年，随着退休员工的不断增多，纽约市需要支付的养老金也骤然增加，然而，纽约市并没有为此做好准备，自欺欺人的幻觉终于无法继续维持了，于是纽约市政当局陷入了严重的债务危机，并且濒临破产——当然，纽约市濒临破产还有其他一些原因，比如税源不足、福利负担过重，以及对城市员工承诺的个人养老金福利过多等，但这些都不是主要原因。
纽约市并非绝无仅有的例子，只不过是最明显的一个。事实上，几乎没有任何政府（包括联邦政府）雇员养老基金在资金储备方面做得稍好一些。因此，即使这些基金已经大幅度地削减了自己的兑现承诺，它们仍然需要利用越来越多的收入来应付已经到期的养老金负债。
据了解，在养老金缴纳和储备方面，纽约市并没有为此做出任何预先的准备。有些专家认为，纽约市没有相应储备基金的过去服务负债可能高达100亿美元。即便是官方承认的60亿美元，也已经超过了公众手中所有政府债券和票据的总值。因此，除非纽约市偿还养老基金方面的全部债务，否则，所有“使纽约市的财政预算达到收支平衡”的说法都是十足的欺诈，所有“拯救纽约市财政”的计划也都是无稽之谈。
总而言之，无论是在保留退休金权利、准备金、过去服务负债方面，还是在养老基金的管理方面，政府雇员养老基金都应该遵循《退休金改革法案》的有关规定来进行运作。虽然这样做并不能预防“危机”的发生，但是至少可以让问题公开化，可以让人们看到很多（也许是大多数）政府机构都存在着严重的财政危机，从而有效地防止诸如导致纽约市政府濒临破产边缘的金融欺诈，以及破产清算最终给社会带来的灾难。
从纽约市政府的案例中，我们可以学习如何通过有效的管理与制度的设计，使养老基金的运营既能满足对退休雇员的有效照顾，又能为政府部门带来绩效表现。
人口结构改变带来的难题
最容易被忽视的养老基金问题之症结，同时也是最关键的因素就是“人口结构的巨变”。不论是在企业、非营利机构、非政府组织，还是外包单位（第四部门）及政府部门，都存在着因为老龄化提前到来而产生的重大结构性问题，这也造成了通用汽车与纽约市的巨额财务负担，严重影响到正常的组织运营和成本结构，并导致恶性循环。
人口结构上的变化为生产力和资本构成带来了新的重大问题。它不仅使我们的经济时刻面临着通货膨胀的风险，而且还让我们的经济由凯恩斯提倡的“过度储蓄”变成了“储蓄不足”，从而给我们的经济稳定带来了威胁。
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人口结构上的变化，不仅在这些国家内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还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和欠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之间造成了一条鸿沟，从而让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
美国人口结构上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养老基金的社会主义化，都是既成事实的事情。如果将“社会主义”定义为“由工人阶级掌握生产资料所有权”——这是最为传统也是最为严格的定义，那么，美国应该算是第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1975年，美国还有大约800万名经济上不能独立的老人。这些老人通常都是年龄在55-65岁之间的寡妇，还没有达到领取社会保险的年龄，她们一般都没有收入来源，而且由于年龄太大、缺乏必要的技能等
原因，所以除非在劳动力极度匮乏的时期比如战争经济时期，否则她们将无法找到工作。根据社会保险和某些私人养老金计划的规定，这一类老人有权利获得“遗属养老金”。大约800万名领取“遗属养老金”的鳏寡老人，再加上2200万名65岁以上的退休老人——这意味着领取社会保险的总人数已经达到了3000万。
时至今日，美国的退休人口和老年遗属加起来恐怕会是一个天文数字，再加上生育率逐年下滑，使得人口结构问题更加严峻，对整个社会的平衡产生了巨大的压力。这是当今很多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也是政府部门最头痛的重大问题。
中国内地自从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人口数量的增长趋缓，然而由于生育率降低，老龄人口快速增长，形成了人口结构上的失衡现象，人口老龄化问题提前出现。未来的社会问题将主要是老年人的问题，尤其是老年人的养老基金制度设计与管理将是刻不容缓的问题。
因此，“人口结构与人口动态”的巨变将是中国养老基金的设计与管理中最为重要的课题之一。人口政策更是每一个发达国家必需思考的策略，究竟如何制定政策、实施政策，将考验每一个政府的实力与远见。
德鲁克如何看待养老金改革
前面提到的通用汽车公司历经了百年岁月，其养老基金计划的实施也超过了半个世纪，但它所要支付的养老金已高达每年70亿美元，这是任何组织或是国家都有可能面临的重大课题，也是任何组织或国家都必须正视的现实问题。如何及早提出具体而有效的办法予以解决，值得深思和重视。
德鲁克对企业和养老基金管理曾提出过精辟而独到的见解——首先要做的，就是设立能够满足以下三个要求的董事会和托管人。
第一，这个董事会必须是一个能够进行有效管理并承担一定责任的机构。
第二，这个董事会必须代表全部的“民意”，尤其是企业新“主人”的民意。
第三，这个董事会必须能够影响企业的新“主人”（即全部的美国雇员），并且获得他们的理解和支持。
第一步措施是任命职业“董事”——作为董事会的成员，无论男女，都需要具备众所周知的声望和久经考验的能力，同时，他们应该是真正独立的管理人员。在他们的领导之下，董事会不仅有权力而且有义务撤换那些不能很好地履行职责、不能达到严格业绩标准的CEO。因此，这样的董事会能代表过去的企业所有者行使与过去的“董事”一样的权力。
企业和养老基金所需设立的董事会还应该是一个“公共和社区关系委员会”，也就是说，董事会成员应该能充分地代表消费者、雇主以及雇员三方的民意。任何一家企业的全体雇员都拥有该企业养老基金的所有权，而基金本身只是这些雇员的托管人和财务经理。但是，该企业的养老基金又拥有其他企业的所有权，而那些大型的养老基金则共同掌握着大部分大企业的所有权。也就是说，雇员已经成为企业真正的主人。因此，任何一家企业的董事会都必须充分地代表雇员的利益。而且，企业以及企业的养老基金都需要与雇员保持一种直接的关系。
养老基金面临着危险——如果我们继续对养老基金所带来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和社会主义化的问题熟视无睹、置若罔闻，这种危险就会更加严重。除非我们能够找到一个有效的办法来阻止养老基金资产的贬值，否则，养老基金将很可能再度遭到破坏。美国人口结构上的巨变已经将“个人储蓄”变成了“伪储蓄”和“消费支出”，从而让整个社会长期处于储蓄不足的状态。也就是说，美国的经济政策、税收政策以及资本形成模式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少问题。这些有待解决的问题不仅影响了美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稳定，而且，由于这些问题必然会让美国社会时时刻刻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所以，它们还对美国的社会和谐、政治稳定，以及养老基金的健康运行，造成了持久的威胁。而美国所经历和正在发生的这些问题，都是中国的养老金管理体制改革或将面临的前车之鉴。
大文豪莎士比亚在其《脱爱勒斯与克莱西达》中有一段寓意深远、令人动容的台词：“如果地位发生了变迁，我将丧失一切雄心壮志。”然而，现在更为流行的说法也许是：“如果一个人的地位永远不会发生改变，我的一切进取之心就将灰飞烟灭。”
无论变与不变，终将都会丧失雄心壮志与进取之心，这是为什么？这是人性使然，还是制度设计的不足，抑或执行时的不公平？非常值得我们探讨一番。
乐观者发明飞机，载人遨游世界；悲观者则发明降落伞，一旦飞机失事，至少有降落伞可用。同理，人们工作获取应得的报酬是天经地义的事，而递延工资成为所谓的养老金，这一做法的出发点也极为良好。如果管理得当、监督有效，养老基金将成为社会的最后一道保障，可是如果设计不周或管理不当，美意却可能变成噩梦。
正如一句古老的谚语所说：“如果世界上没有掘墓人，那么我们只能将自己托付给饿狼和秃鹰。”的确，降落伞和养老金我们都需要，不能因为养老基金管理不善或设计不周，就开始抵触养老金的制度设计，甚至认为我们不再需要养老金了。
每一家企业、每一个国家都有它们独特的文化背景和生活方式。例如，美国人的储蓄率相对于亚洲人而言是极低的，消费习惯和行为也迥异。因此在制度的设计上也不应该照单全收、萧规曹随，而应该量身定做、改良创新。因此，我们的养老金也需要一场“革命”。
通用之殇
历经100年的人我们称之为人瑞，100年的企业我们则叫做百年老店。100年等于36500天，相当于876000个小时。这的确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但是对于一家曾经风光一时的汽车霸主——通用汽车公司而言，却是一个无尽的痛。早在2004年，德鲁克就曾预言通用汽车将会从美国三大汽车集团中消失。果不其然，通用汽车如今已面临破产重组的命运，至于未来的通用会如何，让我们拭目以待。被誉为“美国的心跳”的通用，心跳即将停止，这对美国和美国人民来说，打击之大不能以言语形容。
1950年4月，时任通用汽车公司总裁的查尔斯·威尔逊向美国汽车工人联盟提议，为通用汽车公司的工人设立养老基金。尽管当时养老基金已经成为美国工会运动的优先要求，但是一开始，美国汽车工人联盟对这一提议并不热心。因为工会领袖们清楚地了解威尔逊的提议旨在让养老基金体系成为私营部门的业务。那时，美国汽车工人联盟和一般大多数美国工会一样，一直都在坚定地致力于争取政府的社会保险，而威尔逊的提议并没有让工会看到自己将在通用汽车公司的养老基金中发挥任何的管理作用。反之，这些基金将由企业负责，并委托给专业的“资产经理”来进行管理。
工会担心养老基金会进一步强化企业管理部门的权力，使工会成员对它们产生更大的依赖。事实上他们的担忧不无道理，这些担忧随后都变成了现实。另外，工会的领导层唯恐由企业出资并由企业管理的私人养老金计划会引起不同年龄层的工会成员之间的矛盾，因为年轻的工人主要关心他们每周能拿到多少薪酬，而年老的工人则更多地考虑养老金如何支付。最重要的是，工会意识到威尔逊这一提议的主要动机在于通过让工人们清楚地看到自己的利益与企业的利润和成功密切相关，从而削弱工会的斗争意志。但是，威尔逊的提议实在是太诱人了，对于美国汽车工人联盟中正在迅速增多的老龄工人来说更是如此。于是，通用汽车公司的养老金计划于1950年10月付诸实施了。
即使从今天的角度来看，通用汽车公司的员工养老金计划不仅有所创新，而且计划提出的时机也把握得恰到好处，因此，该计划立即产生了空前的效应。在此后的一年之内，美国本土一共有8000个新的养老金计划陆续面世——数量相当于此前100年间所设立养老金计划的4倍。每一个新的养老金计划都沿袭了通用汽车公司的这一项大胆革新——事实上，大多数过去已经设立养老基金的企业此后也引进了这一革新。通用汽车公司的养老金计划是一种“投资信托”，它要在资本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上——进行投资。几乎所有早期的养老金计划都是“年金”计划，它们基本上都是投资于普通的人寿保险投资产品，比如政府债券、抵押贷款，以及其他固定收益的投资工具。例如，贝尔系统公司的养老基金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就只对利息很低的美国政府债券进行投资。
威尔逊由此一炮而红，他所提出的关于养老金投资的四项基本原则最终被写入了1974年美国《退休金改革法案》。这四项基本原则分别是：第一，将员工的养老基金作为“投资基金”进行独立而专业的管理；第二，员工养老基金只能最低限度地投资于他们所在的企业，或者完全不能进行这种投资；第三，对任何一家企业的投资在比例上绝对不能超过该企业资本总额的5%；第四，对任何一家企业的投资在比例上绝对不能超过养老基金总资产的10%。
时隔半个世纪，相信威尔逊绝对没有想到2009年的通用汽车公司居然要支付70亿美元的养老金费用，亦即每月近6亿美元的庞大开支。养老金是否将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我们不得而知，可是这么巨大的数字对于一家企业来说是根本无法承受的。
养老基金的财务危机
既然企业无法承受巨额的养老金压力，那么政府是否对此就具有“免疫力”呢？事实不然，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纽约市的雇员养老金计划。
尽管纽约市对自己承担的养老金债务一直没有进行过资金储备——尤其是在林赛（Lindsay）执政期间，但是，10余年间它居然一直假装做到了“收支平衡”。到了1975年，随着退休员工的不断增多，纽约市需要支付的养老金也骤然增加，然而，纽约市并没有为此做好准备，自欺欺人的幻觉终于无法继续维持了，于是纽约市政当局陷入了严重的债务危机，并且濒临破产——当然，纽约市濒临破产还有其他一些原因，比如税源不足、福利负担过重，以及对城市员工承诺的个人养老金福利过多等，但这些都不是主要原因。
纽约市并非绝无仅有的例子，只不过是最明显的一个。事实上，几乎没有任何政府（包括联邦政府）雇员养老基金在资金储备方面做得稍好一些。因此，即使这些基金已经大幅度地削减了自己的兑现承诺，它们仍然需要利用越来越多的收入来应付已经到期的养老金负债。
据了解，在养老金缴纳和储备方面，纽约市并没有为此做出任何预先的准备。有些专家认为，纽约市没有相应储备基金的过去服务负债可能高达100亿美元。即便是官方承认的60亿美元，也已经超过了公众手中所有政府债券和票据的总值。因此，除非纽约市偿还养老基金方面的全部债务，否则，所有“使纽约市的财政预算达到收支平衡”的说法都是十足的欺诈，所有“拯救纽约市财政”的计划也都是无稽之谈。
总而言之，无论是在保留退休金权利、准备金、过去服务负债方面，还是在养老基金的管理方面，政府雇员养老基金都应该遵循《退休金改革法案》的有关规定来进行运作。虽然这样做并不能预防“危机”的发生，但是至少可以让问题公开化，可以让人们看到很多（也许是大多数）政府机构都存在着严重的财政危机，从而有效地防止诸如导致纽约市政府濒临破产边缘的金融欺诈，以及破产清算最终给社会带来的灾难。
从纽约市政府的案例中，我们可以学习如何通过有效的管理与制度的设计，使养老基金的运营既能满足对退休雇员的有效照顾，又能为政府部门带来绩效表现。
人口结构改变带来的难题
最容易被忽视的养老基金问题之症结，同时也是最关键的因素就是“人口结构的巨变”。不论是在企业、非营利机构、非政府组织，还是外包单位（第四部门）及政府部门，都存在着因为老龄化提前到来而产生的重大结构性问题，这也造成了通用汽车与纽约市的巨额财务负担，严重影响到正常的组织运营和成本结构，并导致恶性循环。
人口结构上的变化为生产力和资本构成带来了新的重大问题。它不仅使我们的经济时刻面临着通货膨胀的风险，而且还让我们的经济由凯恩斯提倡的“过度储蓄”变成了“储蓄不足”，从而给我们的经济稳定带来了威胁。
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人口结构上的变化，不仅在这些国家内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还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和欠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之间造成了一条鸿沟，从而让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
美国人口结构上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养老基金的社会主义化，都是既成事实的事情。如果将“社会主义”定义为“由工人阶级掌握生产资料所有权”——这是最为传统也是最为严格的定义，那么，美国应该算是第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1975年，美国还有大约800万名经济上不能独立的老人。这些老人通常都是年龄在55-65岁之间的寡妇，还没有达到领取社会保险的年龄，她们一般都没有收入来源，而且由于年龄太大、缺乏必要的技能等
原因，所以除非在劳动力极度匮乏的时期比如战争经济时期，否则她们将无法找到工作。根据社会保险和某些私人养老金计划的规定，这一类老人有权利获得“遗属养老金”。大约800万名领取“遗属养老金”的鳏寡老人，再加上2200万名65岁以上的退休老人——这意味着领取社会保险的总人数已经达到了3000万。
时至今日，美国的退休人口和老年遗属加起来恐怕会是一个天文数字，再加上生育率逐年下滑，使得人口结构问题更加严峻，对整个社会的平衡产生了巨大的压力。这是当今很多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也是政府部门最头痛的重大问题。
中国内地自从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人口数量的增长趋缓，然而由于生育率降低，老龄人口快速增长，形成了人口结构上的失衡现象，人口老龄化问题提前出现。未来的社会问题将主要是老年人的问题，尤其是老年人的养老基金制度设计与管理将是刻不容缓的问题。
因此，“人口结构与人口动态”的巨变将是中国养老基金的设计与管理中最为重要的课题之一。人口政策更是每一个发达国家必需思考的策略，究竟如何制定政策、实施政策，将考验每一个政府的实力与远见。
德鲁克如何看待养老金改革
前面提到的通用汽车公司历经了百年岁月，其养老基金计划的实施也超过了半个世纪，但它所要支付的养老金已高达每年70亿美元，这是任何组织或是国家都有可能面临的重大课题，也是任何组织或国家都必须正视的现实问题。如何及早提出具体而有效的办法予以解决，值得深思和重视。
德鲁克对企业和养老基金管理曾提出过精辟而独到的见解——首先要做的，就是设立能够满足以下三个要求的董事会和托管人。
第一，这个董事会必须是一个能够进行有效管理并承担一定责任的机构。
第二，这个董事会必须代表全部的“民意”，尤其是企业新“主人”的民意。
第三，这个董事会必须能够影响企业的新“主人”（即全部的美国雇员），并且获得他们的理解和支持。
第一步措施是任命职业“董事”——作为董事会的成员，无论男女，都需要具备众所周知的声望和久经考验的能力，同时，他们应该是真正独立的管理人员。在他们的领导之下，董事会不仅有权力而且有义务撤换那些不能很好地履行职责、不能达到严格业绩标准的CEO。因此，这样的董事会能代表过去的企业所有者行使与过去的“董事”一样的权力。
企业和养老基金所需设立的董事会还应该是一个“公共和社区关系委员会”，也就是说，董事会成员应该能充分地代表消费者、雇主以及雇员三方的民意。任何一家企业的全体雇员都拥有该企业养老基金的所有权，而基金本身只是这些雇员的托管人和财务经理。但是，该企业的养老基金又拥有其他企业的所有权，而那些大型的养老基金则共同掌握着大部分大企业的所有权。也就是说，雇员已经成为企业真正的主人。因此，任何一家企业的董事会都必须充分地代表雇员的利益。而且，企业以及企业的养老基金都需要与雇员保持一种直接的关系。
养老基金面临着危险——如果我们继续对养老基金所带来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和社会主义化的问题熟视无睹、置若罔闻，这种危险就会更加严重。除非我们能够找到一个有效的办法来阻止养老基金资产的贬值，否则，养老基金将很可能再度遭到破坏。美国人口结构上的巨变已经将“个人储蓄”变成了“伪储蓄”和“消费支出”，从而让整个社会长期处于储蓄不足的状态。也就是说，美国的经济政策、税收政策以及资本形成模式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少问题。这些有待解决的问题不仅影响了美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稳定，而且，由于这些问题必然会让美国社会时时刻刻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所以，它们还对美国的社会和谐、政治稳定，以及养老基金的健康运行，造成了持久的威胁。而美国所经历和正在发生的这些问题，都是中国的养老金管理体制改革或将面临的前车之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