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中国石窟，人们首先想到的，一般是新疆地区与河西走廊上的那些著名的石窟。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首先在西域扎了根。公元三世纪，信徒们在木扎特河河谷北面的明屋塔格山悬崖上开凿洞窟，描绘出色泽绚丽的飞天与菩萨。随后，佛教沿着丝绸之路上的河西走廊向中原进发，敦煌莫高窟、瓜洲榆林窟和天水麦积山石窟的开凿，使得中国石窟在北朝至隋唐达到了巅峰。
　　而陕北石窟，在中国石窟历史上是一个比较独特的存在。迟至北宋时期，才迎来了它们的高光时刻。从更为弘大的历史角度来说，陕北石窟是中原石窟的一股清流，也是宋代石窟最后的尾声，现在人们习惯说的四大石窟——钟山石窟、清凉山石窟、石泓寺石窟、万安禅院石窟则是陕北石窟中的佼佼者。

丝路东段上的宋代石窟

　　打开陕西地图可以看到，从北往南，依次是子长钟山石窟、延安清凉山石窟、富县石泓寺石窟和黄陵万安禅院石窟，再往南，就是长安。
　　长安到陇东一段，被称为丝绸之路东段，而长安以北，也是丝路东段北线的必经之地，佛教在这一地区一直兴盛不衰。我们去到的第一站钟山石窟，早在晋太和年间（公元366～370年）就有开凿，历经六百余年经营，在北宋时期达到顶点。
　　陕北石窟在宋代的突然兴盛，或许可以从其地理位置出发来探讨一下。
　　唐宋时期，河西地区被北方游牧民族占據，佛教石窟的开凿，不得不向东向南迁移。河西地区游离于中原之外，莫高窟和榆林窟在这一时期几乎没有了中原佛教艺术的影子，而陕北以及秦岭以南的川渝地区，则恰好延续了中原石窟的艺术风格。
　　一直以来，位于黄土高原之上的陕北地区，农业并不发达，人口也比较稀少。到了北宋时期，西夏崛起，朝廷不得不在陇东和陕西地区大规模驻军，并修筑堡寨，招纳散民。而陇东和陕西地区，是抗击西夏、捍卫中原的前哨地带。人口的增加，军力的强盛，战争的频繁，以及人们面对杀戮与死亡时所需要的精神寄托，都催生了当时的石窟开凿。
　　北宋陕北石窟开凿者的身份，也悄然发生了变化。河西走廊那些大型石窟的开凿者或者说资助者，多以皇室为首，位高权重，财大气粗，在莫高窟不少洞窟中，我们都能找到他们身着华服、前呼后拥的身影。
　　而在陕北，开窟者以军界大佬为主力，也有不少中下层军士，他们集资众筹，参与到开窟造像、贴金重妆中来。

　　在陕北各地的石窟中，诸多题记保存了他们的“众筹”记录。有趣的是，文史专家在这些题记里，发现了不少驻军部队番号和军官、士兵职务等级称号。例如，钟山石窟第三窟中有“安定堡番落弟七十指挥弟一都长待李次自发虔心修菩萨二十尊永为记”题记，清凉山万佛洞石窟中有“延州振武第一指挥第一都马戊为亡过父母今修佛一尊菩萨四尊愿早升天界”题记。另一处题记上有“熙宁五年三月十五日本堡弓箭手王友王大贺文友等三人同发心结连修下生佛三尊并妆画已了请僧庆贺十月一日永为供养”等字样，读来别有一番生活情趣，想来“弓箭手三人组”在当时集资捐刻，也是一种珍贵的战地友情吧。
　　今天，这些宝贵的文字记录，已经成为陕西路驻军史的一个注脚，也为文史专家研究陕北石窟以及宋代陕西路军队的重要参考资料。

独具一格的艺术风格

　　之所以说陕北石窟是中原石窟的一股清流，还在于它们在开凿方式、洞窟布局和造像艺术风格上的独树一帜。
　　以钟山石窟第三窟为例。它开凿于北宋治平四年（1067年），工匠们在山崖上掏出一个长方形的洞窟，就地利用窟内坚硬的青石，凿出八根顶天立地的柱子。它们的作用除了支撑顶部外，还构成了中心佛坛的空间，柱身也为工匠提供了施展身手的场所。这样的布局，不同于西域最早的中心塔柱式石窟，也有异于莫高窟、榆林窟中的背屏式佛坛，八根石柱组成的空间已经接近于木构佛堂建筑的形制，仿佛把佛坛分成了三开间，每个开间各雕刻有一尊主佛和两弟子两协侍菩萨，分别为过去佛、现在佛和未来佛，柱身满雕菩萨、千佛，洞窟四壁也雕刻有水月观音、千佛、力士、罗汉，以及涅槃图、经变图等。据统计，整个第三窟共有大大小小造像上万尊，因此得名“万佛岩”。
　　清凉山石窟、石泓寺石窟和万安禅院石窟中的主窟，除了大小略有不同之外，其佛堂式佛坛和造像内容、风格都与钟山石窟第三窟极为相似。每一个洞窟中，都分布着成千上万的佛与菩萨，营造出一个个精彩纷呈的佛国世界。
　　这次陕北石窟行正是按照从北到南的顺序一路走下来，我的体会是：陕北石窟独特的开窟和雕刻风格，既是密恐症患者的噩梦，也是寻宝爱好者的天堂。而我，应该算是后者吧。

　　钟山石窟是四大石窟中规模最大的，造像艺术也最为精湛。如前所述，佛堂上共有三组雕像，主尊是释迦牟尼三世佛，分别为过去世、现在世和未来世，旁边各有弟子、协侍菩萨。同样的组像，同样的身份，从左往右细细看过去，你能从诸多细节上体会到古人在塑造人物、表达三世佛概念时的独具匠心。 　　左侧过去佛身边的弟子阿难面庞清秀，略带稚气，协侍菩萨天真烂漫，宛如少女。而到了右边的未来佛，身边的协侍菩萨身披缨络，表情端庄，已经接近成熟贵妇的形象，弟子伽叶面容沧桑，但表情恬淡，似有大彻大悟之感。就连三世佛所坐的莲台造型也各有不同。从简约到繁复的变化，仿佛经历了时光的无限流逝。
　　这样的表达方式，在陕北石窟以外的其他石窟里极少见到，不能不说是宋代陕北工匠们无意之间炫了一回技。
　　最难忘还是少年版阿难。我在敦煌莫高窟51窟见过壁画上的阿难，妩媚动人，那是画匠用线条勾勒、用色彩晕染出来的。而北宋石匠却是在极其坚硬的青石上，一锤一钎雕刻出柔软的肌肤，琢磨出淡淡的笑容。从某个角度望过去，少年阿难仿佛正与身边的青春少女亲密交谈，在这座石头构成的佛国世界里，你仿佛还能听到他们的窃窃私语。
　　在清凉山石窟和石泓寺石窟中，最常看到的就是菩萨造像。北宋时期，菩萨信仰盛行一时，在战事频繁的陕北地區，解救现世苦难、无所不能的观世音菩萨更容易获得普罗大众的信赖，工匠们在四壁与石柱上雕刻出水月观音、自在观音、渡海观音等形象，倾注了人们祈求平安的心愿。这也是陕北石窟造像艺术的特点之一。
　　更令人赞叹的是，洞窟四壁和石柱上的无数佛像，大的一米多高，小的不过盈寸，都雕刻得栩栩如生。我在麦积山石窟了解过一种叫“影塑”的彩塑技艺，即工匠以泥土、细砂和麦秸为原料，用模具翻制出小型佛像，略加处理后粘贴于洞窟四周，通常用于营造千佛效果。这样的批量制造相对省事，但难免“千佛一面”。但陕北石窟中的千佛，绝大多数都是由工匠在石壁和石柱上雕刻出来，每尊小佛像都有细微之处的不同，有的面带微笑，有的若有所思，慢慢看过去，说不定就会在一排正襟危坐的佛像中发现一位歪头卖萌的佛。那时候的工匠一点都不曾偷懒呢。
　　而在万安禅院石窟，更吸引我的还是洞窟四壁上那些浮雕造像。这座石窟始凿于北宋绍圣二年（1095年），中心佛坛与洞窟四壁之间的甬道非常狭窄，四壁雕刻着高达三米多的佛像，由于石质是较为柔软的砂岩，经历了一千年风蚀水侵后，这些造像多有损毁，部分衣饰也已漫漶难辨。
　　时间仿佛是另一位“工匠”，流年黯淡了容颜，他们的身姿依然优雅，沧桑的面容令人动容。在洞窟西壁，有一幅罗喉罗授记图。身材高大的释伽牟尼微微侧头，仿佛正在耐心倾听身旁爱子罗喉罗的絮语。这个题材在陕北石窟中极为少见，而工匠在刻画人物时非常用心，这一刻，他们不再是高高在上的佛与聆听教诲的弟子，他们只是人间烟火中一对平常父子。
　　略有遗憾的是，洞窟四角安装的照明灯太过明亮，中间的石柱又将光线分割得支离破碎，很难获得极佳的欣赏角度。讲解员告诉我们，这里曾遭遇盗窃，有几尊佛像的头部被人切下偷走，虽然后来公安机关将佛头追回，但种种原因之下，佛头一直没有“回归故里”。此后，洞窟中到处都安装了监控系统以及强照明灯光。在开放与保护之间，陕北石窟都面临着相似的两难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