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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家乡，家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中国近现代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于右任的诗句《望大陆》无数次萦绕在高秉涵的耳边，唯有离家千里，思乡切切的人才能真正体味出诗句中的悲苦和期盼。
“没有在长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托马斯·卡莱尔的这句话被高秉涵反复吟咏。他一生所流的泪，所受的苦，魂牵梦绕的所在，是能够落叶归根，回到家乡——带着老兵一起。
于右任曾在日记中写道：“我百年之后，愿葬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山要高者，树要大者，可以时时望大陆。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他去世后，遗体被安葬在台北最高的观音山上，并在海拔3997米的玉山顶峰（中国东南诸省最高峰）竖立起一座面向大陆的半身铜像。
高秉涵知道，他以及他的很多战友，那些普普通通、在台湾期盼了大半辈子、思念故土的老兵，他们的毕生愿望，也不过是能望一眼大陆，回到家乡。很多老兵期盼一生，没能实现，山东菏泽籍台湾“老兵”高秉涵便将他们的骨灰一坛一坛地捧回大陆，让战友的骨灰掩埋在家乡的泥土中。
那一声“娘”永不变
“我是踩着尸体上船的。”逃难的记忆再次涌来——十多万人挤在厦门的沙滩上等船舰，13岁的高秉涵挤在人潮中，透过大人的肩膀缝隙望着海平面，最终来了两艘船，一艘船所装载的人最多不过一万，人群开始向船甲板上拥堵，疯了一般，船关门时，站在门口的人有的被切掉了胳膊，有的切掉了头，惨不忍睹，那些没有挤上船的兵們，举着枪朝船扫射，发泄被抛弃的怒火，一瞬间，甲板上血流成河。高秉涵躲在船的厕所里，里面挤了七八个人，“站的地方动都不能动啊，就是这样到台湾来了。”这是1949年，最后一艘开往台湾的登陆艇。数十年后，他在图书馆翻查史料，发现自己乘坐的，是那年由厦门驶往台湾的最后一班船，日期是1949年10月16日。而半个月前，在遥远的北京，新中国宣布成立。
告别家乡是在挤上船的一年多之前，老家山东菏泽正处于国共两党的“拉锯区”。在这块被反复争夺的土地上，高秉涵的父亲高金锡被枪毙。母亲宋书玉告诉儿子，“你的父亲是国民党。”
当国民政府所属军队及地方各级政府开始陆续向长江以南撤退时，宋书玉为了不让曾经参加过“三青团”的儿子也死于非命，决定将他送到国民政府在南京设立的“流亡学校”。
“我是半夜离开家乡的。”年仅13岁的高秉涵对于即将到来的分别还不知意味着什么。他只记得，夜半时分，他被母亲拉着去了父亲的墓地，“母亲让我给父亲的墓碑磕头，我就跪在那里磕，第一个磕得不是那么深，再磕下去的时候，母亲就用手重重地摁了我的头，让我重重地磕下去，我的头都磕疼了。”从父亲的墓地回来，母亲又带着他去给祖母拜别——母亲并未将送儿子离开的消息告诉年迈的祖母，小小的高秉涵便在祖母所在的院落门口恭恭敬敬地叩了三个头，然后和母亲悄然离开。
故乡最难忘的是什么？高秉涵无数次面对过这个问题，他也无数次用同一个答案回答：娘！
一句“娘”充满了浓浓的菏泽口音。“我13岁时离开家乡，在台湾生活了这么多年，家乡话几乎都忘完了，但这一声‘娘’我是永远也忘不掉的。”
初到台湾，他随身带着一根棍子，孤苦伶仃一个人，忍饥挨饿，有时需要和恶狗抢吃的，他就用那棍去打狗。冷了饿了，被人欺负了，夜晚睡觉时，就会偷偷地在心里叫“娘！”
想家了，憋屈了，偷偷地叫着不过瘾，他会找一个没人的地方大声地叫：娘！
“大年初一早晨，天不亮我就到山上去了，一个人。大声哭，对着淡水河口对着大陆痛哭一场。我平常不掉泪，掉泪是弱者，所以我不掉泪，我就大声叫。”叫娘，大声喊娘，一遍又一遍喊：“娘，我想你。”
娘，是他在台湾的内心倚靠。能活着再看到娘，是他孤苦日子中的最大动力。
在台北高秉涵家地下室的侧墙上，珍藏着母亲穿过的一件蓝色绸衣，衣襟胸口处有当年留下的一粒斑点，他舍不得洗，怕丢掉一根丝。
“只要在家，我是每天，每天都到地下室用头顶顶我母亲穿过的那件衣服，这样等于生活在她怀里一样，我现在已经是80岁的人了，还是像小孩儿一样。”
在高秉涵内心的某个角落，他永远停留在了13岁。
老兵的共同命运：回不去的家乡
从大陆逃难去台湾的老兵们，在台湾生活并不易。台湾本地人私底下以“老芋仔”的贬抑称呼。“老芋仔”和“老黑仔”发音相同，隐喻“猪仔”。由此可见，老兵当年从部队进入人海茫茫的台湾社会，所受的歧视对待。
逃难，坐船，到台湾流浪，那些难捱的日子里，高秉涵几乎丢掉了身上所带的一切东西，唯有一张母亲给他的初中新生录取证明书没有丢，真是奇迹，仿佛是母亲在远方的护佑。靠着这张纸，高秉涵才有机会走向生活之路，考上台湾“国防管理学院”的法律系，刻苦攻读，终于在1963年毕业，成为了一名律师。
彼时，政治气候处于严寒阶段，在那个两岸敌对的年代，台湾地区军民稍与大陆方面联系就有可能被冠以“匪谍罪”论处。有些老兵想跟老家通信，一是台湾当局禁止，二是大陆重新进行过行政区划，记忆中的地址已成历史，连只纸片字都传递不到朝思暮想的亲人手中，返乡探亲是难如上青天的奢求。那时，以严刑峻法禁止退伍军人返回大陆家乡，是国民党当局牢不可破的基本政策。
1963年，高秉涵刚毕业，参加工作，随即被派往金门任审判员。他接触到的第一个案子，就是审判一位偷渡回家的老兵，就是有名的“金门逃兵”案。
那个“逃兵”的家就在对岸厦门，他本是渔民，与偏瘫的母亲相依为命，一次在给母亲抓药时被强拉入伍，来到台湾，成为部队的一名士兵，十年过后，这个部队又从台湾调守金门。有时天气晴朗，隔着这样一条并不宽的金厦海峡，他甚至一眼就能看到他的家。这个士兵因思母心切，决定偷渡回家，他找来汽车轮胎，趁人不注意时坐轮胎下海，游了整整一夜。天快亮时，他到岸了。一上岸，他就举手大喊：“我是从金门逃过来的，没带武器！” 没想到，由于海水回流，他游了一整夜，最终却游回了金门海岸。一个星期后，这个因“想回家”而获罪的士兵就被处以极刑。这件事，曾让高秉涵彻夜未眠，他太理解那位老兵想家的心情。可是当时政治气候如此，他却无能为力。
那些年，高秉涵一次次站在金门岛，眺望海峡对岸。
“那时候，我真希望自己能变成一只海鸟，飞过大海回家。”他曾经想过各种办法联系母亲。1979年8月，他前往西班牙趁出席学术会议之机，他写了家信，信的地址和收信人是“山东菏泽，西北35里路，小高庄；宋书玉。”
那次会议有大陆代表与会，高秉涵想请他们转交又不敢。“当时台湾当局要求我们‘六不’，不接触，不交流，不拍照……而且一起出去的人要你监视我，我监视你。”高秉涵回忆说。后来，这封信委托同学经由英国、美国，寄到老家。
他在信中写道：“娘，这么几十年，我还有毅力活着，就是为了最后能见你一面，娘，你要等我活着回来。”
遗憾的是，就在这封信辗转寄达前，宋书玉已经逝世。第二年，高秉涵收到来自故乡的第一封家书。他的大姐高秉洁在给他的信中说：“母亲是睁着眼睛走的，她虽然睁着眼睛，但最后没有看见自己的儿子。”
1982年1月，曾经流落台湾后来移民阿根廷的菏泽籍老乡卞永兰回菏泽探亲，返程时特意绕道台湾，留下了一大箱家乡的土特产和菏泽泥土。全台湾的菏泽人都来了，身为律师的高秉涵主持分配，一家一个烧饼、3个耿饼、山楂和红枣各五粒、一调羹泥土，因高秉涵执行分配辛苦，分得两调羹泥土。一切都在大家注视下小心谨慎地进行，可还是发生了意外——
有一位老兵因为已到风烛残年，不小心将分得的泥土全撒在地上！他跪在地上用手扒拉，眼泪吧嗒吧嗒掉在了泥土里……
高秉涵把自己分得的两调羹土小心翼翼地拿回家，离乡32年后，他第一次“品”到了家乡的味道。“我把一调羹家乡的泥土放到银行保险箱，另一调羹用白开水冲了，把它分成两天喝完。喝了以后，还不舍得咽下去，像品茶一样，叫它多待在嘴里一会儿……”讲起往事，高秉涵有点哽咽。“水是从我嘴里面进去了，但是一刹那之间又从我眼里出来了。”
在他家冰箱里，至今还放着那位老乡带给他的家乡小吃，一包山东的芝麻糖和一包袋装的胡辣汤。他舍不得吃，孩子不愿意吃，都已经硬结成块了。
1984年，高秉涵冒险只身前往香港，见到了已经辨认不出模样的两个姐姐和弟弟。弟弟告诉他，母亲去世后，在她枕头底下有两件东西，一个是高秉涵幼年的照片，一个是为他做过的棉袄。当年给高秉涵做这件小棉袄时，母亲常哼唱一首《寒衣曲》。“冷风兮兮，冷雨凄凄，流浪的人儿需寒衣…… ”衣还在，人已去。
与此同时，政治气候在逐渐改变，一群群逐渐进入垂暮之年的国民党老兵，再也按捺不住内心澎湃汹涌的想家心绪，受当年走街头抗争路线的民进党党员启发，这些一辈子忠于国民党当局的老兵，也模仿民进党群众，不断通过街头示威抗议、议会陈情、媒体喊话等等途径，向当时的台湾当局领导人蒋经国强烈要求准许老兵回大陆老家，与亲人团聚，落叶归根。
1987年5月，由于大批“荣民弟兄”聚集在“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门口，并且和辅导会的安全警卫人员发生肢体冲撞。重病缠身的蒋经国在病榻上听闻此事，对“辅导会主委”张国英的临场处置頗为不满。蒋经国自忖无法再以任何理由禁锢人民回家的大门，于是宣布“荣民弟兄”可以探亲的名义，返回大陆老家。
台湾媒体记载，1987年11月2日，台湾红十字会开始受理探亲登记及信函转投，当天预定上午9时开始登记，凌晨就人山人海，几乎冲破大门，办妥手续的多达1300多人。12月，第一批探亲老兵终于踏上返乡路。台湾红十字会为办理老兵返乡作业，准备了10万份申请表格，在短短的半个月之内就被索取一空。
1991年5月1日，高秉涵终于等到回家的时刻。他转经香港，乘飞机到郑州，包了一辆面包车直奔菏泽。下了车他就痛哭起来，一直哭了很长时间。终于到了自己日思夜梦的村子，他却不敢进去了，激动得心脏都要跳出来了。故土的芬芳，终于由梦境成为了现实。他跪在母亲的墓前，痛哭流涕，久久站不起来。
带老兵回家
相隔了近半个世纪，高秉涵还可以回到家乡，闻到故土的芬芳。可是他也知道，有很多老兵，还没来得及等到这一天，就去世了。他们的骨灰，飘零在那片海岛上，相比它们，高秉涵是幸运的。
在台湾，200多个从菏泽一路历经战火和逃难来到这里的人组成了“菏泽旅台同乡会”。高秉涵因为来台时年龄最小，在同乡会里也最年轻，被推选为会长。
对高秉涵来说，会里的每一个同乡都是他的父兄、母姐。他坚持每年清明或中秋陪着想要回家的同乡一道返乡，“我答应过他们，只要还有一个人要回家，我就陪着他们一起回来”。
高秉涵清楚地知道，对那些大半生住在海岛上的“外省人”来说，这条通往家乡的路意味着什么。高秉涵说：“对于这些在台湾生活了大半辈子的老人，回家，就是天大的事。”正因为如此，他想尽一切办法帮助同乡们完成他们回家的心愿。而许多菏泽同乡，也安心地将自己人生最后的愿望交到他的手上。
从1992年开始，他把这些故人的骨灰从台湾各地公墓一个个接回，有一次遇到大台风下不了山，他抱着骨灰在公墓四面漏风的亭子里蹲一夜，第二天被直升机救回。他不怕，他觉得战友会护佑他，“没事，真有鬼，他会帮我打”。
对这个身高175厘米、体重却只有44公斤的老人来说，这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这些骨灰坛由青白色大理石制成，每一个都重达10公斤。为了不出差错，高秉涵一个人一次最多只能往回带两坛。
把骨灰从台北带回山东是个极其艰难的过程。这些被密封起来的骨灰坛，常常被误认有“藏毒的嫌疑”，高秉涵必须通过繁琐复杂的安检程序。并且，因为害怕骨灰坛摔碎，他从来不敢托运。即便带上飞机，他也只能小心地抱着，生怕空乘人员和周围的乘客发现。后来，由于他往来次数比较多，安检人员都认识他了。
送了多少坛骨灰回家了？他没仔细统计过，趁着他还能走得动，他就要一坛一坛往回送，他记得老兵们的嘱托。
他也曾去厦门找过那位“金门逃兵”的母亲，他想找到她，他给她养老送终，可是，他一直没有找到。
年复一年，他往来奔波于台湾和大陆之间，也有不认识的老兵托付他，他一样应承着，带他们的骨灰回家，让他们与家乡的泥土在一起。落叶归根的期盼，他懂得。
2013年，他站在央视“感动中国”人物的领奖台上，背景画面是金色的玉米，仿佛家乡秋天的景色。往事如同蒙太奇一般在他眼前闪现——
他记忆深处的家乡，有“白马尿、节节草、牛舌头草”，有大豆、麦子、高粱、谷子，还有“一黄一白两种颜色，快下霜的时候开花”的棉花，还有他一直记得很清楚的“额头上有一道白线，名叫‘花脸儿’的黑狗，“当年，我和母亲最后离开老家时，我向前走，它一路跟着我，我怕它走丢，就捡起地上的土块撵它回去，它呜咽着走了，我再也没见到过它，从那以后，我一到晚上，听到狗叫，我就想哭……”
浓浓的乡愁依旧。
每年，高秉涵回大陆最少两次，一次是春天，一次是秋天。春天是作为儿子，回来祭奠自己的父母；而秋天，则是以台湾中华孔子圣道会会长的身份到曲阜参加祭孔大典。
“大一统理念早已深植于民族文化与民族心理之中，大一统是中国历史永远不变的目标。如今，我垂垂老矣，唯恐在有生之年，犹如南宋诗人陆游一样，感受到‘但悲不见九州同’之憾，所以我要及时表达我的心声。”这是高秉涵在一次参加祭孔大典精心准备的发言稿中的一段，“虽然我的心声并非高论，但却是我酷爱家国的肺腑之言，也是我这一代历经苦难的中国人，为求大一统的早日实现，所发出的最后的殷切期盼和良心呐喊。”让他们那一代人的乡愁把海峡填满吧，让以后回家的人路不再远。
责任编辑 华南
“没有在长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托马斯·卡莱尔的这句话被高秉涵反复吟咏。他一生所流的泪，所受的苦，魂牵梦绕的所在，是能够落叶归根，回到家乡——带着老兵一起。
于右任曾在日记中写道：“我百年之后，愿葬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山要高者，树要大者，可以时时望大陆。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他去世后，遗体被安葬在台北最高的观音山上，并在海拔3997米的玉山顶峰（中国东南诸省最高峰）竖立起一座面向大陆的半身铜像。
高秉涵知道，他以及他的很多战友，那些普普通通、在台湾期盼了大半辈子、思念故土的老兵，他们的毕生愿望，也不过是能望一眼大陆，回到家乡。很多老兵期盼一生，没能实现，山东菏泽籍台湾“老兵”高秉涵便将他们的骨灰一坛一坛地捧回大陆，让战友的骨灰掩埋在家乡的泥土中。
那一声“娘”永不变
“我是踩着尸体上船的。”逃难的记忆再次涌来——十多万人挤在厦门的沙滩上等船舰，13岁的高秉涵挤在人潮中，透过大人的肩膀缝隙望着海平面，最终来了两艘船，一艘船所装载的人最多不过一万，人群开始向船甲板上拥堵，疯了一般，船关门时，站在门口的人有的被切掉了胳膊，有的切掉了头，惨不忍睹，那些没有挤上船的兵們，举着枪朝船扫射，发泄被抛弃的怒火，一瞬间，甲板上血流成河。高秉涵躲在船的厕所里，里面挤了七八个人，“站的地方动都不能动啊，就是这样到台湾来了。”这是1949年，最后一艘开往台湾的登陆艇。数十年后，他在图书馆翻查史料，发现自己乘坐的，是那年由厦门驶往台湾的最后一班船，日期是1949年10月16日。而半个月前，在遥远的北京，新中国宣布成立。
告别家乡是在挤上船的一年多之前，老家山东菏泽正处于国共两党的“拉锯区”。在这块被反复争夺的土地上，高秉涵的父亲高金锡被枪毙。母亲宋书玉告诉儿子，“你的父亲是国民党。”
当国民政府所属军队及地方各级政府开始陆续向长江以南撤退时，宋书玉为了不让曾经参加过“三青团”的儿子也死于非命，决定将他送到国民政府在南京设立的“流亡学校”。
“我是半夜离开家乡的。”年仅13岁的高秉涵对于即将到来的分别还不知意味着什么。他只记得，夜半时分，他被母亲拉着去了父亲的墓地，“母亲让我给父亲的墓碑磕头，我就跪在那里磕，第一个磕得不是那么深，再磕下去的时候，母亲就用手重重地摁了我的头，让我重重地磕下去，我的头都磕疼了。”从父亲的墓地回来，母亲又带着他去给祖母拜别——母亲并未将送儿子离开的消息告诉年迈的祖母，小小的高秉涵便在祖母所在的院落门口恭恭敬敬地叩了三个头，然后和母亲悄然离开。
故乡最难忘的是什么？高秉涵无数次面对过这个问题，他也无数次用同一个答案回答：娘！
一句“娘”充满了浓浓的菏泽口音。“我13岁时离开家乡，在台湾生活了这么多年，家乡话几乎都忘完了，但这一声‘娘’我是永远也忘不掉的。”
初到台湾，他随身带着一根棍子，孤苦伶仃一个人，忍饥挨饿，有时需要和恶狗抢吃的，他就用那棍去打狗。冷了饿了，被人欺负了，夜晚睡觉时，就会偷偷地在心里叫“娘！”
想家了，憋屈了，偷偷地叫着不过瘾，他会找一个没人的地方大声地叫：娘！
“大年初一早晨，天不亮我就到山上去了，一个人。大声哭，对着淡水河口对着大陆痛哭一场。我平常不掉泪，掉泪是弱者，所以我不掉泪，我就大声叫。”叫娘，大声喊娘，一遍又一遍喊：“娘，我想你。”
娘，是他在台湾的内心倚靠。能活着再看到娘，是他孤苦日子中的最大动力。
在台北高秉涵家地下室的侧墙上，珍藏着母亲穿过的一件蓝色绸衣，衣襟胸口处有当年留下的一粒斑点，他舍不得洗，怕丢掉一根丝。
“只要在家，我是每天，每天都到地下室用头顶顶我母亲穿过的那件衣服，这样等于生活在她怀里一样，我现在已经是80岁的人了，还是像小孩儿一样。”
在高秉涵内心的某个角落，他永远停留在了13岁。
老兵的共同命运：回不去的家乡
从大陆逃难去台湾的老兵们，在台湾生活并不易。台湾本地人私底下以“老芋仔”的贬抑称呼。“老芋仔”和“老黑仔”发音相同，隐喻“猪仔”。由此可见，老兵当年从部队进入人海茫茫的台湾社会，所受的歧视对待。
逃难，坐船，到台湾流浪，那些难捱的日子里，高秉涵几乎丢掉了身上所带的一切东西，唯有一张母亲给他的初中新生录取证明书没有丢，真是奇迹，仿佛是母亲在远方的护佑。靠着这张纸，高秉涵才有机会走向生活之路，考上台湾“国防管理学院”的法律系，刻苦攻读，终于在1963年毕业，成为了一名律师。
彼时，政治气候处于严寒阶段，在那个两岸敌对的年代，台湾地区军民稍与大陆方面联系就有可能被冠以“匪谍罪”论处。有些老兵想跟老家通信，一是台湾当局禁止，二是大陆重新进行过行政区划，记忆中的地址已成历史，连只纸片字都传递不到朝思暮想的亲人手中，返乡探亲是难如上青天的奢求。那时，以严刑峻法禁止退伍军人返回大陆家乡，是国民党当局牢不可破的基本政策。
1963年，高秉涵刚毕业，参加工作，随即被派往金门任审判员。他接触到的第一个案子，就是审判一位偷渡回家的老兵，就是有名的“金门逃兵”案。
那个“逃兵”的家就在对岸厦门，他本是渔民，与偏瘫的母亲相依为命，一次在给母亲抓药时被强拉入伍，来到台湾，成为部队的一名士兵，十年过后，这个部队又从台湾调守金门。有时天气晴朗，隔着这样一条并不宽的金厦海峡，他甚至一眼就能看到他的家。这个士兵因思母心切，决定偷渡回家，他找来汽车轮胎，趁人不注意时坐轮胎下海，游了整整一夜。天快亮时，他到岸了。一上岸，他就举手大喊：“我是从金门逃过来的，没带武器！” 没想到，由于海水回流，他游了一整夜，最终却游回了金门海岸。一个星期后，这个因“想回家”而获罪的士兵就被处以极刑。这件事，曾让高秉涵彻夜未眠，他太理解那位老兵想家的心情。可是当时政治气候如此，他却无能为力。
那些年，高秉涵一次次站在金门岛，眺望海峡对岸。
“那时候，我真希望自己能变成一只海鸟，飞过大海回家。”他曾经想过各种办法联系母亲。1979年8月，他前往西班牙趁出席学术会议之机，他写了家信，信的地址和收信人是“山东菏泽，西北35里路，小高庄；宋书玉。”
那次会议有大陆代表与会，高秉涵想请他们转交又不敢。“当时台湾当局要求我们‘六不’，不接触，不交流，不拍照……而且一起出去的人要你监视我，我监视你。”高秉涵回忆说。后来，这封信委托同学经由英国、美国，寄到老家。
他在信中写道：“娘，这么几十年，我还有毅力活着，就是为了最后能见你一面，娘，你要等我活着回来。”
遗憾的是，就在这封信辗转寄达前，宋书玉已经逝世。第二年，高秉涵收到来自故乡的第一封家书。他的大姐高秉洁在给他的信中说：“母亲是睁着眼睛走的，她虽然睁着眼睛，但最后没有看见自己的儿子。”
1982年1月，曾经流落台湾后来移民阿根廷的菏泽籍老乡卞永兰回菏泽探亲，返程时特意绕道台湾，留下了一大箱家乡的土特产和菏泽泥土。全台湾的菏泽人都来了，身为律师的高秉涵主持分配，一家一个烧饼、3个耿饼、山楂和红枣各五粒、一调羹泥土，因高秉涵执行分配辛苦，分得两调羹泥土。一切都在大家注视下小心谨慎地进行，可还是发生了意外——
有一位老兵因为已到风烛残年，不小心将分得的泥土全撒在地上！他跪在地上用手扒拉，眼泪吧嗒吧嗒掉在了泥土里……
高秉涵把自己分得的两调羹土小心翼翼地拿回家，离乡32年后，他第一次“品”到了家乡的味道。“我把一调羹家乡的泥土放到银行保险箱，另一调羹用白开水冲了，把它分成两天喝完。喝了以后，还不舍得咽下去，像品茶一样，叫它多待在嘴里一会儿……”讲起往事，高秉涵有点哽咽。“水是从我嘴里面进去了，但是一刹那之间又从我眼里出来了。”
在他家冰箱里，至今还放着那位老乡带给他的家乡小吃，一包山东的芝麻糖和一包袋装的胡辣汤。他舍不得吃，孩子不愿意吃，都已经硬结成块了。
1984年，高秉涵冒险只身前往香港，见到了已经辨认不出模样的两个姐姐和弟弟。弟弟告诉他，母亲去世后，在她枕头底下有两件东西，一个是高秉涵幼年的照片，一个是为他做过的棉袄。当年给高秉涵做这件小棉袄时，母亲常哼唱一首《寒衣曲》。“冷风兮兮，冷雨凄凄，流浪的人儿需寒衣…… ”衣还在，人已去。
与此同时，政治气候在逐渐改变，一群群逐渐进入垂暮之年的国民党老兵，再也按捺不住内心澎湃汹涌的想家心绪，受当年走街头抗争路线的民进党党员启发，这些一辈子忠于国民党当局的老兵，也模仿民进党群众，不断通过街头示威抗议、议会陈情、媒体喊话等等途径，向当时的台湾当局领导人蒋经国强烈要求准许老兵回大陆老家，与亲人团聚，落叶归根。
1987年5月，由于大批“荣民弟兄”聚集在“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门口，并且和辅导会的安全警卫人员发生肢体冲撞。重病缠身的蒋经国在病榻上听闻此事，对“辅导会主委”张国英的临场处置頗为不满。蒋经国自忖无法再以任何理由禁锢人民回家的大门，于是宣布“荣民弟兄”可以探亲的名义，返回大陆老家。
台湾媒体记载，1987年11月2日，台湾红十字会开始受理探亲登记及信函转投，当天预定上午9时开始登记，凌晨就人山人海，几乎冲破大门，办妥手续的多达1300多人。12月，第一批探亲老兵终于踏上返乡路。台湾红十字会为办理老兵返乡作业，准备了10万份申请表格，在短短的半个月之内就被索取一空。
1991年5月1日，高秉涵终于等到回家的时刻。他转经香港，乘飞机到郑州，包了一辆面包车直奔菏泽。下了车他就痛哭起来，一直哭了很长时间。终于到了自己日思夜梦的村子，他却不敢进去了，激动得心脏都要跳出来了。故土的芬芳，终于由梦境成为了现实。他跪在母亲的墓前，痛哭流涕，久久站不起来。
带老兵回家
相隔了近半个世纪，高秉涵还可以回到家乡，闻到故土的芬芳。可是他也知道，有很多老兵，还没来得及等到这一天，就去世了。他们的骨灰，飘零在那片海岛上，相比它们，高秉涵是幸运的。
在台湾，200多个从菏泽一路历经战火和逃难来到这里的人组成了“菏泽旅台同乡会”。高秉涵因为来台时年龄最小，在同乡会里也最年轻，被推选为会长。
对高秉涵来说，会里的每一个同乡都是他的父兄、母姐。他坚持每年清明或中秋陪着想要回家的同乡一道返乡，“我答应过他们，只要还有一个人要回家，我就陪着他们一起回来”。
高秉涵清楚地知道，对那些大半生住在海岛上的“外省人”来说，这条通往家乡的路意味着什么。高秉涵说：“对于这些在台湾生活了大半辈子的老人，回家，就是天大的事。”正因为如此，他想尽一切办法帮助同乡们完成他们回家的心愿。而许多菏泽同乡，也安心地将自己人生最后的愿望交到他的手上。
从1992年开始，他把这些故人的骨灰从台湾各地公墓一个个接回，有一次遇到大台风下不了山，他抱着骨灰在公墓四面漏风的亭子里蹲一夜，第二天被直升机救回。他不怕，他觉得战友会护佑他，“没事，真有鬼，他会帮我打”。
对这个身高175厘米、体重却只有44公斤的老人来说，这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这些骨灰坛由青白色大理石制成，每一个都重达10公斤。为了不出差错，高秉涵一个人一次最多只能往回带两坛。
把骨灰从台北带回山东是个极其艰难的过程。这些被密封起来的骨灰坛，常常被误认有“藏毒的嫌疑”，高秉涵必须通过繁琐复杂的安检程序。并且，因为害怕骨灰坛摔碎，他从来不敢托运。即便带上飞机，他也只能小心地抱着，生怕空乘人员和周围的乘客发现。后来，由于他往来次数比较多，安检人员都认识他了。
送了多少坛骨灰回家了？他没仔细统计过，趁着他还能走得动，他就要一坛一坛往回送，他记得老兵们的嘱托。
他也曾去厦门找过那位“金门逃兵”的母亲，他想找到她，他给她养老送终，可是，他一直没有找到。
年复一年，他往来奔波于台湾和大陆之间，也有不认识的老兵托付他，他一样应承着，带他们的骨灰回家，让他们与家乡的泥土在一起。落叶归根的期盼，他懂得。
2013年，他站在央视“感动中国”人物的领奖台上，背景画面是金色的玉米，仿佛家乡秋天的景色。往事如同蒙太奇一般在他眼前闪现——
他记忆深处的家乡，有“白马尿、节节草、牛舌头草”，有大豆、麦子、高粱、谷子，还有“一黄一白两种颜色，快下霜的时候开花”的棉花，还有他一直记得很清楚的“额头上有一道白线，名叫‘花脸儿’的黑狗，“当年，我和母亲最后离开老家时，我向前走，它一路跟着我，我怕它走丢，就捡起地上的土块撵它回去，它呜咽着走了，我再也没见到过它，从那以后，我一到晚上，听到狗叫，我就想哭……”
浓浓的乡愁依旧。
每年，高秉涵回大陆最少两次，一次是春天，一次是秋天。春天是作为儿子，回来祭奠自己的父母；而秋天，则是以台湾中华孔子圣道会会长的身份到曲阜参加祭孔大典。
“大一统理念早已深植于民族文化与民族心理之中，大一统是中国历史永远不变的目标。如今，我垂垂老矣，唯恐在有生之年，犹如南宋诗人陆游一样，感受到‘但悲不见九州同’之憾，所以我要及时表达我的心声。”这是高秉涵在一次参加祭孔大典精心准备的发言稿中的一段，“虽然我的心声并非高论，但却是我酷爱家国的肺腑之言，也是我这一代历经苦难的中国人，为求大一统的早日实现，所发出的最后的殷切期盼和良心呐喊。”让他们那一代人的乡愁把海峡填满吧，让以后回家的人路不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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