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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与党组织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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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于7月8日以“华南情报号外”的形式，通报有关情况。13日，又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华南区总部的名义，发出《华北抗战宣传大纲》，就动员群众援助华北抗战的问题作了部署。
8月15日，在党组织的领导下，香港60多个海员团体联合成立香港海员工会，宣布海员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香港洋务、五金、煤炭、印刷等行业工会相继成立，发表时局宣言，拥护全民族抗战的主张。香港海员多次举行拒运物资去日本的罢工，参加者达5000多人。此外，香港青年学生救亡团体积极进行抗日宣传、义卖和募捐活动，是香港抗日救亡运动的生力军。
1937年8月22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香港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撤销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张文彬任书记，薛尚实任组织委员，饶彰风任宣传委员。南委机关设在香港（1938年2月迁至广州），隶属于中共中央领导（1937年12月后由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南委机关刊物仍为《大路》，饶彰风任主编。南委领导广东、广西、香港、澳门、贵州、昆明等地的党组织。
与此同时，香港市工委改为香港市委，吴有恒任书记。1938年1月，改组香港海员工委，曾生任书记。3月，香港党员人数增至470名，其中工人占60%。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派廖承志、潘汉年到香港筹建八路军办事处。经过周恩来与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的协商和香港总督的批准，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于1938年1月成立，设交通、机要、通信、财务、侨委等部门，廖承志任办事处主任。
1938年4月18日，根据中共中央和长江局批准建立中共广东省委的指示，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干部扩大会议在广州召开，宣布撤销南委，选举产生中共广东省委员会。张文彬任省委书记，薛尚实（后为李大林）任组织部长，饶彰风任宣传部长，古大存任统战部长，梁广任职工工作委员会书记，尹林平任军委书记，麦蒲费（后为吴华）任青委书记，张越霞任妇委书记。
1938年6月，宋庆龄在香港组织保卫中国同盟，向国际友人和华侨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同时募集大批医药物资，支持中国抗战。8月13日，广东全省开展“八一三”抗日救亡献金运动。抗日献金运动的浪潮波及全港，献金达百万之巨，被誉为“无产阶级领导富人献金救国”，“大大提高了党的信仰与群众的情绪”。
1938年10月13日，日军在大亚湾登陆的第二天，中共中央电示广东省委和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要在东江日占区后方开拓游击区。廖承志遂召集曾生、吴有恒等开会，决定由曾生、谢鹤筹、周伯明等，带领党员和积极分子，到惠阳组织人民抗日武装。
10月18日，当广州即将沦陷时，广东省委针对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召开紧急会议。会后，李大林到西江，尹林平到东江，梁广到香港，加强对各地党组织和抗日活动的领导。10月20日，中共西南特委成立，罗范群任书记，下辖新会、台山、开平、恩平、阳江、阳春、鹤山、高明等县的党组织。10月24日，中共东南特委在香港成立，梁广任书记，下辖中山、番禺、南海、顺德、惠阳、东莞、宝安、广州、香港、澳门等地的党组织。
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成立后，致力于动员和推动华侨、港澳同胞和国际友人支持和参加中国抗战。此外，1938年在香港还设立了中共香港统战工作委员会，专门负责包括华侨、港澳同胞在内的抗日统战工作。为争取华侨、港澳同胞抗战，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创办《华侨通讯》，保卫中国同盟创办《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揭露侵华日军暴行，刊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报道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的优秀事迹，报道华侨、港澳同胞、国际友人支援抗战的情况。这两份刊物在香港、东南亚和欧美各国发行，在侨胞、港澳同胞、国际友人中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在党组织的支持、发动下，港澳地区各抗日救亡团体纷纷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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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领导的香港抗战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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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后，香港的政治形势也朝着有利于中共活动的方向变化：港英当局对民众运动的限制有所松动;香港民众的爱国情绪日益高涨;香港的自由港性质，使各种政治势力可以以商业活动的形式展开角逐，形成一个较好的统一战线工作环境。
香港党组织在党内进行统一战线的理论教育，加强对各党、各派、各团体及各阶层的统战工作，克服统战工作中的短期行为，特别是争取“大量吸收文化界的左倾分子入党和有计划的培养和领导非党的文化工作干部”，以适应文化人来港，使“香港由商业城市逐步转变成文化城市”。
此时，为保护文化人士，发展抗战文化事业，党组织有计划、有组织地将内地文化人士转移到香港。其中有胡愈之、柳亚子、茅盾、夏衍、邹韬奋、阳翰笙、杜国庠、陈翰笙、司徒慧敏、蔡楚生、胡绳、萨空了、欧阳予倩、林林、戴望舒、杨刚、杨潮（羊枣）、恽逸群、刘思慕、萧红、端木蕻良、金仲华、马思聪、郁风、周钢鸣、林焕平、黄苗子、张铁生、范长江、戈宝权、胡风、章泯、丁聪、宋之的、千家驹、廖沫沙、于伶、黎澍、张友渔、韩幽桐、黄药眠、凤子、舒强、葛一虹、胡仲持、沈志远、袁水拍、叶浅予、冯亦代、梁漱溟、乔冠华、梅龚彬等。抗战爆发前已在港的文化人有许地山、胡春冰等。从欧美归来的有戴爱莲、姚锦新等。
大批文化人士汇集香港后，周恩来就“如何对待文化战线上的朋友”的问题，明确指示廖承志：“第一，不能拿抗战前的眼光看他们，因他们已经进步了;第二，不能拿抗战前的态度对他们，因他们已经经过一些政治生活，不是从前上海时代的生活了;第三，我们也不能拿一般党员的尺度衡量他们，去要求他们，因为他们终究是做上层统战及文化工作的人，故仍留有一些文化人的习气和作风。”香港党组织遵照这一精神，积极做团结文化界人士的工作，占领和开辟香港文化阵地。 ■
港九的抗日游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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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香港即处在日本直接进攻的威胁之下。从1941年11月开始，日军在香港岛、九龙的外围地区和惠阳、宝安一带集结部队，进攻香港的意图已昭然若揭。
鉴于苏德战争爆发后国际形势急剧变动，日本南进野心日益明显，中共南方局南方工作委员会于1941年9月致电中共中央：“为了促进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在港可以提出保护香港的口号，号召中、苏、英、美联合，展开反德抗日运动。”
当日军加紧部署进攻香港时，港英当局已预感到危机的存在，并清楚知道只依靠港英本身的兵力，无法抵抗日军的入侵，遂于10月底派出高级军官到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联系，要求建立合作关系，共同对付日军的进攻。廖承志为此致电中共中央：英远东军司令部驻港人员经过私人关系，于昨日找我们，要求琼崖冯白驹部与他们合作。尹林平、周伯明等与港英代表商谈过关于给东江游击队武器装备等问题，并准备接受武器。但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港英当局对局势仍存幻想，态度犹豫，致使谈判迟迟未能达成协议。在战争随时可能爆发的紧急情况下，广东党组织和东江抗日游击队负责人决定，日军一旦进攻港九，即派精干部队进入新界，在港九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打击日本侵略者。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同日清晨，日军12架轰炸机袭击香港启德机场。日军渡过深圳河，分两路进入新界，开始围攻香港。25日，香港总督杨慕琦向日军投降，放下武器的英军共有9000多人。香港遂告沦陷。
占领香港后，日军按照把香港“变成海空军辅助港，太平洋战争的后方根据地”的目的，对港九地区实行野蛮统治。1942年2月20日，日军宣布香港为其“占领地”，任命矶谷廉介中将为“香港总督”。日军加强对香港外围的防守，加强境内的控制和欺骗性宣传，加紧对香港的经济掠夺。香港遂成为日本南太平洋作战兵力调动、军需补给、舰艇维修、飞机中途加油的中转站和补给站。由此开始直至1945年8月，日本占领香港共三年零八个月，香港经济受到极大的破坏。至1946年，工厂数急剧下降为366家，外贸基本处于停顿状态，全港人口从1941年的160万锐减至1945年8月的60万。
日军以“强化治安”为名，在交通路口设岗哨，对过往行人进行野蛮搜查，任意扣留、审问、毒打以至杀害香港市民。日军还派水上宪兵分驻于香港岛、九龙两地，从而控制了港九海域。此外，日军还开辟了一条从台湾经过汕头到香港的海上运输线，一面把从华南抢掠的财物和战略物资运回日本，一面由日本运输武器装备到东南亚和华南战场。为此，日军专门组织了“海上挺进队”，保护海上航线。
当日军进攻香港时，中共南方局南方工作委员会、香港地区党的组织和东江抗日游击队紧急部署：一方面，在动员工人、市民积极参战，保卫香港的同时，对香港失陷之后的组织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作了必要的准备和安排;另一方面，迅速派出精干武装，挺进港九地区。1942年2月间，活动在港九的几支抗日武工队统一编成港九大队，蔡国梁任大队长，陈达明任政治委员。
抗日游击队进入港九地区后，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下，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采取打小仗、打巧仗的战术，并针对敌强我弱和回旋余地小的特点，以短枪为主要武器，用奇袭、伏击的办法，打击日伪，惩办汉奸、特务，保护群众。1943年12月东江纵队成立，港九大队直接归东江纵队司令部领导。
港九大队十分重视情报工作。为及时了解日军的情况，游击队在港九地区逐步建立大队、中队和群众三级情报网，在日军占领区搜集有关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民情等方面的情报。香港各个角落都有游击队的耳目，随时都可以了解敌情。情报工作的开展不仅使游击队在敌人严密控制的闹市区活动自如，而且在配合国际反法西斯斗争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港九大队的海上武装是在秘密大营救中诞生的，初时称护航队。在完成营救任务后，队伍开到龙船湾，深入渔村，开展民运工作。到1942年6月，队伍发展到近百人，港九大队遂决定将护航队扩大为海上中队，以陈志贤为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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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盟军的情报合作及广东区委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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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沦陷时，日军对在香港的政府官员，英军官兵，英、印、荷、比等国侨民，除一些银行和市政人员暂时留用外，其余则关进集中营。有的人从集中营逃出，但由于语言不通，环境不熟悉，寸步难行。广东党组织和抗日游击队在大力营救港九同胞的同时，也尽力营救这部分人士，帮助他们脱离险境。1942年2月至4月被营救的有港英警察司的汤姆逊和波利斯屈特夫人，英军战地医院的赖特，英军海军军官摩利上尉、戴维斯中尉、都格拉斯中尉、夏斯特中尉、汤姆生中尉，英军陆军军官祁德尊中尉、比斯尔中尉、怀特中尉，香港义勇军的波吉生，英军士兵霍友斯、格尔拉夏等。被营救的人士多数由港九游击队用船护送过大鹏湾，再转惠州、韶关，然后送到大后方。
被救出的英军军官赖特、祁德尊等建议英国军事当局成立一个营救战俘的机构。经英国国防部批准，英军服务团于1942年7月在桂林成立，赖特任指挥官，祁德尊任惠州前方办事处主任。东江游击队与英军服务团营救盟军官兵，互通军事情报的合作，由此开始。
为加强营救盟国人士的工作，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在港九大队成立了国际工作小组，由何明、黄作梅、谭干、林展等组成，黄作梅任组长。从1942年8月起，这个小组的成员和东江游击队其他成员冒着极大的危险，克服各种困难，从集中营等处营救出大批英军官兵及各国侨民。1944年2月11日，美国空军克尔中尉驾机轰炸启德机场，座机被击中带伤跳伞，降落在九龙山区。游击队及时救护，避开日军持续半个月的搜查，将克尔中尉安全送到桂林美军航空队基地。同年5月26日和翌年1月16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相继营救了美军飞行员，也使他们安全返回基地。
广东人民抗日武装的上述活动，引起了美军的注意。东江纵队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设置联络处作为特别情报工作部门，袁庚任处长，主管广东沿海及珠江三角洲敌占区的情报工作，同时负责与盟军联络，交换情报。情报站南起香港，北至广州，东自潮汕，西至珠江东岸，其组织遍布整个东江敌占区。后来粤北、西江沦陷，情报站又扩展到西江和北江地区。港九大队更是把情报工作做到敌人的心脏去。工作人员发展到200多人。
东江纵队向美军提供的情报主要有：1944年12月4日提供的启德机场、西江南头飞机场的图例及说明，香港船坞的图例和材料，关于日本飞机场的材料等;12月18日提供的太古船坞的图例计划，油麻地区目标等报告。1945年1月5日提供的启德机场图，太古船坞图样以及香港海傍详图，日军在香港的机关、油仓、船坞等详细大幅图样;3月3日提供的日本华南舰队密码，日军香港当局的文件报告概要，日军香港当局组织和军事图册的摘录等;4月26日提供的日军香港当局3月份情报总结;7月5日提供的日军在香港、广州之防卫力量及意图的详细报告等。
1945年春，美国海军拟在广东登陆。日军有所察觉，急调驻武汉、长沙之间的精锐机动部队——波雷一二九师团兼程南下。波雷部队昼伏夜行，关闭电台，行踪高度保密。东江纵队设在江村和东莞的情报站，得到波雷部队出现的信息，立即作了报告。这时，美军正急于寻找波雷部队的动向。得到东江纵队的情报后，如获至宝。美方来电说：“你们关于波雷部队一二九师团的情报对我们会有帮助。你们报告该部队的指挥官姓名及其师团部在淡水是我们所得到的唯一的报告。”后来美军又来电说：“华盛顿对于发现一二九师团及其消息致以祝贺。”美方并盛赞东江纵队的联络处“是美军在中国东南最重要的情报站”。
1945年4月至6月，中共七大在延安举行。参加七大的香港代表团有吴有恒、何潮、周材、周小鼎、钟明等。7月6日至22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广东省临委在罗浮山召开干部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尹林平所作的报告。根据中共中央3月初指示的精神，会议决定撤销中共广东省临委和东江军政工作委员会，成立中共广东区委员会（简称“广东区委”），统一领导广东地区的党务、政权和军事工作。尹林平任广东区委书记。广东区委管辖东江、粤北、粤中、西江、广州、香港、闽西南、潮梅、南路地区的党组织，并负责指导琼崖特委的工作，区党委机关设在罗浮山。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浴血奋战，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
香港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与党组织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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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于7月8日以“华南情报号外”的形式，通报有关情况。13日，又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华南区总部的名义，发出《华北抗战宣传大纲》，就动员群众援助华北抗战的问题作了部署。
8月15日，在党组织的领导下，香港60多个海员团体联合成立香港海员工会，宣布海员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香港洋务、五金、煤炭、印刷等行业工会相继成立，发表时局宣言，拥护全民族抗战的主张。香港海员多次举行拒运物资去日本的罢工，参加者达5000多人。此外，香港青年学生救亡团体积极进行抗日宣传、义卖和募捐活动，是香港抗日救亡运动的生力军。
1937年8月22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香港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撤销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张文彬任书记，薛尚实任组织委员，饶彰风任宣传委员。南委机关设在香港（1938年2月迁至广州），隶属于中共中央领导（1937年12月后由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南委机关刊物仍为《大路》，饶彰风任主编。南委领导广东、广西、香港、澳门、贵州、昆明等地的党组织。
与此同时，香港市工委改为香港市委，吴有恒任书记。1938年1月，改组香港海员工委，曾生任书记。3月，香港党员人数增至470名，其中工人占60%。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派廖承志、潘汉年到香港筹建八路军办事处。经过周恩来与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的协商和香港总督的批准，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于1938年1月成立，设交通、机要、通信、财务、侨委等部门，廖承志任办事处主任。
1938年4月18日，根据中共中央和长江局批准建立中共广东省委的指示，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干部扩大会议在广州召开，宣布撤销南委，选举产生中共广东省委员会。张文彬任省委书记，薛尚实（后为李大林）任组织部长，饶彰风任宣传部长，古大存任统战部长，梁广任职工工作委员会书记，尹林平任军委书记，麦蒲费（后为吴华）任青委书记，张越霞任妇委书记。
1938年6月，宋庆龄在香港组织保卫中国同盟，向国际友人和华侨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同时募集大批医药物资，支持中国抗战。8月13日，广东全省开展“八一三”抗日救亡献金运动。抗日献金运动的浪潮波及全港，献金达百万之巨，被誉为“无产阶级领导富人献金救国”，“大大提高了党的信仰与群众的情绪”。
1938年10月13日，日军在大亚湾登陆的第二天，中共中央电示广东省委和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要在东江日占区后方开拓游击区。廖承志遂召集曾生、吴有恒等开会，决定由曾生、谢鹤筹、周伯明等，带领党员和积极分子，到惠阳组织人民抗日武装。
10月18日，当广州即将沦陷时，广东省委针对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召开紧急会议。会后，李大林到西江，尹林平到东江，梁广到香港，加强对各地党组织和抗日活动的领导。10月20日，中共西南特委成立，罗范群任书记，下辖新会、台山、开平、恩平、阳江、阳春、鹤山、高明等县的党组织。10月24日，中共东南特委在香港成立，梁广任书记，下辖中山、番禺、南海、顺德、惠阳、东莞、宝安、广州、香港、澳门等地的党组织。
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成立后，致力于动员和推动华侨、港澳同胞和国际友人支持和参加中国抗战。此外，1938年在香港还设立了中共香港统战工作委员会，专门负责包括华侨、港澳同胞在内的抗日统战工作。为争取华侨、港澳同胞抗战，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创办《华侨通讯》，保卫中国同盟创办《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揭露侵华日军暴行，刊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报道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的优秀事迹，报道华侨、港澳同胞、国际友人支援抗战的情况。这两份刊物在香港、东南亚和欧美各国发行，在侨胞、港澳同胞、国际友人中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在党组织的支持、发动下，港澳地区各抗日救亡团体纷纷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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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领导的香港抗战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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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后，香港的政治形势也朝着有利于中共活动的方向变化：港英当局对民众运动的限制有所松动;香港民众的爱国情绪日益高涨;香港的自由港性质，使各种政治势力可以以商业活动的形式展开角逐，形成一个较好的统一战线工作环境。
香港党组织在党内进行统一战线的理论教育，加强对各党、各派、各团体及各阶层的统战工作，克服统战工作中的短期行为，特别是争取“大量吸收文化界的左倾分子入党和有计划的培养和领导非党的文化工作干部”，以适应文化人来港，使“香港由商业城市逐步转变成文化城市”。
此时，为保护文化人士，发展抗战文化事业，党组织有计划、有组织地将内地文化人士转移到香港。其中有胡愈之、柳亚子、茅盾、夏衍、邹韬奋、阳翰笙、杜国庠、陈翰笙、司徒慧敏、蔡楚生、胡绳、萨空了、欧阳予倩、林林、戴望舒、杨刚、杨潮（羊枣）、恽逸群、刘思慕、萧红、端木蕻良、金仲华、马思聪、郁风、周钢鸣、林焕平、黄苗子、张铁生、范长江、戈宝权、胡风、章泯、丁聪、宋之的、千家驹、廖沫沙、于伶、黎澍、张友渔、韩幽桐、黄药眠、凤子、舒强、葛一虹、胡仲持、沈志远、袁水拍、叶浅予、冯亦代、梁漱溟、乔冠华、梅龚彬等。抗战爆发前已在港的文化人有许地山、胡春冰等。从欧美归来的有戴爱莲、姚锦新等。
大批文化人士汇集香港后，周恩来就“如何对待文化战线上的朋友”的问题，明确指示廖承志：“第一，不能拿抗战前的眼光看他们，因他们已经进步了;第二，不能拿抗战前的态度对他们，因他们已经经过一些政治生活，不是从前上海时代的生活了;第三，我们也不能拿一般党员的尺度衡量他们，去要求他们，因为他们终究是做上层统战及文化工作的人，故仍留有一些文化人的习气和作风。”香港党组织遵照这一精神，积极做团结文化界人士的工作，占领和开辟香港文化阵地。 ■
港九的抗日游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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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香港即处在日本直接进攻的威胁之下。从1941年11月开始，日军在香港岛、九龙的外围地区和惠阳、宝安一带集结部队，进攻香港的意图已昭然若揭。
鉴于苏德战争爆发后国际形势急剧变动，日本南进野心日益明显，中共南方局南方工作委员会于1941年9月致电中共中央：“为了促进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在港可以提出保护香港的口号，号召中、苏、英、美联合，展开反德抗日运动。”
当日军加紧部署进攻香港时，港英当局已预感到危机的存在，并清楚知道只依靠港英本身的兵力，无法抵抗日军的入侵，遂于10月底派出高级军官到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联系，要求建立合作关系，共同对付日军的进攻。廖承志为此致电中共中央：英远东军司令部驻港人员经过私人关系，于昨日找我们，要求琼崖冯白驹部与他们合作。尹林平、周伯明等与港英代表商谈过关于给东江游击队武器装备等问题，并准备接受武器。但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港英当局对局势仍存幻想，态度犹豫，致使谈判迟迟未能达成协议。在战争随时可能爆发的紧急情况下，广东党组织和东江抗日游击队负责人决定，日军一旦进攻港九，即派精干部队进入新界，在港九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打击日本侵略者。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同日清晨，日军12架轰炸机袭击香港启德机场。日军渡过深圳河，分两路进入新界，开始围攻香港。25日，香港总督杨慕琦向日军投降，放下武器的英军共有9000多人。香港遂告沦陷。
占领香港后，日军按照把香港“变成海空军辅助港，太平洋战争的后方根据地”的目的，对港九地区实行野蛮统治。1942年2月20日，日军宣布香港为其“占领地”，任命矶谷廉介中将为“香港总督”。日军加强对香港外围的防守，加强境内的控制和欺骗性宣传，加紧对香港的经济掠夺。香港遂成为日本南太平洋作战兵力调动、军需补给、舰艇维修、飞机中途加油的中转站和补给站。由此开始直至1945年8月，日本占领香港共三年零八个月，香港经济受到极大的破坏。至1946年，工厂数急剧下降为366家，外贸基本处于停顿状态，全港人口从1941年的160万锐减至1945年8月的60万。
日军以“强化治安”为名，在交通路口设岗哨，对过往行人进行野蛮搜查，任意扣留、审问、毒打以至杀害香港市民。日军还派水上宪兵分驻于香港岛、九龙两地，从而控制了港九海域。此外，日军还开辟了一条从台湾经过汕头到香港的海上运输线，一面把从华南抢掠的财物和战略物资运回日本，一面由日本运输武器装备到东南亚和华南战场。为此，日军专门组织了“海上挺进队”，保护海上航线。
当日军进攻香港时，中共南方局南方工作委员会、香港地区党的组织和东江抗日游击队紧急部署：一方面，在动员工人、市民积极参战，保卫香港的同时，对香港失陷之后的组织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作了必要的准备和安排;另一方面，迅速派出精干武装，挺进港九地区。1942年2月间，活动在港九的几支抗日武工队统一编成港九大队，蔡国梁任大队长，陈达明任政治委员。
抗日游击队进入港九地区后，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下，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采取打小仗、打巧仗的战术，并针对敌强我弱和回旋余地小的特点，以短枪为主要武器，用奇袭、伏击的办法，打击日伪，惩办汉奸、特务，保护群众。1943年12月东江纵队成立，港九大队直接归东江纵队司令部领导。
港九大队十分重视情报工作。为及时了解日军的情况，游击队在港九地区逐步建立大队、中队和群众三级情报网，在日军占领区搜集有关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民情等方面的情报。香港各个角落都有游击队的耳目，随时都可以了解敌情。情报工作的开展不仅使游击队在敌人严密控制的闹市区活动自如，而且在配合国际反法西斯斗争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港九大队的海上武装是在秘密大营救中诞生的，初时称护航队。在完成营救任务后，队伍开到龙船湾，深入渔村，开展民运工作。到1942年6月，队伍发展到近百人，港九大队遂决定将护航队扩大为海上中队，以陈志贤为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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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盟军的情报合作及广东区委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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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沦陷时，日军对在香港的政府官员，英军官兵，英、印、荷、比等国侨民，除一些银行和市政人员暂时留用外，其余则关进集中营。有的人从集中营逃出，但由于语言不通，环境不熟悉，寸步难行。广东党组织和抗日游击队在大力营救港九同胞的同时，也尽力营救这部分人士，帮助他们脱离险境。1942年2月至4月被营救的有港英警察司的汤姆逊和波利斯屈特夫人，英军战地医院的赖特，英军海军军官摩利上尉、戴维斯中尉、都格拉斯中尉、夏斯特中尉、汤姆生中尉，英军陆军军官祁德尊中尉、比斯尔中尉、怀特中尉，香港义勇军的波吉生，英军士兵霍友斯、格尔拉夏等。被营救的人士多数由港九游击队用船护送过大鹏湾，再转惠州、韶关，然后送到大后方。
被救出的英军军官赖特、祁德尊等建议英国军事当局成立一个营救战俘的机构。经英国国防部批准，英军服务团于1942年7月在桂林成立，赖特任指挥官，祁德尊任惠州前方办事处主任。东江游击队与英军服务团营救盟军官兵，互通军事情报的合作，由此开始。
为加强营救盟国人士的工作，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在港九大队成立了国际工作小组，由何明、黄作梅、谭干、林展等组成，黄作梅任组长。从1942年8月起，这个小组的成员和东江游击队其他成员冒着极大的危险，克服各种困难，从集中营等处营救出大批英军官兵及各国侨民。1944年2月11日，美国空军克尔中尉驾机轰炸启德机场，座机被击中带伤跳伞，降落在九龙山区。游击队及时救护，避开日军持续半个月的搜查，将克尔中尉安全送到桂林美军航空队基地。同年5月26日和翌年1月16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相继营救了美军飞行员，也使他们安全返回基地。
广东人民抗日武装的上述活动，引起了美军的注意。东江纵队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设置联络处作为特别情报工作部门，袁庚任处长，主管广东沿海及珠江三角洲敌占区的情报工作，同时负责与盟军联络，交换情报。情报站南起香港，北至广州，东自潮汕，西至珠江东岸，其组织遍布整个东江敌占区。后来粤北、西江沦陷，情报站又扩展到西江和北江地区。港九大队更是把情报工作做到敌人的心脏去。工作人员发展到200多人。
东江纵队向美军提供的情报主要有：1944年12月4日提供的启德机场、西江南头飞机场的图例及说明，香港船坞的图例和材料，关于日本飞机场的材料等;12月18日提供的太古船坞的图例计划，油麻地区目标等报告。1945年1月5日提供的启德机场图，太古船坞图样以及香港海傍详图，日军在香港的机关、油仓、船坞等详细大幅图样;3月3日提供的日本华南舰队密码，日军香港当局的文件报告概要，日军香港当局组织和军事图册的摘录等;4月26日提供的日军香港当局3月份情报总结;7月5日提供的日军在香港、广州之防卫力量及意图的详细报告等。
1945年春，美国海军拟在广东登陆。日军有所察觉，急调驻武汉、长沙之间的精锐机动部队——波雷一二九师团兼程南下。波雷部队昼伏夜行，关闭电台，行踪高度保密。东江纵队设在江村和东莞的情报站，得到波雷部队出现的信息，立即作了报告。这时，美军正急于寻找波雷部队的动向。得到东江纵队的情报后，如获至宝。美方来电说：“你们关于波雷部队一二九师团的情报对我们会有帮助。你们报告该部队的指挥官姓名及其师团部在淡水是我们所得到的唯一的报告。”后来美军又来电说：“华盛顿对于发现一二九师团及其消息致以祝贺。”美方并盛赞东江纵队的联络处“是美军在中国东南最重要的情报站”。
1945年4月至6月，中共七大在延安举行。参加七大的香港代表团有吴有恒、何潮、周材、周小鼎、钟明等。7月6日至22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广东省临委在罗浮山召开干部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尹林平所作的报告。根据中共中央3月初指示的精神，会议决定撤销中共广东省临委和东江军政工作委员会，成立中共广东区委员会（简称“广东区委”），统一领导广东地区的党务、政权和军事工作。尹林平任广东区委书记。广东区委管辖东江、粤北、粤中、西江、广州、香港、闽西南、潮梅、南路地区的党组织，并负责指导琼崖特委的工作，区党委机关设在罗浮山。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浴血奋战，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