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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为“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的三个活的灵魂之一，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和根本的组织路线。1929年至1934年的苏区时期，正是党的群众路线得以孕育并形成的时期。
一
党在成立之初和大革命时期，尽管提出了民主革命纲领，提出了党的一切活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的原则，然而由于此时的党或处于“非法”的地下状态，或合作于执政的国民党左右，无论是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缺乏产生群众路线的条件与动力。
土地革命战争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新篇章。在中共苏区，处于执政地位的党，需要更多地考虑如何密切自己同广大的人民群众的联系，才能更好地争取、团结、依靠群众，做好各项工作，实现革命目标。
当时，包括中央苏区在内的红色割据区域，无一不处于敌对势力的白色包围之中。自身还很弱小的党和红军，要在困境中求得生存与发展，进而一步步实现革命目标，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苏区的劳苦群众。扩大红军、支援前线离不开他们；发展生产，保障军需民食离不开他们；开展各项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斗争和建设离不开他们；争取历次反“围剿”的胜利离不开他们；就是党自身的发展壮大，也离不开他们。可以说，离开了苏区人民群众的认同、拥护、支持和参与，党和红军以及苏维埃政府，都将寸步难行、一事无成。
在处理党群关系中，如何有效地满足群众的切身利益，是需要党予以关注和解决的重要课题，也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关键问题。例如，在打土豪分田地阶段，有的贫雇农竟然不领情，不肯去住苏维埃政府分给他的地主房屋；在发展生产、改良生活方面，有的贫雇农不愿下工夫进行农田基本建设，提高农作物产量，而只求眼前温饱；在防病治病、卫生保健问题上，有的群众宁愿信神拜佛，也不要红军医院的西医西药诊治预防等。这些问题显然不是此前所能碰到的，也不是过去一套硬办法所能解决的。
中央苏区形成后，党领导人民群众在进行土地革命过程中，依照苏区实际制定了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完善了“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分田原则，掌握了按田亩谷担（实收产量）分田的简便办法。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过程中，发现、总结并推广了群众首创的劳动互助社、耕牛合作社、妇女学犁耙等先进经验，挖掘、扶持了苏区各地传统的手工业和农村家庭副业生产项目，如铸造、白铁、织布、打草鞋、烧石灰、熬硝盐、制樟脑等。在防病治病、保障军民健康方面，充分利用苏区的草医草药，收集、推广民间偏方验方。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党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虚心向群众学习，并向群众负责的基础上，经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反复实践的成果。
综上所述，可见党的群众路线形成于苏区时期。它是党在苏区的斗争实践和自身建设深入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党和人民群众互动共进的结果。
二
党的群众路线源于党的性质和宗旨。党在苏区的领导人毛泽东、项英、周恩来、博古、张闻天、刘少奇、陈云等，都对此有精辟的论述。
毛泽东作为中央苏区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很早就对党和红军的宗旨，特别是关于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如何正确开展群众工作，切实维护群众利益等问题，予以高度关注并认真解决。1929年月12月，他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强调指出：“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决议在剖析四军中单纯的军事观点的来源之一，在于不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后，指出纠正的办法是“发动地方党对红军党的批评和群众政权机关对红军的批评以影响红军的党和红军的官兵”；“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
1933年春，毛泽东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份，从前方回到瑞金主持政府工作后，在指导中央苏区的扩红、查田、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群团工作实践中，通过调查研究和亲身参与，对密切党群关系、改善党的领导方式与工作方法，更好地动员和依靠群众做好各方面工作，为群众谋利益的思考就更多了。
在《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一文中，毛泽东断言：“必须发动最广大群众热烈起来参加斗争，形成群众运动，才能保障阶级路线的正确执行，才能达到消灭封建残余势力的目的。一切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工作方式，是查田运动最大的敌人。”因此，在宣传上，要按照当地环境提出具体口号，分别召集干部分子、工会和贫农团、群众开会，层层动员，使每一个群众都明了查田的目的、政策和步骤。在决定剥削者阶级成分时，“一定要在本人村子里召集群众大会，向群众报告本人剥削情形与生活情形，看群众赞成不赞成，赞成的通过，不赞成的再去调查，决不可硬要通过。如果硬要通过，就会引起群众不满，这就是命令主义，要坚决反对的。”在没收地主土地财产分配阶段，也要先经过村子群众大会得到群众同意后，才能实行。“没收了地主的财产，除开现款和宝贵物件交政府财政部外，其他一切东西，都应分发群众”；没收来的土地、山林、鱼塘、房屋、茅厕同样要迅速分配给群众，以提高群众的斗争热情。“猪鸡等物，煮起来在群众大会上使大家吃，不可工作人员少数吃”。“政府工作人员最好不要求分东西，以作模范”。“在每次分配东西群众斗争热忱最高涨时，要适时地提出扩大红军、发展合作社等口号，领导群众热烈参加革命战争，热烈参加苏维埃建设。”这也是为群众更大更长远利益着想。
1933年8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上作报告，深刻阐释了在战争条件下进行经济建设，是为着争取物质上的条件去保障红军的给养和供给；为着改善群众的生活，由此更加激发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为着在经济战线上把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并且教育他们使战争得着新的群众力量，否则，“革命战争的物质条件就不能有保障，人民在长期的战争中就会感觉疲惫”，人民解放也就无从谈起。
在报告中，毛泽东特别提到要迅速开展经济建设，首先应从组织上动员群众，把群众的热情提高起来。其次应摒弃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不理不睬或敷衍塞责的怠工现象，以及命令主义），“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
建国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我们的经济政策》《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分别是上述报告和结论的一部分。其主要观点有：
（一）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并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就能夺取全中国。
（二）为了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应当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建设。应把发展农业生产放到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同时注重恢复和发展当地传统的手工业，以首先解决自给，进而解决出口问题。应由国家直接经营涉及国计民生的大宗商品的流通，如食盐和布匹的输入，食粮和钨砂的出口，以有效打破敌人对苏区的经济封锁和奸商的重利盘剥，满足群众需要，维护群众利益。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需要大量资金，这个问题也只能依靠群众的力量来解决。
（三）为完成组织革命战争和改良民众生活两大任务，党和苏维埃政府既要成为革命战争的领导者、组织者，又要做群众生活的领导者、组织者。要和群众在一起，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同时关心群众的痛痒，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这样，广大群众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
（四）为完成组织革命战争和改良民众生活两大任务，就要正确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不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实际的具体的工作方法，不抛弃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什么任务也实现不了。在这方面，应当向创造了第一等工作的兴国同志，向有很好的创造的赣东北同志，向有进步的工作的福建上杭、长汀、永定及赣南、湘赣、江西瑞金等地一些地方的同志学习。
（五）勤俭办事业，节省每一个铜板。“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因为它损害了群众利益，严重脱离群众。
毛泽东的上述观点及此前的相关论述，是他作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农村调查，取得了许多工作经验之后，运用唯物史观总结出来的；是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去，经过实践检验得出来的。
先于毛泽东主持中央政府工作的项英，在他发表于《红色中华》的署名文章中，正面阐述了依靠群众、尊重群众意愿，关心群众疾苦，来达到做好各项工作的目的的观点；而且严厉批评、抨击了脱离群众、损害群众利益，从而败坏革命事业的某些政权机关及干部。他主持制定、颁布的中央政府法规法令，也充分体现了维护广大群众利益的主旨。
周恩来在中央苏区主要主持军事工作和苏区中央局工作。他十分注意教育干部尊重群众、关心群众，进而影响群众、推动工作，而不是靠强迫命令过日子。1932年9月14日，他给中共南广中心县委书记余泽鸿和南广县委书记聂照良写信，针对南广县急于成倍扩充游击队的情况，强调：“要注意不是‘拉夫式’，不是指派来的，要是经过宣传鼓动自愿到白区游击与发展新苏区的。”为了教育争取反动大刀会中被欺骗的群众，要组织武装宣传队、武装割禾队、分谷队，没收当地土豪的谷子，散给就地的贫苦群众，而自己绝不带走一点。周恩来断言，这样做的结果，必能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争取这些群众到苏维埃方面来。
博古进入中央苏区后，在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位置上，对党的群众路线的形成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与影响。在《把勃发着的群众劳动热忱组织起来》一文中，他正确地指出：“只在新的社会制度上建立起来的军队能够有这样伟大的令人钦佩的劳动热忱和与民众生活的利益和痛苦的血肉般的关切！这就是工农红军的力量所在，这就是铁的红军常胜的根源！”在《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与争取独立自由的苏维埃中国而斗争》一文中，进一步指出：“苏区劳苦群众积极性的增高……一切愿意牺牲为着革命战争的热烈情绪是我们胜利的先决条件，而且是今后更伟大的胜利的出发点。”因此，他一再强调党的苏维埃政权要自觉地、最大限度地保护、激发和不断提高群众的革命热忱，加强与密切自己同千百万劳苦群众的联系，启发群众自己起来做主人，去争取苏维埃的胜利。他把党的组织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的改善，作为党的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在《献给江西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一文中，他认为，加强苏维埃与劳苦群众的巩固的、亲密的、灵活的联系，是“减少我们的错误，征服我们的弱点的唯一的办法”。“只有吸引每一个苏维埃里面的代表来参加实际的管理与行政的工作，只有吸引最广大的民众来监督、检查与帮助苏维埃的各方面的活动，仔细地倾听他们对于苏维埃工作的批评‘自我批评’提议与意见，我们才能战胜苏维埃工作中还沉重的赘累着的强迫命令与官僚主义”。
在党中央分管意识形态和政府工作的张闻天，也对群众路线的形成作出了独特贡献。他于1933年2月至9月撰写的题为《关于新的领导方式》的长篇论文中所阐发的党群关系论，是我党在执政条件下最早系统阐述党群关系的论著之一。文章指出，新的领导方式的目的，是在使党的支部在群众中能够起到它的核心作用，是在使党变成领导最广大群众的党。因而，新的领导方式必然包涵有党与群众关系与党怎样领导群众的问题，并以此为基本内容。新的布尔什维克的领导方式，是同群众在一起的，说服群众，领导群众的。而官僚主义的旧的领导方法是脱离群众、命令群众的。在苏区，由于政权在党手里，这更便利于官僚主义者依赖政权去达到其目的。因而更值得我们警惕。我们党所以能说服群众，使群众执行党的路线，是因为党有正确的理论和策略，党的每一决定、口号，都是为了群众的切身利益。假如党犯了错误，党的政策不能代表群众利益时，党就必须承认错误、修改政策。总之，党在任何情况下决不能脱离群众，必须同群众在一起，依靠群众去完成党所提出的正确的任务。要使党真正成为群众的领导者，便不只要教育群众，说服群众，而且要跟群众学习，耐心听取群众的呼声。因为群众常常能创造出许多实现党的策略与口号的新的具体方式与方法。
张闻天在《二苏大会的改选活动与苏维埃的德谟克拉西》等文章中，还多次谈到怎样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贪污腐化。归纳起来，其办法有：（一）实行政权民主；（二）吸收所有的苏维埃代表与群众积极分子参加苏维埃的工作；（三）使公民学会使用召回权和改选权；（四）提高群众的文化教育水平；（五）在报纸上予以无情的揭发与打击；（六）组织群众法庭；（七）把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贪污腐化的斗争，同苏维埃的各项工作结合起来。
主持苏区工会工作的刘少奇和陈云，分别从最大限度地维护工人阶级的长远的最大利益，适当调整斗争策略；既要满足工人群众改善日常生活的愿望，又不能妨碍苏区经济发展；把握群众情绪，从工人最高兴的工作做起，这都丰富了群众路线的内涵。
党的高层的这些共识，理所当然要体现在由他们主导制定、颁布的党和苏区的规章制度、政策法令中，也体现在地方各级党组织和政权组织的相关文件中。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定的第一部主张由工农当家作主，保障工农民主制度的根本大法。它与过去一切为少数人统治多数人服务的宪法不同，是为多数劳苦大众服务的。根据宪法大纲产生的劳动法、土地法、经济政策和选举法、婚姻法等法律法规，当然也就从尊重、保障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而作出各自规定。
三
党的群众路线在苏区时期的孕育并形成，对实现当时党的政治任务，加强党自身建设，对密切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均产生了巨大的积极作用，有着不可估量的历史和现实的意义。
其一，它使人民群众从根本上认识了共产党。长冈乡群众所说的，“共产党真正好，什么事情都替我们想到了”，就是这种认识的由衷表达。共产党也因此得以在苏区站稳脚跟，迅速发展，打出一个红彤彤的新天地，把党的最低纲领首先在苏区付诸实现。蒋介石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动用越来越多的兵力、物力和财力，对苏区进行越来越残酷的“围剿”和封锁，都只落得当了运输队长，无功而返，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党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红军长征北上后，党所以能够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下，在自身力量极其微弱的情况下，领导苏区人民坚持游击战争，壮大革命武装，为后来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积蓄了极可宝贵的力量，还是因为人民群众信赖共产党，还是因为党坚持了群众路线。
其二，它使人民群众看到了自己的力量，学会了自己解放自己、自己管理自己国家的道理，并且增长了这种才干。因而，苏区人民不但义无反顾地当红军、上前线，奋勇杀敌，而且创造性地做好了各项后方工作。
其三，它使苏区党的自身建设得到空前加强和提高，进一步密切了党与群众的联系，增强了党的活力和凝聚力。苏区时期是我党历史上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最好的时期之一。走群众路线的结果（当然还有其他原因），使党在组织上得到空前发展——1929年春，红四军开辟中央苏区之初，赣南、赣西和闽西约有党员6000余人；到1933年夏，中央苏区疆域鼎盛时，党员总数已超过13万人（包括红军中的1.5万人左右），占其时全国党员总数的44%。同时，也使党在思想、作风建设上有了新的突破，取得了许多新的经验。
其四，它给党在此后的革命时期、建设时期以至改革时期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经验，成为党的优良传统、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之一。早在1941年，毛泽东就充分肯定苏区时期形成的群众路线的重要性。他说：“十年内战时期的经验，是现在抗日时期的最好的和最切近的参考。但这是指的关于如何联系群众和动员群众反对敌人这一方面，而不是指的策略路线这一方面。”1943年6月，毛泽东在为党中央所写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把群众路线提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强调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是我们党基本的领导方法。党的七大进一步把群众路线提到关系党的生存与发展，关系党的性质的高度。毛泽东在七大政治报告中，把密切联系群众列为党的三大作风之一。建国后，党的群众路线思想不断丰富发展，1957年7月，毛泽东把党的群众路线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联系起来，指出：“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是我党从来经常说的走群众路线的问题。共产党员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脱离群众。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文革”结束后，党中央把恢复群众路线的传统放到特别重要的位置，要求全党认真贯彻实行之。1990年3月，中共十三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决定》强调：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能否始终保持和发展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盛衰兴亡。由此，《决定》把党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思想路线同群众路线融会贯通起来，将群众路线系统运用于党和国家的全部活动。这是党对群众路线的一个新发展。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党又通过“三个代表”和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等教育与实践活动，不断丰富发展党的群众路线，给苏区时期形成的群众路线不断打上新的时代印记，使之相沿不辍，历久弥新。
（责编雷蕾）
一
党在成立之初和大革命时期，尽管提出了民主革命纲领，提出了党的一切活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的原则，然而由于此时的党或处于“非法”的地下状态，或合作于执政的国民党左右，无论是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缺乏产生群众路线的条件与动力。
土地革命战争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新篇章。在中共苏区，处于执政地位的党，需要更多地考虑如何密切自己同广大的人民群众的联系，才能更好地争取、团结、依靠群众，做好各项工作，实现革命目标。
当时，包括中央苏区在内的红色割据区域，无一不处于敌对势力的白色包围之中。自身还很弱小的党和红军，要在困境中求得生存与发展，进而一步步实现革命目标，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苏区的劳苦群众。扩大红军、支援前线离不开他们；发展生产，保障军需民食离不开他们；开展各项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斗争和建设离不开他们；争取历次反“围剿”的胜利离不开他们；就是党自身的发展壮大，也离不开他们。可以说，离开了苏区人民群众的认同、拥护、支持和参与，党和红军以及苏维埃政府，都将寸步难行、一事无成。
在处理党群关系中，如何有效地满足群众的切身利益，是需要党予以关注和解决的重要课题，也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关键问题。例如，在打土豪分田地阶段，有的贫雇农竟然不领情，不肯去住苏维埃政府分给他的地主房屋；在发展生产、改良生活方面，有的贫雇农不愿下工夫进行农田基本建设，提高农作物产量，而只求眼前温饱；在防病治病、卫生保健问题上，有的群众宁愿信神拜佛，也不要红军医院的西医西药诊治预防等。这些问题显然不是此前所能碰到的，也不是过去一套硬办法所能解决的。
中央苏区形成后，党领导人民群众在进行土地革命过程中，依照苏区实际制定了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完善了“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分田原则，掌握了按田亩谷担（实收产量）分田的简便办法。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过程中，发现、总结并推广了群众首创的劳动互助社、耕牛合作社、妇女学犁耙等先进经验，挖掘、扶持了苏区各地传统的手工业和农村家庭副业生产项目，如铸造、白铁、织布、打草鞋、烧石灰、熬硝盐、制樟脑等。在防病治病、保障军民健康方面，充分利用苏区的草医草药，收集、推广民间偏方验方。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党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虚心向群众学习，并向群众负责的基础上，经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反复实践的成果。
综上所述，可见党的群众路线形成于苏区时期。它是党在苏区的斗争实践和自身建设深入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党和人民群众互动共进的结果。
二
党的群众路线源于党的性质和宗旨。党在苏区的领导人毛泽东、项英、周恩来、博古、张闻天、刘少奇、陈云等，都对此有精辟的论述。
毛泽东作为中央苏区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很早就对党和红军的宗旨，特别是关于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如何正确开展群众工作，切实维护群众利益等问题，予以高度关注并认真解决。1929年月12月，他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强调指出：“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决议在剖析四军中单纯的军事观点的来源之一，在于不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后，指出纠正的办法是“发动地方党对红军党的批评和群众政权机关对红军的批评以影响红军的党和红军的官兵”；“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
1933年春，毛泽东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份，从前方回到瑞金主持政府工作后，在指导中央苏区的扩红、查田、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群团工作实践中，通过调查研究和亲身参与，对密切党群关系、改善党的领导方式与工作方法，更好地动员和依靠群众做好各方面工作，为群众谋利益的思考就更多了。
在《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一文中，毛泽东断言：“必须发动最广大群众热烈起来参加斗争，形成群众运动，才能保障阶级路线的正确执行，才能达到消灭封建残余势力的目的。一切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工作方式，是查田运动最大的敌人。”因此，在宣传上，要按照当地环境提出具体口号，分别召集干部分子、工会和贫农团、群众开会，层层动员，使每一个群众都明了查田的目的、政策和步骤。在决定剥削者阶级成分时，“一定要在本人村子里召集群众大会，向群众报告本人剥削情形与生活情形，看群众赞成不赞成，赞成的通过，不赞成的再去调查，决不可硬要通过。如果硬要通过，就会引起群众不满，这就是命令主义，要坚决反对的。”在没收地主土地财产分配阶段，也要先经过村子群众大会得到群众同意后，才能实行。“没收了地主的财产，除开现款和宝贵物件交政府财政部外，其他一切东西，都应分发群众”；没收来的土地、山林、鱼塘、房屋、茅厕同样要迅速分配给群众，以提高群众的斗争热情。“猪鸡等物，煮起来在群众大会上使大家吃，不可工作人员少数吃”。“政府工作人员最好不要求分东西，以作模范”。“在每次分配东西群众斗争热忱最高涨时，要适时地提出扩大红军、发展合作社等口号，领导群众热烈参加革命战争，热烈参加苏维埃建设。”这也是为群众更大更长远利益着想。
1933年8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上作报告，深刻阐释了在战争条件下进行经济建设，是为着争取物质上的条件去保障红军的给养和供给；为着改善群众的生活，由此更加激发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为着在经济战线上把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并且教育他们使战争得着新的群众力量，否则，“革命战争的物质条件就不能有保障，人民在长期的战争中就会感觉疲惫”，人民解放也就无从谈起。
在报告中，毛泽东特别提到要迅速开展经济建设，首先应从组织上动员群众，把群众的热情提高起来。其次应摒弃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不理不睬或敷衍塞责的怠工现象，以及命令主义），“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
建国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我们的经济政策》《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分别是上述报告和结论的一部分。其主要观点有：
（一）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并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就能夺取全中国。
（二）为了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应当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建设。应把发展农业生产放到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同时注重恢复和发展当地传统的手工业，以首先解决自给，进而解决出口问题。应由国家直接经营涉及国计民生的大宗商品的流通，如食盐和布匹的输入，食粮和钨砂的出口，以有效打破敌人对苏区的经济封锁和奸商的重利盘剥，满足群众需要，维护群众利益。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需要大量资金，这个问题也只能依靠群众的力量来解决。
（三）为完成组织革命战争和改良民众生活两大任务，党和苏维埃政府既要成为革命战争的领导者、组织者，又要做群众生活的领导者、组织者。要和群众在一起，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同时关心群众的痛痒，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这样，广大群众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
（四）为完成组织革命战争和改良民众生活两大任务，就要正确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不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实际的具体的工作方法，不抛弃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什么任务也实现不了。在这方面，应当向创造了第一等工作的兴国同志，向有很好的创造的赣东北同志，向有进步的工作的福建上杭、长汀、永定及赣南、湘赣、江西瑞金等地一些地方的同志学习。
（五）勤俭办事业，节省每一个铜板。“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因为它损害了群众利益，严重脱离群众。
毛泽东的上述观点及此前的相关论述，是他作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农村调查，取得了许多工作经验之后，运用唯物史观总结出来的；是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去，经过实践检验得出来的。
先于毛泽东主持中央政府工作的项英，在他发表于《红色中华》的署名文章中，正面阐述了依靠群众、尊重群众意愿，关心群众疾苦，来达到做好各项工作的目的的观点；而且严厉批评、抨击了脱离群众、损害群众利益，从而败坏革命事业的某些政权机关及干部。他主持制定、颁布的中央政府法规法令，也充分体现了维护广大群众利益的主旨。
周恩来在中央苏区主要主持军事工作和苏区中央局工作。他十分注意教育干部尊重群众、关心群众，进而影响群众、推动工作，而不是靠强迫命令过日子。1932年9月14日，他给中共南广中心县委书记余泽鸿和南广县委书记聂照良写信，针对南广县急于成倍扩充游击队的情况，强调：“要注意不是‘拉夫式’，不是指派来的，要是经过宣传鼓动自愿到白区游击与发展新苏区的。”为了教育争取反动大刀会中被欺骗的群众，要组织武装宣传队、武装割禾队、分谷队，没收当地土豪的谷子，散给就地的贫苦群众，而自己绝不带走一点。周恩来断言，这样做的结果，必能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争取这些群众到苏维埃方面来。
博古进入中央苏区后，在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位置上，对党的群众路线的形成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与影响。在《把勃发着的群众劳动热忱组织起来》一文中，他正确地指出：“只在新的社会制度上建立起来的军队能够有这样伟大的令人钦佩的劳动热忱和与民众生活的利益和痛苦的血肉般的关切！这就是工农红军的力量所在，这就是铁的红军常胜的根源！”在《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与争取独立自由的苏维埃中国而斗争》一文中，进一步指出：“苏区劳苦群众积极性的增高……一切愿意牺牲为着革命战争的热烈情绪是我们胜利的先决条件，而且是今后更伟大的胜利的出发点。”因此，他一再强调党的苏维埃政权要自觉地、最大限度地保护、激发和不断提高群众的革命热忱，加强与密切自己同千百万劳苦群众的联系，启发群众自己起来做主人，去争取苏维埃的胜利。他把党的组织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的改善，作为党的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在《献给江西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一文中，他认为，加强苏维埃与劳苦群众的巩固的、亲密的、灵活的联系，是“减少我们的错误，征服我们的弱点的唯一的办法”。“只有吸引每一个苏维埃里面的代表来参加实际的管理与行政的工作，只有吸引最广大的民众来监督、检查与帮助苏维埃的各方面的活动，仔细地倾听他们对于苏维埃工作的批评‘自我批评’提议与意见，我们才能战胜苏维埃工作中还沉重的赘累着的强迫命令与官僚主义”。
在党中央分管意识形态和政府工作的张闻天，也对群众路线的形成作出了独特贡献。他于1933年2月至9月撰写的题为《关于新的领导方式》的长篇论文中所阐发的党群关系论，是我党在执政条件下最早系统阐述党群关系的论著之一。文章指出，新的领导方式的目的，是在使党的支部在群众中能够起到它的核心作用，是在使党变成领导最广大群众的党。因而，新的领导方式必然包涵有党与群众关系与党怎样领导群众的问题，并以此为基本内容。新的布尔什维克的领导方式，是同群众在一起的，说服群众，领导群众的。而官僚主义的旧的领导方法是脱离群众、命令群众的。在苏区，由于政权在党手里，这更便利于官僚主义者依赖政权去达到其目的。因而更值得我们警惕。我们党所以能说服群众，使群众执行党的路线，是因为党有正确的理论和策略，党的每一决定、口号，都是为了群众的切身利益。假如党犯了错误，党的政策不能代表群众利益时，党就必须承认错误、修改政策。总之，党在任何情况下决不能脱离群众，必须同群众在一起，依靠群众去完成党所提出的正确的任务。要使党真正成为群众的领导者，便不只要教育群众，说服群众，而且要跟群众学习，耐心听取群众的呼声。因为群众常常能创造出许多实现党的策略与口号的新的具体方式与方法。
张闻天在《二苏大会的改选活动与苏维埃的德谟克拉西》等文章中，还多次谈到怎样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贪污腐化。归纳起来，其办法有：（一）实行政权民主；（二）吸收所有的苏维埃代表与群众积极分子参加苏维埃的工作；（三）使公民学会使用召回权和改选权；（四）提高群众的文化教育水平；（五）在报纸上予以无情的揭发与打击；（六）组织群众法庭；（七）把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贪污腐化的斗争，同苏维埃的各项工作结合起来。
主持苏区工会工作的刘少奇和陈云，分别从最大限度地维护工人阶级的长远的最大利益，适当调整斗争策略；既要满足工人群众改善日常生活的愿望，又不能妨碍苏区经济发展；把握群众情绪，从工人最高兴的工作做起，这都丰富了群众路线的内涵。
党的高层的这些共识，理所当然要体现在由他们主导制定、颁布的党和苏区的规章制度、政策法令中，也体现在地方各级党组织和政权组织的相关文件中。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定的第一部主张由工农当家作主，保障工农民主制度的根本大法。它与过去一切为少数人统治多数人服务的宪法不同，是为多数劳苦大众服务的。根据宪法大纲产生的劳动法、土地法、经济政策和选举法、婚姻法等法律法规，当然也就从尊重、保障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而作出各自规定。
三
党的群众路线在苏区时期的孕育并形成，对实现当时党的政治任务，加强党自身建设，对密切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均产生了巨大的积极作用，有着不可估量的历史和现实的意义。
其一，它使人民群众从根本上认识了共产党。长冈乡群众所说的，“共产党真正好，什么事情都替我们想到了”，就是这种认识的由衷表达。共产党也因此得以在苏区站稳脚跟，迅速发展，打出一个红彤彤的新天地，把党的最低纲领首先在苏区付诸实现。蒋介石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动用越来越多的兵力、物力和财力，对苏区进行越来越残酷的“围剿”和封锁，都只落得当了运输队长，无功而返，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党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红军长征北上后，党所以能够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下，在自身力量极其微弱的情况下，领导苏区人民坚持游击战争，壮大革命武装，为后来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积蓄了极可宝贵的力量，还是因为人民群众信赖共产党，还是因为党坚持了群众路线。
其二，它使人民群众看到了自己的力量，学会了自己解放自己、自己管理自己国家的道理，并且增长了这种才干。因而，苏区人民不但义无反顾地当红军、上前线，奋勇杀敌，而且创造性地做好了各项后方工作。
其三，它使苏区党的自身建设得到空前加强和提高，进一步密切了党与群众的联系，增强了党的活力和凝聚力。苏区时期是我党历史上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最好的时期之一。走群众路线的结果（当然还有其他原因），使党在组织上得到空前发展——1929年春，红四军开辟中央苏区之初，赣南、赣西和闽西约有党员6000余人；到1933年夏，中央苏区疆域鼎盛时，党员总数已超过13万人（包括红军中的1.5万人左右），占其时全国党员总数的44%。同时，也使党在思想、作风建设上有了新的突破，取得了许多新的经验。
其四，它给党在此后的革命时期、建设时期以至改革时期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经验，成为党的优良传统、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之一。早在1941年，毛泽东就充分肯定苏区时期形成的群众路线的重要性。他说：“十年内战时期的经验，是现在抗日时期的最好的和最切近的参考。但这是指的关于如何联系群众和动员群众反对敌人这一方面，而不是指的策略路线这一方面。”1943年6月，毛泽东在为党中央所写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把群众路线提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强调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是我们党基本的领导方法。党的七大进一步把群众路线提到关系党的生存与发展，关系党的性质的高度。毛泽东在七大政治报告中，把密切联系群众列为党的三大作风之一。建国后，党的群众路线思想不断丰富发展，1957年7月，毛泽东把党的群众路线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联系起来，指出：“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是我党从来经常说的走群众路线的问题。共产党员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脱离群众。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文革”结束后，党中央把恢复群众路线的传统放到特别重要的位置，要求全党认真贯彻实行之。1990年3月，中共十三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决定》强调：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能否始终保持和发展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盛衰兴亡。由此，《决定》把党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思想路线同群众路线融会贯通起来，将群众路线系统运用于党和国家的全部活动。这是党对群众路线的一个新发展。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党又通过“三个代表”和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等教育与实践活动，不断丰富发展党的群众路线，给苏区时期形成的群众路线不断打上新的时代印记，使之相沿不辍，历久弥新。
（责编雷蕾）